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7年1月初，夜幕笼罩着北京前门火车站。
呜！“北京——兰州”的列车慢悠悠地启动，拖着沉重的尾巴，呼哧，呼哧，沿着京广线向南行进。
车厢里，一群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脸贴着烟雾弥漫的车窗，望着向后驰去的红墙、绿瓦、高楼、庭院、树木、行人……没有送别的人，一个也没有！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想到这一去，不知哪年哪月能再回到这从前魂萦梦绕的地方，不由自主地都在心里反复低吟：“……再见吧北京……再见吧母校……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不知不觉地，低吟变成了低唱，低唱又变成了放声歌唱；开始是一人，接着是两人、三人、四人……不一会儿，便成了全车厢几十人的合唱。徐美英主动站到列车中央，挥臂指挥，L君也拉起了那从南洋到北京形影跟随的手风琴。这是我们曾十分自豪地歌唱的《青年团员之歌》。然而，现在失去些进行曲的豪迈，多了些失落的忧伤，有人甚至流着眼泪。唱到第二段时，都异口同声地作了相同的改动。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啊！
…………
我们自幼向往的一切，
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捍卫真理。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北京，
请你吻别你的儿女吧！
再见吧，母校！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母校，
胜利的我们定要回来！
再见吧，北京！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我们曾经魂萦梦绕的首都啊，北京！我们亲爱的母校啊，母亲！你们听到了吗？祝福了吗？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入了“另册”的应届毕业生，在“没有问题”的同学离校三四个月后，终于结束了四五个月的学习、劳动和交代，拿着学校统一买好的车票，上了这趟列车。说是“毕业生”，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说我们是不合格的，是“废品”。在校几个月的“学习、劳动和交代”，其实是要我们承认“罪行”，做到“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更重要的是等待给我们做结论——作判决，也许是需要做的“判决”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吧，我们离校前看到的并不是公安局铅印的、最次也应该是油印的“判决书”，而是一张可能是由党支部审议通过的（据说，没有党支部的班级，便由团支部执行这一任务），手抄的《X X X问题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或者干脆是《结论和处理意见》，要我们过目并在其上签字之后，便立即被收了回去。当时，谁都认为，那只是象每年都做的“鉴定”之类的东西，没有多大用处的，谁会想到，它竟是决定我们此生命运的“判决书”啊！所以都没有想到向“组织”要一份，以备后用。鬼使神差地，我看了之后却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上面写的不是真实的我，现在不允许我问，总有一天我得问个清楚。恰好衣袋里有笔和一片纸头，我便偷偷摸摸地把它抄了下来（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但是，下款的“审查人”等我竟没有写！当时我认为不会发生背着牛头不认帐的事，书本告诉我们，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之后，我们便走上了征途。尽管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和惘然，却仍然固执地认为，这只是孩子学步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对这样的孩子，哪个母亲不是说“不要紧，爬起来再走”的呢？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吗？“……没有犯过错的人是没有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正就好了……”？我们绝不认为，自己从内心相信和热爱的党、从内心尊崇的伟大领袖，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冷酷地、毫不留情地鞭笞我们这些怀着满腔真诚，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孩子。
列车到了南行的终点站——郑州。一路上下去了不少同学，半夜里来到这个南来北去、东来西往的枢纽站，又下去了一批。原来挤了差不多一个硬席车厢的同学，现在更少了。当列车又呼哧、呼哧地启动的时候，在那黑暗的一角，传来了一男一女哀伤的二重唱，也许是借此排遣对现实的迷惑和对明天的茫然吧：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嗨……嗨……我们深厚的战地友谊，
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
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
…………
顺着歌声望去，女的是和我同系不同班的S 君，男的该是她的朋友吧？没有见过。为什么两人都上了这趟车？在党号召青年团员帮助党整风的日子，聪明的女同学都弃党的号召于不顾，而忙于找个户口在北京或上海的男朋友，以便填写毕业志愿时，能借男朋友之名，名正言顺地永远留在北京或上海。只有单纯幼稚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傻瓜，才会为了使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而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并且在填写毕业志愿时，大义凛然地填上：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甚至什么也不填，只写一句活：祖国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那年西藏没有名额，不然也会填上“西藏”的。就在这时候，同学中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说S君有个在总政歌舞团的男朋友，一个劲地追她，而她却全心全意地选择了在政治教育系的中学同学，并且以为他献出她的第一次，来回绝了那总政歌舞团的朋友。填写毕业志愿时，两人都填了甘肃。大概那便是她那学习政治教育的男朋友了。可谓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为什么？他也上了这趟车？
过了郑州，列车沿着黄河西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列车旁边时隐时现。从车厢里往外望，偶然能看到奔流的浑黄河水，有时能看到陡峭的悬崖和垂挂在崖上的枯枝，多数时候却只能看到布满黄土、碎石的宽阔河床中，一条细细的黄水，似流非流地喘息，完全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澎湃气势。一种情绪又油然而生，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我也说不清。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永远记在心上，
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
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
你的源泉是来自梭罗，
万丛山送你一路前往，
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
一直流入海洋……
这歌声像是应和我的情绪，沙哑，缓慢，低沉，是L君拉着手风琴在自弹自唱。莫非这母亲河激起他对远方的母亲河的思念，想到慈爱的母亲，为未能回去孝敬妈妈而深深忧伤？一个华侨，怀抱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舍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告别白发苍苍的爹娘，来到这一穷二白的大地，竟落了个戴上帽子有家归不得的下场！
列车员报告，西安到了。许多人从行李架上拿下大包小包，下了车。L君下去了，S君也下去了，列车呼哧、呼哧启动之后，她的男朋友仍然孤零零一人站在车门前招手，久久地。看来，这对情侣分手了。为什么？自愿的？不可能。若是自愿的，早就可以分，还可以留在北京。那么，是强行拆开的？可能，但是不叫“强行”，是“爱护”，你划不清界线吗？组织帮你划清。这样的例子，我们班还有……
车窗外，白雪纷飞的天底下，广漠的黄土荒原之中，时不时出现一片片古旧的房屋，墙壁、瓦片都是土黄色。有时还能看到房檐下一串串金黄的包谷，火红的辣椒……终点渐渐近了，北京、母校、父母越来越远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路，有多长？怎么个走法……
只剩我们三个，肖敦煌、徐美英和我，背着还不算太重的背包，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还没有到达终点，眼前的兰州火车站被包裹在工棚之中，我们往哪儿去？背着背包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总算找到一间一面用竹蓆挡风的尚未盖好的旅馆，住了进去，和衣而卧。还好，有徐美英作伴，否则真会吓得半死——凡有人的地方便不会没有色狼。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都还一直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空中楼阁里做梦，那么现在是脚踏黄土地，开始“生活”了。
次日，好不容易地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找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西宁的汽车票。为了填饱肚子，随便地在附近饭馆吃了两顿饭，每顿都是一大碗又麻又辣的羊杂碎汤泡大饼，倒是辣得冲跑了浑身的哆嗦。晚上又回到那一面是竹蓆的房中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早就起床（这“起床”只是个惯用语。其实既无需穿衣着裤，也找不到水可以洗漱），高兴地伸展四肢，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快到家了！
我们从火车站取出行李，一个从南到北紧跟着我们的铺盖卷，一点衣服，及用装衣服的箱子装的沉甸甸的一大箱书籍和讲义：我们始终认为，书本便是知识，知识便是力量，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不可须臾无的工具，宁可把别的东西丢了，也不能把它们丢弃。顾了辆架子车，从火车站拉到汽车站。
汽车是一辆新出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头后面是个大车厢，顶上盖了个两头透风的帆布篷。车厢里没有座位，更没有行李架。行李全得交给车站的工作人员，然后，由他们不由分说地扔到车厢里，不管里面装的是破衣服、臭书本、还是珍珠宝贝。再由他们把这些软的硬的、方的圆的、长的短的行李，从前到后，排成三排。两边两排靠着车厢两边的栏杆，中间两排则紧紧挨着。这便是座位。
乘客按车票的顺序上车。既没有踏板，也没有梯子。车厢里已经挤满了行李，车屁股的挡板也不能打开。唯一的方法是，跳起来双手抓住车栏杆的高头，再引体向上翻越栏杆，跳入车厢。这对于没有在军训中练过翻越障碍，在劳卫制锻炼中引体向上又从未及格的我们，是一大考验……
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乘客分四排坐在三排行李上。两边两排背靠车厢栏杆，脸向中间；中间两排则背靠着背，脸几乎碰到对面人的脸上，膝盖犬牙交错地紧紧相挨。
“嘀！嘀！”汽车开动了。多么高兴！我们快到家了。多么自豪！我们坐着我国自己出产的大卡车进藏了，就像当年文成公主一样！
朱总司令说，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号召有志青年去贡献青春，去把她建设得更美丽。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上发布这消息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青海的报道，还发表了画家董希文的好多油画，如《春到西藏》，《长征路线写生集》等。报道中、尤其是画中的西藏、青海美极了，犹如人间天堂。看了这些宣传报道之后，我们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这十分可爱的地方。我们三人不同班，可毕业志愿的第一志愿都是青海。现在，来到这十分可爱的地方了，我们睁大眼睛，要捕捉出现在眼前的美丽景色。然而，呼呼的刺骨寒风挟着粒粒泥砂，藉着汽车行驶的高速，从车头至车尾穿堂而过，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而且，双手渐渐不听使唤了——冻僵了；不久，双脚也冻得不能动弹了。更糟的是，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似乎在向我们示威：再不加油，就断了你们的卡路里。这才想起，一早起来，在兴奋和急忙中竟忘了吃饭。看看周围的乘客，头戴皮帽，还耷拉下帽檐；身穿翻羊皮大衣，还竖起宽大的领子，把整个身子缩在大衣里，几乎每人都拿着个黑糊糊的馒头还是饼子在啃。我们呢，身上不过是一件薄薄的棉衣，还是从家乡带到北京，穿了四年，现在又穿在身上的。衣箱别说不知坐在谁的屁股底下，就算能取出来，也没有比身上这身更能御寒的衣物了，除非拿出棉被……
“嘎吱！”一声，汽车停了，同时一声吆喝：“都下车！吃、喝、拉、撒。只是千万别睡，还要赶路。”
这一声喊可真及时，除了我们仨，所有人都“呼”地站了起来，翻过栏杆，跳下车去。我们仨，则互相帮助着，这里捶捶，那儿捏捏，好不容易手脚可以活动了，才僵硬地站了起来…
待我们脚踏大地，定睛一看，好家伙！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俨然是一片荒原，没有民居，连一棵树也没有，只有一些枯草的断茎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抖动。傍着把我们带到此地的公路，是一条细细而又湍急的水流。它们仿佛两根平行线，从这空旷而又昏暗的荒原中间流过，越远越细，一直延伸到灰蒙蒙的远山跟前，山脚下才依稀有些房屋。这里，有一点儿生活气息的，便是站在荒原中央大路旁边的，一间孤零零的四四方方的小屋，土黄的墙壁，土黄的屋顶，窗框门扇也都是土黄色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吃喝拉撒呢？
走到那孤零零的小屋门口，看到有人正端着大碗蹲在条桌前的条凳上呼噜、呼噜地吃，才知道这不是厕所。向小屋后面走去，转过拐角，便差点儿撞到一个正敞开老羊皮大衣撒尿的男士身上。我们的出现并没有使他心慌脸红，倒是我们心慌脸红了，赶紧转过身……远远地，看到与我们同车的除了我和徐美英之外唯一的一个女乘客，正在大衣的掩护下方便。于是我俩急不可耐地跑了过去，边跑边想：真是“天当房，地当床，大衣变茅房”了。可是，我们没有大衣！……入乡随俗，一切都会适应的，一切都会习惯的，一切都会有办法的。这便是现实，是改造我们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的客观现实。这客观现实并不难适应，在几十年的改造生涯中，我蹲过许多离奇又离奇的厕所，我们都适应了，难适应的倒是我们自己，一个自然的创造物的“我”，不断地要与要求进步的“我”抗衡。一双瘦弱的手，“娇生惯养”惯了，经不住酷寒的考验，张不开动不了啦，竟解不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裤。“徐美英，帮帮忙!”我喊。“我也一样……这样吧，你帮我，我帮你……对了，这样看得清楚些……快！憋不住了！……” “憋住！千万憋住！不然，裤子和大腿就冻成一块了。……”下面的话我憋住了没有说出来：幸好你我都不在经期，否则……只是说：“我们要品尝冻掉耳朵的滋味了。” “别废话了。快给我挡一挡。” “挡什么？” “ 风和人。” “风，挡得住吗？人嘛……还是我们改掉这羞羞答答的资产阶级感情吧！劳动人民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 “这，也是资产阶级感情啊?”……
解决了吃喝拉撒问题，用九牛二虎之力翻上汽车。在开车前的片刻，才有闲情来观察四周。我们极目远眺，想要看到那油画中曾经梦幻般地吸引我们的墨绿的远山、翠绿的草地、青绿的树木、粉红的、蜡黄的、天蓝的花朵、穿红戴绿的藏族同胞。然而，无论怎么看，眼前还是只有看不出颜色的枯草，一间似厕所实为饭馆的土黄色的小屋，一条细细的水流，一条灰白色的漫漫长路，及隐隐约约的远山。天上没有云，也不是清洁鲜明的蔚蓝，而是灰黄的、昏暗的，混沌而且沉滞，看不到太阳。那看不到也抓不着的西北风，却在肆虐，它叫着，吼着，飞舞着，忽而勇猛地直驰，铺天盖地地疾走；忽而慌乱地乱卷，掀起泥沙的云烟；忽而肆无忌弹地横扫，荡涤着地面上的一切……那种不知道是痛苦、悲伤、还是惘然、惆怅的情绪又涌上心头……
下午四点钟左右，到了青海首府西宁。按规定，我们必须到省政府的教育厅报到。没有地图，不知道有多远，路怎么走；加上这堆不多也不少的行李，我们只好顾车。车站内外，供初来乍到的外来人雇用的，只有脚踏三轮。我们问：“到省教育厅吗？”回答很干脆：“到。XＸ元。”我们一听，吓了一跳，这差不多是我们所带的人民币的一半了。我们以为一定很远，别无他法，只好上车。车夫踩着三轮车，在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慢悠悠地行走，穿过并不宏伟的黑洞洞的城门，不知是出了还是进了西宁古城，七拐八拐地，转悠了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到了目的地。后来的后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从汽车站到省教育厅，步行只需１０分钟。这便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第一课。
与兰州火车站一样，青海省政府也在一片工棚包围之中。这使我们十分兴奋，一出校门便能投入祖国经济建设第一线，这有多幸福！十几年的苦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们早忘了自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出来的‘废品’”，等待着‘废品’的命运，只能是往垃圾桶里扔。
进了省政府，在门房放下行李，找到教育厅，找到专管人事工作的干部，交出我们的介绍信。他看了介绍信，眼睛从近视镜片上方，把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打量了半天之后，什么也不说，转身过去，叫来一个年轻人，耳语了几句，便出去了。年轻人倒是蛮热情的，叫来一辆架子车，把我们和我们的行李领到目的地后，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和徐美英的“家”是一溜三间平房中的一间。从外面看，都是一门一窗，墙是黄泥土坯砌的，屋顶上面抹了一层黄泥，没有瓦。“吱呀”一声推开房门，走进几乎碰着头的门洞，一股寒冷的焦糊味扑鼻而来。房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看清楚，这是一间横走、直走都只有六步的房间。上面可以看到房梁，没有天花板；下面是凹凸不平的黄土地，没有铺砖或水泥。四周是抹了一层黄泥的四堵墙，能看到黄泥中混合的麦秆。其中一面墙的墙壁上开了一个门、一个窗。窗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扇，只有窗框子和木条交错而成的方形小格，上面糊了一层白里透黄的薄纸，有的地方已经破裂，在寒风中忽闪忽闪地扇动。窗边是一扇没有油漆过的木板门，固定门扇的不是铁活页，而是古老的木制的“户枢”。门扇背面也有一个古老的木“门闩”。窗户前面摆了两张像是学生用的单人课桌，还有两张无法站稳的木头椅子。在与此墙相对的内墙前放的应当是床了，可是怎么这么怪 ？没有床头，也不见床板和床脚，一个不很高的四四方方的六面体，似乎十分沉重。用手一摸，才发现是用黄泥土坯砌成、上面抹了一层黄泥的热炕。不过，没有热气。房子中间一个铁皮炉子，前面堆着些方的、园的、不方也不园的黑块块，应当是煤了。
把行李拿进来，解开，面对着抹了一层黄泥的炕发愁。拆了吧，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可以代替它的床。想来想去，决定我们两条被子统筹安排，一条做褥子，一条做被子。这样，两人挤在一条被子里也暖和，反正不会在这里久住的。铺好床之后，在床沿坐下。才舒了口气，又为下一步该做的事发愁。想洗个脸，不知水在何处；想吃饭，刚才是给了我们一些饭票，但食堂在哪里？想开电灯，可是房内不见电线，抬头不见吊灯。模糊中看到桌子上有个墨水瓶，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盏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火柴，无法点着。
屋内完全没有热气，光线也愈来愈少。空气似乎冻结了，凝固了，却仍然威力无比，把我们呼出的气立即变成了烟雾。炉子是冰冷的，里面塞满了煤灰。地面上的煤，块大而邦硬，似乎都裂着大口嘲笑我们的无能。刺骨的寒冷，从赤裸的黄土地，穿透我们脚上的解放鞋，从脚趾到脚跟，到小腿，到大腿……向我们袭来。
“不能呆坐着了。得生着炉子！得填饱肚子！”炉子和煤都有了，但是没有火柴和木柴。怎么办？
我们找到门房。一个老头儿正坐在一个与我们“家”里的炉子一样的炉子前烤火看报。我们表明来意之后，他在桌上的报纸堆中翻腾了一阵子，递给我们半盒火柴：“呐，给你们。”我们问：“这几根火柴，能把那大煤块引着吗？”“没有木柴？”“没有啊！”“你们要到市场去买……呐，这么吧，”他边说边从床底下拉出一堆报纸，“把这些拿去吧！”我们莫名其妙，说：“我们……房里又黑又冷，没法看报。”“不是要你们看报，是要你们用它点火。”我们还是莫名其妙：“点火？怎么点？”“呐……”他拿起几张报纸，卷成筒状，放到炉火上点着。再打开下面的炉门，把着火的报纸丢进去，“看清楚了吗？就这样。在没有木柴的时候，就用纸，什么纸都行。先把媒砖砸成小块，放到炉子里。再用洋火把纸引着，丢到煤块下面。几张纸就能把煤引着了……没有砸煤砖的家伙吧？”他躬下腰，从床底下——这床底下似乎是个百宝箱——拿出一把似斧非斧的东西，“呐，把这拿去吧。过几天，你们找到砸煤的家伙，再还给我……去吧。得仔细检查检查，烟筒是不是漏气，炉盖是不是盖严，可别让煤气给打了。这种炉子，每年都要打死些人的……”当我们走出门房时，还听到他在喃喃：“……孩子，什么都不懂，可怜……”我们很想告诉他：“老爷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但是我们已经自食“祸从口出”的苦果，现在必须学会三缄其口。使我们疑惑的是，这是不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又一课？
我们很快便学会了生煤炉子，都是跟这和气的老头儿学会，或者从他那儿得到启发后，琢磨出来的。此地，老百姓一般都是烧麦秆或野草做饭和取暖，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能享受用木柴或麦草引燃煤的“福气”。树木在青海是稀罕的东西，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木柴是有钱也难买到的。于是，人们学会了偷。偷那些仍然在树上的枯枝或者活的树枝，是不算偷的；是偷树木的制成品，如看起来破烂的甚至是完好的桌椅板凳之类。入乡随俗，我们也有样学样啦，为了活着，为了脱胎换骨！在木柴或“类木柴”也无法弄到时，只有用废纸；在一点废纸也找不到时，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的“知识宝库”便成了燃料。我们也想开了，想通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了脑袋，还要头发干什么？决定一切的是“客观存在”。
这样的炉子，这种生火的方法，我们整整用了30 年，直到离开青海。既用它炒菜煮饭，也用它取暖，有时还用它烧点水偷偷地洗个屁股、擦个身子。有个顺口溜：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青海的房上能赛跑；青海的姑娘不洗澡……我们什么都能适应，什么都可以改造，唯独不能的仍然是我们自身，这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我”。
过了几天，教育厅那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把我们叫去，在近视眼镜后把我们瞅了一通之后，对我们说了一大堆第二个五年计划多么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贡献青春之类的话，然后话题一转，说：“在没有改造好之前，你们不能带着反动思想留在教育岗位。一穷二白的农村，极需要有志青年去建设，你们也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需要到农村去改变你们的世界观。开春之后，你们就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去。现在这段时间，你们都到西宁二中去，参加西宁中学老师的反右运动。北京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这里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对你们正好，可以再次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不了解情况，不要紧，不用发言，只要用心听，并且联系思想实际检查自己，结束之后必须交出收获体会。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他还告诉我们：“你们不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不发给工资，只发生活费，每月30 元。从现在开始，到财务处去领。这是组织对你们的关怀照顾，应当感谢组织，感谢党。”
回到我们的“家”，徐美英和我一头栽到“床”上，无话可讲，望着房顶发愣，脑海里却在倒海翻江……。在给我们的《结论》中明明写的是“分配工作，考查一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工作”吗？在校时，中文系那临时担任系主任职务的某老师一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我们走坦白从宽的路。还说，拒绝坦白者得不到“分配工作”的权利。我们这些老实坦白的、“罪行”轻的，都享受了“分配工作”的权利，而且考查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结果却是“带着户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实际是开除我们的城市籍，要我们世世代代当农民。都说贫下中农和工人一样，是领导阶级。可是，这些年来，除了需要“工人、农民说话了！”的时候，何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呢？五十年代新建立的，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完全分离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使农民只有无条件地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物质资料和原始积累的义务，但却享受不到城市人享有的住房、就业、劳保、教育、养老、医疗等的权利。不错，有志青年是应当到农村去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但是，有志青年应当是那些留在北京、上海的“左派”！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戴着这顶帽子，我们在农村能有所作为吗……
“……妈妈，你在盼着我去赡养；阿弟，你在等着我去扶持。……妈，你好可怜！……女儿不能为你尽义务了。……”徐美英在呜咽。她，来自上海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早年去世，留下疾病缠身的母亲、她和年幼的弟弟。听说，她母亲病得不轻，十二三岁的弟弟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以她的学习成绩，满可以上北大、清华。但北师大吃饭不要钱，每月还有几块零用钱，她便爽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动员，报了北师大，上了中文系。在学校，她是青年团员，三好学生，系学生会主席，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和舞蹈队队员。每个学年开始，她都领着一伙同学，举着横幅到车站去迎接新生，因此师弟师妹差不多都认得她。她还以北师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在一次晚会中和周总理跳过舞。……是什么原因使她成了右派的呢？不太清楚，可能是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了个名，跟我一样，“对人家的右派言论加以同意和赞赏”； 另外，还是和我一样，沾了“国门党”的光了吧！……我们班的P君和她一样：四岁时父亲出国谋生，九岁时母亲病逝。在老家浙江，只有爷爷、奶奶和他相依为命，因此感情特别深厚。同样的原因使他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却在毕业鉴定小组会上被扣上“右派”帽子。有泪不轻弹的男子，当场号啕大哭起来：……我再不能孝敬我奶奶了！奶奶啊，奶奶 ！你们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让我上了大学，可现在我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了。奶奶， 我有罪！奶奶，你好可怜！奶奶，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为了脱胎换骨，我们必须抛弃这种“温情脉脉”的感情。然而……马克思也是人之父，当他的爱子爱女接二连三病馁而逝时，他也是悲痛的啊！能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吗？这是造物主造人时特别赋予人的感情。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靠什么来维系？
次日，我们便到西宁二中参加老师们的反右运动。时间并不长，只两个来月。收获倒是蛮结合我们实际的：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大概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此地的女教师，被划成右派后，便别无选择地立即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安家落户去了。据说，她来到此地后，教学上别具一格，颇受学生欢迎，但不受其他教师及家长赏识，说这是摆花弄样，讨好学生，目的是与党争夺接班人；再说，夏天她别出心裁地穿着一条花裙子招摇过市，仿佛过街老鼠；更奇怪的是，她竟可以弃置此地人祖祖辈辈使用的热炕不用，自己花钱买了一张床摆在炕上，把炕变成了放鞋和杂物的地方……在我们写的收获体会中当然写着“要以她为鉴，认认真真地接受工农的教育，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字样。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曾经为把她下放到农村的事做过抗争，但毫无效果。
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给我们的下一个通知的日子里，一天，那个把我们带到“家”的年轻人来告诉我们：“把你们的行李带上，搬到湟水边的干部招待所去，等待下一步的通知。”
这干部招待所，比起原来的“家”各方面都好多了，终究是招待干部的。干部者，有身份之人也。不久我们发现，这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来自北大、清华、华东师院等院校的右派学生，正在等候分配。这不禁使我们想入非非，莫非不必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一天，那主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又把我们召去。首先大谈了一通大好形势，接着说：工人农民给你们吃的穿的，供你们上完大学。你们却做出损害工农利益的事，忘了恩，负了义，今后可再不能这样了。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努力工作，来弥补你们造成的损害。……你们这一阶段的学习收获体会，我们都看了，收获很大嘛，我们相信你们说到做到。因此，组织上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暂时不到农村去了，就留在西宁，分配工作。可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他接着说：“语言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语文课是一门阶级斗争的学科。在你们思想改造好之前，你们会利用神圣的讲台向年幼无知的革命接班人放毒的，因此你们不能教语文。肖敦煌、雷一宁，你们两个这一阶段表现比较好，都到西宁高中去报到，这是现在西宁的最高学府了。学中文的肖敦煌，俄语很不错，能翻译俄文著作，你就教俄语。雷一宁图画画得好，就教图画。图画课并不多，你同时管理图书。除了这些规定的工作以外，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得违抗。徐美英这一阶段表现不够好，你就留在西宁二中，到教务处去，摇铃、排课表、刻钢板、印材料等等。你在师大是校篮球队和校舞蹈队队员，因此，你负责训练西宁二中的学生女子篮球队和舞蹈队，要把她们训练成全西宁甚至全青海最好的队……听明白了吗？……有什么意见？……好，那就这样。拿着你们的户口和铺盖卷到单位报到去吧。”
尽管结尾这句话他说得就像“……扛起铺盖卷滚吧”， 我们还是高兴之极，相约次日同登北山。——每当我们站在招待所前面的湟水边，低头看到的是冰凌涌动的滔滔湟水，抬头看到的是灰黄光秃的北山，山顶上孤零零地屹立着一棵树。好生奇怪！早想去看个究竟。
次日，我们信心满满地开始登山，以为很快便会到达目的地。我们对着目标——树，迎着寒风，抬头挺胸，脚踏实地，前进！不管有没有路，只管向前！我们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向前！向前！！很快上了一个山头，可是， 树还在前面的山头上！走过一段小小的下坡，又开始上坡。坡越来越陡，我们只得躬下身子，佝偻前行。然而，寒风好像故意要阻止我们向前似的，卷起砂石，锤打到我们头上、身上。一不小心，脚下的石子儿被我们的脚蹬掉，毫无阻挡地滚落山下。随着石头“哧溜溜”的滚落，我们也“扑哧”一声趴倒在地，连忙张开四肢，紧贴地面，才避免了象石子儿一样滚落山脚的命运。只得手脚并用，名副其实地爬。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又一个山头，抬头一看，树还在前面……如是者三，才爬到那棵树下。发现并不是一棵，而是三棵，也只有三棵。不知叫什么名字？红褐色捎带些许绿的树枝上挂着几片细小枯干的树叶；树枝不能折断，还是活的，上面挂着些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布条或毛线，迎着凛冽的寒风摇曳。看来，它们是被作为神来崇拜的。可不是神麽！周围都是干硬的黄土，寸草不生，它们长得虽不怎么高大，树叶在寒风摧残下，几乎飘零殆尽，粗壮的躯干，繁密的枝条，却顽强地傲然挺立，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气节。
极目远望，尽是连绵起伏的土黄色山峦，山连山，山迭山，就像一大群羊。这便是所谓的“脑山地区”麽？这时，诗人肖敦煌的顺口溜已经溜了出来：
脑山，脑山，
山上有山，
山中有山，
山外有山，
不闻鸟儿叫，
但闻寒风啸；
不见住人家，
但见一群羊；
天上不见云彩，
只有一个昏黄的太阳；
地上不见草长，
只有尘土飞扬……
“咦！水呢？万物生长不能没有水……”
“呐！看背后。”
我们转过身来，西宁立即呈现在眼前。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盆地之中，东西长，南北短，四周环山，都是光秃秃的，真的“山上不长草”，也看不到树木。湟水，这条黄河的支流，不像绸缎飘带，倒像此地俯拾皆是的毛绳，从盆地中间白白流过，无法流到山上。那星罗棋布的一块块积木，便是民居。清一色的土黄，房顶都平展展的，的确“房上能赛跑”。肆无忌弹的寒风挟着黄土掠过盆地，在尘土的烟雾中，西宁古城时隐时现，似梦幻，似现实。那“十分可爱的地方”，那“色彩绚丽的油画”，和这风沙掩映的民居，这白白流淌的湟水的强烈对比，使我们又产生了那种情绪：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
我们又转过身去，对着神树思索它之所以能够茁壮生长的原因……
“啊！祖国——母亲！”一定是产生了诗的灵感，肖敦煌忽然伸展双臂，大喊。
“……祖国，母亲……母亲……母亲……”神了！仿佛千万头羊一下子都活了，在应答他的呼唤。
“来，让我们各自对着这神树许个愿吧，大声地。”徐美英一边用手掸着落在头上脸上身上的黄土，一边建议。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由她开始：
“啊，祖国——妈妈！女儿很快就会回到人民内部，回到你的身边！”
“……回到你的身边……你的身边……你的身边……”
“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要让琅琅书声响彻大地，你必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
“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一定要黄河水在你的心田流淌，让你披上绿色新装！”
“……披上绿色新装……绿色新装……绿色新装……”
接着，三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放声歌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嘹亮的歌声在山峦上空飘荡，萦回，仿佛是千万人的大合唱；歌声中，三个年轻人仿佛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那最高的山顶上，迎风招展。
祖国啊，母亲！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1958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始，在57年反右大获全胜的基础上，很快掀起了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热潮，城乡全面大跃进，六亿神州摆开比赛的擂台，看谁最敢想、敢说、敢干。“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颗颗卫星在锣鼓声中升天，粮食产量由亩产千斤跃到万斤，再跃到十几万斤……我和肖敦煌便是在这大好形势中到西宁高中报到的。一到那里，便给我们各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校长沧石还在大会上这样介绍我们：“他们是出了家门，就进小学门；出了小学门，便进中学门；出了中学门，又进大学门。长期不与生活实际接触，难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也许现在连鸡蛋怎么个炒法都不知道，不要紧，总要学会的。现在不是青年团员了，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入党……”这些话，说得我们心里甜滋滋的。几十年来，人们对我们讲的话多了，我大都已经淡忘，唯独这几句话始终铭记。后来才听说，这位校长有点“右”，专门喜欢搜罗这样的人。如他不久前就接受了一个翦伯赞的孝子贤孙。此人下饺子时，竟然把饺子放到冷水里去煮，煮成了一锅面糊糊……
我得好好干，否则，不要说别的，起码也会辜负了这位校长的期望。
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我没有办法一天献出几十条老鼠尾巴或几十只麻雀头，便不管卫生不卫生，撬开刚刚解冻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或粪便坑，挑出苍蝇的蛹或蛆来交差。
在“拔白旗，插红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的思想批判运动中，我继承“忠诚老实”运动的光荣传统，主动自觉地“向党交心”。
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为了过关，我不得不抛弃做人的良心，从报纸上抄来假话、大话、空话，在大会上说违心的话。过后又安慰自己：在批判马寅初的汪洋大海中，我只不过增加了无关紧要的一滴。
在大办工厂的热潮中，我不怕强酸、强碱的腐蚀，穿起工作服（没有手套），到校办工厂去镀镍、镀铜、镀锌。镀出的零件几乎件件合格。
在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我被允许编入连队待命。一天下午，命令一下，我立即打好背包，背将起来，跟着队伍向互助县的一座黄土山开发。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排成浩浩荡荡的长龙，吹着哨子，或者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步伐整齐地向前迈进。从田间小路，走上山间小道之后，再也听不到哨子声或口令声了，听到的只是呼呵、呼呵喘大气的声音。夜幕降临时，队伍走到山脚下。一声令下，队伍开始爬山。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越险。有时看一眼左下方深不见底的沟壑，便象小时候在公园里过独木桥那样吓得双腿发抖。我下定决心目不斜视，只管向前。一再告诫自己：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天越来越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了，没有任何照明用具，也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队伍前面传来命令，要大家都双手拉住前一个人后背的背包，紧紧跟着前一个人向前走，决不许掉队。在这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了害怕的感觉，不管前头是十里平川，还是万丈深渊，都如入无人之境，感受到人定胜天的欢悦……半夜里，终于到达山顶。吃了人民公社招待的一顿饭（两个发粘的青稞面馍及两疙瘩咸萝卜）之后，摸着黑在平地上铺上一层干草，打开背包，倒头便睡。清晨醒来，眼睛、鼻子、嘴巴周围结了厚厚一层霜。再去看看晚上走过的路：哗！没有摔下去就是万幸！只见，一条羊肠小路，一边是高耸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深谷……紧接着，不怕累，不怕苦，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为 1070 万吨钢而战。最后炼出的是一大堆黑褐色的布满了蜂窝的疙瘩，公社社员捐献的铁锅、铁铲，铁活页还依稀可见。
青海是高寒地区，历来只能种青稞不能种小麦，居然放了小麦亩产8585斤的卫星，而且见诸《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没有亲眼看到这卫星是怎么升起的，但是对党中央的报纸上的宣传，我一向深信不疑。在党的多年教育之下，我相信人定胜天，并且身体力行。在参加“双抢（抢收、抢种）”时，我和公社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还完成相同的任务。在收割麦子时，规定每人割六行麦垄。我与社员排成一横排， “开始”的命令一下，便与社员一起挥镰向前。没有人教我，我也不去求。我眼快手急，边看边实践，不几下，便挥镰自如了。问题是一介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可是在那具体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考虑我的具体条件，我也绝不乞求，只有拼命。手的力量不够，便加上腿的力量；还不够，就加上腰的力量；腰实在痛得使不上劲儿了，便蹲着割，跪着割。随着镰刀的挥动，头上脸上的汗水雨般地滴落下来，我顾不上擦；腰疼得似乎要断，我从不敢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目的是，总要不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收工时，整个人仿佛散了架一样，腰直不起来了，还钻心地疼痛，手磨起了泡，膝盖磨掉了皮……我从不吭一声，还要强带笑容，向别人学习磨镰刀的方法：左手握着刀把，镰刀平放在大石头上或地上；往刀片上吐一口吐沫，右手拿着一块拾来的拳头般大小的石头，以吐沫作润滑剂在刀片上来回磨擦，直到刀口锋利，刀身锃亮。第二天爬起来，尽管仍然疲惫不堪，我还是继续拼命……终究是初生牛犊，不知道“虎”是什么，当然也就不怕。也许我后来腰痛的病，就是这样落下的。一切都是为了改造，为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大放卫星的锣鼓声中，青海的第一所高等院校——青海师范学院诞生了，西宁高中也升格为师院附中，由未来的火车站附近搬到杨家寨青海师院旁边，土地面积比原来多了，于是校长给每个教职员工分了一小块“自留地”，要大家学会种地。这也许是有点儿“右”的校长，预见到灾难很快便会来临吧。59年，在58 年大办食堂，放开肚子吃之后，粮食定量开始递减。由每人每月30 斤，减为28 斤，再减为26 斤，再减为24 斤。男士们开始喊肚子饿，女士们则还好，于是有人想到要打女士的主意。在女士中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不能也不敢说“不”的人。组织动员我，减少我的粮食定量来支援男士，从每月24 斤，减为22 斤，再减为20 斤……最后到底减为多少斤，我已记不清了。一样的人，我哪能不饿啊！可我只能服从。为了活着，我必须另想办法。万般无奈，我只有请求远在广西的父亲和姐姐支援，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寄来。我知道，不是有意和我“划清界线”，而是由于诸多不可直言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的，在那年月，广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原因之二是，他们比我这始终不谙世事的饿糊涂了的傻瓜更清楚，如果寄来了会更糟。徐美英那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的弟弟，最近连破烂也拾不到了。饿极了，便写信给在香港的舅舅，诉说他和母亲的生活。舅舅寄来了许多食品。结果，不但全部食品都要补纳重税，还遭到无情的批斗，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年幼无知没有任何“前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就更甭说了，这是一；二是，有一个人（并非右派，也非左派，可能是个内部控制的“中间偏右”吧）告诉我，他在香港的亲戚，用木盒子给他寄来一只煮熟的鸡，可是打开木盒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鸡头！……怎么办呢？决不能坐而待毙。一天，我无意间看到有人偷偷摸摸地钻到“自留地”里去……我豁然开朗，有样学样，我也钻到“自留地”里去，转那么一圈，总能在衣袋、裤兜里装点儿豆角、萝卜、马铃薯回来，在房里用小锅偷偷煮熟了填肚子。
中国人是聪明的，在那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日子里，为了战胜饥饿，还用小便、麦草之类的东西来培养一种叫做“小球藻”的玩意儿，还美其名曰“人造肉”。这，我也学会了，只是还没有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了？
…………
这一切，无论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的，还是自觉自愿地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扔掉头上的帽子，早日回到人民内部。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切我是在强忍病痛的情况下做的。到青海之后，我经常头昏，甚至晕厥；经常流鼻血、拉肚子、发低烧。在医院里做过各种检查，甚至连气管镜、脊椎穿刺都做过了，什么病也查不出来。我认为可能是高原反应，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写信对父亲和姐姐说明情况，请他们设法把我调离青海。他们却给我寄来一抔家乡的红土和一些中成药。嘱咐我把红土煮沸后连水带土一起喝下去，说，这方法可以治水土不服；还要我安心治病，认真改造，争取尽快摘掉帽子。
1959年10月1 日是新中国的十年大庆，也许是大喜大庆的日子都要大赦的惯例，也许是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与饥饿作斗争，上面作出了要给一部分确实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是沾了特赦“战争罪犯”的光了。我们是和“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一同被特赦的。摘帽之先，本人必须在全校教职员工前面做自我检查，然后再由大家评议、鉴定，看是否够格。
我开始写这两年来的自我检查。我满怀信心地以为，在这两年频仍的运动之中，哪一个运动我都是全力投入，不仅行动上紧跟，而且时时刻刻狠斗头脑中出现的“私字一闪念”，哪怕只是“一闪”，甚至连自己的粮食定量都无私地献了出来。当然，我绝不坦白我“偷”，谁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类，而且人人如此，比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直不用提，何况，这是脱胎换骨的需要，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脱胎换骨？岂不辜负了党的期望？写到最后，遇到一个难题。在归纳自己取得进步的原因时，必须写上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多少歌曲都这么唱来着：“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是改造我、挽救我的大恩人。我应当写“共产党就像父母一样……”可转念又想，不行，我不能这样写，我是狗崽子，狗崽子的父母只能是狗，何况实际上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是反动官僚。不能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与腐败的国民党等同起来，正如你不可以把其他人称呼为“同志”一样，你与其他人——人民不是平等的。那么，应当怎么说呢？……对了，姐姐，就说姐姐。姐姐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才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共产党掌握的大学中任教。在父母把所有财产都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家庭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她不仅赡养父母，而且履行父母的职责，供养她所有的弟妹，使我们不仅能够活着，并且读完大学。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申请助学金，姐姐硬是不同意，说，国家经济建设正在起步，有很多困难，我们自己节省点就可以对付过去。为此，她自己却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和时间，至今孤身一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用她来做比喻，应当不会错吧！想来想去，我便在检查的结尾写道：“党就像我的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爱护我、关怀我，帮助我、挽救我、教育我，使我……”当我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念出这句话时，立即全场哗然，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雷一宁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官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雷一宁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砸烂雷一宁的花岗石脑袋！”“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竟等于你的姐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且，祖宗十八代地揭批我的家底：曾祖父是大地主；祖父是国民党的大官僚，解放前夕逃亡台湾；父亲是国民党员，是反动县长；连解放前夕只有17 岁的哥哥雷一松也不能幸免，由于他逃亡香港（其实他是到香港读书），后又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我又多了一顶帽子：“里通外国（特务）”……这些我“向党交心”的东西，现在全部成了我的罪状！在北师大读书时，开展过一个“忠诚老实学习运动”，要求我们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将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问题全都交代清楚，组织一再说，做老实人决不会吃亏。那时我们并不“右”，相反相当“左”，组织的话在我们心目中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组织这么教育我们，我也这么认为，把一切都向组织交代没错，交代得越彻底越深刻，越能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便是“向党交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实质上就是“宁左勿右”：为什么不强调“实事求是”，而只是强调“彻底、深刻”？没有“实事求是”作前提的“彻底、深刻”，可以是个无底洞啊！因此法律规定在给人定罪时，不能仅凭“说”，必须有旁证尤其是物证，就是要杜绝那种超越了“实事求是”底线的瞎说，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瞎说。由于“宁左勿右”，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大义灭亲”，揭发了父亲的所谓反动言行。我因此受到了表扬，后来被选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在55年肃反时，是被信任的积极分子。当时我为“家庭出身”栏怎么填写绞尽脑汁：祖父和父亲都在日本读了大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祖父是个大官僚，父亲做过一年县长，也是官僚。于是便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下，填上“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又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毛主席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在解放初期实际划分成分时，也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阶级成分也不是自己想怎么写便怎么写的，据说，那是土地改革时由土改工作队根据政策划定的。我家一直住在城市，没有参加过土改，根本没有被划过成分。事先，组织应当把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向我们这些单纯幼稚而又愚蠢的人交代清楚的，但是没有；那么 ，在我莫名其妙地背上此黑锅之后，组织也有责任指出我愚昧无知的错误，但是也没有。仅此一点，使我不能不怀疑，那记载着我的“罪行”的档案，组织是否仔细认真地看过？恐怕没有吧？这档案之所以存在，并且随着时日的增加而越来越重，只是因为那里面记载着我的全部“罪行”，及本来不是罪行的东西，经过“加工”后可以上升为“罪行”的材料。
那天，我被批斗了一通之后，回到宿舍里，只能用“悲痛欲绝，生不如死，思绪翻滚”来形容了。
我怪自己投错了胎，生错了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恨，恨死了我这官僚资产阶级的出身，恨死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家。正是这种恨，使我决心走得远远的，从广西跑到北京。满以为这么一来，我便与它划清了界线，脱离了关系。岂知，它给我烙下的阶级烙印是永远剜不掉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的路，还硬说我“死不悔改”？不是说，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吗？……
我恨死了北师大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个组织一再动员我报考的系，这个我响应祖国人民的召唤而选择的系！既然语言文学是阶级性很强的学科，连一个比喻也有这么强烈的阶级性，为什么要动员我们这个阶级的人去学？如果我学的是数理化而不是语言文学，充满我头脑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1+1=2 ，我不需要去考虑那些已被实践或经验证明为不正确的命题，如 1+1 是否等于 3 ，这些光荣、伟大、正确、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玩意儿，在头脑里就无立足之地……
我恨死了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读那些害死人的书？如果我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我根本不会上害死人的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恨死了我自己，如果我不以天下为己任，管你伟大不伟大，光荣不光荣，正确不正确，只管潜心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甚至还可以留在人人羡慕的橱窗——北京……
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
我得感谢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在我的血缘关系及家庭教育中都没有“自杀”的基因，否则，恐怕我会自杀。这个家族遗传给我的是顽强，或者是你们说的“顽固”。我没见过曾祖父，据说，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有了钱不象一般人那样去吃喝玩乐，而是拿去办学，使那些穷人子弟有上学读书的机会。祖父雷殷，在南宁府立中学堂读书时，便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他原名凯泽，由于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被袁通缉。他改名殷，并逃到日本避难。在日本，他一方面入东京政法大学读书，一方面又与在日本的中国爱国志士继续开展讨袁活动……当我在南宁出生时，他是广西民政厅厅长。据说，任职期间做了不少“坏事”：禁烟禁赌，惩办贪污，兴建公路，督令乡村积谷备荒。在人们不愿读书时，他捐钱兴学，鼓励穷人送子弟读书；在人们不讲卫生成风时，他被指派为省府卫生委员会委员。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国民政府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后又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逃亡台湾……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拉过我的小手，展开手掌，端详了好一会儿后，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也是那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把人家送他的东西一边往屋后的池塘扔去，一边说：“……看你再给我送！……”我站在远处，看着满脸怒容的他，心里好恐惧。可是，我竟是他的孝子贤孙！对于父亲雷雨，我知道得多些，不过历来是畏惧多于亲近。他也是个我行我素的人。由于我祖父的关系，他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因为与我母亲的自由婚姻，与他父亲（即我祖父）脱离了父子关系（他就不是一个孝子贤孙！）。在任天保县长的一年间，他什么好事也没做，“坏事”倒做了一些，其中有一件是：修公厕，禁止随地大小便及吐痰，违者格罚勿论，惹得不少人因被罚款而怨声载道。最后，他这个始作俑者不得不以摘掉乌纱帽而终止了他的恶行。但是，他并没有终止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你们说是歪理，他到过日本，还想逃亡延安……最后还是找到了在神州大地土生土长的墨翟。为了宣传墨子的“兼爱”思想，他倾家荡产，连我妈妈的嫁妆也都拿了出来，办了一所天志中学。结果是债台高筑，全家人长期在饥饿贫困中挣扎，从我懂事时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要说恨，有权利恨这个家的首先是我！因为它剥夺了我应当有的幸福童年！你们却说我是它的孝子贤孙！……解放后，私立中学不允许存在了，父亲便把所有土地、房舍和图书，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他仍然希望，这些奉献能对培养后辈起好的作用……可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的话)的了。
宣传“兼爱”有什么错？为了世界大同，为了爱，只要自己愿意，为什么不可以“打我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莫非要宣传“兼恨”？“阶级斗争” 是宣扬仇恨的吧？不是吗？以暴易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这一拨斗那一拨，明天那一拨整这一拨，有完没完？……修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那么，什么是“好行”？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便是，人是不随地大小便的动物。任何人，如果真要对一个国家进行考察，首先应当考察他们的厕所。因为，厕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窗口。莫非……我立即想到“双抢”劳动住在老乡家里，第一次上厕所的情形：厕所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平展展的地上铺了一层碎土块，房子一角的两面墙壁之间，横搭了一根木棒，上面蹲着似睡非睡的十几只鸡，看到有人来方便立即醒来，有的飞落地面，有的则双目炯炯地盯着来人……怎么看也看不到拉屎撒尿的坑，我以为走错了地方，赶紧跑出去问房主人。房主人却一再说：“就是那里！就是那里！”我只好返回，仔细望着那铺满碎泥土的地面，不得不承认这便是茅房。此地人都有用泥土吸收粪便，再把吸收了粪便的泥土拿去肥田的习惯，并根据这习惯发明了相应的厕所。如，学校的厕所，便是一个类似南方的吊脚楼的二层楼房。楼上的地板上整齐地开了一个个长方形的洞，这便是拉屎撒尿的坑；楼下则是存放粪便的大坑。管理厕所的人，定期从楼上的洞里往下丢撒泥土，到差不多把下面的大坑填满时，便从楼下的门口进去，用铲子把吸饱了粪便的泥土铲起来，丢到架子车上运走（“文革”时我就做过这种“掏大粪”的工作）。现在这厕所之所以不同一般，一定是房主人很穷，无法盖那种两层楼式的厕所的缘故。仔细看，是可以看到一块块尿渍，一疙瘩一疙瘩羊粪蛋般的大便。我必须适应这种厕所，体会“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的艰辛。于是解开裤子，蹲下来方便，……这种经验是我终生难忘的：且不说小便撒到泥土里，紧接着反弹回来，溅得满脚满鞋都是小便和泥土，连屁股也不能幸免。受不了的是，那些蹲在木棒上的鸡，一下子咯、咯、咯咯地飞下来，挤到我屁股后面，抢食那还没落到地面的屎，有的还啄到我的屁股上了，吓得我赶紧憋住还没有拉完的屎，裤子也来不及系就往外跑。后来我才知道，此地农民家里大都是这样的厕所，尤其是在那年代，既可以多养鸡、多产蛋，又不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中国的农民是聪明的，这是为了活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鸡蛋，这场面立即呈现在眼前；一要吃鸡蛋，便恶心得想吐，幸亏那年代有钱也买不到鸡蛋！以后，只要条件允许，我也要随地大小便了，能够在墙角落、在灌木或草棵子丛中方便，那真是莫大幸福。怪不得爸爸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祖父要改变不讲卫生的风气是反动！
这些，便是我的先人做过的事。坏事也罢，好事也罢；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我就是我，与我何干？为什么总要和他们联系起来？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这，便是我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家。我的先人，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没有想过要逃避，没有想过自杀。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人，是真正的强者。
这些，都是我“忠诚老实”地交代出来的。我得感谢我读了四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她使我明白，作为一个人，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底线，这底线就是忠诚老实，说真话，做实事，永不伤害他人。我在黄药眠先生的美学课中，知道人应当是真的、善的、美的。我在穆木天先生的外国文学课中，从古代希腊文学中知道，神话不能等同于迷信，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类——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美好愿望。给我们上文学理论的是谁？想不起来了。他说文学是人学，反映的是永恒的人性，是永恒的爱，而不是恨。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如此。给我们上心理学的是谁？也记不得了。他讲得多好啊，造物主在造人时，在人的身体内放进了三种“非物质的东西”，一是理性，二是感情（或曰情绪），三是良知（或曰良心）。“理性”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感情”和“良心”是人心的延伸。人如果没有“理性”，不能实现人生的目的；如果失去“良心”，则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如果没有“感情”，则没有人生。……算了吧，心理学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研究心理学的人以及黄药眠、穆木天等也都入了另册，与你是一丘之貉！何况，在这“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时代，这底线值几何？……嗨！罪过！说你有颗花岗石脑袋没错！……
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
在这最需要扶持和帮助的时刻，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得到的只是扔向我们的石头……我想起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之后，立即被警察逮住了。这时主教没有向他扔去石头，反而对警察说，那是送给他——冉阿让的礼物，并且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怎么忘了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直到当上市长。为何在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莫非对人的援救和帮助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保留做人的自尊？自尊难道是应当消灭的资产阶级感情？他们在想尽办法摧毁我的自尊心的时候，不也摧毁了他们做人的自尊，堕入了假、丑、恶的深渊了吗 ？动物有自尊心吗？没有吧！说什么“人是能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应该说“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有了它，人就会奋发向上；失去它，人便会堕落为兽，什么恶行都能做出来。摧毁不该摧毁的东西，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忽然，自从戴上桂冠离开北师大之后，一直伴随着我的那种说不清的情绪，似乎清晰起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是大傻瓜，打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大大的骗局之中而不自知。究竟是怎么样的骗局呢？现在仍然扑朔迷离。但是，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跤摔得非同小可，绝不像我们想的，只是小孩学步摔了一跤而已。既然如此，我们到底算什么呢？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说什么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难道可以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吗？……
这一夜，我在这些没有结论的思绪中迷糊了一晚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过自杀，却非常想哭，放声大哭，可又囿于隔墙有耳，只能躲在被窝里、在黑暗中叩心泣血！
当黑夜过去之时，我又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既然不打算死，便得活着，可怎么活法？打那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在那以前，也许是由于修正主义校长沧石（这是在“文革”中赐给他的头衔）的庇护，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右派分子；有的人，也许还因为我是来自北京而对我敬畏三分。这以后，我便成了过街老鼠啦！当我上图画课时，学生在下面叽叽喳喳，眼睛斜睨着我；当我坐在图书馆的借书窗口旁时，一个个鬼脸在窗前呼啸着闪过，有时还扔进一张借书纸条，上面写的是“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当我在校园里行走时，土疙瘩或狗屎、马粪之类便莫名其妙地向我头上、身上飞来；当我走进并不了解我的商店时，总有一伙人围在一起指着我叽叽喳喳，还不时向我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我不禁想到那个我们刚来时展示给我们看的可能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可我并没有穿那招人惹眼的裙子！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莫非……偌大一个中国，竟容不下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我又想到那并没有在这闭塞的西宁古城生活过的阮玲玉……啊，不！我决不能学她！
我除了上图画课，还有一个“不得抗拒”的任务：批改学生作文。这令我好生奇怪：我不能上语文课，是因为我会在讲台上放毒；这改不完的作文本我却是可以改的，不怕我在本子上放毒吗？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我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这“图书馆”，实际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书库。除了不多的几架图书，上面稀稀落落地立着一些经典著作、历代名著；便是几个报架，上面挂着几份报纸。不过这对于精神饥渴的人，总是一点精神粮食。书库对老师是开放的，经常有老师进来翻翻书，看看报。我只是个图书管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是个比我小两岁的刚从本校毕业的女孩，刚结婚，蜜月还没度完呢！除了买书，难得见到她，图书管里经常是我一个人。有关图书的工作并不多，我经常是埋头批改作文。有个数学老师，特别喜欢到书库里面看书，一待就半天。我只是埋头工作，从未多看他一眼。有一天，他竟然把我的头使劲儿拧过去，要……我本能地跳起来，给他一巴掌说：“你想干什么？”随后我为这本能的动作吓坏了：这下糟了，他的妻是个“女强人”，什么教育局长之类的，若他歪曲事实去汇报一通……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语文组有一个Y老师，初来乍到时，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之下，我曾和他同台演出过一出滑稽剧，弄得全校哗然，使我醒悟，以后决不能应允这种事。有一天，他也来到这半大不小的书库。尽管我仍埋头批改作文，却本能地意识到一双猫眼在瞅着我，弄得我芒刺在背，忐忑不安，只想弃下工作往外跑……他渐渐走近我正在工作的桌边，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小瓶盐问：“这是什么？”我抬头看到他那贪婪的目光，下意识地说：“白糖。”于是，他不由分说，打开盖子，往手掌上倒了满满一把，倏地便往张开的嘴巴里送。紧接着“啊！”的一声，跑了出去。同时，我也“啊！”了一声——我又闯祸了，如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一天， 徐美英告诉我，她快把篮球队带出西宁第一的水平了，要我去看她们的一场比赛。基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理由，我怕给别人也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除了与组织联系，我从不串门，从不接受任何好意的或者非好意的邀请。连近在咫尺的肖敦煌，也只是见面时点点头，话也不多说一句，甘心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但这次是非去不可的。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1949年前的一天，马步芳（解放前总揽青海军政大权的“青海王”）偶然见到人家打篮球，站着看了一会儿后，说，十个人抢一个球啊！叫他们别抢了。呐，给你们钱，买十个球，一人送一个。现在，她居然能把一个篮球队带出西宁第一的水平，而且是个女子队，不知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一见她就吓了一跳，她瘦了好多！在观看球赛时，我不断用话语激她，想听到她此中的甘苦。但她始终三缄其口，我注意到，有时泪花在她眼眶中闪烁。最后，意想不到的，她告诉我两个消息。一是，“北师大 58届毕业来青海的同学，为了便于联系和沟通，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可竟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了。以后咱们少联系为佳。”一是，“还记得S君吗？她到了西安，又被再次分到一个县城，县城又把她分到一个公社。在那里，被人用枪逼着奸污了……”“啊……”我几乎喊了出来，但又随即放低了声音，“哎，女人！这便是我们这种女人的命运，逃脱得了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那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到了甘肃之后，又到了酒泉。也许酒泉就是九泉吧，以后就音讯全无了。……好了，不多说了。好自为之吧。你看，那边那个人在盯着咱们呢！”
也许是我们家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想到逃，不是逃出国境，而是防患于未然，逃离即将到来的祸患。然而，逃到哪里？那时可不像改革开放的现在，大批贪官可以任意逃，而且是携带巨款，携家带眷地。想来想去，我只有求助于唯一关心我的父亲和姐姐，请他们设法帮我调回广西。那里终究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好山好水，到处是山洞，大不了就去做新时代的白毛仙姑，去重演“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X”的喜剧。于是我把这意思告诉父亲和姐姐（当然不包括最后这句话），可我没有白毛女的福气，他们的回答是，劝我安心改造，重新做人。说，像我这种情况，是没有人敢接纳的。看了他们的信，我才意识到，我天真幼稚单纯的病，是病入膏肓了；或者说，尽管我二十多岁了，却仍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不知天高地厚！
也许上帝造我，真是准备降大任于我的吧，特意制造了“饥饿”来锻炼我。现在的饥饿已经不是通过内部调整可以解决的了，因此，上面发出全党全民大办农副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一个大办农场的热潮立即在全国、青海掀起。西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奔向草原，那里有广阔无垠的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青海师范学院前些时候就在草原上办了一个农场，农场的负责人是个北师大派来支援青海师院建校的老师。据说他把农场搞得一塌糊涂，多吃多占，克扣农场职工的粮食，发生了饿死人的事。农场要继续办下去，必须把农场的书记、场长和职工都换成新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农场。
1960 年底，我扛起铺盖卷，坐上一辆无篷的解放牌卡车，沿着青藏公路西行。过了湟源，汽车沿着蜿蜒的公路，爬上日月山。当汽车到达山顶时，望着前方的茫茫大草原，往事立即呈现在我眼前：一千多年以前，文成公主曾经孤零零地伫立在这里，向后看，是郁郁葱葱的故国家园；向前看，是茫茫苍苍的大漠荒原。她大哭一场之后，狠狠地砸碎了可以遥见故都长安的神镜，决心永不回首来时走过的路，连泪水也领悟了她的决心，汇成了由东向西流的“倒淌河”，流入青海湖。文成公主啊，我追随着你的足迹来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也会和你一样，绝不回首来时路。
越过倒淌河，汽车进入了草原。但这里的草原并不平坦，坑坑洼洼的，汽车象摇簸箕似地上下颠簸，有人开始呕吐。我没有吐，不过屁股可能颠掉了一层皮。不知我坐的行李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出奇地硬。也许是书籍？哪个傻瓜还念念不忘读书啊！虽然出发前一再提醒我们：把东西都带齐，作好安家落户的准备。安家落户就安家落户，我决心与那害死人的书本决裂！因此我所有的书籍都放在学校的仓库里了，只带了一本《反杜林论》。
汽车驶上了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藏语的音译，意译为“台阶”），才到了广袤平坦的大草原。当草原广阔无垠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立即想到那有名的古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倒是苍苍、茫茫，可并没有可以把牛羊淹没的高而密的草，只有枯黄的稀稀拉拉的高不过踝的草。莫非古人和今人一样，也要歪曲现实麽？或者那是在想象中美化现实？……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铺上水泥或柏油的公路，我总觉得司机是在无目标地乱跑。美丽优雅的黄羊似乎是草原的主人，时不时成群结队地从汽车旁边跑过；有时还站住，瞪大眼睛盯着我们，似乎在说：“你们为什么来侵犯我们的领地？”
我们的目的地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公社的青海师范学院农场，地处黄河西岸，海拔三千多米。当我们听说“到了！”放眼一望，却什么也没看到，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帐篷。我们的“家”在哪里？草原上当然没有砖瓦盖的房屋，只有帐篷。然而，即使是棉帐篷，也抵御不了利刃般的风砂和刺骨的寒冷。于是人们在结实的草地上挖开一个个坑，把帐篷的大部分栽入坑中，只有帐篷顶露在地面，远远望去连个顶儿也看不到，这叫“地窝子”——我们的“家”。地窝子内，地面上铺些干草，便是床铺。铺连着铺，每人所占的宽度大概就是一市尺多一点儿。当然没有取暖、煮饭的家具，也没有桌椅板凳和灯，农场职工是不需要读书看报或写字的。十个八个人住一个地窝子，吃饭、睡觉、政治学习、检查交代全在这“家”里。
和我同住一个地窝子的，全是女“盲流”。盲流者，河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以为青海到处都是金子，到处都有白馒头，而盲目流入青海之人也。她们都只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应当上大学的年龄。个个都乳臭未干，梦想着只要、也只有上了大学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都自发地流到青海师范学院，满以为人民的大学理应人民上。没想到师院接纳不了没有粮户关系的她们，把她们下放到了农场。
在我们到来之前，地窝子里只住着一人，名叫徐雅群，也是盲流，不过年龄较大。我们的到来使她非常高兴，她也就当然地成了我们的“向导”。当场部来给我们每人发老羊皮大衣和棉帽子时，有的女孩瞅着那些纯粹是男人用的又大、又笨重的东西，拒绝接受。她在一旁反复说：“收下！收下！不然会把你冻死的……”大家吃完晚饭，回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家，倒头便睡。忽然一个声音喊道：“喂！徐大姐！茅房在哪里？”“天当房，地当床，草原到处是茅房。”“别开玩笑了……”“绝对不是开玩笑。黑嗒嘛胡的，还不好办吗？跟我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不仅没有厕所，连手纸和女人来月经用的卫生纸都没有。不用说没钱买，就是有钱也无处可买。不久，在我们带来的一点点手纸用完后，也只能用石块、土疙瘩来擦屁股。好在一天吃进去的也只有一点点又硬又清的东西，不用擦也很干净。
第二天一早起来，便有人问：“到哪儿漱口、洗脸？”徐雅群说：“草原好，草原大，草原上面处处是草疙瘩，草原上面随处可以拉撒，草原姑娘不必洗脸刷牙……”“啊？！为什么？”“没有水。草原上的水比金子还贵。”……
吃饭的时间到了，大家拿起饭碗就往外跑。她喊：“别跑！”拿过一个姑娘的小碗，命令道：“太小了，找个大的。”“没有更大的了。不可以添吗?”“就是不可以。”有人开始找大碗，不过有人并不相信她的话，昨晚的一餐饭，吃的是饺子，管饱啊！等我们走到厨房跟前，人们都已经在吃了，那景象可使我们十分吃惊，想到我们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便不禁毛骨悚然：一个个瘦骨嶙峋、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人，蹲在地上，端着大缸子或捧着脸盆，呼噜呼噜地喝着一种什么汤；喝完了，便把头埋到盆里，舌头伸得长长地舔了一遍又一遍；如果食具是窄而深的缸子，便伸出两个手指去刮出来，再用舌头把手指舔干净。舔完了刮完了，眼睛仍然盯着盆子或缸子，喉结一动一动地，仿佛这么一来，饭就会喷涌而出。据说，这是因为“粒粒皆辛苦”，也是为了节省水。草原人清洁饭碗的方法，一般是用干燥的牛马粪擦。这些知识分子发明的方法比他们高明，既卫生，又省水，还认识了农牧民的辛苦，有利于脱胎换骨！轮到我们打饭时，我们的小碗，还盛不完一勺“饭”。赶紧吃完，“饭”已经没有了。我们这才设法弄大碗，有的是大搪瓷缸子，有的是还不算大得不像话的洗脸盆或洗脚盆。我的脸盆直径足有一市尺，大得实在不好拿出手，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徐雅群不知从哪里给我找来一个把儿丢了的大搪瓷缸子，胡乱找了一根铁丝，缠缠绑绑地弄了一个把儿，这便是我名副其实的“铁饭碗”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昨晚的那餐饭，是特意为招待我们而做的，饺子还是场长沧石亲手包的。我这才知道这三八式的老干部也下放到了农场当场长了。这里的“食”，在道路不被大雪封锁的情况下，是十来天个把月，由卡车从西宁运来的。青稞面、豌豆面、大头菜（洋包心菜、学名可能叫耶菜）、洋芋（马铃薯）、萝卜干，是主要的食物。西宁也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了，唯有发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精神来解决。农场成立了牧业队，养羊、养马；成立狩猎队，到山上去打黄羊、岩羊和熊。我们经常吃的是拌汤和馍馍。“拌汤”是用豌豆面或青稞面搅拌成的面糊糊，经常稀得可以照见自己的脸。上面飘着几片嫩绿色的（菜心）、深绿色的（外皮）或黑褐色的（干了！）大头菜叶子。青海出盐，盐是不会少的，但几乎看不到油。“馍馍”是黑灰色的豌豆面或青稞面馒头，经常是一个约八公分直径，五公分高的圆柱体，一般一顿只能拿到一个。没有发酵，或者无法发酵，硬邦邦的，一咬便“嘎嘣”一声——冻了。牙齿好的人，嘎嘣、嘎嘣几下就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一贯牙齿不好，和姑娘们拿回“家”去，在床铺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小心地用牛粪马粪燃起一堆火，把馍馍放到火上去烧，去烤。烤焦一层，细心地剥下来，放到嘴里；再烤，再剥，再放到嘴里……一层层地剥，一层层地吃，既免去了硌牙之苦，又可以慢慢品味，仿佛在吃一种从未吃过的山珍海味！这样，我们便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任务：到草原上去拾那黑色的金子——牛马粪。至于那“自力更生”的，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羊或熊，则是特定的日子或节假日“改善生活”的原料。那顿味道鲜美的水饺便是这样来的。
我和这些盲流姑娘住同一个地窝子，也编在同一个劳动小组。那时正是隆冬，给我们的任务，是为伙房准备燃料。姑娘们和我，一人拿一条毛绳，一把锄头或镢头（十字镐），对着视线尽头的“黄土疙瘩”走去，然后爬上去，或者溜下黄河河谷去完成任务。草原上没有很高的草，更见不到树，在这光秃秃的黄土疙瘩的阴面，却长着一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灌木。粉红色中带点儿绿色的枝桠，大都弯弯曲曲地匍匐在地面，叶子细碎，不用心看几乎看不到，远远看去，就象是许多粉红色的珊瑚。我们的任务，是用锄头或镢头把它们连根挖起。挖呀挖，挖得手起了泡，泡破了，流水、流血了，仍然挖不出来。经常要两个人同时挖，才能把它挖起来。原来，它的根须之长是枝长的数倍。挖够之后，用毛绳绑成可以双肩背的捆子，在另一人的帮助下，背到肩上。再走上漫长的路，回到场部交差。中间不能休息，一旦坐下休息，就会站不起来。假如遇到刮风天，背上的大柴捆就像一面巨大的风帆，迎着风，寸步难行；背着风，就会脚不点地地被刮走（回到起点）；要避风，连个避风之处都没有。唯一的办法是，佝偻着身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每当我艰难地挪动之时，我常想，面对漫天风砂，万物之灵的人类，徐了“逃”，别无他法。可这种被我们当作柴火的纤弱瘦小的灌木，千万年来，抗着肆虐的狂风，顶着漫天的尘沙，抵着几乎终年无雨的干旱，却顽强生长，繁衍不息。他们生命的源泉，就是将数倍于躯干的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吸收着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养分。为了减少外力的摧残，它们将树叶变得小之又小，还将躯干紧贴地面，表现了一种“外曲内刚”的顽强气节。那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在西宁北山顶上巍然屹立的三棵树，一定也和它们一样。人们把它们尊崇为神，正是尊崇这种顽强气节。然而，现在，我们却要把它们连根挖起！怪不得啊，褒义的“顽强”，都变成贬义的“顽固”了！不知道那三棵树是不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人啊！人！以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来破坏自然创造之物！这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
准备燃料的另一个地方是黄河河谷。黄河在中下游几乎都是高出地面的河流，必须用堤坝控制住，她才不会横冲直撞。这里的黄河，却是在深谷中奔腾不息的水流，冬天不会结冰，仍然轰、轰、轰地滚滚奔流，只是水面上大块大块的冰凌涌动、翻滚，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两岸高耸陡峭，千沟万壑，怪石嶙峋，十分险峻。就在这沟壑之中，怪石缝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在冬天也还郁郁葱葱。这些灌木，便是我们要砍伐的目标。当我们看到那生意盎然的绿色，不禁都欢呼着冲下河谷。可是由跑，而走，而爬，最终只能颤颤巍巍地抓住树枝或藤蔓喊救命。以后只有到那并不太高的黄土疙瘩上去，挖那可怜的粉红色的“珊瑚”，直到把它们斩尽杀绝。
一个刮风天，我正背着一大捆柴火，迎着风，佝偻着身体吃力前行，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喂，雷一宁！”我艰难地转过身去，意想不到，是肖敦煌！他身穿翻羊皮大衣，头戴耷拉下帽檐的棉帽，手拿长鞭，赶着一辆马车。我喜出望外：“肖敦煌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的后一批吧。到了有两个星期了。你还好吗？”“还好啦！‘同是天涯沦落人’，没有那么多始终不远不近地盯着你看的眼睛。”“来，把背上的东西卸下来，放马车上吧。”不由分说，他便帮我把柴捆卸下来了。我注意到大车上堆放着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以为他也是准备燃料——牛屎马粪，便说：“你的任务也是……” “拉水。”我看着那些麻袋迷惑不解地：“水？”“凝固的水。”他脸上现出了灿烂的笑容。原来如此！右派分子是不可以进伙房，不可接触水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下毒药。现在把这任务交给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意味着非常信任他了。为了回应组织的信任，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他很快学会了骑马，学会了套马车，学会了挥鞭赶马；负责带一小组学生去拉水，地点在我们挖柴火的黄土疙瘩后面几里路的河谷里。那里的河谷比较宽阔，旁边还有一个天然的小小水库，里面的水都结了冰。他们就是拉这些冰，或者冰下的水。这时，正值零下二十多度的隆冬，他们驾上牛车或马车，从场部出发，走十几里路来到黄河边。背上柳条编成的背斗，拿上镢头、鎯头和钢钎，小心翼翼地，有时手脚并用地，爬下陡峭的河岸。走到小小水库边，用镢头、钢钎把冰敲开，打碎，一块块装到背斗里。然后背着沉重的背斗，气喘吁吁地爬到岸上，把冰倒出来，装到麻袋里，放到大车上。再背起空背斗，爬下陡坡……等把所有麻袋都装满，衣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然后，老马拉着沉重的大车，哐当当，哐当当地在前面走，他们在马车后头摇摇晃晃地步行。等回到场部，他们的衣服又结成冰了。还得抗着弯不过胳膊的痛苦，把麻袋抱起来，扛进伙房，把冰块倒进一个大半截栽在地里的大木桶里，让它溶化为水。这大木桶里的游荡着似虾非虾的生物的水，便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圣水。人体 70% 是水，不可一天无水啊！这便是水比金子还贵的原因了。
大雪封山了，有事的或有家的都在大雪封山前离开了农场，留下的便是有家不可归却非常想离开农场的“盲流”和“牛鬼”。由于食物来源的暂时中断，给我们供应的吃食愈来愈少了。拌汤日见其清，清得可以见底；豆面疙瘩的体积日见其小，小得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饥饿难忍的人们，想方设法，要给欲望无穷的肚子一点补偿。可草原上连在长征中救过红军命的草根树皮都找不到，补什么？除非去偷。但据说，凡有东西可吃的地方，都有守卫的人荷枪以待。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冒死去偷。这些日子就有一个消息在悄悄流传：附近某农场一个职工，饿极了，钻到存放麦种的仓库里，把生生的麦子饱餐了一顿；后来渴极了，又钻到伙房里，饱喝了一顿。结果肚子撑得老大，撑死了。他没有死于枪弹之下，却死于自己的欲望之中。宁为撑死鬼，不做饿死人，是中国人的传统呢！自古以来，被处死、赐死的人，都是饱餐一顿之后再行刑的。没有这么大胆量和本事的人，只能想别的办法。有的去捉老鼠来充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要咽得下喉，不足为奇了。但居然有人去逮“哈拉”来充饥，那也是宁为撑死鬼，不做饿死人的传统在起作用了。“哈拉”正规的名字叫“旱獭”，兔子般大小，和老鼠一样，在草原上打洞的本领很高，极不容易捉到。任何一只哈拉都可能携带鼠疫病菌，鼠疫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曾经夺去几亿人的性命，因此草原上禁止捕食哈拉。但其肉肥美鲜嫩，至今还在诱惑着人们去捕食，更不要说在那饥饿难忍的年代了。
一天，是难得赏赐给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地窝子的人都挤坐在“门口”晒太阳。这“门口”是从地面到地窝子的入口，由高而低有几级台阶，最下面是一小块通到地窝子内的平地。这天的太阳好暖和，真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午穿纱”的感觉。大家都脱掉了从不离身的老羊皮大衣，以便更多地享受太阳的爱抚。一个姑娘伸手到衣领里面抓痒，抓着，抓着，抓出了一个东西，一看便喊了起来：“我的妈呀！”大家转头一看，也都喊了起来：“妈呀！虱子！”一下子所有人都觉得身上发痒，都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挠，去抓。一会儿，抓出一个，用两个大拇指一挤，“毕”地一声，手上留下一滩血迹：“王八蛋！老子的血已经不多了，你还要来吸！”一会儿，又一个，又“啪”地一挤……有人挠着头皮，拨开头发，说：“小D，你帮我看看这儿。”那被喊作小D的姓邓的姑娘，一看以后喊了起来：“虱子！妈呀，好长一串！还有好大一片虱子蛋！”一下间，所有的姑娘都挠自己的头皮，都“毕啪，毕啪”地挤……我忽然想起《阿Q正传》中阿Q和王胡在日光下比赛捉虱子的情景，莫非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捉不到而生气，也没有放到嘴里去吃，终究时代进步了！根据这段时间在共同生活中的观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吧，她们尚能平等待我，因此我也放心平等地对待她们。我走进地窝子，在我的行李袋里翻翻找找，找出那把姐姐寄给我的广西出产的篦子（一种齿很密的梳子，可以把虱子梳篦下来），递给她们说：“呐！没办法洗，篦一篦也许会好过些。”又抓住一个姑娘的两条辫子说：“干脆，我帮你剪了吧。”……一个年龄最小的四川姑娘，始终站着，两手抄在袖筒里，呆望着远方。一个原本很胖现在瘦了一圈仍然比别人胖的姑娘使劲儿按下她的头说：“坐下。我来帮你看看。”她挣开按压她的手说：“我不。我不能……”欲言又止。另一姑娘说：“ 啊，我知道了，你是来月经啦！”她一下子脸红了，说：“去你的！”“有什么好脸红的！人人一样。”她跺着脚，强调：“不是来了。是没有来！”“啊？是不是……”胖姑娘瞟了我一眼，说：“是不是像徐大姐一样，怀孕了？”她捶着她说；“打死你！我不是不要脸的人。我是怕我得病了……呜哇！我好想我妈，呜哇，妈 ，妈妈啊！我好想你。我要回家。呜哇，我要回家……”一个瘦小的姑娘搂住她，陪着流泪，说：“你别欺负她了，我也没有来。”好几个姑娘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也没来……”“我也没来……”原来这样，我也没有来！于是，我说：“不用担心了。上天造我们的身体是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由于营养太差，身体里没有这么多的血可以流，便自动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流血。只要营养改善了就会好的……”那胖姑娘说：“原来这样啊！我真羡慕你们，省了许多麻烦事，不用为买不到纸发愁了。我可愁死了。你们猜，我怎么办？撕带来的几本书！把大腿都磨破了。书撕完了，只好撕旧衣服。再来一次，就连衣服都没得撕的了。再说，完了连丢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任它在草原上乱飞…… ”“谁叫你不带来！”“谁知这鬼草原连买纸的地方都没有 ！”“我倒是带了些。向我磕个头，就给你。反正我没用处了。”……
在这议论中，我才知道徐雅群怀孕的事。后来，我在一个姑娘那里知道，她是为了填饱肚子牺牲了自己的贞操的，对象是一个又老又窝窝囊囊的炊事员。怪不得她随着大雪封山前最后一趟回西宁的车，离开了农场。这便是弱不禁风而又胆小如鼠的女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填饱肚子的特殊方法。可怜、可悲的中国女人啊！
可能是除夕夜吧，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在帐篷被寒风刮得“噗噗、噗噗”地颤抖的地窝子里，在牛屎马粪燃烧的微弱亮光映照之下，一群年轻人，耷拉着帽檐帽耳，双手抄在宽大的老羊皮大衣的袖筒里，瑟缩着身子，正在努力认真地听农场党支部书记有声有色的描述：“……我们，喝令三山五岳低头，喝令长江黄河倒流，喝令沉睡千万年的大草原献出粮食……我们，要用双手在白令海峡筑起大坝，要让太平洋温暖的海水流入北冰洋；让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溶化，流到草原上；让大草原四季如春，麦浪翻滚，让金灿灿的麦子堆成山，流成河……啊！那时，真正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麦浪见牛羊’……”他一边口若悬河地讲，一边用一根木棒在冻得梆硬的地面上画出地球、亚洲、美洲、南极、北极，然后伸手一挥，倏地一下，在亚洲和美洲之间飞起一架长虹，说：“这是白令海峡。这，便是白令大坝。”可是，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不知道盲流们是否听明白了？在他们读的地理课本中，恐怕连白令海峡都不讲的。不过那些听懂了的牛鬼蛇神们，倒是听得眉飞色舞，仿佛眼前真个呈现了河水滔滔、麦浪滚滚的景象。忘掉了呼啸的北风，忘掉了辘辘的饥肠，忘掉了头上那顶压得无法抬头的帽子，以为自己还是青年团员，正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战斗在祖国人民最需要的战场上。
那是个从肉体到精神都饥渴的年代，是个太真实太认真便无法生存的年代，是个不讲假话便办不成大事的年代。这一席话，无疑在这些历遭劫难而变得十分冷漠的年轻人的心灵里，激起了些许浪花，使他们在完全失望之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是极低的。但不管怎么低，总要能看到一线希望，无论是可以成为现实的，还是乌托邦。若连一线希望也没有了，便会堕落为兽，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或沦落为行尸走肉，最终走向死亡。祥林嫂不就是这样的典型麽？
这些留在农场的人，是怀着对一线希望的期盼，迎来了1961 年的。我们地窝子的姑娘们，脸上少了些许眼泪，多了些许笑容。我想也许肖敦煌更是拼着命地干，有空时还教大家唱歌，拼命改造，好回到人民行列啊，这是自然的，一定，一定，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如此。我呢，一改不再读书的初衷，写信给爸爸和姐姐，要他们寄菜种及说明这些菜的栽培方法的书给我，我要像当年的文成公主一样，让它们在草原落地生根，我也要像它们一样在草原落地生根……
有一天，忽然听说肖敦煌逃跑了。说，他是反革命，畏罪潜逃。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敢问，也不会有人告诉我。只是在心里想：完了！他是完了！他是逃不出去的，谁不知道，自古以来青海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啊！在人迹罕见的茫茫草原上，不是冻死、渴死、饿死，便是被狼吃掉，被土匪打死。“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还年轻啊，又多才多艺！他不应当死！我绝不相信他会自绝于人民，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由他，我想到徐美英，她现在可好？想起我们在北山顶上许的愿，那决不是小孩的儿戏，那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愿望啊！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为这些愿望的实现而奋斗啊？祖国啊，母亲！难道我们错了吗？请告诉我们，错在哪里？是什么使他走上这条路的？祖国啊，母亲！请你保护我们，保护他，让他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吧！
那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从他给同班同学的信中知道，他终于没有死。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话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或者说不适合于我们这些错了一步，步步皆错的傻瓜。戴着帽子时，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本可以大有作为的美好时光，在许许多多非人的折磨中耗费殆尽；“改正”之后，是离开你地球就不转的巨人，尽管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许许多多的工作又超负荷地压到你头上（详见肖敦煌的信）。他的心脏始终处在超负荷的压力之下，终于在1998年过早地停止了跳动。现在，我把他信中有关部分摘录于下。
（1961年）元月16 日，由我带着十几个同学去拉水。正准备下到山沟击冰取水抬到大车上的大桶时，有同学发现路边有死羊。略一搜索又发现几头。我们顿时大喜过望。我们估计，可能是藏民的羊（那里是藏区）被狼咬死了，已成为无主之物，是可以拾得的。在那样的年代，这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有的被狼吃去了内脏，但肉被吃得不多；有的还相当完整，仅仅被咬死。大家想，把这些羊抱回去，该会给同学们带去怎样的幸福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安心在农场，这些礼物，也许能帮助安定同学情绪。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一部分人击冰取水，一部分人去找死羊，都估计决不止这几头。当时我们的确攀悬崖，越陡壁，冒着生命危险去找死羊。大家热情很高，结果又找到几只。
偏偏这时候牧人赶着一群羊来了。这是师院农场的牧羊队。牧羊人是两个藏籍学生。他们也非常高兴，说按藏民习惯，这羊是拾得的，是可以拉回去的，这更扫除了我们的最后一点顾虑。但他们立刻拔出藏民刀，不由分说，很熟练利索地剥去了一只死羊的皮，并吩咐同学们拾柴烤羊肉。你可以想象，那年月，长期处在饥饿之中的同学们简直又回到茹毛饮血的太古时代，不等羊肉烤熟，便一拥而上，拿着带血的肉，大嚼起来。我那时学会谨慎了，同学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再说羊又是拾来的，按藏民的风俗，是可以占为己有的。但似乎又觉得不太好，应拖回去让领导处理。当时我虽身为带队老师，但师院的那帮饥饿的学生谁会理会我这个右派？大车上大桶里的水还没有装满。于是我叫了几个可以叫动的学生，只说吃肉抬水两不误，轮流抬。好歹把水装满了，但同学们兴犹未尽，又在烧吃第二只。我当时处境真为难。我不想吃，一来顾虑影响不好，二来那带血的肉，连盐也没有，我真咽不下喉。但不吃吧，又怕同学说我假积极，回去后领导批评，那就肯定是我告的状了。于是我也坐在他们身旁，象征地吃了几口，并且还装出很高兴的样子。饱餐之后，还剩下不少肉和内脏。一个同学见我没怎么吃，硬割下一块肉塞给我，其余的内脏他们全分了。
这样一来，自然延误了拉水的时间。当我们返回时，太阳已西斜了。我们所在的队是二分队，二分队的负责老师见我们没有按时返场，恐怕出了问题，便带着十几个同学来找我们，半路相遇了。问明情况后，勃然大怒。我拿出了同学塞给我的肉，同学们也纷纷交出“脏物”。我们原本满腔热情希望为农场立功，这时都成了罪人，垂头丧气地拖着大车回场了。
回到农场后，经领导研究一番，吃过晚餐，开批判会。领导的开场白给事件定性了。有阶级敌人破坏，同学们上了敌人的当，那个敌人自然是我了。我的罪名是阴谋破坏农场。接着是让拉水的同学揭发和自我检查。至今我还深深感激那些同学，他们几乎没有揭发，没有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只是检查自己。而领导和没有去的同学那批判也是令人难忘的。会后，我找农场党委书记说明情况，他不听我的。他要我深刻检查交待，并要我每天随队拉水，监督劳动。
我当时真是悲愤莫名，悲痛欲绝。我热爱这个社会，并决心把整个生命献给这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却把我往绝路上逼，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辗转反侧一夜之后，我决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悄悄离开农场，来到几里路外的黄河边，决心一头扑进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把我的冤情、我的冤魂全部交付给她！
但面对滔滔河水，我忽然想到这一死有什么意思呢？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自杀，不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潜逃。而我是无辜的。而且突然感到，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之身的。但我不回农场。于是我真的爬雪山，过草地，途中遇见狼，遇见土匪，九死一生，整整饿了六天，粒米未进，鬼使神差地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卡卜卡，那里离西宁不远了。我乘汽车到西宁，又乘火车到故乡。
回到故乡后，我只想到农村，我当时太天真了，想学古代的隐者。但那个时代允许你“隐”吗？于是我又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凄风苦雨的人生，我成了带“罪”字的农奴。
当山上的雪开始消融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农场，热闹起来了。苏联制造的巨型拖拉机——那叫做“康拜因”的玩意儿，轰隆隆、轰隆隆地由西宁开到草原。牵引着巨大的犁，轰隆隆，轰隆隆，千万年没有开垦过的草原被翻了个个儿。原本平展展的、枯黄色的大草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黑褐色的海洋。一块块肥猪那么大的土坷垃，一行行地向天边伸展，仿佛起伏的波浪。远远望去，倒也不失美丽。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要草原献出粮食，总不能在这坚硬如铁的土坷垃上播种啊！然而，拖拉机没有耙或碎土机可以牵引，只能弃置在地里，由牛鬼蛇神和盲流来行使碎土的任务。
我们排成一个横列，每人手拿一把“丁”字形的把儿很长的木制榔头，在那“肥猪”身上敲。嘭、嘭、嘭，咚、咚、咚……那是从未被粉碎过的冻土，在烈日下消融的只是表面的一层，每敲一下，细长的榔头把就猛烈地反弹一下，从手掌到胳膊被震得酸痛难耐。直到手掌、手指都起满了泡，或者细长的榔头把儿敲断了，才敲下了些许碎末……
接着，由一个农场职工（能撒种的青海师院的学生）负责播种。他左手托着一个簸箕的左侧，让簸箕的右侧紧靠自己腰部，右手从簸箕里抓起一把颗粒饱满的亮铮铮的麦种，成弧形地往右后撒去，同时身体也往右后转动，双脚配合着右手的动作，一步一步地向前迈。便这样一下一下地撒，撒完一行，向后转，又撒一行……仿佛是在表演优美的“播种舞”，直到把所有的麦种都撒到地里。我们这些站在一旁观看的饥肠辘辘的人，没有不在心里嘀咕的：这些粒粒饱满的麦种，不知道是多少农民辛勤耕耘，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一粒一粒攒下的，是真正的“粒粒皆辛苦”啊！也许，此刻他们也正在挨饿呢！……
然后，又是盲流和牛鬼蛇神上场。两三个人像牛拉犁似地拉着一个叫“耱子”的东西，在撒过种的地上拖，目的是让泥土把种子覆盖起来。这耱子也叫“耢子”，其功用和“耙”相似，是用粗柳条或荆条编织的一尺多宽三尺多长的长方形块状物，两边连着绳子，绳子搭到两个人的胸部或肩部，他们便像牛般地往前拉。为了耱碎泥土，必须增加这长方形的块状物的重量，因此其上站着两三个人。当前面的“牛”使劲儿在高低不平的肥猪身上往前拉时，站着的人必须互相拉紧，否则便会摔倒；即使如此，还是会摔倒。在我们劳动时，经常听到有人尖叫，或大骂：“妈的,你不会慢些吗？” “哎哟！骨头摔断了！你来试试看。”……那便是有人摔倒了。拉的人也并不轻松，一天下来胸部和肩部都要磨掉一层皮，甚至磨出血，尽管都穿着棉衣。说我们像牛，是说我们必须像牛拉犁似地拖拽沉重的耱，其实更像黄河岸边的纤夫拉纤。牛拉犁是直立行走的，而我们 ，为了增加拉的力量，身体必须和地面成 45 度角或者更低，有时脸都要贴到地面了。绳子从胸口或双肩拉过，已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高原缺氧，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心慌。因此，憋不住时拉耱的姑娘也会对着骂，尽管这样一来，氧气更不够了:“妈妈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你来试试！”“狗日的！连牛都不如！”为了公平，拉的人与站的人，定时更换，直至把整块地耱完。
麦子播种完了之后，又开始种油菜和萝卜白菜。油菜的种籽可以榨油，是青海食油的主要来源，因此是大面积种植的。萝卜及其他蔬菜则是为了满足农场职工生活的需要，种得并不多。
这时，我也把父亲和姐姐寄给我的菜种种到地里。离我们聚居的地窝子不远，有一个废弃的方形羊圈，三面有约两尺高的土墙围着，可以挡住寒风；由于做过羊圈，土地比较肥沃，我毫不迟疑地报告领导，选来做了我的试验田。至于种子发芽的必要条件——水，和其他植物一样，只能等待上天恩赐甘霖了。
一天，忽然听到地窝子外面有人跑着说，从西宁运来了几爿大磨，可以磨青稞炒面，吃糌粑啦！糌粑是藏民最好的主食，我们早已垂涎三尺。可是来到草原后，只有一次，在观看藏民用手抓捏糌粑的图景、闻着糌粑的飘香中陶醉过，甚至不由自主地口角流涎，却从来也没有尝过。姑娘们和我连忙跑出去看个究竟。哇！ 好大的磨！足有一米直径。一个负责后勤的老干部正在指挥几个职工（不是牛鬼蛇神）安装，同时，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有意说给围观的人听，可能是有意的吧，因为声音不小，何况，作为一个老干部，怎么会不抓紧这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机会呢：“人吃牛羊，牛羊吃草……人吃牛羊，牛羊吃草……不可以省去中间这一步，直接吃草吗？”一个正在安装石磨的职工说：“从来没有人吃过草。”“有人吃过……我就吃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有那职工敢与他抗衡：“怎么吃法？”“把草磨碎，跟面粉拌在一起，蒸馒头，或者烙饼。”大家听后，垂头丧气地走回地窝子，有气无力地躺到床上，祈求上天赐给自己一个能够反刍的胃。
那几个职工，安装好石磨后，奉命用石磨磨草。可磨了几天，草没有碎，只是压扁了。大家当然没有吃上糌粑，也没有吃到拌了草的馒头。吃的还是那清得见底的拌汤和那黑灰色的铁疙瘩。至于那些石磨，至今一直弃置在草原上，如果有兴趣，去找找，包括那些栽“地窝子”的坑坑，都可以成为历史文物呢！
播种任务基本完成了，没有了拖拉机的轰鸣，没有了人们的对骂，可草原并没有变得冷冷清清，成群结队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来和我们作伴了。一定是上天知道我们的饥肠辘辘非人可以忍受也，特意给我们送来了食物。人们绞尽脑汁寻找橡皮、铁丝或木条，要做弹弓打麻雀。可办法还没有想出来，命令来了：收拾行装，准备到青海湖打鱼。
青海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其湖面比两个东岳泰山还高；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其面积比太湖大一倍还多。倒淌河自东向西流入青海湖。如果说，倒淌河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那么青海湖的咸水就是文成公主的眼泪了，怪不得总是和悲剧连在一起。
我们要打的是湟鱼。这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鱼类，也是我国唯一在高原咸水中生存的鱼类，无鳞，正规名字为“裸鲤”。现在，年龄六十左右的青海人都会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青海湖的湟鱼救了青海/西宁人的命。在这之前，人们想吃美味的湟鱼，都是在万里冰封的严冬，到湖面去打洞捕鱼：用钢钎在湖面上凿开一个洞，水下的鱼儿，在洞外的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会自动跳出冰孔，束手就擒。这湟鱼也真幼稚、单纯、老实巴交，轻易地就中了阳谋的圈套啦！我们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青海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品尝湟鱼的美味，而是为了救命，因此是撒网捕鱼。不是那种小小的像雨伞翻倒过来的渔网，而是大大的网，长方形，下有坠子把渔网拉到湖底，上有用来拉网的纲绳。渔网装到渔船上之后，把纲绳的一端固定在这头的岸边，即交到五六个负责拉网的牛鬼手中。然后，两个捕鱼的老把式上船，一个划船，一个撒网。船从这头出发，走向较深的湖面，再走向另一头的岸边。随着船在湖面上画了一个弧形，网也就在湖里撒了一个弧形。靠岸后，把纲绳的另一端交给等在那边准备拉网的牛鬼。接着两边的牛鬼一起用力拉，直到把网全部拉到岸上，网里兜住的便是湟鱼了。有个谚语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说的是湖里鱼的密度之大，那可能是远古的事吧，我们那时已经不是如此了。青海湖水奇冷，鱼的生长时间奇长，一尾湟鱼要长到尺来长，得用几十年时间，因此捕一条就少一条，一网能网百把斤就算是幸运的啦！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规模捕捉，现在，青海湖里几乎找不到尺来长的鱼了。湟鱼，为青海/西宁人，可谓鞠躬尽瘁了！
鱼打上来之后，立即要进行处理，否则便会发臭腐烂。我们拿起宽大的菜刀，噼、啪，噼、啪地，鱼头便被斩了下来。除去鱼鳃，洗洗干净，丢到一旁的一口大锅里去煮“鱼头汤”。营养丰富而又构造复杂的鱼头，无论如何加工，都不能不长蛆虫，只好一砍下来就煮成鱼头汤，供大家食用。这鱼头汤就代替了那清得见底的“拌汤”，成为大伙的午餐和晚餐，不定量，随便吃。虽然除了盐什么调料也没有放，味道却鲜美无比。开始时，都端出在河卡农场用的大盆子大缸子，美美地吃，饱饱地撑，直到满嘴流油，弯不下腰。渐渐地，大盆大缸变成了小盆小缸，肚子里的油水厚啦！
接着，剖开鱼身，掏出肠肠肚肚，丢到另一口大锅里去炼鱼油。这些带着粪便的鱼肠鱼肚，在烈日及木柴和牛马粪燃烧的火的上下煎熬下，慢慢分崩离析，粪便沉到下面，脂肪飘到上面。站在旁边守候的我们，立即拿一把勺子，小心地、轻轻地、难免不带粪便地把飘在面上的脂肪撇起来，倒到盆子里，够多了再装到罐子或瓶子里。装够一定数量，西宁便会来汽车拉走，成为那时西宁人千金难买的食油。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人们知道这鱼油的生产方法后，恐怕会恶心得吐出来，不过，那是个饥不择食的年代，这鱼油是最高级的食用油啦！
掏掉肠肠肚肚的鱼身，用青海湖的咸水洗干净，挂在岸边搭好的架子上，靠太阳把它们晒干。然后，装到大麻袋里，等候西宁来车运走。如果遇到两三天没有出太阳，鱼还没有来得及晾干，苍蝇已经在上面下了蛋，很快，挂在架子上的和装在麻袋里的鱼，便会布满蠕蠕的蛆虫。但那时的西宁人，见到这样的鱼干，还是迫不及待地洗了洗，煮了煮，便填到肚子里去了。
这些，便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和盲流在渔场的任务。住的仍然是帐篷，不过不是地窝子了，是在地面上的房屋形状的、刮风时无处不透风的帐篷。穿的仍然邋邋遢遢，衣冠不整。仍然不能洗脸刷牙、洗头洗澡洗衣服，尽管水就近在咫尺。这是咸水，即使在“午穿纱”的中午也冰冷刺骨。头上身上仍然虱子乱爬。吃的仍然是每顿一个黑不溜秋的豌豆面或青稞面馍，不过加上不定量的鱼头汤，不再有饥饿感了。帐篷里不会有钟，我们是日出而起，日落而回，一天除了吃喝拉撒，都不停地劳作。但人们没有怨言，脸上也日见其胖了，斗嘴打诨的多了，高兴时还会五音不正地吼上几句“花儿与少年”。看着这些，我有时不免想到鲁迅在《祝福》里描写祥林嫂的话语：“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半个世纪即将逝去了啊！我不能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仍然和盲流姑娘们同住同劳动，不过，除了上述劳作，还有额外的“不得违抗”的任务，不知到底应叫会计还是出纳？鱼干及鱼油卖出去的钱由我负责收，记账是我，收钱也是我，谁都知道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但在那年月，我只想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组织是这样教育我，我也这样认为的。何况，我相信我自己，我一心为公，绝无自私自利之心，绝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说实话，那时，我不知道害怕，只知道努力工作，以便早点把头上的帽子扔到青海湖里去。钱收到千元左右，我必须把钱装进一个草绿色的挎包里，背上，徒步行走半天，到十几里外的供销社那儿，把钱存进去。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背着鼓鼓囊囊的挎包，赤手空拳，在茫茫大草原上匆匆行走，说不紧张是假的，但确实不是害怕。我相信人世间总是好人多过坏人，只要你光明正大地来，我就能光明磊落地和你斗，大不了光明磊落地死。我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最怕的是玩权术、弄阴谋/阳谋的弯弯绕……这便是我匆匆行走时的心理活动。直到钱存进供销社，提着的心才算落下。幸亏那时的人大都这么老实巴交，要是现在啊，几条命也没了。
一块大石落了地，在返回渔场的路上，我才有闲情逸致欣赏这闻名遐迩的青海湖。看哪！青海湖，一望无际，天连水，水连天，蓝天碧水共一色。无风时，湖平如镜，静谧缥缈；有风时，滔天巨浪，滚滚轰鸣。湖边的草地，虽然也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却是一片使人心旷神怡的崭新娇嫩的绿色，上面点缀着各种各样野花，红的、蓝的、白的、黄的、粉的……仿佛是藏民们把他们手工织造的一大片美丽的花毯，平铺在地上一样。漫步在毛茸茸的、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草地上，呼吸着嫩草和野花的清香，仿佛整个人都要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那样飞起来了……飞起来了！我真的飞起来了！越飞越远，越升越高。啊，我看到了，这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大湖！像一面巨大的明镜，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四周环山，山脚到湖畔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大草原。湖中央的海心山，岩石嶙峋，景色旖旎。鸟岛，这鸟儿的天堂，栖息着数十万只候鸟。天空，无数鸟儿上下沉浮；地面，满是鸟蛋和鸟窝，鸟窝里鸟妈妈在孵卵，鸟爸爸还在一旁等待着小生命的诞生……我似乎也变成造物主创造的这一切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像飞天一样，往大地吹送着清醇的芳香，撒播着绚丽的鲜花……我恍然大悟，这大自然之美，一定就是古人创作“飞天”的灵感源泉，古人和今人对美的感受是相同的。……突然，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的问题跳了出来：我在“脱胎换骨”上可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呢？来到草原之后，也许是“民以食为天”的缘故吧，所谓的批判会、检查会以及政治学习等等少之又少了。但作为一个被改造者，不可忘记自己的身份，否则便有“翘尾巴”之嫌。向组织汇报是我的义务，虽然没有给我“定期”，但自觉改造者贵在“自觉”。我到底改造得怎么样了？我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我的美感与古人相同，这不就证明我改造好了吗？不对啊！这证明的是我从来就没有错过，我何曾认为这些美好的事物不美过？但是，我只能像那些大右派们一样，只能说“是我错”！只能“低头认罪”。那好吧，我过去错了，现在回到人民内部了，因为我与你们有共同的美感了。这该没错吧！你们不是把敦煌壁画视为国宝吗？国宝者，国人——人民无不认为那是非常美好的/宝贵的事物也，因此才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大加挞伐……问题又来了，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掠夺”？他们“掠夺”了去，并没有把它烧毁、砸烂，而是把它保存在博物馆里，让人们世世代代共享之，他们也认为敦煌壁画是美的。因此，应当说，美感是古今中外相同的……问题又来了，这违背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理。这是什么原理？谬论。经不起客观事物的检验。别说深奥的，就说最普通的：我要吃饭——我是右派/敌人——你们/人民就应当反对吃饭。可事实是，你们不仅也吃，而且还要减少我的定量来饱你们——无论是人民还是敌人，都是人，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因此，这“凡是”就是荒谬的……多美丽啊！蓝天，碧水，绿草，浑然一体，真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多可爱啊！单纯、宁静、悠远，仿佛是一首动听的歌！这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后来才出现了生物，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多细胞生物，到水里的鱼，到水陆两栖类，到爬行类，到哺乳类，到猿，最后才出现人类。百万年来，人类在这些美好事物的耳濡目染之下，兽性日益减少，人性日益增加，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成为共同人性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恩格斯早就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不用争论的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这些动物王国的法则，便是天经地义的了。教育的作用，不正是要使人的兽性少些，再少些；人性多些，再多些吗？如果不要使人远离兽性的教育，如果摧毁使人远离罪恶的良心和自尊心，人就会倒退为兽……哎哟，不想倒还清楚，越想越糊涂了。真不该想，只能做“齿轮和螺丝钉”，做“驯服的工具”。可是，鸟生双翼，就是为了高飞；人能思维，就需要思维的自由。如果弃置思维能力不用，与兽何异？还是又回到这里！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不是我的神经出了问题，就是众人的神经出了问题。为什么转来转去，结论都是：应当改造的是别人，而不是我？……罢！罢!罢!说我不自觉也好，说我翘尾巴也好，总比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好。“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还是糊里糊涂地活着吧！我们曾经梦想要与这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做一个有明确理性的人。这，也只能是个乌托邦！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了，一群群候鸟排成“人”字形或“丁”字形的队列，鸣叫着飞向南方。我们也和候鸟一样，扛起铺盖卷，坐上敞篷大卡车，奉命返回河卡农场。
当卡车“嘎”的一声停下时，我们抬头远望，看到的不是金黄的麦浪，仍然跟我们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一块块肥猪那麽大的黑褐色的土坷垃伸向远方。下车后，走到跟前仔细看，才看到地里稀稀落落地长着些麦子，大约一尺多高，上面结着几个小小的麦穗。掐下一个麦穗，两个手掌合起来搓了搓，吹掉麦壳，留在手掌上的是十几粒并不饱满的也不是亮铮铮的麦籽。这，便是我们辛苦了一个春天的收获吗？我赶紧跑到我那试验田跟前：空空如也，与我离开时一个样，只是地面上多了些羊粪蛋。看着这一切，我几乎要大哭起来，但使劲儿憋住了。我是自私的，我并不是为颗粒无收痛苦，而是为希望之破灭难受。我的希望是，要像文成公主一样，用使家乡的蔬菜水果在草原上落地生根的实际行动来告诉人民告诉党，我应该可以回到人民内部了。上次的实践已经证明，用词语来表达，是无法抹掉我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的。不仅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是如此，连最最最普通的词“好”、“怀”也不能例外。“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还能用什么词语来表现自己的进步啊？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现在，竟然都翻了个个儿，真正是翻身得解放了！
一个留守农场的盲流，是这样叙述大批人马离开农场后的情况的：
“你们想，那些麻雀成群结队地飞来干什么？是来吃麦种的。另外，老鼠也毫不客气，哪儿有麦子就往哪儿钻。等到草原上十分稀罕的雨水降落时，麦种已经剩得不多了。只在那些肥猪般的土坷垃的缝隙中、旮旯儿里，星星点点、稀稀落落地长出一些麦苗。好不容易盼得麦苗长高了，抽穗了，开花了，灌浆了，高原上短暂的夏天也宣告结束，降霜了。用累死累活地拾来的牛粪马粪在地里点火、烟熏，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里，年平均气温只有4—5摄氏度，无霜期只有100 天左右啊！
“你那片试验地，就不用说了。那几种蔬菜，本来就不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加上气候奇冷，又干旱缺水。下了一场雨之后，是有些种子发芽了的，但大部分没等到长大就干死了。剩下的，正好叫羊吃。开始，我们像在大田里赶羊一样，也给你赶羊的。你想，赶得完吗……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要不然，大田里的麦子也好，油菜也好，也会被羊或者牛、马糟蹋光的。那苏联制造的康拜因在那儿放着，差不多全生锈啦。就算有收割机又怎么样？这稀稀拉拉的鬼麦子，别说用收割机了，连镰刀都无用武之地，你们说是不？只有把你们调回来了。
“现在青海湖还没有到不能打鱼的时候，是吧？……这个难熬的夏天啊，多亏你们送来的鱼干，要不是呀，我们两腿一伸，就……”
第二天，我们每人背着一个小麻袋，排成一个横列，开始神圣的收获——掐穗头。第三天，这排横列的程序也取消了，因为实际上无列可排。哪儿有麦株，我们就往哪儿跑；哪儿有穗头，我们就伸手去掐。用两只手指，掐一个，装到麻袋里；再掐一个，装到麻袋里。我们，左手抓住搭在左肩上的麻袋之一角，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伸直身体，右手绕过头前（或绕过头后），把那珍贵的穗头丢到麻袋里。再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就这样，我们不停地跳着“收获舞”，一天下来，每人能装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麻袋的穗头。等我们抗着腰之酸背之疼，把麻袋掮到“家”之后，还得把麦穗脱壳成为麦仁。把麦穗倒在一块一米见方没有草的地上，手拿一根木棒，嘭嘭嘭、乓乓乓地打。然后盛到簸箕里，端起来，迎着世界上最大的鼓风机吹出的风——大西北的寒风，慢慢倒下来。呼，呼，呼，麦壳、尘土连带干瘪的麦粒一起吹走，能抗住风力垂直落到地面的麦粒，便是我们这一天的成绩了——没有这成绩，日子就不好过啦。用尽吃奶之力，一天下来，成绩好的，十来斤；成绩差的，只有几斤。不管好坏，总算交了差。在共同劳动的几十人之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知道，为了回到人民内部，必须如此。至于这些干瘪的麦子，是用来喂饱饥肠辘辘的人，还是用来喂猪或者喂鸡，那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比起收麦子——掐穗头，收油菜籽就要正规得多了。可惜的是，收割之后，还没来得及碾场，就接连下了几天雨。草原上罕见的雨水，不早不迟，偏偏在这时候连着下，人们不得不想，也许是人们在草原的胡作非为让老天爷愤怒了。结果，多数油菜籽发了芽，不能榨油了。看来，人是不一定能胜天的，客观规律是不可以违背的。违背了客观规律必遭客观规律的报复，只是有时报复立即显示出来，有时则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罢了。
一定又是来了什么指示，1962年下半年，草原上所有农场全部停办，青海师院农场也不例外。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这年年初召开的 7000人大会上，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自我批评，尽管是很不彻底的。紧接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也讲了话，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当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可能在农场的人都多多少少与“知识分子”有点儿牵连吧，因此我们也就沾了这“脱帽礼”的光了。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卷起铺盖卷，坐上解放牌大卡车，返回西宁。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埋在农场西边、靠近公路的三个“人”。他们将永远与草原为伴，望眼欲穿地望着奔驰而过的汽车，期待着把他们迁回西宁或老家的一天。然而，这一天是那样渺茫，恐怕在他们的姓名和这三抔黄土都被狂风暴雨冲刮得干干净净之时，也不会到来吧？魂兮，归来？
这三个人，是于 1960年初第一批来到师院农场的，都死于农场前领导的治下。其中两人是青海师院在校学生，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57 届毕业生，名字李经纬，也是右派，也许还是和我们坐同一列火车离开北京的吧？北师大的校史中是否有记录？他是北师大多少“右派”中的一个？是北师大多少死于非命的“右派”中的一个？据说，此人也是老实巴交的，和肖敦煌一样，认为自己有罪，诚心诚意地悔罪，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改造。本来身体就瘦弱多病，还要撑着日益瘦弱的身体、抗着辘辘的饥肠，没命地劳动，直到倒下为止。呜呼！本来可以对祖国人民大有作为的年轻生命！
在撤离农场之前，农场党支部决定摘去戴在我头上的“右派”帽子。在农场的两年我没有汇报过思想，因为真话我不能、也不敢讲，假话则还没有学会讲；摘帽前，也没有经过我做自我检查、全体职工给我做鉴定的过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看来，那份“判决书”上的话不无道理，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之认识太肤浅了，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句长期在青海流行的俗话：“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了，还在你脖子后头挂着呢，随时可以拿起来再戴到你头上！”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青海人民的创造发明。在1959年9 月17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摘帽”，与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没有什么不同！更坎坷的漫漫长路在等待着我们。
2005年8月完稿，10月修改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