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 周年校庆公告》及袁贵仁校长《致北京师范大学海内外校友的祝词》（下文简称《祝词》）、《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等文，知道2002年秋天为母校百年华诞。《祝词》中说：“你们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难以忘却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永远怀念那无悔的青春。”《讲话》中说：“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名校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天翻地覆，我们需要用 2 年的时间来认认真真地消化、理解学校的风雨历程，学校的精神风范，任何轻率都是对学校的大不敬。”作为对这些话的回应，为了母校辉煌的未来，我特地回顾、思考、消化、理解我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尤其是那一段岁月的心灵历程。北师大是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每个灵魂工程师，都应当首先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心灵。
我母亲和我都是北师大的学生。我母亲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召之下，进入北师大的。我进北师大，也是为了“救救孩子”，不过，换了说法：做人类灵魂工程师。那是在解放之后，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热浪之中，为了迎接随后必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在组织（即党团组织）的一再动员之下，我和我的许多同学，抛弃了“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儿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观念，响应号召，报考了好些人不愿报考的北师大中文系，作了伟大事业的傻瓜。然而意想不到，四年之后，我们被告知：“为了革命接班人的灵魂不受毒害，你们不可以登上教师讲坛。”
这是怎么回事儿 呢？
在我们毕业前夕，即1957 年春天，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克服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滋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简称“三害”），共产党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民主党派及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我们这些单纯幼稚刚20 出头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便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了（再次作了傻瓜！），结果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一份《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附件一，简称《结论》）便是宣判。现在照录于后：
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1） 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标榜自己为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对同学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抗拒组织的教育和批评。
（2） 在整风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大肆向党进攻。写稿件攻击党员，在会上漫骂污蔑党的组织及积极分子，并写大字报“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为右派分子呵欠伯的反动大字报作辩护，并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堕落为团内的右派分子。
反右开始后，情绪抵触、顽抗，打击积极分子，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影响反右派的顺利开展。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
（3） 自我检查只罗列了一般事实，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工作，考查一年。
那是57年10月底，办事的人（记不得是谁了）把我们一个个叫去，向我们出示这份手写的东西，并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在其上。在我们把不同意见写下之后，办事的人却什么话也不说，只要我签字，然后，立即收走了，并不给我们保留一分。我现在保存的，是我当时用颤抖的手偷偷抄写的一张小纸。这张小纸，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官方/校方记录了——高度抽象概括地纪录了——我在北师大四年尤其是在整风反右中的言行的唯一纸张，但是，所有文字，除了吓人的大帽子，几乎全无具体内容。
第（1）部分,写我平时（即整风以前）的表现，除了“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一句有具体内容，其他我全不知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句话的具体内容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我是青年团员，在过团的组织生活时，我谈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及活思想：我是被动员上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现在我后悔了，我来师大中文系是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那给我上纲上线的人，在写上一句时，忘记了将要写的下文（论据）了，居然能从我说的“伟大事业”中抽象出“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的“罪行”来！
这部分提到的其他东西，大多与人的性格有关。性格就是个性，何罪之有？莫非要具体复杂的“人”都成为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物”？我向来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对自己认为不对的东西，能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意见，人又太直，不注意方式方法的情况是有的。也许这便是“粗暴”、“骂人”了吧？至于什么“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那是反右运动之前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词语。不说文艺作品，请看：1956年5月26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8月1 日至16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高校部分学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主要讨论了解决学生负担过重和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等方面的问题。10 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够了，为什么独独我说“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就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第（2）部分的前一段，写我在整风中的表现。这里只有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具体的，不过在时间上也错了。我这张大字报不是在整风中写的，而是在反右时写的。给我写《结论》的人，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我在整风中任何够得上“大肆向党进攻”的言行，便只好移花接木把这张大字报栽到这里。我写这张大字报的时间，是在 6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在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思忆文丛》中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中，有呵欠伯的《岂不令人深思》一文，注明写的时间是 1957年6月11日，我的文章应当在这天之后。当时，《岂不令人深思》一贴出来，所有大字报都一边倒地说呵欠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我认为这是违反党和毛主席教导的。党不是一再号召、动员大家鸣放吗？不是一再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而且怎么能仅凭一张大字报就给人家扣上这么吓人的大帽子呢？于是我准备以“正直人”的名分上论坛申明我的观点，后来论坛没有举行，我便以笔名雷鸣，写了题为《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现在也找不到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大字报中，我首先声明，我不认识呵欠伯其人，也不完全同意他大字报的观点，不是有意要为他辩护，我只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那便是，一个人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去看，不应当只看一时、一事、一张大字报，甚至一句话。结果，我大字报的命运和呵欠伯大字报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也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还多了“抗拒反右派斗争”、“义务辩护律师”等帽子。不知道写《结论》的人是否知道，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早就说过，“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能不是不知道，而是别有企图而为之，所以才在《结论》中，抽去了辩护的具体内容，只剩下空洞的“辩护”一词。不过这么一来，也就显出了一个逻辑错误：这张大字报不能成为“大肆向党进攻”的论据，而是为某人辩护的“辩护辞”了！
为了证明我“大肆向党进攻”，还用了另外一个论据：“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我不知道，在证明一个人有罪时，是否可以使用如下的方式方法：甲说X，成为右派——乙同意和赞赏甲，乙也是右派——丙同意和赞赏乙，丙也是右派——丁同意和赞赏丙，丁也是右派……？我也不知道这种定罪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使右派扩大了 99.9% 的原因？可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抓右派的。那麽，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意和赞赏的一些“右派言论”，以及这些言论是怎样被上纲上线成为“罪行”的。
我们说或者同意：“为了有效地制止‘三害’，就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必须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这便是否定民主集中制，便是攻击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便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说或者同意：“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民民主。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便是诬蔑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不能以共产党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和明天也和过去一样光荣、正确。”这便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是反党。
我们说或者同意：“对胡风的批判是对一个复杂的人愚昧无知的表现，限制了人——公民的民主自由。” “某些共产党员党性有余，人性不足。”这便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论，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必须民主办校。不懂学校、不懂教育、不懂知识分子的人，不应当成为学校领导。”这便是攻击党员；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就是向党进攻。就是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我们说或者同意：“好些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嘴巴讲话。” “党员以教育者自居，脱离群众，缺乏真诚，甚至连笑都是皮笑肉不笑的。”这便是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漫骂和诬蔑党员，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的猖狂进攻。
我们说或者同意：“汇报制度像告密一样，加油加醋地说别人的短处，不仅带上个人成见，而且从不与本人核对，任何好人都可以被说成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汇报材料都会以书面形式存入个人档案，永远与本人形影不离。） “团的组织生活是形式主义地谈一套，谁发表特殊一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就会不被信任，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这便是污蔑和谩骂党团组织，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
我们说或者同意：“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做，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提到什么阶级斗争！”这便是抗拒反右派斗争，影响反右运动的顺利进行。
够了，不再一一赘述了。
第（2）部分的后一段及第（3）部分，写的都是我在反右时的表现，在我的“情绪”上大作文章。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合法？说具体了，是否可以根据“情绪”给人定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是人对周围环境和外界刺激做出的即时反应，它是人心的产物，有时会使人远离理性。“理性”是人脑的产物，正确执法需要的是理性。为了使“理性”不被“情绪”干扰，人类发明了律师制度。律师一般来说是远离“情绪”的，而当事人则很难做到。因此，无论被告还是原告，都有权利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我们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不存在律师制度，更不会有律师，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为自己或为别人辩护。由于我为“罪人”呵欠伯辩护，（声明一句，我的本意不是为他辩护，而是为了伸张毛泽东思想）做了他的“义务辩护律师”，无罪也成了罪人！更有甚者，我不仅为别人辩护，还为自己辩护，可能这便是说我“情绪抵触”的论据了？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说：“我们只是给个别党员或某个基层组织提提意见，并没有否定党的正确英明。”这便是玩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反革命伎俩；便是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我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动机是好的，是为了使党更伟大、光荣、正确。”结果我们被驳斥曰：“你们是借帮党整风之机，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社会效果是检验行为动机的唯一标准。你们的言行产生了什么社会效果呢？看，没有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说你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奇怪的“舆论一律”！这不正好是“共产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明证吗？）
我说“反不反，我自己最清楚。我一再扪心自问，回答始终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我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我们的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已经中箭落马，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是你们的阶级本能使你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路的。”本能？本能！本能者，天生具有的、不受心脑指挥的能力也。如蜂之酿蜜，狗之吃屎……阶级本能！我们的阶级出身给予我们的阶级烙印，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这，终于使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我们都来自旧中国，有的家庭出身不那麽“好”，有的社会关系很“糟”；有的有亲戚朋友在海外（含台、港、澳），有的自己就来自海外，与本人为工人农民或出身为工人农民的同学比（我们同学中有不少的调干生），都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过去。但是，解放时我们只有十三四岁啊！如果真有问题，实事求是地看，不是只应当属于必须救救的孩子吗？然而事实是，我们却是每个“运动”中被审查的当然对象。如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班某同学被以“里通外国”（潜入的特务）的罪名批斗，仅仅因为他来自香港！结果弄得人人自危，有的跳楼自杀，有的回港探亲后便一去不返。
于是我们无言以对，我们只好沉默。这便是“情绪抵触、顽抗，……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我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对我们大会批判，小会批评，再加个别谈话……
我们只得说话了。我们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说出（交代出）自己的活思想、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旧中国，目睹了旧中国的腐败黑暗，向往着新中国的光明美好，衷心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社会上有人叫嚣‘要杀共产党人’了*，真正热爱党、相信党的人，都应当挺身而出，捍卫党。我们错了，错就错在我们上了这些人的当，被他们利用了。”然而，这竟成了“……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甚至）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在批判会上还说我们是在“继续放毒”，《结论》中略去了这种词语，也许是因为这些话够不上“毒”吧！
说我们“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纯属武断。我们考虑得太多了！我们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宣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想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想到中国著名的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想过，作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作为有个性的人，有思维和爱憎的精神自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越想越认为我写的大字报所阐述的观点没有错，错的是批判我的“批判者”。因此，当时我们多么希望能在全校展开大辩论，弄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现在，看到袁贵仁校长在《讲话》中要求北师大在校师生“再多一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劲，敢为人先、不甘人后的志向，和奋发图强，越挫越勇的精神”。 1957 年，当我们还是北师大的在校生时，我们不是有一点，而是有很不少这种精神。袁校长接着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时，我们正是看准了才大胆去闯的，用毛主席当时《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话来说，便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论》中的“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标奇立异，孤芳自赏，狂妄自大，标榜自己为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大概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抽象了，我能具有这种精神，得感谢领袖及母校的教育呢，何罪之有？
面对这一切，我们考虑再考虑；彷徨再彷徨。从古希腊的先行者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想到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再想到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得还不够多吗？几乎是一部人类历史！又想到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落后于存在的客观规律……我们始终相信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最公正的。想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中的话：“……理直气壮的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我们开始考虑选择“光荣的孤立”（又一次作傻瓜！）。
在所有“没问题”的同学都先后分配工作离校之后，为了使我们“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我们被留校继续考虑、交代及认识自己的问题。直到此时，我们仍然天真地认为，自己只是像学步的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再走便是了，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鞭打孩子的，而且往死里打。我们期盼着母亲——母校博大的胸怀，温暖的双手。然而，我们得到的，除了批斗，就是检查交代；听到的，除了全国大同小异的喊打声，听不到别的声音；看到的，除了始终不远不近地盯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别的目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口诛笔伐的大战场。没有前人、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多如牛毛的书籍报刊，没有哪一本哪一篇能告诉我们，“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等等的谜底**到底是什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欲哭无泪，欲唤无声，难道母亲会如此“教育孩子”吗？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母亲不免太狠心了吧？
就在此时，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的声浪中，1957年6 月26 日至7 月15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这全国瞩目的大会上，大右派们唱了一首“是我错”的大合唱：章伯钧“低头认罪”了，储安平“投降”了，罗隆基“交代”了，章乃器“检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文系那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出来了，他在反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后，给我们一个承诺（钓饵！）：“虽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与处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要宽大，必须看本人的悔改程度，看是否低头认罪，是否真愿改变立场，是否能大胆揭露自己与别人……”于是，在真正的动物本能——对死亡的恐惧支配之下，我们“低头认罪”了，并按师长的教育和要求 ，大胆揭露自己（自杀），大胆揭露别人（杀人），以示悔改。终于以灵魂的死亡，换来肉体的生存；以人性的返祖，成为贡献于神坛的“牺牲”。能够至终坚守人性，发出比“救救孩子”更深沉的呐喊“救救心灵”的，是极个别。而且，即使这个别，在被赶出校园之后，在“全国一盘棋”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最终也别无选择，只有沉默！沉沦！！沉沦！沉默！！
这，便是 1957年我们“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是我们这些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学生，在那段岁月中心灵的真实。
这样，我们这些一次次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响应号召的青年团员、三好学生、“肃反”积极分子、学生会或班团干部……总之，一个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具体、复杂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北师大培养出来的“废品”——被引出洞的“蛇”。 不能得到毕业证书；没有母校的欢送，没有同学的话别；头戴无形而沉重的帽子，有的还戴着手铐，奔赴东西南北（不可留在首都北京）……
二十二年后的某天，我终于收到母校寄来的毕业证书及一封信，这封信便是“改正通知书”。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此同时还应收到一份与《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相对应的《关于雷一宁右派问题的复审意见》，可是，我竟然始终没有收到！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可能对我们这些提不上趟儿的无名小卒只是“一风吹”，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复审；二是，也可能复审了，不过从我当年的言行中找不到一点儿“罪”或“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彻头彻尾错了，而且错得出奇，到底要“改正”什么，他们也无法自圆其说，也不愿反思（自我批评）和忏悔，只好什么也不写，不了了之！
改正通知书上第一句话是：“根据中央 <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你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大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见附件二）在我看到的别人的改正通知书上，尚能看到“属于错划”之类的字眼，可是这里连个“错”字都不提，言外之意岂不是：根据规定精神，不得不改正。正如当年根据指示，不得不抓，而且只可以超标却不可以不完成规定的指标；所定的“罪状”，也是从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得到启示，运用“抽象了再抽象”的技术加以肯定的，北师大一点责任也没有……行文至此，我突然喊了一声：“我真傻，真的！”师大党委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客观存在需要我们成为“蛇”！不过，我仍然不能不担心，有朝一日那些冠冕堂皇的号召、规定或指标下达时，许许多多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又会变成“蛇”，历史的悲剧又会重演，因为，“诱饵”仍然存在。这并非危言耸听，历史上这样的事并不少。
母校啊，母亲！您可知道您的儿女展开这份改正通知书时的心情？有人泪如雨下，说了句 “等了二十多年的，竟是这么一张纸……”便精神失常了，像当年范进中举后一样。现在，看到《讲话》中有这样的话：“母校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在一生中都在庇护着我们，关爱着我们 ……”那么，我能不能问，四十五年来，您可曾费神问过我们，这 16425 个日日夜夜你是怎么度过的？收到这迟来的毕业证书及改正通知书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母校啊，母亲！当时我们多么想到北京，到师大，投入您的怀抱，对您哭诉。可是，却接到这样的回话：“由于学校条件所限，不便接待，请勿来京。”（见附件三）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我们提起这些往事时，都被异口同声地劝导：“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现在，看到《讲话》中有这样的话：“离开北师大，一生中的许多环节都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那么，我能不能问，为了一九五七年的客观事实不再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北师大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1957年9 月出版），可不可以在师大校刊上再次公开刊登，并像当年我们曾梦想的那样，在全校展开大辩论？我这篇文章可不可以在师大校刊上全文刊登……答案很可能是“不可以”吧？那么，等 1957 年的“整人者”尤其是“被整者”都寿终正寝之后，这一切必定完全彻底地“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与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共和国及北师大的历史都将缺少极为沉重的一页，这不仅是对国家和“对学校的大不敬”，只怕历史的悲剧又将会在全民的遗忘中重演。
北师大诞生后的一百年，正好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现代化而奋斗的百年。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一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作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自由的、有人的尊严的现代人，北师大肩负的正是这培养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的重任。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眼看将要沦为奴隶，现代化的梦彻底破灭之时，在维新运动的带动之下，北师大诞生了。建校之初，对学生的要求是既严格又开放的。最早的校风是“诚实、勇敢、勤奋、亲爱”，最初的校训是“关心国事，勤奋攻读、为人师表”。思想教育采用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有训育会议，训话，名人讲演，又有自治谈话，对话。最早到校任教或讲演的人，既有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邓萃英、马寅初，也有杜威、孟禄（二人均为美国教育家）。因此，师大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既勤奋攻读，又不忘国家大事，曾经出过许多有现代思想的、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是前半个百年的事了。
后半个百年，尤其是1957年之后，北师大进入“万马齐喑”的“运动”年代。仅以1958年为例吧：一月，下厂下乡运动；二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三月，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时掀起以稿臭个人主义、自觉向“红透专深”前进为中心的思想批判运动；五月，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五月至九月，群众性的教改运动。师生下乡下厂，土专家、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上讲台；六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下，掀起大放卫星、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八月，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八月，在“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的口号下，大肆批判老教师、老教授、老专家……在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师大说过一个“不”字吗？没有。相反，只怕落后。为了表现不落后，八月十四日，北师大特地邀请北京天津有关高校和科研机关的教师及研究人员，举行座谈，带头批判师范大学的必修课——心理学，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致使心理学被从师范院校中取消。十月，开学之始，北师大又带头取消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学衔……终于，在这些“带头”的言传身教之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师大出了个带头去山东曲阜“讨孔”、砸孔府孔庙的谭厚兰！在这些事件中，北师大有谁说过半个“不”字？现在，这些师大后半个百年的真实，在师大校史中有反映吗？北师大人，有对这许多在后半个百年中发生的事情，深刻地思考过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吗？北师大现在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九五七年之后，中国人民教师的摇篮——北师大，给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人师？师大百年校庆的主题是：“弘扬传统，促进发展，再铸辉煌。”这提法倒是很富于辩证法，不过，恕我问一句：传统有好有坏，坏的传统也要弘扬吗？
行文至此，听到一个消息，说北师大的百年校史已经出炉（见《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1 年9 月28 日，《迎接百年校庆 重温百年历史——校史知识问答》），但奇怪的是，1957年竟然在校史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仿佛时间是从1956 直接进入1958 似的！而且，1957年7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亲手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提到的“六教授”之一的黄药眠先生，由于无处可放，竟然把他塞到文革，说他是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大叛徒’”的。呜呼！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真想问：这一切，又为的是什么？这符合实事求是吗？
1918年，在当时于北京高师任教的钱玄同敦促之下，鲁迅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大量作品。他“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1920 年起，他先后兼任了北师大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直到1926 年不得不离开北京。这期间，1925年，他支援了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推行奴化教育的正义斗争，参加了校务维持会，并担任委员，撰写和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后因抗议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而被免职。但他毫不畏惧，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揭露敌人的反革命伎俩。1926 年，在段祺瑞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于段执政门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后，他又写了《记念刘和珍君》来抨击敌人，赞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２年，在他移居上海之后，又再次到北京大学、第一、二师范学院、辅仁大学、师范大学等院校，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真是为救救孩子，为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呕尽了心，沥尽了血！他深知这是一个复杂、艰巨而又持久的任务。到晚年，在病中，又多次在《上海的儿童》、《立此存照（七）》等文中，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还说，这呼喊要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随感录 四十》）之时才能停止。应当说，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诞生便是这样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被解放了的孩子，在57 年春夏之交，才会响应解放了中国也解放了自己的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把内心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可是，我们竟成了被引出洞的“蛇”！
1926年，为师者的鲁迅，眼见孩子们无端在段执政门前喋血，写出了不朽之文《记念刘和珍君》，喊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振聋发聩的最强音；1957 年，眼见“孩子”的孩子由于讲真话而蒙受不白之冤，虽然也有为师者继承鲁迅的传统，说了公道话，却不再有人能够写出《记念刘和珍君》那样震聋发聩的文章了；于是，1966年到1976 年，“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不仅讨伐死了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也打倒了所有活着的师——臭老九；现在，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美好的明天，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那些真实的历史，“难忘的岁月”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北师大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啊？——我不得不提出我心中的质疑。
2002年8月1 日完稿，2005年 8 月修改
注释
*这是被篡改的葛佩琦的话。正如当时我们不知道人世间除了有“阴谋”，居然还有“阳谋”一样，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出骗剧。葛佩琦，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后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营垒为党搞情报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其党的组织关系，由于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解放前夕被捕，一直下落不明，而不被承认，经多次申诉仍毫无效果。整风时，1957年5月24 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党群关系提了些意见，原话为“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5 月27 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他在此校工作）的内部刊物《人大周刊》的报道中，把他的话篡改为“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他看到后，立即找到校长、党委副书记，指出这是诬陷。对方回答说：“你不要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可是，不但没有更正，反而越来越离谱。6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反右进军号的同时，再次登了葛佩琦的话，已经面目全非了：“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他看到后，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可是，毫无结果，相反，全国大小报刊立即掀起了大批大揭葛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当然，这些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当年我们所知道的仅是葛“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
**1957年5月 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同志 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 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正式发表时，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内容酝酿于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已见其雏形，1957年2月27 日于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出炉，3月再次向党内高干及党外部分高层人士传达和宣讲。普通百姓正式看到，是在反右斗争已如火如荼进行的6月19 日《人民日报》上。然而，所看到的已非讲话的原文，除了一些谈笑风生的俗话被删除或修改，还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而且平白加进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之后，我们慢慢从报刊中捉摸到，近年到国外後进一步在书报中得到证实的。此文作了很多修改，用心看就能看出来。如，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意思就是阶级斗争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又如，前面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后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可以讲，对于这个讲话，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