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坦言：石在，火是不会灭的。在我看来，这个“石”指个人境遇——生存境遇中的个人，“火”指个人化处境中所激发的个人化的情绪和精神流向——偏重个人精神的坚持或反抗与诉求，这实际是个人主体化确立——在现代情境中个人无可回避的生活应对问题。鲁迅对此感悟颇深，身体力行，自信而从容。
真正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性的实现。以个人主体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个人带有民族文化的精神烙印，又带有现代公民的精神质素。自20世纪发端中国被动地打开国门卷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国人的个人化处境就开始了，它由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而鲜明地展现。个人化处境最持恒最丰富也最深刻的当是鲁迅。他来自典型的传统旧营垒，又是第一茬“海归”（1902），他留学曾以中国为师的东方的日本，不但真切地感受维新后的日本——日本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又接受西方（包括俄国）先进的思想方法，加上他独特的境遇，形成了他观察中国的思想参照和个人化立场。他由学医而从文，对“肌体”的病相病理拿捏准确；他不是以某阶级阶层某团体“代言人”而是从个人出发，深感“立人”于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必要性即根基性，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在1907年前后写的多篇小说和杂感都贯穿对“立人”的思索与渴望。1926年他并不“割爱”而将这些“生涩的东西”（ 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辑集出版，说明在苦闷、彷徨、质疑甚至动摇中，他对个人化诉求依然情有独钟。《坟》的许多篇什从正面探寻“立人”的“新源”；《呐喊》里的多篇小说侧重于揭示“中国无人”——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现代意义的个人，即“无声的中国”，呼吁“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国民）的精神”。
应该说，鲁迅以感之深、恨之切和爱之真，拿起笔就对准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这个根本，说明他确立了个人主体意识，基本完成了由传统人到现代个人的转型，“个人鲁迅”在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他后来投入社会运动，无论遭逢什么社会和精神热潮，能始终保持着一个健全个人的姿态，保持自由与责任的统一，观人与观己的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统一，扬与弃的统一。对炙手可热的世风（比如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受到热捧的左翼作家，对自己的被曲解被盗用），他均保持着个人的清醒，每每从“一线”退回到纯粹个人化天地，以“一己”与世风相抗衡。他21岁（1903）作《自题小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个“我”其实是以个人面对并承担的“正我”（不是大我也不是小我）。
“个人鲁迅”在鲁迅不是一开始就“目的鲜明”，不是作为旗帜满街乱舞，更与名和利无缘，它只是一种崭新的精神质素。何况他从日本回到传统惰力深重的中国，生存境况每况愈下，他接受新与旧的思想的激烈交锋，每每失望甚至绝望。他某个时段的狭促、尖刻和激愤就是证明，就是说，动荡的时局有一股把个人推向群体与集团的强劲力量。但也应该承认，如此与社会广泛接触，“个人鲁迅”也就获得一个“中国化”磨砺——深化和充实内涵的阔大平台。于是它的展开更为曲折回环，外在的鲁迅往往掩盖本真的鲁迅，“代言人”的鲁迅掩盖了“个人鲁迅”，甚至假鲁迅掩盖了真鲁迅。他参与分裂成两大阵营的社会运动奔走呼号，内心却贯穿激烈的质疑和犹豫；他在苦闷或愤怒期间抄书抄古碑，孤灯独坐；这都是他个人化的坚守姿态。他抄读古文，但他对惰力深重的传统以猛烈批判；他愿意接受“将令”甚至肯做“马前卒”，但他拒绝头上的“指挥刀”，质疑“奴隶总管”；他俯首甘做孺子牛，却毫不留情地批判各色丑陋的国人，揭穿弥漫中华大地的“鬼气”。他更是以一个人的平常心揣度，革命——好的未来好的生活不是叫人死（恐惧）而是叫人活——活得更好。
鲁迅仿佛意料自己死后会被工具化被利用，临终发出“不收钱”、“不纪念”、“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别人应许事不可当真”的告诫，把个人化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可仍然未逃脱被意识形态化、工具化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他身后接连几代人都自觉不自觉陷入其“工具化”的泥淖。像我这样“红旗下长大”置身现代社会的一代几代，也几乎重蹈他确立与持守个人化曲折的精神覆辙，却远未达到他的精神-人生高度。与其说是时代的障雾，中国无从摆脱的劫难，中国情境个人化历程的奇绝，还不如说这是中国现代化特有的展开方式，也就是连遭“碰壁”幻灭之后回到精神原点的艰难探寻。
我也是从课本接触鲁迅——接受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可我喜欢鲁迅，跟当年红色领袖毛泽东（曾说与鲁迅的心相通）瞿秋白（后期与鲁迅结为至友）等人的寻常心理相近，都是缘由个人性的遭遇和情怀，出身教师家庭的我感觉到了压抑，对鲁迅的言行格外入耳入心。以后革命领袖出于政治考量把鲁迅意识形态化，其实就是强调整体和革命目标，将现代社会必然涌现的个人及其诉求视为资本主义不祥之物而大加挞伐，这样鲁迅就转为了工具，于是个人化降格为个性化，而个性依然受到严格的掌控，常常将它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就贻误了国民精神，窒息或延宕了现代化进程。刻意张扬鲁迅与排斥鲁迅可以是同一个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成长的，我先把鲁迅当偶像，后把鲁迅当批判工具。
文革中，除了课本，我还寻找鲁迅斗争味很强的文章，把“揭露”“痛打落水狗”“无情嘲讽”作为匕首和投枪，去寻找“敌人”，满怀革命激情扫荡一切，当然也把自己身上个性和个人化的一些东西当作罪恶来清除，实现“无我”，正好做成了工具，甚至要做革命的代言人。实际上，进入现代社会，个性觉醒人觉醒，个人化的一些东西已植入心中，我希望剔除，其实就是把一己之念藏匿于心灵。我把鲁迅当工具狠批学校当权派和对立派，其实内心就含有解救被揪的父亲的动机，同时显示自己的力量。我不愿父亲归入反动派，其实也就是增加自己能做革命工具的筹码。我的行为扭曲了自己的低级愿景，完全与“个人化”背道而驰。自然，我跟真实鲁迅——鲁迅真正人生的精神起点也就更无从感知了。
然而，我并未因此就逃脱了政治劫难，因为我无法与“原罪”相分离，父亲和家庭就是原罪；客观上我又是一个从鲁迅文章不自觉吸收“个人精神”而产生个人思考，继而对现实产生抵触的现代人。1968年我在县城连遭冲击和羞辱，破帽遮颜过闹市；下放农村后我惊诧于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等又在我面前出现，乡村并不像报刊宣传的蒸蒸日上呵。不久“一打三反”又拿我做典型，我不由“心事浩茫连广宇”，“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 刚好一个入伍的同学来信说他家有一套1956年版的十卷《鲁迅全集》，我激奋地往返数十里山路要了过来。我与当年刚刚出道的鲁迅的心灵共振就是这样强化的，我走近了个人鲁迅。以前所忽视、觉得生涩的篇什如《坟》《热风》《野草》等一下子亲切起来。此时读鲁迅不再有功利之念，而纯粹是寻求精神的安抚与支撑，我读得从容放松，开始以“一个人”的角度“睁了眼看”人世，笑傲人世承担命运。这样我对“石在，火是不会灭的”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个人鲁迅”在我心头复活和滋长，我没有继续消沉，青春的力量重聚心头，我挺胸前行。
我们不需要被神圣，不需要被侮辱，不需要被歧视，但我们这一代恰恰是在被神圣接着被抛弃和歧视的苦难中过来的。中国的现代性正是这样悄悄着落的。我也希望，如同唐诗宋词，“鲁迅”也成为我们民族昨日的精神峰峦，但睁眼看进入21世纪的中国，权力与金钱合谋，新的物欲世俗滔滔，在精神荒芜中疯长起来的国人“趁势”“扎大堆”“自大”“仇恨”的种种行径，实在令人耽忧。呼唤“健康个人化”，建立个人主体性，再无从回避。这个问题与20世纪的国人相伴随形，却云里雾里历经百年，终于浮出了水面,既是不幸也是大幸。这一联结中国两个世纪的精神命题本身见证它的持恒性，见证鲁迅仍站在我们的前头，并且烘托这样的精神现实：我——我们仍然需要鲁迅——个人鲁迅。
200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