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thos和Logos明作为语词词汇讲，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如它们都指谓着“说”和“话”，但却有着不同的“说话”方式，其基本区别或许在于：Mythos为“讲故事”，而Logos则为“讲道理”。一般说，故事是具体的，有情有节，而道理则是抽象的，有理有论。并不是说，Mythos就没有道理在内，而是说，Mythos的道理就在它所叙述的“事”中，而Logos的道理则是直接表达出来的，是理论性的。
就二者的存在形式言，也是有相互区别的。Mythos一般以“诗”的形式出现，而Logos一般则以“散文”的形式存在；当然并不排斥Mythos也有散文的，而Logos采用诗的形式。在古代，荷马这些诗人，吟诵奥德赛、阿克里斯的事件，或许边唱、边演，所以叫做*有“做（戏）”、“表演”的意思在内；而Logos则无“事”可“说”，无“戏”可“演”，“说”的都是“道理”，因而常只以“书”的形式存在。Logos也可以指“书”、“著作”等文字材料。这就是说，Mythos可以口传心授，而Logos则更宜于以文字形式流传。这两种文化形式，在古代希腊人心目中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希腊文λογοs来源于动词λεγω，初为“采集”的意思，后来演化为“说”。为什么从“采集”会演化出“说”来，似已不可考。海德格尔对此有一种说法。根据他的Sein和Dasein的理论，从“综合”角度把西方哲学传统中“知识综合”改革为“存在综合”，成一家之言，很有启发作用。
然而，“采集”固然归于“集（合）”，但其始却在于“采”。“采”什么，不“采”什么，则有个分析、分辨的问题，也有个标准、尺度问题，所以我认为*λογοs明初作尺度讲，更为妥切些，而所谓“尺度”、其根据又在“分析”。所以，λογοs的“综合”作用，固不可忽略，但其初意重在“分析”，则也是应该充分重视的。
在哲学中，通常以“道理”来译Logos，用“理性”（Vernunft, Reason）来译，离古意较远。所谓“道理”、是要“分理”出来的，要“理”出个“道道”来，而“分理”的理由和根据则蕴含着一种或几种“标准”。以此“标准”来“理顺”关系，有所“取”、“舍”，“取”亦有“由”，“舍”亦有“油”，而“曲”在“道理”言，就是“尺度”。
时间之绵延和空间之方位神话的原由是时间性的，绵延性的；而逻各斯的原由则是空间性的，方位性的。
Mythos说的是不朽的神的故事，“不朽”是为“永生”，而生命的原则是“绵延”的原则，即“生命”是不间断的，“永生”则为永远不间断的。
生命”这个原则也是时间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柏格森说，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不间断的“绵延”（duree）。海德格尔说，“我在世界中”，即“我存在于时间、世界之中”，生命是延续的、不可分割的。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和“生生不熄之火”，说的都是这种生命现象。
从“存在（实存）”方面来看时间，我们不能说时间就只是那年、月、日、分、秒这些计量单位，这些计量单位不能穷尽时间，时间也不能以这些单位（无论它多么小）来分割的，时间是一个“流”、“我活着”，是不断地活着，“活”是一个“流”，“生命”设有“缝隙”没有“空隙”，不能说“我”在某一秒钟是“空白”的。所以，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的思想，是很深刻的，海德格尔亦无出其右；当今德里达所要强调的，则是那相反的一面，是“断”，不是，“连”，所以他用“分延”difference。difference和duree正好是相反、相对的，是另一种观念和理解方式。然而“断”了就不是“生命”，所以后现代派才强调“死”；而“生命”则必须“连”而不“断”，这则是共同的理解。然而，有“流”就有“源”。所以我们常说时间是一个“长河”，“有源”，有“流”，“神话”就是要“捕捉”那时间（生命）的“长河”，“扑捉”那生命（时间）的“源流”。“源流”不可“断”，所以“神话”是“跟踪”性的，“叙述”性的；“生命”没有“空隙”，所以“神话”也常是“表演”性的，以“活人”（诗人）来“做”（吟诵、表演）出来。“神话”力图以“生命”的形式来保存生活（的过程），以“活”东西来保存“活”的东西，因而本身亦是“活”的形式，要做到这点，只有说那“不朽的神”才有可能，所以“神话”只能是“神话”，不能是“人话”。
人是要死的，死与生对立，在生之外，是“生命”的断裂或空隙，死是空间性的，即生命在这个部分出现了“空白”，出现了“裂缝”。死将生命分割开来，使生命和时间成了一块一块的，而不是绵延不断的。死正是那天地初开之“大裂缝”——χαοs能（chaos）。从这个意义上说，chaos恰恰不是“混沌”，不是“混成一片”，而是“分割”的力量，“分离”的力量。chaos是“分”，不是“合”。
死把人从生活中“分离”出来，从时间的绵延中“分离”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时间计量中的年、月、日、分、秒的“划分”，也有客观的根据，而不是主观为了“方便”强加给世界、人生的。人生是有“间”的，世界也是有“间”的，所以叫“人间”、“世间”。
以有死的人的眼光来看，“过去”已不存在，“未来”也尚未存在。对不存在的东西——不管“已不存在”或“尚未存在”，我们无法使其存在，我们无法使古人复活，也无法使后人提前来到这个世界。就人来说，过去只能是历史，未来只能是“设计”。
死的人不能穷尽时间的绵延。什么叫穷尽？“穷尽”乃是“尽知”，而人不可能“尽知”过去和未来，我们所能知的，乃是现时。“我在故我思（知）”和“我思（知）故我在”，是完全统一的，“我”不能“不在”而“思”（知），也不能“不思（知）”而“在”。
然而，人仍在不断地“探本求源”，不断地说过去和未来，此时，这个“说”，就不是“神话”，不是“神”“说话”，也不是山山水水都在“说话”，而只是人在说话。
存在（现在）的人怎样能说过去和未来棗那不存在的人和事？人说不尽那时间或生命的绵延，但却可以说那被分割了的一块一块、一段一段的人和事。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说，我们过去的祖先有梭伦立法，有匹西斯特拉的改革，我们有过一些光荣的战争……，都是一段一段的“故事”一过去的事。把这些一段一段的事，贯串在一起，就是“历史”。
把历史事件（过去的事）贯串起来，实际上是“编纂”起来，“历史”是“编纂”起来的。
“编纂”不等于“伪造”、“杜撰”，指的是把那些“事”——一件一件的“事”“贯串”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神话”倒不是“编纂”的，而“历史”反倒是“编纂”的。“神话”力图保持“生命”、“时间”、“过去”的“生命”的、“活”的本来面貌，而“历史”则只能将所能“掌握”的一件一件事“贯串”起来，因此，就这个意义说，“神话”比“历史”更“真实”，就像“艺术”比“历史”更“真实”一样。
“历史”只能面对过去的“事（实）”，而“事”本来是一件一件的，是可能分割的，包括当时“做事”的“人”的“内心”活动，也是可能分割的，也是一件“事”，然而，古人在“不做”这些“事”时也还“活着”，也有，“活动”，广义地说，也在“做事”，而这些“事”，则是原则上不可“尽知”的，因而“历史”上说的“事”，都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历史”是将“时间”“空间”化，而“书话”则是将“空间”“时间”化，好像“万物”都是“活”的一样。将“时间”“空间”化了的“历史”，同样是一种Logos，所以“历史”不是“诗”的，而是“散文”的。
历史将“过去”当成现成的“事实”看，fact从facio（做）转化而来，是为“做过了的事”，因而将“活生生的”人和事当作“死”的“事实”、“事件”，来看，人们既不能穷尽时间之流，又不可能使时间“倒流”、“停滞”，则唯有将“活东西”当作“死东西”才能“把握”，才能“把握”那“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这样，“存在”的含意就发生了变化。“不在”、“不是”，同样可以作为“存在”甚至“事实”来“把握”。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现时”的“人”的“对象”，甚至那虚无缥缈的东西，竟然也可以进入“思想”、“知识”：的领域，也可以“说”起来。
然而，从根本上说，Logos只有把那，“实有”的东西当作“无”，或“无”化了，才能“说”，即Logos把“时间”“空间”化，实际上就是把“有”当作“无”来说，才能“捕捉”“本已不在”的“人”和“事”，“说”那个“已不存在”的“世界”。Logos把“有”的世界当作“无”的世界来“说”，所以它所说的，乃是“概念”的“世界”，“思想”的，“世界”。
Mythos和Logos同样为“说”，但Mythos“说”的乃是“活生生的世界”，是一种艺术的、直接的生命的“体验”；而Logos“说”的则是“概念”的“体系”，“符号”，的“体系”。Mythos是“参与”性的。Logos是省察（*580???speculative）性的Mythos重于“我在”的度而Logos则侧重于“我思”的度“在”是“时间”性的。而“思”就其概念逻辑形式言则是“空间”性的方位性的。
人们如何能将那绵延的“时间”打开“缺口”（chaos），使之成为“可能把握”、“扑捉”的？“时间”之“流”如何能为某种“工具”“截断”？我们看到，世上没有一件实际的东西可以“打开”时间的缺口，只有用“思”来“截断”“时间”之流，使之“空间”化，而“思”本身为“空”，为“无”，“思”——“不存在”。
Logos、思，离不开“概念”、“概念”是“符号”，它有“普遍性”，因而可以“涵盖”“时间”的“流变”，但它们自身却是“空”的，像一个“容器”，可以“容纳”同类的实物，像“水果”可以“接纳”梨、桃、橘子……一样，“概念”是一个“空器”。Logos使世界“空无”，化、“符号”化、“概念”化，使Mythos中的“思——在同一”的关系“分化”出来，“对立”起来，“在”成了“思”的“对象”，而“思”自身成了“空”、“无”——“不存在”。
“在”都是具体的、实在的，在“时间”中的，但作为“思”的“对象”的“在”却可以是“普遍的”、“时间性”的，因而也可以是“抽象”的。就像过去曾“在”的；也成了“概念”的“事件”的关系。
“存在”必定在“时间”“空间”之中，“存在”必定“占有”“空间”，这个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存在”必定“填满”“空间”，即“存在”使“空间”“充实”，而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本身则并“无”存在——它“等待”、“尚缺”“存在”于是，“空间”为“不存在”。所以，后来希腊原子论的“原则”为两个：“原子”与“虚空”，并针对巴门尼德说，“不存在”不比“存在”少什么。其实，“存在”与“空间”（间隙、空的、虚空……）相比，都是“存在”，只是“空间”是“空”的“存在”，就“物质”世界未分之状态言，“世界”乃是“实”的，不是“空”的，任何的“空”，都是“充实”的，至少有某种“气”体在；但世界自chaos分裂以来，即有“充实”与“虚空”的区分，“空间”就像海德格尔的“空罐子”，可以“容物”而暂时尚“无物”。就一种实证的观点看，“无物”即“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空间”就是那“不存在”的“存在”，或“存在着”的“不存在”。
这样，“时”与“空”本是一对矛盾的观念，严格讲起来，“时”是“实”的，不是“空”的，将“时”“间隙”化，将“时间”“空间”化，就成了巴门尼德的“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存在”，一个“实实足足”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实足”“存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允许“分裂”“分割”，因为不但世上没有任何物质的力量能“分裂”它，而且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分裂”它，它设有“空隙”。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世间万物，都是有“空隙”，各占着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方位”，只有那绵延的“生命”，显示着“时间”之不可分割性。“空间”提示着万物这“静止”、“恒定”性；“时间”显示着“流动”性。“万物静观皆自得”，皆各得其“所”。
“死”使“人”“物化”，使“无间的”存在成为“有间”的存在，“死人”，正是那“不存在”的“存在者”。“死”将“人”化为“物”，并不是化为“子虚乌有”。就“物质”言，“活人”并不比“死人”多出些什么，但就生命的、生活的世界言，“活人”比“死人”多出那使“物质性”“世界”显现了各得其所之“度”的“思想”——“语言”——Logos。
“语言”并不仅使“世界”多出了一种“声音”，世界本身亦是有声者的，人也是按照自然的声音组合成“语言”的，但“语言”并不混在自然的声音之中，就像人的“身体”不同于万物之“物体”一样。
Mythos的“语言”叙述“故事”，Logos，“语言”则表达“思想”。按照萨特的说法“思想”为“不存在”，为“无”，“思想”不能为物质的世界增加任何的“存在物”“思想”只能为世界增添个“无”，然而，“思想”却能使“世界”“无”化，即使“世界”“空阿化”、“方位”化，因而从不阿于“神话”的角度来理解、把握、描述世界。
“思想”、“语言”利用“语词”、“概念”来把握世界，思想和语言的系统，不是时间中生命绵延的关系，而是空间方位的关系，即语词概念的搭配关系，是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所以，从Logos后来发展成Logic，是很自然的事。Logic和语法讲的是概念、语词或命题、语句、话语的“方位”关系，是“.非时间”或跨越“时间”的普遍的关系。
Logos这种方位的空间关系，将“写”提到了应有的地位。和Mythos一样，Logos当然也以“说”为基础，但它却不一定像“诗”那样需要吟诵、歌唱，而可以“写”下来供人“阅读”，从这个意义说，Mythos比是一个生动的、活泼的世界；而Logos则是一个符号的、严格的世界，前者是“真实的”、“实际的”，后者则是“符号”的、“代用品”的世界。“神话”的世界是喧嚣的，但Logos的世界则是沉寂的，“阅读”也是“沉默”的，Logos是“书”的世界，“原理”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它是一个“空”的世界，“方位”的世界，这个“世界”，像胡塞尔说的，随时要求可以“兑现”（cash in）出“实际的”、“真实的”世界来。
Logos的世界是一个“形式”的世界，随时“等待”着“内容”或“质料”的“充实”。
“命运”与“必然性”之把握
“神话”是把一段一段、一块一块的“故事”按照生命、时间的方式“编纂”起来的，“逻各斯”则是把一些语词、概念按照一定的方式“编纂”起来的。就“神话”来说，“编纂”方式不是首位的，要紧的是“故事”本身应是“活”的；但就“逻各斯”来说，“编纂”方式和所要说的“事”，则是不可分的，这种“方式”被认为反映、符合“事”之内在的联系。
不是说，“神话”可以“胡编乱撰”，所以它的“编纂”方式也还是有“规则”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但这些“规则”，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生命性”的，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传说”或“神话”系统中，可以有不同的地位，因而有不同的意义。希腊神话，以荷马史诗为主，而赫西俄自成一个体系；那充满阿波罗精神的奥菲斯到了民间奥菲斯教派里，则又是另一个形象。“神话”中一段一段的“故事”，可以按照不同的体系方式贯串起来；但“逻各斯”中的“事”，则有自身的规则，不是随意可以拆拼的；“逻各斯”所使用的语句形式，则更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逻各斯”作为“话语”观，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令”（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逻各斯”是“律”，是“令”，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则”，后来发展得相当成熟的逻辑推理形式中“假言推理”之“如果……则……”。其初始意义亦可为“设（令）……则……”，“如果凡人皆有死，令苏格拉底为人，则苏格拉底有死”，这样一种推断，是无可逃避的。
“Mythos”与“Logos”这种“编纂”方式上的区别来自对“事”之不同之理解。“神仙”中的“事”，在冥冥之中固然有“必然性”，但就作“事”的“神”言，都是“自由”的，这就是说，都是它乐意做的，是它的“自由的选择”，“神仙”表面上看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但实际上“神仙”中“事”倒也不是由着某个“神仙”性子来的，不是“作者”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的，“神仙”的“事”也有“定数”——Moira。因为，古代希腊的“神”，不是一个，而有多个。奥林帕斯山的“神”是一个“家族”，而只要有两个“自由者”，就会有“纷争”。“神仙”“法力”无边，日月山川当然不在它的眼里，但“另一个”“神”却可以“遏制”它的所作所为，可以使它“事与愿违”。所以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抵”也有自己的“命运”。“自由（者）”的“必然性”——这就是“命运”。“命运”不一定都是“好”的，“神抵”也有，“倒霉”的时候，所以它们也呼天抢地，怨天尤神，因为“神仙”的“斗法”，也是一种力量的比较，是一种“较量”，遵循着“强胜弱败”的规则。
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对自己的“命运”并设有预先的“知识”，因为“神”是“不死的”，因而它不需要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以保证它永远是“自由者”。“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者”在多神的意义上，则不能是“知识型”的“神”，而只能是“力量型”的。从某种意义说，“知识”以“界限”为归依，而“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者”则是不承认任何“界限”的；所以希腊神话中的神祗从不“学习”，从不“积累经验”，它们所具有的“技能”都是“天生”的；而在它们做任何“事”时，也从不“审情度势”，而是“想干就千”，“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然而，“人”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者”。首先，“人”是“要死的”，它必然要“审慎地”，“聪明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古代希腊人的眼光来看，“人”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服从的”。Logos是“令”，是“律”，“人”首要的是“服从”这个Logos，因而“人”要“积累”经验、知识。
“神”是“不死的”，因而尽管有“另一（些）”“神”“制约”着自己的“命运”，但“神”永远有“机会”，所以“神”尽管也有悲欢离合和曲折困难，但“命运”总带有“幸运”的色彩一是一种而有了chance，就会有fortune；然而，“人”的“机会”却是“有限的”，“人”只有“一次生命”，“人”是“要死的”。
当然，“人”也是“自由”的。“人”有自己的欲求、愿望，也有“满足”、“幸福”的时候，但这种“完满”性是有限的、暂时的，比起许多其它存在“物”言，“人”是很“弱小”的。“人”不仅比“神”“弱小”，而且也比日月山川“弱小”。从这个意义来说，“人”首先是“不自由”的，处于“服从”的地位。“人”要“服从”“神”，要“服从”“自然”，“学会”应付它们的“挑战”。这样，“经验”和“知识”就是“人”这个“会死的”“存在者”的特殊需要，是这个“存在者”的“生存手段”和“存在方式”。“人”为保持和维护自身的“存在方式”，首先从“顺从”中学习、积累、思考，从“斗争”（挣扎）中“提高”自己，“知识”本是“顺从”中的一种“主动性”，从“顺从”中争得“自由”，这样，人的“自由”即“有限的”“自由”，就成了对某种必须“顺从”的东西的把握的“自由”，即对“必然性”的“把握”的“自由”。Logos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律令”。“神”按照“自由”来“理解”“世界”，而“人”则按照“必然性”来“理解”世界。“神”“自由”地“说”“世界”；人则“必然”地“说”“世界”。
“人”不再从“世界”中“听到”“神”的“故事”——Mythos，而是从“世界”中“听到”“Logos”。“世界”按“必然”的方式“结构”和“运行”，并“令”“人族（类）”作如是观。
不再被理解为在“时间”的绵延和“生长”的过程中的“古老者”，而成为“因果系列”中的“原（始）因”和“推理系列”中的“原理”、“前提”。成为“知识”探究中的重要环节。“生长”系列转化为“因果系列”，意味着“时间系列”转化为“空间（方位）系列”。人们不必强调“记忆”就可以把握最为本质的知识，而那“必然性的推理知识”，可以在原本忘得一干二净的情况下，重新“唤发”出来，好像“前生”就已“知道”一样。这是因为，Logos是最为普遍的、必然性的“语言”，“人”必然按照Logos来“说话”，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先“听”Logos的，然后才说自己的“话”，因为人人都努力按Logos来说话，所以相互都能“理解”，可以“交流”。
盲目地“服从”“必然”当然谈不到“自由”“动物”没有“自由”，它只是“必然”的一个“部分”；但“把握了”的“必然”则是一种“自由”，而且是“人”这个族类所特有的“自由”，即知识性、科学性的自由。“人”可以通过对“必然性”的把握来“满足”自己的“目的”，甚至以这种把握来形成、调整自己的“目的”。“目的”仍是“必然”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不但要按Logos的方式来“认知”，而且要按Logos的方式来“存在”。“人”从“神话”地“存在着”转化为“人”“科学”地“存在着”。“人”不仅“时间”地“存在着”，而且“空间”地“存在着”。
“人”“空间”地“存在着”，并不是说“人”（的“身体”）“占有”“空间”，而是说“人”本是一个“空白”，客观的Logos“规定”、“充实”着它的“一切”。“知识”的原则乃是“自板”的原则。“人”“虚心”（空白）地“接纳”着Logos。
“人”的肉体是“实”的，“人”的“精神”是“虚”的。“肉体”与“精神”的分化，乃是科学知识的必要的前提。在神话的思想方式中，“精神”并不能“独立”“存在”，“神抵”们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而所谓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则常是无力可悲的“影像”——至少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中是作如是观；可是“精神”在“人”这个族类中却显得很有崇高的地位。“人”不仅“肉体”地“存在”着，而且“精神”地“存在”着；“人”不仅有“物质”的“劳作”，而且有“精神”的“产品”。“科学知识”是“精神”的“产品”，是“精神”的“存在形式”，是“精神”的“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人”同样是“精神”的“存在物”。“人”“精神”地“存在着”，也就是“人”“科学地”“存在着”。
然而，“精神”“不存在”。“世间。找不出“精神”这个“东西（物）”来。“精神”为“无”，为“空（白）”。因而“精神”只能“抽象地”“存在着”，只能“普遍地”“存在着”，而不能“具体地”，“个别地”“存在着”。Logos只是“普遍性”，是一个“律令”，“具体”的“实现”，还要“人”“具体”地去“做”，而“具体”的“做”则进入“时间”系列，抽象的知识，不能最终保证具体的实践的成功。
从Logos观点来看，即使是“时间”的系列，同样为必然性所支配。“人”既然无法从“绵延”的生命去“体验”“过去”（不存在）的“时间”，则只能从“空间”的方位上来把握“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样，“事件”之间的关系，同样被理解为必然的因果关系。“过去”成为“历史科学”的“对象”，有其“因”，必有其“果”。“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活人”，“活事”，成了“死的”“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必然关系。“历史科学”认为，只有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才是确实可知的。Logos不仅是“天道”，而且也是“人道”。
不仅如此，Logos还是“神道”。“神话”亦被要求从Logos的角度来理解，于是有“神话学”和“神学”。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分成三个部分：“神学”、“自然学”和“数学”，都是“省察性”的，英译speculative或theoretical，是“直观的思想”、“思想的直观”的意思。“神”也成了一个“学科”，成为“人”的观察、思考、研究“对象”。“神”成为最后的、最高的“原因”，成了“第一因”，“第一动因”……，这固然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思想，但古代希腊哲学初期的Logos思想中，已有其根源。
“真理”之追求
在“神话”的思想中，重要的东西在于“过去”的“源头”；而在“科学”的思想中，重要的东西则总是“现时”、“现实”的。Logos“超越”“时间”，将“古”，“今”融于一个永远“现时”，“现实”的“普遍性”之中，Logos放之四海、放之古今皆准。Logos将“神圣的”东西，转化为“真理（实）”的东西。
中文译为“真理”、“真实”的，可以合理地理解为“永久的”“存在”，即“永久的”“现时性”。“过去”，虽曾“存在”过，现己“不存在”，“未来”则“尚未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现实”的，不是“真实”的。西文所谓“truth”，所谓“Wahrheit”乃是“真实”之所以为“真实”，“现实”之所以为“现实”，故永远为“真”，为“存在”。这种水远可以为“真”的“存在”，正是那“必然性”，“真理”为“必然性”的“真理”。
在古人看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1＝2”……，是无时无刻不“真”的，现在如此，古代如此，未来亦如此。“杀人者死”、“毋过”、“自知”……亦皆是万古有效的“律令”，人人必得“服从”。必须“服从”Logos的“人”，从一方面看是很“凄惨”的，它受制于“必然性”环节之中，没有回旋的余地；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它亦有自身的“优越性”。
在“神话”中，那个“命运”即使对于诸神祗来说，也还是“隐匿”的；而那“必然性”对于“人”却是可以“显现”的，是“人”的“知识”、“科学”所能“把握”的“神”以自身的“不死性”来“对付”那不肯“显现”的“命运”“要死的”“人”则可以用，“概念”、“语词”的体系来使“必然注”无处躲藏。赫拉克利特说，???自然椛??时间，常喜“隐匿”自己，但“Logos”却是“公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我看如此，你看如此，他看亦如此，对今人如此，对古人如此，对后人亦复如此。
Logos是“变”中之“驻”，“时”中之“空”，执着于此种“必然性”，则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使自身处于那“不变”的“永恒”的“现时”（存在）之地。
Logos“喝令”“人”“服从”，而“掌握了”Logos的“人”则自身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人”从“奴位”转化为“主位”也从“客位”转化成“主位”。
人”曾是“神”的“奴隶”以自己的劳作供奉（养）着“神”“人”充其量是“神”的“客人”“客随主便”“人”“听从”“神”“人”原本是这个“世界”的“过往”“客人”来匆匆“人”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然而“人”毕竟可以为“神”之“客人”即使是“奴隶”“工具”也是“有理智的”“会说话的”“人”和“神”都是“智慧型”的“族类”“人”虽然不能使自己的身体“永存”、“永生”，但却努力使自己的“理智”“智慧”“永存”“永生”“人”甚至说“精神”原本是“不朽的”“不死的”。
“精神”理智是人的特权神不需要单独的“*”因为神本身就是“不死的”???则是“死”中之“不死”可以“弥漫”于“天地”之间“贯穿”“古今”“时间”之流变中“精神”无所不在，息息相通，正是那“时间”之“绵延”所要求的“不可间断性”之依凭，亦即那“生命”之依凭，“肉体”“要死”、“必死”，但“精神”却自相承续，永不中断。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并不因欧几里德早已“作古”而中断，人人（后人）都可以为欧几里德之所为，其间并无“断裂”的“痕迹”。“精神”无分“你”、“我”，代代相续，息息相关，人类之“生命”由“精神”维系。“人族”的“内体”不能真正“存续”下来，但“人族”，的“精神”，却实实在在地“存续”了下来，“今人”读“古人”的“书”， 就像和“今人”交谈、讨论一样，“精神”之“延续”就像“生命”的“延续”一样。“精神”即“生命”，“生命”即“精神”。
“精神”——*使“人”得到了“解放”，使那在古代神话软弱无力的“灵魂”——变得坚强、神圣起来，苏格拉底就是靠着这个信念，面对着肉体的死亡，却以为可以在死后让自己的“灵魂”与古圣贤交往。
“灵魂”与“身体”对立，是对“身体”的“否定”。“精神”作为“否定”的力量，与“感觉”相分立、对应，“精神”是对“感觉”世界的“否定”。“否定”并不是在实际上“否定”“感觉”、“身体”的“物质性”之“存在”，即“精神”并不“否定”“物体”作为“物质性”之“存在者”，相反，“省察性”（speculative, contemplative theoretical）“精神”不可回避“观照”的态度，因此，从现实上说，“精神”要以“感觉”作“基础”，脱离身体之“灵魂”，只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但“精神”确实“否定”了“感性”、“身体”世界之可靠性，“精神”“否定”“时间”绵延之“虚幻性”、“精神”在“世界”上区分“真”、“假”。“精神”寻求“真理”。
“真理”不在“时间”之绵延中，而在“空间”的“结构”之中，“真理”以“理论”的方式“存在”。“真理”“超越”“时间”“终止”“时间”之“绵延”，从而进人“永恒。”“真理”使那在神话中“隐匿”着的“命运”“显现”出来——：在“真理”面前“神话”为“虚构”为“假象”。“神话”中的“神”只是“不死的”（immortal）而那“要死的”“人”却可以凭借自己的“精神”“理智”——，进入“永恒”（eternal） “精神”“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因为“精神”“不占”“空间”“精神”“不存在”凡“占据”“空间”的都在“时间”之中“精神”不“占据”“空间”故不在“时间”之中但“精神”本身却是最大的“空间”甚至至大事无外，故可藏纳“万物”“房屋”的“概念”可以藏纳一切之“房屋”“人”的“概念”亦可涵盖一切“人”。“精神”“虚”其“位”即“虚”其“方位”所以像“几何学”一样，只讲“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这方面来看“精神”只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是“思想性”的不是“物质性”的。
“真理”“思想地”“存在着”因而也是“形式地”“存在着”这是“要死的”“人”都可能达到掌握的“真理”对“人”来说可以把握的“必然性”乃是形式的目想的“必然性”而不是那“神话”中的“命定”将那神话中的“命定”转化为种可以“相信”可以“捉摸”的“观念”——最高的、唯的“神”的“观念”，乃是基督教的宗教信念。希腊人认为“要死的”“人”所能达到的有关“必然性”的“知识”都是“思想性”“形式性”的。
这种能够掌握“真理”的“精神”“理智”拯救了“要死的”“人”的可悲的地位，将其提高到“真理”之“掌握者”的层次，这是奥林帕斯山上诸神祗所没有的“能力”“神”依仗着自身的“不死”而任命还隐匿，其结果则使自身永远“终结”“人”则“利用”自身的“精神”、“理智”成为“真理的掌握者”而使自己“永恒”“神”在“时间”中“不死”，“人”则“超越”于“时间”之外，进入“永恒”。“神话”为“时间”之“延续”“真理”则使“时间”“终结”。
人”老老实实承认“肉体”之“死亡”——“分解”、“消散”、“毁灭”、但“精神”、“理智”却跨越“时间”、跨越“时代”，自身直接交往，自身相续相承。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理智”正是那个“不死”的“神。那生生不自的“生命”“真理”即是“生命”而不是“死亡”即使在那最抽象的理论公式中，也还跳动着活人的心。“真理”是“活”的。
“人”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乃是“我思”“我”——“人”只有作为“思想者”、“知识者”才是“真理”的“掌握者”。“我”作为“思想得”、“知识者”正是那“存在的”“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存在者””然而“我”实际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者”就像罗丹的“想者”塑像那样，“我”仍有一个强壮结实的“身体”，“思想者”的“思想”在“那里”因为“我”那托腮凝思的姿态，说明了“我”在“思想”，“思想”是“我”的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的“表现”、“显现”。我在思想但我不“是”“思想”，I am thinking, while I am not “thinking ”——I am not a thought，所以“我”“在”“思想”本身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思”和“在”是不能相互“证明”的，“思”不能“证明”在这是从康德以来就很明确的问题；但“在”也不能“证明”“思”，从“在”推导不出“思”来，就像从“思”推导不出“在”来一样。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将“思”和“在”统一起来，因为在“人”的“劳动”中“思”和“在”本就是统一的，“劳动”是体力和脑力之支付。所以罗丹的“思想者”亦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思想者”为“劳动者”。
于是“人”就不是单纯的“思想者”，也不是“单纯的”“活动者”。在“人”的“活动”中“思”“规范”着“在”，“在”又“模范”着“思”。这就是说，“思想”“规范”着“生命”、“生命”也“规范”着“思想”、“人”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仍然受了“生命”、“存在”、“时间”的“制约”和“规范”。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却是一个“大全”，是一个“全过程”，也就是说“过程”、“时间”的“终结”，亦即“生命”的“终结”。所以“人”之所以需要“真理”，正因为“人”是“要死的”。“人”的“生命”、“时间”不可能有一个“大全”，而是“绵延”的，所以“人”不可能在“生命”中完全“掌握”“真理”，而在“生命”中“人”只能“追求真理”。
“人”之所以只能在“生命”中“追求真理”，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之短暂和“真理”可之博大精深，还在于“人”不可能真正做到单纯地“我思”，或更精确地说，不可能做到单纯地“思”。“我”不“是”“思”的“存在者”，是“存在的”“思者”。“我”只能是“有限的”、“具体的”“思者”。
然而“真理”却是“无限的”、“绝对的”、“普遍的”，“涵盖一切”的。这样，有限的、要死的“存在者”对于“无限的”、“永恒的”“真理”，就只能是“追求”，而不可能在某十天（具体的一天）宣布“掌握”了“真理”。
Logos使“必然性”的，“真理”“显现”出来，使神话、宗教性的“命运”，从其“躲藏处”“现身”出来，然而“有限的”、“要死的”“人”却只能“看”（theoretically, Speculatively）个“大概”，“看”个“形式”，“真理”仍为一个“绝大”的“空间”，“等待”着“人”的“生命”一代代的“生命”去“填补”。
“哲学”原为“爱智”，对于能够“捕捉”、“掌握”、“真理”之“智慧”，心向往之。“追求”原本是“生命”的特点，“追求”“真理”乃是“人”的“生命”的特点。“人”不能像“神”那样“不死”，但“哲学”却在“人”的有限生命的条件下“绵延”着整个“人（类）族”的“生命”。“人”作为“个体”言，是“要死的”，作为“个别”的“殊族类”言，也是“要死的”，但“人”作这一个“普遍性”的“族类”言，则是“永恒的”。“哲学”“科学”就是那“人”可以“祈望”的唯一的“永恒性”。
现代，特别从海德格尔以来，强调“思想”之“存在性”即“历史性”，以此揭示“思”之具体性和现实性，而反对“抽象的”、“空洞的”“思想”，这当然是有意义的，此种观念的渊源，可以上溯至黑格尔，而根基还在康德强调“知识”，“科学”之“现象性”。海氏此种对西方哲学传统带有“摧毁性”的思想，如今在某些领域愈演愈烈，遂有法国“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派”起。此种思潮强调“思想”不能挽救“人”之“要死性”，“思想”自身并无“相续性”，而乃是随时代、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框框块块“编织物”；“思想”并不是“绵延”，乃为“断裂”，故“思想”不等于“生命”，“思想”必形诸于“文字”而流传后世，正说明“人”是“要死的”，“文字”作品就像“要死的”“人”的“遗嘱”，而对“遗嘱”的“解释权”和“执行权”乃在“后人”。
此种思潮对揭发西方哲学传统之弊病，破除将“要死的”“人”的“思想”当成“永存”之“神话”棗“神化”，固然大有益处，但此种植根于康德破除“科学”、“知识”之“全能”“僭妄”之思想，已不是希腊之传统，正如康德所言，“我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破除“哲学”、“科学”之“神话”、“神化”，乃为“宗教”留下地盘，即“思想”、“科学”、“哲学”不能“替代”——“越俎代庖”地“占据”“宗教”之地盘，而此点虽为康德所强调，但为黑格尔所否定，在以“哲学”代“宗教”这一点上，黑格尔则为希腊正宗，而海氏“贬”“科学”和“哲学”而“扬”“思想”，则也与后来诸家不同，相比之下，主要也还是希腊传统，但已比黑格尔更多宗教气氛了。
希腊的传统，乃在于以“哲学”“代替”了“神话”的地位，故对“人”“祈望”“永生”的要求，作了一个“合理”的安排。为此，将“时间”“贯串”起来，使“时间”亦为一“因果”系列，以此“泯灭”“绵延”与“断裂”之矛盾，以“普遍”、“永恒”之“真理”“代替”“神话”诸神之“永生”、“不死”。“哲学”成为会死的“人”“追求”之最高目标。
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哲学’，正是那真理的知识。”①
注释 ：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93b。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