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8年10月25日重庆时报报导，重庆医科大学在校区内建造的总高达37.4米、全国最大最高、耗资可达500万元的毛泽东不锈钢巨像已经现身（有网友说脸型更像邓小平，显然粗制滥造）。大像选址于半山腰，周围没有高楼，从很远就可望见。
用百度搜索，输入“重庆 毛泽东像”，用时0.032秒，可找到相关网页达113,000篇，跟帖更难以数计，无法全部拜读，仅粗粗得到一点印象，就是这次的网上舆论与多数其他议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意见分歧不同寻常的两极化：赞同者赞不绝口，反对者口诛笔伐，前者似乎占居多数。而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并不限于表达网友对这件具体事的意见，更凸显出网友对毛的评价。兹摘录数则如下：
赞同者说：“中国有了毛泽东，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让那些见不得人的鬼魅在伟人面前发抖吧！”
有认为此举浪费者：“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毛泽东已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若干年后人们还会纪念他，不是因为这座塑像，而是因为他是伟人。”
反对者则说：“劝做这个事情的当局者，你们如果真是那么喜欢，最好自己多买几个塑像或画报回家，每天让你的子子孙孙在家朝拜，别把那个东西放那么大来强奸全国十几亿人的眼睛”、“你喜欢，请别赤裸裸地逼迫其他人也要喜欢，那么大一个东西摆到校园里，会吓死很多人的，我们好怕怕哦！你难道还要我们想起‘文化大革命’，还要想起大跃进，还要想起当初严重的个人崇拜让全体中国人都变成精神病的年代吗？还是不要揭我们的伤疤了。”“关键要看纪念的是谁？纪念一个把中国带入深渊和苦海的××(原词不雅，隐去——笔者)，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从聘用各种星们做教授，到花巨资建毛像，可见中国的大学一无思想，二不求真理，三无心科研，四爱好炒作，五装神弄鬼。像这种大学，能拿诺贝尔奖才怪？悲哉悲哉。”有的网友更敏感地指出：“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弄这个事？现在的党中央走的是一条与毛的主张不同的路线，造塑像难道是对现在的党中央表示不满？”“最重要的是，有违执政党当今的宗旨和核心价值观。”
还有更为“恶毒”的，不宜再引下去了。
近年重塑毛像，并不止重庆一例，早于重庆不到10天，毛的24K镀金雕像就在长沙金像广场落成了，高7.1米。早两年，有政界中人还提出要在长沙橘子洲上建造一座世界最高的毛像，竟拟按毛的身高放大100倍，高达183米！相当于现有的世界最高大像纽约自由女神（93米）和中国无锡灵山大佛（88米）两倍上下。说是要“充分利用这一红色旅游资源，凸显名人效应……成为全中国人民心中的偶像”。在重庆，似乎是与医大的巨像呼应，又掀起了大唱红歌的巨浪，举办规模盛大威武雄壮的红歌会。我不知道那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是否也会列入节目，但相信那首“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肯定是会列入的。在成都，还盛传正当汶川大地震发生的一刻，有人亲眼看见矗立在当年称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前的那座巨型毛像正在挥动巨手，号召人民投入抗震斗争呢！
这些事，马上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是东周第十二代天子、以“铸大钱”为名搜括民财的那位周景王要造一组名为“无射（yi）”的特大编钟，臣下单穆公和盲乐师州鸠出来劝阻，认为那么大的钟虽然少见，耳朵却受不了，劳民伤财，更没有必要。景王不从。隔年大钟铸成，惯于献媚者纷纷赞美声音多么和谐，景王找来州鸠，夸耀自己如何英明。州鸠说：“我听说政治和音乐是相通的：和谐的音乐，要有和谐的音律；和谐的政治，也要有和谐的秩序，百官有道有法，各有所施。做不到这一点，百姓就要怨恨。现在百姓都对您心存怨恨，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怎么谈得上和谐呢！”待到景王一死，就再没人说大钟的声音和谐了。
两千多年以后，我们也做过几乎相同的事。前些年大力宣传过一阵子的所谓“世纪钟”，也是一套其大无比的编钟，只在2000年元旦那天的零时敲响过一次，就再没声息了，还没地方搁，只好寄放到太庙大殿里。北京“世纪坛”也是这样，是座建筑，却看不出像个什么，更与周围不谐，不断遭到建筑界的嘲笑。
这些事，除了牵涉到该不该花那么多钱来做（尤其对汶川地震时本地也受到过震灾的重庆来说）或做得好不好以外，笔者更关注的是“和谐”二字。意见分歧不足为奇，但为了毛像引起的两种意见，却具有特殊的政治涵义，又如此尖锐对立，已经不能算得是“和谐的分歧”了，值得人们关注。我想说的是，这种曾经在“文革”时期盛行过的“造神”运动，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拨了乱反了正整整三十周年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的“活力”？至少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文革”的真相已不被一些人以至多数人所知了，实际上已谈不上被“彻底”否定，乱子还没有真正拨了转来，正气也还没有真正归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造成无数悲剧的某“思想”，不是在一些官方文件中还被写在“坚持”二字后面的吗！
记得《凤凰周刊》曾经问过：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上世纪)80年代走下神坛，90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因为当时邓公在世，“红太阳”热还不致过于张扬，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此热似乎又大有回潮之势，玄机何在？
毛在上世纪80年代之走下神坛，是历史的必然。一是当时全国人民对毛在几十年中造成的灾难有着切身的感受，刻骨铭心。“四五”运动其实不仅是缅怀周恩来，更是反对“文革”逆行的一场盛大的抗暴斗争。“四人帮”倒台曾使得多少人欢欣鼓舞，彻夜难眠，盼望着中国的新生。二是我党同样深受“文革”之害，除掉“四人帮”，既符合民意，也符合党心。继后，在胡赵新政时期，以邓公倡导的改革开放路线为后盾，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对“思想”也开始了反思（虽然有限），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为上亿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摘帽改正，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改革开放……这些，都部分地实现了拨乱反正，而深孚众望，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合法性。民意党心的融合，造成八十年代全国包括思想界在内的一片欣欣向荣，毛氏方走下了神坛。
南朝刘宋范晔曾说：“积弊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后汉书》）。然而事非人愿，中兴之际，本当趁时继续深化的拨乱反正，把颠倒的一切再颠倒回来而趋入“善道”的进程，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然成形、“风波”以后更成其气候、以“清除精神污染”为旗帜而屡屡对改革派发难的原教旨派的强烈干扰之下，到1990年代已戛然而止了。表现在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了“四人帮”头上，而千方百计地保护“思想”，不容深入反思，反而强调为几个“坚持”之一。为了保护“思想”，又创造出此“思想”并不只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全党共有的财富之说。这听起来不但牵强，更把全党都绑架到“思想”这辆独轮车上，为它的不可撼动性更加上了一片神圣的光彩。
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适时跟进，种种负面现象逐渐浮现，并呈急剧上升的态势。如以“改革”之名，迫使工人大量“下岗”，工龄买断，生活无着，至少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地位也已不再，心理失衡；三农问题严重，4000万农民几乎无偿地失去了土地；城市人口原先的一点社会福利大幅缩水，医疗、养老、住房、教育这些本该由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主要承担的公益事业也被推入市场，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农村尤甚；司法不公，程序不义；食禄者日多，百姓负担沉重。总之，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许多人并没有分享到改革的实惠。而导致这一局面的深层因素正是“思想”赖以建立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为封建专制的观念之未被及时清除，作为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民主体制包括舆论、法律和公众的监督机制没有及时建立，使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郎咸平所谓“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的权贵得利派的“威权”得以出现。谓予不信，有数字为证：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拥有上亿家产的富翁有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都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产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弟手中。这里说的“权贵”，并不止于高官或其子弟这一层面，更在于各级官员甚至一名小科长、一个警察或是一个村官，只要掌控着一定的权力，便可能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而缺乏监督。种种无良，广大公众普遍感到公平缺失。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总设计师当初提出的适应于当时形势、不失睿智的、首先着眼于经济快速发展和效率的“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姓资姓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等主张的负面作用的不幸体现。对这种负面作用，邓公当年就发出过警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这个警告并没有得到后继者的充分重视，同时，当政者可能是出于强调政权传承的合法性，主流叙述没有加强普世价值的宣传导向，反而继续和更加倾向于维护“思想”的权威。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允许研究和批评毛主义了，“文革史”的研究事实上已被列为禁区，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抬头。例如，大学停止了1985年开设的比较开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而代之以几乎全部讲述“思想”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颂扬为主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并列为必修课，宣称“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伟大旗帜”（有一个网站，就以“毛泽东旗帜”为名），无疑在大学生和公众中造成了认知误区。尤可怪者，本世纪以来，更“与时俱进”地不惜将神坛上的毛同时也拉进了市场，以将其“商品化”为代价，不择手段地进一步大树特树。其中之杰作，可举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的以“浪漫唯美红色青春偶像剧”为卖点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为例。此剧以“无处不在的美丽画面……精心制作的服装”，个个帅哥靓妹的演员，衬托出青年毛泽东的“淳朴、憨厚与倔强的气质……没有任何世俗的杂质……眼中带着执著和对未来的憧憬”、“他的思想，他的体魄，他的能力，他的勇敢，让他成为学生的中心，他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皆引自对该剧的评论）。“思想”的主人已俨然成了天真学子们的“青春偶像”，甚至“梦中情人”。
当年的老年、中年已经逝去和逐渐老去。在崇毛氛围中长大的当代年轻人又是如此地缺乏对真相的了解和体认，甚至，在颇类于无厘头的所谓“愤青”中，有的竟愚昧到不知道“反右”、“大跃进”及与其连带着的“大饥荒”甚至“文革”的存在，或否认这些恶政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或向往于“文革”的“浪漫”，更至于支持毛整治彭德怀，丧尽天良地说什么“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在这种气氛中，当然也无怪乎遭到权贵得利派伤害的弱势群众要举着毛的画像在政府门前请愿了。胡公提倡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之上，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而当代中国史是绕不过毛的，年轻人或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广大弱势群体，在不允许知道毛和当代史真相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发展观又从何谈起。他们自然要拿他们心目中的“毛爷爷”或“青春偶像”来衡量现状了，而他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毛，只是一种选择性的“符号”，一种包打天下不平事，杀尽人间贪腐官；万里之外伐美帝，海峡一侧惩台独等等英雄化的救世主偶像。面对着如此不公的现状，他们实际上是在原教旨派的误导下，以崇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权贵得利派造成的现状的不满和愤怒，延伸下去，便是对改革的怀疑和怨恨。回顾历史，真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是判断力最为低下，价值观最为失落、思想最为混乱的时代。
但对“思想”的这种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为轴心的宣传是非常危险的，早晚要付出代价。如果任其发酵，造神运动的再现便会转化为对改革大业的否定，极易造成动乱和历史倒退；另一方面，年轻人总不会永远年轻，在这个“愤老犹存”（杨继绳语）而信息发达的时代，迟早会了解真相。窗户纸捅破之时，便是受骗上当的仇恶感产生之日，首先的受损者只能是对此无所用心者自己，连带的则是中国的前途。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灭人之国，必先灭人之史，史亡，则国亡”，此言诚非妄语也。但此史并非外人要灭，却是自己在灭，岂非奇乎怪哉！
一个民族的崛起，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变化：第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第二是政治制度之优化；第三是人心之更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先后顺序随情势而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初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强调抓紧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多地关注效率还是有道理的（虽然仍不应停止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那么，到了已经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若仍不把关注公平提到应有的高度，加强打击权贵得利派的力度；吸收原教旨派言论中的某些合理意见，说服其多数与时俱进，揭露其少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主张，重新启动拨乱反正；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人心将因持续的误导而更加倒退，前景并非无忧！
归根到底，当时为了减少改革开放的阻力而提出的“不争论”主张，到今天已起了转化，恰恰是自动放弃了自己理直气壮的话语权，没有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继续做下去，及时对“思想”进行清理，澄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思想”是不是它的代表？却反而将此类议题列为不作为区甚至禁区，给阻碍深化改革的权贵得利派和反对深化改革的原教旨派这两种势力以可趁之机，乃造成了今天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敝以为，话语权的放弃或失控，是改革开放启动30年以来的最大失误。
（200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