中日关系自从在90年代末进入重新定位的所谓“战略调整期”以来，每况愈下。及至小泉内阁——这个“泡沫经济”以来日本最长命的政权，中日关系的“泰坦尼克号”开始驶入冰水交融的寒流海域。双边关系之交恶，尤以2005年为甚：在刚刚结束的韩国釜山APEC上，两国首脑干脆各自背过了脸去；紧接着，原定于12月中旬在东盟（10+3）会议上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被中方推迟。

领土纷争、东海问题、靖国参拜……一方面，这些问题的挥之不去和日益表面化，极大地撼动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在问题表象的背后，是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又反过来加剧了现状中问题的反应程度。

与此同时，日美同盟的军事一体化一再强化：10月29日，日美“2+2”磋商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关驻日美军整编的中期报告，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定位与分工被细化；12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把自卫队驻留伊拉克的期限延长1年。

中日关系到了这个份上，明眼人都能看出，单靠中国大陆的力量，想要牵制日本几乎已无望，这也为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现实所证明：政治关系的不尽人意并不耽误做生意。虽说假如政治关系没这么不堪的话，生意兴许做得更大，但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直接贸易额年年攀升（去年近1700亿美元，今年可望突破2000亿大关）的事实，似乎也在诠释着政治与经济，“桥归桥，路归路”的道理。

尽管日本确乎离不开中国的市场，但两国经济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成结构似乎让日本心里特踏实。正如今天日本靠技术、资金已无法牵制中国一样，中国也甭想动辄拿“市场”说事，牵制日本。有迹象表明，1999年以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势头明显放缓，对东盟和印度等经济体的投资比重则逐年增加，中国曾经的ODA最大受援国的位置也早已让位给了印尼等国。

那么，日本为何不怕中国的牵制，或者说，中国缘何难以牵制日本呢？笔者以为，除了美国因素外，还有台湾的因素。众所周知，日本在作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台湾问题上，出于某种历史情结和地政学考虑，颇有态度暧昧的一面，有时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一方面，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在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试图将“去大陆化”进行到底的同时，出于对旨在“台独”及一旦独立后其战略地位的考量，也对日本目送秋波。“台独教父”李登辉之频频赴日“看病、访友”姑且不论，在今年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阿扁政府之“中性”和低调也颇说明问题。事实上，台湾拼命往日美安保上靠，无非是想联日抗北京，与日本的“有事法制”把台海纳入“周边有事”的范围异曲同工。

因此，从战略上平衡中日关系，台湾无疑是最重要的砝码。首先，仅靠中国“单练”，纵然是全球双边贸易做得最火的一对经贸伙伴中的一方，从经济上也休想奈何日本。但如果加上台湾的话，近600亿美元的（按2004年统计）台日贸易，及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高科技产品加工商和财大气粗、“哈日”没商量的包括东洋文化产品在内的“日货”包销商地位，当使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犯迟疑是肯定的。

其次，在日本政、学两界，历来有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海洋国家，取决于是否“拥有台湾”。假如失去台湾，尽管有绵延万里的海岸线，中国也会因缺乏打通外洋的海上走廊而终于一个内海国家；反过来，如果台湾完全被纳入中国版图的话，其承担日本国内所需85%以上的、从台湾南部公海上通过的能源运输线就将完全暴露在中国的眼皮底下，这绝对是日本非常恐惧的。更遑论台湾对于日本借助日美同盟一再试图强化的其西南（包括钓鱼岛）防卫的重要性。

然而，综观泛绿执政以来台湾社会急转直下的现实，这种通过拉近台湾达到牵制日本的战略考量能否“物化”的前提，几乎系于泛蓝在2008年能否顺利实现翻盘之一念。如卧薪尝胆的国民党真能如愿以偿，再起东山的话，那么以“统派”领袖马英九，其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系台湾地区首部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术专著）的资深保钓人士的对日“情结”，兴许会断了日本妄图利用海峡分断、族群撕裂的现实而有恃无恐地坐收渔利的念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高度评价12月3日台湾“三合一”选举中泛蓝的胜利，并期待其坐大，成为2008年政权交替前的“彩排”。

对此次选举之非同寻常，日本当然心知肚明，《朝日新闻》社论指出：“尽管是地方选举，但却是200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看到泛蓝真的胜出，日本媒体的表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其刻意保持的“低调”姿态总给人一种酸酸的感觉，迥异于去年3?20大选后难掩的亢奋。事实上，日本显然在担心，一旦马英九上台，将会对日本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强硬出牌。马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对其作为“外省人”的“中国意识”毫不掩饰，不仅把日据时期遭受殖民当局镇压的本省人当成民族英雄来纪念，今年八、九月间，抗日勇士的大幅照片悬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里的情景被日本电视台报道后，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们还注意到马英九最近在两岸和平问题上的一系列发言（诸如“6?4不翻案，两岸和谈免谈”等）。种种迹象表明，马试图跟大陆打“民主牌”。坦率地说，被称为“不粘锅”的小马哥虽然清新廉洁、人气了得，但那种过于儒雅、清流的男生形象，在今天大陆“厚黑”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政治语境中本来是不被看重的（被认为“嫩了点”）。但马深知自身的优势何在：你说我“清流”，我就“清流”，不躲不闪，正面出击，上来就撂重牌。同时，在岛内，以党主席的身份，代表全党向“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承担“国家暴力”的责任，谋求社会和解。这样一来，主动权易手，中共反而陷于被动，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他们中头脑清醒的人，似乎已然意识到，其所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客，而是身经百炼，亲历并见证了台湾民主化全程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

尽管预言2008年台湾政治的“马英九时代”似乎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届时由马来主导对大陆和谈的话，中共出于在台湾问题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响应其掷过来“民主牌”。如此，包括联手抑日在内，两岸定会展开相关合作，在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客观上有利于大陆的民主。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国共合作，其中一次也因日本问题而促成。而究竟能否在海峡两岸酿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局面，中日关系虽非决定性的动因，但其再度“正常化”却极有可能成为合作的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