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法的门前
人类事物和物理事物一样，都有一个边界，边界以里属于该事物，该事物的本质也在这个范围以内显现，出了边界，就进入到其它事物中去了，如果这时候仍旧有什么本质显现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此事物而是彼事物了——这话说得有些拗口，简单说就是：甲非乙，乙非甲；或者说：太阳是太阳的事，月亮是月亮的是，两不掺和。
“神经病！这有什么说头？”
大有说头。这是因为人类事物毕竟不完全像物理事物那样精准和严谨，很多事物间的边界实际上是被打通的，有时候干脆就没有边界，比如法律，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就会构成法内法与法外法，彼此分别而又彼此交汇，太阳里边发生了月亮的事，月亮上发生了太阳的事，乱套了。
作为例证，我先引用一个卡夫卡的故事——
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进去。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进去，乡下人问，以后可不可以进去呢？
“有可能，”守门人说，“但是现在不行。”
没想到通向法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乡下人往门里张望，守门人笑着说：“如果你想进去也不妨试一试，甭管我是否许可。不过我提醒你注意，我是有权力阻止你的；我另外还要提醒你，我是最低级的守门人，里面所有大厅都有守门人，他们一个比一个更严厉，更有权威，就连我都不敢看他们一眼。”
乡下人被吓住了，不敢贸然进去，决定再等一等。守门人给了他一个小矮凳，让他在法的门前坐下。他就这样坐在那里，等啊等，等啊等，长年累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期间他无数次请求进去，守门人总是不肯答应。
在漫长岁月里，乡下人恨透了守门人，似乎守门人是他进入法的大门的唯一障碍。最初几年他还大声诉说自己的不幸，后来他渐渐老了，只能独自嘟囔几句。他的视力变得很差，不知道是世界暗下来了还是眼睛在欺骗他……就在这种黑暗之中，乡下人看到从法的大门射出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线。
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弥留之际，守门人问道：“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
“所有的人都想到法跟前去，”乡下人说，“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到这里来要求进这道门去呢?”
守门人趴到乡下人耳边，大声解释说：“没有任何人能进去，因为它是专门为你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卡夫卡小说往往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种精神撞击，感受到神秘和恐惧，这个故事也是一样。但是我在这里复述它不是要论说荒诞，我要说的是：在卡夫卡那个让人心碎的世界里，法，这项人类崇高的事物与人的现实存在之间是既有边界又没有边界的，法的门有形又无形，法的本质既在法之内又在法之外，法既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又是人类绝望之端倪——“乡下人”作为一种标志，不正是陷入到了这种被希望和绝望所蹂躏，最终休止于绝望了吗？世界上有哪个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比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的处境更能说明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呢？
我们说一个作家伟大，不是因为他能够讲述刺激感官的虚假、媚俗、色情、暴力的故事（就像目前意识形态赞赏和鼓动的那样，就像主流文学、影视、戏剧大规模表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具有足够的思想和艺术穿透力，能够概括人类事物的精髓和人的灵魂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确实无人能比，他的精神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古老中国的历史深处和当下中国的所有角落，触及到了我们这些活在其中的人都很少注意到的种种景况。
不知道为什么，从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身上，我总感觉叠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影，一个总想“入世”探讨世界终极真理，却又永远被一种异在力量（“看门人”）搓弄，命运多舛，到最后只好无可奈何选择“出世”或者干脆消失为无的群体。
我甚至经常从“乡下人”身上看到我们自身的命运。
2.知识分子之维
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比较明确的概念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文字的出现”好理解，所谓“哲学的突破”则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掌握，即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除了生物性需求以外，他更有心理的需求，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总之，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想知道“为什么”的渴望。
只有不断对世界和人生提出诘问的人才能够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降生到人间的目的，就是来解答这些问题的——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中大多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从事的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在功能上，两者相辅相成。
社会发展早期，文字作为象征符号是极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的东西，具有一种神圣甚至于神秘的色彩。只有文字在一些人中成为必备的技艺，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知识分子才能做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出现，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但是在古代中国，尤其是秦、汉之际，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如果非要给这个群体下一个定义，很难逃出我们熟知的“方士”和“儒生”之类的人物，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个名称的内涵和外延都极为狭窄和拘束，有时候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概念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此不细究。
“方士”与“儒生”作为简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活着的那个年代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顾颉刚先生（1893-1980）的《秦汉的方术与儒生》一书考辨古史，“说明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说明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说明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言》）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方士”与“儒生”的作为。
什么“作为”呢？
这就是嘤嘤在权力者身边，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为统治集团服务——你看，他们从事的不是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和“为了给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进行所谓“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活动”，他们的目的似乎也不是“为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他们简直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政治构成了他们全部文化活动的根基。正是这种作为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特征。
我非常赞同顾颉刚先生“‘方士’‘儒生’与统治阶级互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从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和辨伪中，我们在巍峨森严的皇宫总是能够看到知识分子忙碌的身影：忙着帮助统治者“治民”，忙着为统治者的统治寻找合法化借口，忙着为自己寻找一处安逸之所……孔子宣称“立志于道”，绝不是要立志于个体主义或者说文化意义上的人道，而是立志于政治的官家主义的官道，所谓士“重道义，轻王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遮羞布而已。
西方出了一个马基雅维利就成了不得了的事情，四百多年以来不断有人对这个为君主出过主意的人进行道德谴责，好像他应当为所有时代的暴政承担责任一样。殊不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马基雅维利式的知识分子多得简直如同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韩非同志，仔细阅读，你会发现《韩非子》一书提出的阴森森驭臣、治民主张，远非薄薄的一本《君主论》所能及，就其虚伪、奸诈、阴险、凶狠程度而言，韩非同志也远在西方那个马基雅维利之上。
这样好的一些同志，得到了统治者怎样的对待呢？当然是好的对待了！
中国知识分子蝇营于“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政治机器面前，一般都为自己找到了舒适的位置，有的甚至位高权重，成为地位显赫的权势者，以至于你很难再把他归拢在知识分子名下——在我看来，韩非、李斯、董仲舒之流绝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客和帮凶，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人，在巨大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诱惑下，即使勉强列入知识分子行列，也往往像意志被欲望击穿了的女人那样，在权力者的威逼利诱下做“妥善的”妥协，不再推拒，放弃了坚守，“让该发生的发生吧！”结果就失贞了——失贞了的知识分子不再顾忌被人指责为附庸和奴才，“反正我活得不错，就连皇帝也隔三岔五宠幸我一回呢，哪里还管得了那许多？”
顾颉刚先生的考据虽然着眼于辨伪，学术的色彩浓厚一些，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他的研究中看出来，所谓“方士”与“儒生”，大致上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并不怎么让人敬重。
历史总是充满了悖论，就在我们艳羡知识分子常常得到好的对待之时，我们还同时看到这么好的同志却又经常遭受不好的对待，成为专制集团残酷惩治、戮害、诛杀的对象（“焚书坑儒”是一个典型案例），反倒从另一方面让我们对这个不值得敬重的群体敬重了起来。
敬重他们什么呢？难道他们也进入到帕森斯描述过的境界——“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掌握，即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除了生物性需求以外，他更有心理的需求，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总之，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想知道‘为什么’的渴望”——了吗？他们的精神原野真的有这样一种令人赞佩的维度吗？
我们通过另一桩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事件，即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来做考察。
3.千古不变的政治秘戏
极权主义状态下，政治永远是宫廷里的事，少数人的事。
孔子同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这句话有多达六种句读方式：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每一种句读之间都有细致差别，甚至关乎对孔子为政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文只采用第一种说法。）的主张被我们赞叹，不是因为他道出了多么深奥的哲学主张，而是从最接近事实的角度概括了一种中国政治最典型的伦理特征，即“民”被排除在政治架构和政治进程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使”他们的那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不愿意让“民”知道不该知道的东西，比如什么“宪政”、“自由”、“民主”之类——所有这一切都被我代表了，你们就甭操那么多心了。
能够宣称代表“民”的人只能是少数，这就好比牧者数量必然少于羊的数量一样。假如有一天羊比牧者多了，把牧者围起来咩咩地叫，想把牧者赶到一个地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还叫牧者牧羊吗？那是羊牧牧者，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太阳里边发生了月亮的事，月亮上发生了太阳的事”，乱了体统。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景，对不起，牧者就要杀羊了，血流成河也不要紧——自秦以来，杀的羊还少吗？漫漫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牧者与羊群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站在顶端的那个人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到什么时候皇帝都只有一个，你听说过哪朝哪代有三五个七八个百十来个皇帝的？没有。同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簇拥在宫廷供皇帝御使的统治集团相对于羊群来说也永远是少数人。
皇帝的位置一般来说很难动摇，除非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其实还是一个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这样，争取到位高权重的“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的位置，就成为各方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主要动力，所谓宫廷政治，除却皇帝想方设法维护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之外，指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尽管宫廷政治很在意动员民众热情（就像发生在我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但宫廷政治又是一种实质上没有公民意志参与的政治，是最为阴暗、野蛮、肮脏、血腥的政治，让我们尴尬和遗憾的是，为了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相当一些知识分子都禁不住诱惑，浸淫于这种腐朽政治而不能自拔，上演了很多喜剧和悲剧。
由于宫廷政治绝对排斥皇权专制以外的任何意志，而知识分子又特别热心于意志表达，结果这里边就充满了危险，犹如在刀锋上行走，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被利刃切穿了——“焚书坑儒”切穿了467个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切穿了数十万个知识分子，不以社会事件而以个人事件形式被切穿的知识分子（张志新、林昭、遇罗克者）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当然应当说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的灵魂光昭日月，不是那些试图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人名从略）所能比拟，但是就其内在命运来说，是一样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般来说，裁决知识分子命运的当然是权力系统顶端的皇帝，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皇帝的裁决是一系列政治运作（例如韩非反复强调过的“势”）的结果，是皇帝对“势”的驾驭或者妥协，于是皇帝也成了工具，他所颁布的圣旨甚至也与其本意相抵牾。
如果我们用卡夫卡小说提供的意向来解释，那就是“看门人”（外在于皇帝的政治势力）把“乡下人”（知识分子）阻隔在了“法”（既有秩序，或者说皇帝本人的意旨）之外，“看门人”恣意干预历史，利用专制主义政治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了另一个群体的生死。
我这样说绝不是在为皇帝开脱——李斯再混蛋，能够解脱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暴戾残酷的本性吗？我要说的是，统治者或者说国家权力更喜欢以一种“法外之法”的形式贯彻其绝对意志，在一定意义上，“看门人”是“法”之结果，是“法”默许和纵容作为“法外法”的一种政治力量。
正是这种政治力量，长久不衰地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对其它力量施加“合法”伤害，而知识分子又是他们格外关照的对象，无数知识分子悲剧就这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我甚至可以断言，这是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政治秘戏。
不信？我们看历史。
4.国 家
历史画卷延展到距今一千八百多年的东汉王朝，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幅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居然清一色都成了把蛋给骟割了的人，史称“宦官”。所谓“宦官专权”，通俗地说就是一群没蛋的人掌握了朝廷大权，在那里摇唇鼓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用如下文字形容那些两腿间空空荡荡的家伙们享用之奢，威势之猛，荼毒之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若夫高冠长剑，纡硃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鄃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兒、歌单、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苩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败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
简直是乌烟瘴气！
朝廷和“少数人”怎么就成了这么一副样子了呢？
我们从头说起。
被学者无限骄傲和自豪的秦王朝呼啦啦似大厦倾，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巍峨壮丽的宫殿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
西汉王朝面临的是一个百业凋零的中国。
“秦王怀卑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世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祸志》高祖刘邦十分英明地采取怀柔政策，率军进入咸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父老苦秦苛法之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世。吾与诸侯曰，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秦法。”（《汉书·高帝纪》）
我们固然可以说“约法三章”是战争状态下的策略性措施，然而也正是这种针对秦王朝暴政而制定的怀柔政策，反映出汉初统治者将要采取的治国思路——历史证明，刘邦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和他的继任者采取的措施也是正确的。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关中称帝，到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为汉武帝，经过高帝（刘邦）、惠帝（刘盈）、吕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基本上都实行“无为而治”，尽可能减轻人民的徭役赋税，恢复和发展生产，法律也尽可能简易（《汉书·循吏传》：“汉兴，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网疏阔。”）这就是说，新的统治者暂时抛却了秦帝国“重刑主义”主张，给人民以喘息之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决心“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
在此期间，政府先后下令废除了《挟书律》、《三族律》、《妖言令》、《肉刑》等很多秦代酷法，“蠲削烦苛，兆民大悦”，结果，“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社会发展了，统治集团对待人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就像饿狼突然发现肥羊一样开始对社会财富垂涎欲滴。汉武帝刘彻自公元前140年即位之后，彻底改变汉初“省刑减赋”的国策，加强了对国民财富的掠夺，作为这种掠夺的保证，开始了大规模立法活动（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法律的本质），到汉成帝时（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7年），汉律已多至“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益以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汉书·刑法志》）与秦帝国相比有过之而不及，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法律维持着对社会的严酷统治——这句话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历史周期率”开始加速运转，准备迎接它又一个轮回的结局……还可以把这句话延伸一下：历史又回到了起点，历史不断回到起点，历史总是处在起点，所以，我们看到、听到和经历到的事情也就总是惊人的相似。
果然就发生了王莽乱政事件，果然就发生了王莽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件，果然就改朝换代，果然另一个皇帝刘秀登上统治者宝座，建立起东汉王朝（公元25年-220年）。好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刘秀同志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苛刻的法律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删减，发布了一些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法令，但汉律仍旧像秦律一样“密如凝脂”，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有论者甚至认为，汉律较之秦律更加致密，中国的政治制度沿袭的并不是秦制，而是汉制……话题很高深，这里不做细究。
为了不脱离我们的话题，需要注意的倒是刘秀对宫廷政治的清理。
刘秀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简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他先是让旧朝军队势力和功臣贵戚在帝国政治中边缘化，“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退功臣而进文吏。”为了避免反弹，刘秀对有战功的人采取了特别优待政策，他还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联姻、宴会、朝请、赏赐的方式与皇室保持密切联系，获得各种身份经济特权，“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刘秀这种“高秩厚礼，允答元功……优以宽科，完其封禄”（《后汉书·朱景等列传》）的策略发挥了作用，军队和旧朝官员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很快就被消解了。与此同时，刘秀还抓紧进行了新的国家领导人选拔工作，“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后汉书·申屠刚等列传》）为防止政府官员任意行使行政裁量权，刘秀规定了具体严密的规章制度，选拔国家及各级政府领导人时特别注重应选者政治素养（执政能力）乃至于公文程式的熟悉程度。
有了这些举措，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把社会治理的还是不错的，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人民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休养生息，出现了所谓的“光武中兴”。
然而“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另一幅景象替代了。
自章帝刘炟(公元75－88年在位)以后，出了很多少年（包括幼儿）皇帝，“儿皇帝”完全不懂国家政务，围绕在他身边的政治势力却都想染指权力，因此造成了东汉时期外戚与宦官势力残酷争斗，轮番掌握国家政权的局面。
最开始,外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闹得不亦乐乎：和帝（公元88年—105年在位，即位时只有10岁，27岁病死）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冲帝刘炳（143年-145年，在位仅半年，3岁病死）时，外戚势力进一步强大，功高盖主；到了质帝刘缵(138年-146年，在位不到1年)时，皇帝的废立甚至于也要取决于一个叫梁冀的宦官，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刘缵很不满意梁冀的骄横跋扈，轻轻骂了一句“跋扈将军”，这个“非议”宦官的皇帝竟立即被梁冀毒死了！
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外戚势力，软弱无能的皇帝举目四望而无助，不得不把身边没蛋的宦官作为政治力量来使用，和帝、安帝、顺帝和桓帝在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宦官都得到了信任和重用。例如，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就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单超偷偷叫到厕所密谋，联合徐璜等四人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桓帝为了酬谢宦官，断然敕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别看宦官没蛋，做起事来却强硬而绝不含糊，他们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结构完美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最终成为我们前面说过的左右朝廷政治的决定性力量，这就是说，宦官擅权的局面终于形成，“少数人”接管了“少数人”的权力，再次证实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不衰的铁律。
宦官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在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并非完全符合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任用标准，无能而昏庸。
历史通例：无能而昏庸的领导干部往往极为贪婪。在这种通例下，宦官们似乎只有一件事好干，这就是全心全意抢掠兼并土地，利用权力鞠躬尽瘁地向社会和民众攫取巨额财富——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宦官在朝廷“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宦者列传·朱穆传》）；在地方“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真的与盗贼无异，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不仅仅是盗贼，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越是“改革”老百姓失去的越多，为什么越是“改革”越是官民对立，为什么越是“改革”社会越难以和谐。
在宦官无止境掠夺下，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东汉王朝的“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纷纷破产，连可怜的几分宅基地都让人强行征占搞房地产开发去了，国库收入也不见有什么增加，“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凄惨景象。
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境况，也就很难稳定了。社会不稳定从来都缘于权力者为非作歹，跟老百姓是不是“刁民”(就像我朝一个官员前些日子所言)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一向驯顺温良的农民因走投无路不断爆发“群体性事件”，到政府门前做“俯卧撑”，各级政府疲于奔命应对。质帝、桓帝时期，个别群体性事件竟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暴动，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惑下，“不明真相”的农民袭击公安机关，推翻警车，冲击、打砸、焚烧政府办公机构，抢掠毁坏宦官家族地产财富，政府动用武警才镇压下去。
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东汉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权呈现摇摇欲坠之势。
5.党
这时候，另一些人坐不住了，这就是儒生，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
东汉初年,汉武帝刘秀整顿吏治，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子弟进入各级政府机构，培养了知识分子。顺帝继承武帝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洛阳兴建太学，太学士曾经多达三万余人，据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知识分子加在一起至少有七、八万人。公办学校蓬勃发展之际，民办学校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兴盛了起来，在校学生数目不可统计。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官僚体系可靠的后备力量。
但是在宦官主持朝政的情况下，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仕途狭窄以至于完全堵塞，到最后只有退归田里一条道可走了。早在顺帝时期，就有士大夫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遁入山林，或躬耕稼穑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读修身。表面看起来这些人似乎与世无争了，实际上他们对宦官当朝仍旧怀着强烈不满。即使朝廷安车玄纁到田野深山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他们也保持着高傲的气节，绝不入朝与宦官为伍。《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田野深山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在太学读书的大学生们。他们有感于家世零落和政治前途暗淡，对宦官当政尤其怨恨。以著名学者郭泰、贾彪等为代表的学生精神领袖，一方面在太学进行反宦官专权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又鼓动吸引社会上有才华的青年入太学学习，扩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阵容，太学几近为政治活动中心，到处都鼓荡着革命热情，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意气风发地扮演着他们为自己选定的角色。这就是说，崇尚知识、崇尚知识分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风尚，这在铁幕一样被封闭的国度，的确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改变，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显著提高。所谓“人多势众”者也，数量不菲的知识分子免不了要交游联络，其中鱼龙混杂，尽管有各色人等加塞其中，但是，参与交游联络的大多数都是掌握一定知识、对人生社会有一定见解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知名人物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后汉书》记载，著名学者郭泰游学归乡，首都各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文联、作协等很多不创作、不写作却有很高行政职务的艺术家、作家为他送行，光马车就达数千辆；冀州刺史朱穆因为得罪宦官而被革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竟然有数千在校大学生集体签名请愿，吁请中央政府重新考虑对他的处分；东海太守被免官，也有其治下的数千民众（其中更有职位中等或较低的知识分子）到北京有关部门上访请愿，要求他留任，几乎酿成社会事件。甚至还有“会葬之风”——某人离世，其他人来为死者送行——学者楼望去世，昔日门生和“粉丝”数千人前来送葬；太尉黄琼死的时候，送葬者达六七千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陈寔病逝，三万余人的送葬队伍，避开皇家墓地昌平，从小汤山一直向怀柔蜿蜒，达数十公里。
无论哪朝哪代，人员聚集乃至于获得某种团体的形式（即“结社”，或者说组建政党）都是引起统治者关心注目的事情，而知识分子聚集成为带有反革命组织色彩的朋党更加令人格外警觉。不能简单认为统治者脆弱，更不能简单认为他们神经过敏，事实上统治者的警觉是有道理的——倘若真的发生知识分子聚集事件，甚至暗地里结为朋党，一定预示一种对国家政治系统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出现了。
具体到我们讲述的东汉王朝，首先，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紊乱了，而这种紊乱不是来自民间知识分子的所谓聚集，更不是来自所谓的朋党，而是直接来自既有“政党”宦官集团专权，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致使国民经济严重萎缩，贫富两极分化，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折射，自诩为“以天下为己”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比所有人都敏锐地感觉到朝政昏暗、宦官焰势太盛，内心积郁起诸多愤懑。
人在精神上是一种无法被遮蔽的动物，当他们苦闷的时候，必须用一种形式来进行纾解，可惜那时候没有网络，也不能开博客，更没有什么网络论坛、专栏之类，汉帝国那些才高八斗却得不到晋身通道的知识分子们，只能选择我上面说的“聚集”的形式 “清议”一番，就朝廷里的事情说一说平时不便说、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和后果的话。
书呆子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不知道这里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危险不是一下子来到眼前的，就像任何社会事件一样，要有一个发酵酝酿的过程。这样，我们还有时间把话头放长一些，说一说李膺这个人。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个性孤傲，语言木讷，不善于与人交往，惟独与同乡好友荀淑、陈定交情甚笃。李膺学问高深，为人正直，在社会上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人们甚至把攀附李膺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如果有幸受到李膺的接待，居然就会身价倍增，可见其人社会影响非同一般。
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通例：在体制内获得一项职位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方面李膺做得不错运气也不错，桓帝延熹年间，知识分子出身的李膺竟然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当上了省委书记！
当了省委书记的李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不贪不腐，也没有什么“二奶”之类，常年轻装简从在基层奔波，替老百姓排忧解难，民众口碑很好，山沟沟里就连乡长都没有见过的村民，经常拉住省委书记李膺同志的手，闪着泪光夸赞说：“你真真儿是‘三个代表’呀！”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说好，洛阳科学研究院一个叫张成的研究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就不认为李膺同志是好人，为什么呢？张成同志热心推算祸福、占卜吉凶，居然很有市场，很多领导同志把他叫到家里，让他帮助掐算仕途、财富乃至于婚姻状况、近期有没有“桃花运”之类（张成还秘密传授气功，据说机理与“法轮功”相似），久而久之，张成的人脉就旺盛了起来，就连桓帝也很欣赏他的聪明才智，说：“狗日的行。”
鲠直的李膺看不惯，不屑道：“装神弄鬼。”
这话传到了张成耳朵里，张成并不害怕，相对于桓帝，“你李膺即使是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还能把我的××咬了去？”照旧我行我素。
张成的儿子张小成做建材生意，日进斗金，没想到某日对面突然来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李四，张小成很不高兴，屡次寻衅，积怨日深。
有一天，身材瘦小的张小成挨了打，张小成卧伏在地上，诅咒李四说：“我要不弄死你丫的，我就是王八。”
张小成把这个毒誓给父亲张成复述了一遍。
张成警告说：“甭给我惹事。”
“丫他妈忒……”
“甭惹事！”张成严厉起来，“做事情要看时候。”
6.祸
“时候”很快就来了：张成听说桓帝即将颁布大赦令，赦免所有杀人犯，于是，张小成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把李四的肚子扎成了筛子。洛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连夜调查，很快锁定杀人犯，把张小成拘捕了起来。果然不出张成所料，就在这个当口，桓帝颁布了大赦令，赦免全国所有死囚，包括张小成在内。洛阳市公安局、法院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放了张小成。
法院一个很较真儿的同志打电话给李膺同志，李膺很气愤，觉得张成同志亵渎和侮辱了国家法律，马上把法院院长叫到办公室。
“张小成怎么回事？”
院长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看是这样啊，”李膺同志耐心地说，“张小成被定罪在大赦令规定的时间之外，此人不在大赦之列。”
法院院长心领神会，说：“是。”
“那你还等什么？从重从快，去处理了。”
法院活该是主持正义的地方，马上就把张小成给宰了。
术士张成无名业火高三千丈，赶紧托门子见桓帝。但即使门路极广的张成也不是说见就能见到皇帝的，悲愤的张成只得修书一封，请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同志（这位退休在家的领导同志对张成气功延年益寿深信不疑）转呈桓帝。
在这封信里，张成同志不说儿子张小成之死，也不诬告李膺丧失共产党员信念搞什么贪污腐败，把国企低价转变为私企，掠夺国家资财，把妻子儿女送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只告诉桓帝：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党部，诽讪朝政，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这一招果然厉害！
贪污腐败不怕，养“二奶”不怕，把国企低价转变为私企不怕，掠夺国家资财不怕，把妻子儿女送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不怕，而“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党部，诽讪朝政”，可就不能不在意了！
桓帝不是傻子，早就察觉了知识分子的作为，早就想采取措施了，李膺你一个省委书记竟然和那些整天胡吣的人搞到一起，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不是活腻了吗？于是责令有关部门启动程序，按照干部管理条例对李膺实行“双规”，加紧进行调查。
在极权主义状态下，所谓“调查”、“侦办”之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调查、侦办出任何想调查、侦办出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反腐有可能异化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与正义与否无干；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述：当反腐成为政治角力工具的时候，清除腐败也就成为一场严肃的玩笑了。在李膺这件事情当中，调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你李膺再能干，在民众中口碑再好，皇帝要治你的罪还不是易如反掌？不用别的，只一个“挪用公款”、“生活作风糜烂”的罪名就把你给治了。
一场大搜捕迅速展开。
李膺同志是在距离首都三百多公里的贫困山村视察生猪养殖的时候遭到逮捕的，直接送到了洛阳市第一监狱（整个东汉时期，这里都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在首都洛阳也开始了一场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搜捕，《后汉书》记载，知识分子们闻风而逃，尽管这样，仍有大约200多个与李膺有牵连的知识分子被逮捕下狱。
事情还不仅如此，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一举剪灭知识分子势力，没蛋的宦官利用李膺这件事装神弄鬼，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在各省、市、自治区大肆制造冤狱，“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没有几个人逃出法网。落入法网的人则被酷刑伺候，要求他们牵引知识分子同党，有的人实在熬不过，就开始胡说，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供述为党人。我还听说有人供述出了他家后院喂养的一只猪为党人，那只罪行累累的猪竟然也被缉捕归案，收监了，形成对照的是，被收监的知识分子悄没声息等待着命运裁决，最后都给杀了；遭冤枉的猪想：“反正是个死，去你妈的，我就反了罢！”扯着命叫喊，反倒被释放了。
这是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事情。
太尉陈蕃觉得中央政府在李膺事件处理上过度，反而在社会上激起了一种很危险的情绪，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就出面劝阻桓帝，说人民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何况李膺一没说什么，二没有组建政党，另立中央，即使真的有某种形式的组织存在，你也不能就认为他要推翻政府，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逮捕法办的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
桓帝白了陈蕃一眼，晃晃身子，什么都没说，这意味着他完全不在乎陈蕃的劝阻，一意孤行，大规模迫害和逮捕仍旧继续发生。
得势的张成愈发耀武扬威起来，继续装神弄鬼，通过各种途径给桓帝施加影响，不断提示说如果不除掉陈蕃这样的人就要亡党亡国。桓帝果真受到蛊惑，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突然关心起了陈蕃同志颈椎病的情况，嘱咐说：“陈蕃同志呀，不要太辛苦了，最近事情很多，我看你要休息一下。”组织部门应声而至，马上启动相关程序，以健康为由免除了陈蕃同志的太尉职务。
陈蕃同志无可奈何，离开皇宫的时候只说了一个字：“唉！”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等人对陈蕃的遭遇深为同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民间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味，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恐怕要出更大问题，天下大乱也未可知，于是再次冒死上万言书给桓帝，无可辩驳地指出了利害，请求桓帝宽大为怀，不仅要求立即停止抓捕知识分子，同时还要求拨乱反正，给被逮捕下狱的“党人”平反。
桓帝行将就木，身体大不如前了，所幸脑子还没有问题，看懂了霍谞和窦武的信——政治家精通权衡之术，在更大的危险面前，他们凭借本能就能够选择较小的危险——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策略性地下令释放了以李膺为首的在押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名字造册存档，将其遣送还乡,所有人“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 (《后汉书·党锢传》) 。
具有历史意义的“禁锢”二字终于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册页上。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7.祸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或许与这场政治角力的戏剧性结局有关，宦官和知识分子这两大政治集团都没有汲取教训，这就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埋下了伏笔。
我们先说宦官方面。
没蛋的人有没蛋的人的做事风格——历经了这样一场政治风波，按说宦官们也应该汲取教训，敛声屏气低调做人了，但是他们不，“既然我可以让皇帝把你们丫的逮起来一次，照样可以逮你们第二次！”所以用不着夹起尾巴做人，该咋还是咋，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威风，继续专权，继续左右朝政，继续为非作歹，继续巧取豪夺，很多人富可敌国，做弃船准备，纷纷把妻子儿女送到国外，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据说每年达五百亿美元之多。
就连术士张成也肆无忌惮起来，在皇家刊物上发表文章《有关‘禁锢运动’的几点思考》，说桓帝释放李膺及其追随者，并不意味“党锢”运动错误，而是桓帝审时度势、慈悲为怀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经过桓帝默许和支持，张成的观点迅速成为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进行宣传的“主旋律”，所有官方报纸、广播、电视舆论一律，集中进行宣传轰炸，消失了其他一切声音。
知识分子如何？
历经劫难而不死的知识分子声望在民众中间不降反升，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再度忘乎所以，标榜、结聚之风愈加盛长，甚至有推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李膺等八人为“八俊”，郭泰等八人为“八顾”（顾，以德行感染他人之意），张俭等八人为“八及”（及，引导他人之意），尚度等八人为“八厨”（厨，仗义疏财之意）的舆论，俨然社会楷模。
知识分子一得意就轻狂，这些书生气十足的家伙们，完全忘记了党锢之祸刚起时的惨烈疼痛，飘飘然起来，互相激励，立志要抗拒宦官专权，为祖国而战，“入世”的情绪再度高涨。
168年，桓帝驾崩，13岁的灵帝继位（他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够弄懂人世间发生的事情），窦太后临朝，一向反对宦官专权的窦武执掌朝政——这是一个对知识分子极为有利的局面。窦武不想辜负人民的寄望，更不想错过历史良机，于是戏剧性剪除无所不在的宦官势力。可惜，命运不济，窦武的图谋败露，反而被宦官势力逮了个正着，缉拿归案，被枭首于洛阳，“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后汉书·窦何列传》，落得个家破人亡。
这还不是这群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结局。
“八及”代表人物张俭是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人，延熹年间被山阳太守翟超聘为东部督邮。“士为知己者死”，得了新职的张俭工作很认真，把那个地方治理的不错，老百姓很满意。
真是无巧不成书，大宦官侯览的老家正好在张俭管辖的地区。侯览家族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可以说劣迹斑斑，对宦官干政素来极为反感的张俭就想收拾侯览，上书举劾侯览及其亲属借助国家权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罪恶，请求中央干预，依法严惩。
侯览在中央工作，地位远在张俭之上，有条件控制来自知识分子的任何控告，结果，他截获了张俭的劾疏，获得了整治张俭的机会——张俭的同乡朱并为人奸佞，历来为张俭所鄙视，朱并当然很不愉快，就像所有告密小人那样，开始留意张俭的言语行踪。没多久，朱并就发现张俭与侯览之间有隙，想方设法勾结上了侯览，把张俭所作所为和盘托出，侯览大喜。在侯览唆使下，朱并具笔上书朝廷，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党谋反，图危社稷”。
灵帝身边的宦官曹节与侯览心有灵犀，跨越几个部门，将这封书信直接转呈给了灵帝，这下子把事情闹大了。
灵帝年幼，再加之天生是一傻蛋，没了主意，问侯览怎么办？侯览伏在灵帝耳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于是灵帝颁诏，下令逮捕张俭等人。
对知识分子抱有新仇旧恨的宦官把上次的党锢事件受害者李膺等人再次牵扯进去，又开始了一轮对知识分子的绞杀运动，全国再度陷入血雨腥风。
侯览派出很多武警前往山阳，进行拉网式搜查，试图捉住张俭将其碎尸万段。在很多当地民众掩护下，张俭最终逃出武警包围圈，消失在大山深处，而曾经掩护过他的人却受到牵连，成百人因此被逮捕法办，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张俭得以活命，李膺和范滂等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再次逮捕入狱。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逮捕发生之前，李膺好友曾经劝他躲一躲，李膺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结果，“诣诏狱”，最终惨死于狱中，“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后汉书·禁锢列传》）。范滂等一百余人皆死狱中。
宦官势力在这一轮政治较量中明显处于上风，他们决定乘胜追击，毕其功于一役，将所有知识分子列为惩治绞杀对象，一场大规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在这场运动中，《后汉书》记载，单是获死、徙、废、禁刑罚者就达六七百人，有的被开除公职逐出城市成为流民，青年学生被强制到贫困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领导干部被送到“五·七干校”强制劳动改造，还有的被流徙到大西北戈壁荒漠自生自灭，为了避免“罪大恶极”者行刑前呼喊反动口号，甚至被按在砖头上，用一把普通的刀子隔断喉管，然后砍杀。
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为不识时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对朝野知识分子的全面打击，延续了将近20年，从时间上来说，比我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长一倍；从荼毒之烈、残害之重来说，也远胜于我朝，正因为这样，“党锢之祸”才作为仅次于“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进入中国人民的记忆，经常被人提及。
千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禁锢”之法（“永不叙用”，终生不得走出乡里）作为法外之法，则永远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所遭受的戮害远比被判处无期徒刑更为严重。它所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严重的：“禁锢之祸”发生以前，知识分子尚能继承先秦知识分子的游士之风指点江山，傲视诸侯，品评政治，有一种不畏权贵的独立不羁精神。“禁锢之祸”发生以后，这种独立精神被一扫而光，知识分子迅速两极分化——看重独立人格的人隐逸山林，逃避现实，醉心于超脱政治的清谈，这是魏、晋玄学兴盛发达的根本原因；追求功名利禄者则碎裂了自己的人格，蝇营狗苟于权力者的门前府上，唯“上”是从，其灵魂亦逐渐腐烂，千百年之后，其卑鄙龌龊已经不亚于职业政客。
“禁锢”之法的独特效应为历代统治者所瞩目，因此，这个法外之法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无以复加，从东汉王朝逶迤而至我们眼前，到处都能够看到、听到和感觉到它的强大存在。我举一个就近的例子。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一个名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件（即所谓“公安六条”）。这份非经立法机构，而是经由政党、政府机构制定的法外之法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12年之久。在这12年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它名正言顺地剥夺自由，失去生命，家破人亡，我们只能根据它的条款大致感觉一下，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被罗织到了这一酷法之下。
本“法”第一、第三至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本“法”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
本“法”第四条规定：要对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进行严厉管治，从而支持了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的大规模把此类人逐出城市的暴行。官方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在北京就有至少33695户市民被抄家抢掠， 85196人被逐出城市，全国各大城市更有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无数被遣返人员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在毛泽东那里，暴戾的秦始皇早已经把马克思“坑”掉了，或者说，真正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来到这块土地上，牌位而已，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不断发生即使黑暗的中世纪也很难一再发生的对人民的大规模屠戮。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禁锢”这两个字不断被丰富词义，我们今天使用它，早已经超越了“禁止做官或参与政治活动”的本意，衍生出了另外两种含义：一、监禁、关押；二、封闭、束缚。语言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这就是说，不是什么人给语言增添语义，而是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的事件作用于人，形成记忆，形成知识，而这些记忆和知识都需要一个表达符号，所以才相应地产生概念，或者让原有的概念向新的领域延伸。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禁锢”这两个字在扩展语义的过程中，发生过多少被监禁关押和被封闭束缚的事件——直到今天，当我们试图表达社会观感的时候，“禁锢”仍旧是无法回避的词汇，这个冷冰冰、硬梆梆的字眼甚至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之中，时时提醒我们真实的人生处境。
我们还是回到东汉。
经历“党锢之祸”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东汉王朝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历史结果，尽管知识分子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了，平民百姓们却揭竿而起开始进行“武斗”——“党锢之祸”不久，总是被少数人决定命运的“多数人”说话了，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摧枯拉朽一般冲击着腐朽的东汉帝国，从此奠定了这个专制王朝覆灭的结局。
这种说明什么呢？说明知识分子“清议”一下朝政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得靠民众；可是话又说回来，没有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喧嚷，民众对于自己的真实处境又有多少宏观意义上的了解呢？没有这种了解，又怎么从对个体苦难的沉吟中升华出对群体苦难的感知，从而催动起革命热情呢？知识分子和民众，只有凝结成为同一种力量的时候，才会真正构成社会演变之“势”，在这种“势”面前，皇帝老儿也没有办法，更不要说那些没蛋的宦官了。
直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汉灵帝才最终意识到知识分子和民众一样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才最终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极有可能走向乡野大泽，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智者……后果不堪设想。
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开恩大赦，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全部被准许返回故里，解散“五·七干校”，插队知青返城安置工作，死者平反昭雪……这意味着党锢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
社会可以喘一口气了——仅仅是喘一口气，大戏还没有结束，只是需要更换一下布景道具而已。
8.在法的门后
历史惊人地相似，即使在卡夫卡小说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我们通过所谓“党锢之祸”逾越了“乡下人”没有逾越的门槛，从法的门
前来到了法的门后。让我们极为惊讶的是：这里同样没有法。如果我们把“党锢之祸”作为知识分子遭整肃的历史事件来看待的话，我们就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迫害事件都是在法律之外，由宦官集团翻手云覆手雨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来都极为看重的皇帝没有也不可能肩负起公正的责任，像“法”那样均衡和调节各方政治力量冲突，把社会利益和民众福祉置放于集团利益之上，就像在正常社会那样……没有，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或者自主选择或者被没蛋的人挟持，主观和客观上都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国家，这个极为神圣的字眼，在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那里成为了被卑鄙武装起来的人卑鄙地做卑鄙事情的卑鄙工具……法的门后空空荡荡，有的只是专制主义淫威，是人类邪恶本性没有任何遮拦的表演。
这时候，可怜的“乡下人”会怎样想呢？
他一定十分错愕，十分绝望，觉得来到了被颠倒的时空之中——在法的门前，尽管有看门人的捉弄和阻隔，经历了很多磨难，他总还认为只要逾越那道该死的门槛就可以看到法，就可以被法呵护。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越过门槛进入威严巍峨的宫殿，竟然从里面看到满目的龌龊与肮脏，正是这些肮脏龌龊的东西，以神圣的面貌出现，决定着世界的状态：“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第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原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说至百万余人，大师众至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列传》）。知识分子最后都将被驱赶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得到专属于自己的标签，就像被放牧的羊在耳朵上嵌挂着的标签一样。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个群体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不是有人“天下无道者隐之”么？不是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么？不是有人“离经叛道”绝不趋时逢迎么？不是有人敢于“面诤”么？不是有人“从道不从君”么？不是有人敢于“与朝廷相忤”么？
但是，所有这一切，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当一代又一代皇帝都有机会无限欣慰地感叹“天下士子尽入吾彀中矣”的时候，知识分子无论怎样癫狂，事实上都无法跳出皇帝所设之“彀”的命运之厄，一切的信念在命运意义上也就失去了色泽，变得羸弱而苍白，更何况有那么多人掉头而返，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忙着去“食王爵禄报王恩”，去“忠君报国”，去信守“君尊臣卑”、“君命臣随”……乡下人在法的门后看到如此景象，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他还会继续寻找吗？我想他不会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不会继续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会对自己说，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
怎么样呢？
历史事件相对于历史的宏观图景往往显得十分吊诡，譬如，汲取生死教训的往往不再是当事者（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调整自己的人生姿态了），教训留给了后来者，留给了与历史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人。
“党锢之祸”亦是如此，它把教训留给了此后漫漫一千八百多年间陆续登上社会舞台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当我们胆怯地琢磨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的时候，当我们比汉代儒生更加渴望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的时候，当我们认为鲁迅骨头太硬缺少周旋的时候，当我们为了职位、职称和学术地位丢掉人格的时候，当我们“为粱稻谋”讲述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论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叮嘱自己“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吸取“党锢之祸”的惨痛教训，我们都是落难的儒生……一种在精神世界深处不断脉流的集体无意识使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然而我们又是如此不甘心，总想重温那些使我们感觉温暖的语句——
“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朝政混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知识分子“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朱自清：《论气节》）
但是今天我们讲不起气节了，朱自清先生，很抱歉，我们真的讲不起了。
一个连“清议”（其实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都可能被无法之法戮害的世界，所谓“浩然正气”，所谓“集体的力量”， 所谓“群众的运动”，仅仅是一种遥远的奢望，它很难作用于我等之辈的现世人生，很难。不管集体无意识也罢，对现实的感悟也罢，在我们精神世界深处始终有一种警觉，一种颤栗：我们知道有一种野蛮的力量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充塞了全部时空，你看不见它，摸不着它，但是它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在暗处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都会降临，随时都会施展淫威，随时都会置你于死地。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都是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最初，我们孤独地徘徊在法的门前却得不到法的遮护，更没有力量抵挡来自非法的欺凌；我们孑然而立，举目四望，无人相助；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死寂，只有我们灵魂世界极深极深的地方，才汹涌着波澜，那是我们的本性……当我们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来到法的门后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所有的寻觅都子虚乌有。
真的，子虚乌有，这是一个空和无的世界。
那么，有没有实和有的世界？有的话，它又在哪里？如果“乡下人”离开法的门前，也不试图在法的门后寻觅，而是把目光转向更高远的地方，他将会发现什么呢？
我不知道。
（2008-12-9）
陈行之注：
本文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第二篇，第一篇为《焚书：惩治知识分子的律外之律》，第三篇为《文祸：诛杀知识分子的刑外之刑》，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