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1851号决议，该决议说，应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请求，安理会决定从即日起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12个月内可以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这一决议显示：在相关前提之下，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进入一个主权国家境内进行军事干预活动。这些前提是：1.该国境内发生的事态已产生严重的人道危机或严重危及其它国家的正当利益和正常的国际秩序；2.军事干预行动必须得到该国合法政府的邀请；3.军事干预行动应当获得联合国的正式授权。

1851号决议通过之后，中国政府表示将于12月26日派三艘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护航行动。尽管这一决定在国内有不同的反响，但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行动有可能成为一个常态行动，这是由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深刻转型所决定的。

在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与索马里海盗问题相关的决议，以《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列“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对办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为依据，授权外国军队可经索马里政府同意进入其领海和领土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上述决议也得到了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认同。这一动向也表明，当今世界政治中基于人道、安全、和平等普世目标而采取的国际干预正在进入常态化轨道。

当今世界大量国际公共问题的存在，是上述干预行动的现实背景。索马里海盗的参与人员有多国背景，其背后的支持力量也来自多个国家，海盗行为的受害者则是所有有船只途经索马里海域的国家。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源，在于索马里国内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世界媒体聚焦于那些被绑架的船员时，却对索马里流离失所、受饥饿和内战威胁的民众缺乏足够的关注。自1991年起，索马里全境就处在严重的分裂状态，内战不断，民不聊生。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认为：失败国家指这样一个国家：它已无法控制其领土并为其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无法维持法治、推进人权和提供有效的治理；无法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和保健。他在《失败国家和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的演讲中提到：霍布斯描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自然状态──无休止的恐惧和残酷死亡的危险，导致人们“孤独、贫困、污秽、残忍而短寿”。如今的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状态，在那里，国家的中央权威已经崩溃，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国土被相互拼杀的军阀们和匪帮所控制。

就索马里来说，正是由于国家严重失序、人道危机深重，所以海盗行为就成为当地民众的一项“自救”行动，海盗的身后，是众多为海盗提供各种帮助并依赖海盗而生存的当地民众。这种铤而走险、与全世界对抗的财富再分配方式是一个苦涩无奈的选择。对于受索马里海盗侵害的其它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索马里的失败影响到了外界。

因此，索马里海盗问题既是一个《联合国宪章》所认定的“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人道危机问题。从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既是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可以进行军事干预的认定，同时也表明对一国境内的人道危机可以实施有条件的外部军事干预。如果某个国家严重缺乏治理国家和消解人道危机的能力，基于对人道这一价值的维护，基于对和平、安全(包括海上自由安全通行)这些与各国相关的“国际公益”的维护，国际社会只能依照有关法理程序进行干预，从而帮助该国“走出失败”，并阻止“失败的向外界输出”。当然，从根本上来看，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关键不是军事行动，而是帮助索马里重建秩序和治理人道危机。

在当代世界政治的实践中，来自一国外部的政治、军事、司法干预大多数是由联合国主导和授权的，只有少数是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边主义行为。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在结束柬埔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莫桑比克的内战，在恢复海地和塞拉利昂的民选政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终止塞拉利昂内战，联合国派遣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维和部队。经联合国决议而设立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对犯有种族屠杀罪、战争罪或反人道罪、侵犯人权罪的罪犯进行起诉和惩处，也收到了震慑的功效。联合国的上述行动表明：基于正义、人道原则的国际干预在遵守某些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深入到某国境内。

在中国海军参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国际军事干预行动一事上，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由赞成中国海军赴索马里，胸襟有失开阔；而以护航有风险、追剿无胜算、怕与非洲兄弟伤和气为由而主张缩首不前，更与中华民族救他人于难的传统风范和中国政府做负责任大国的政治目标不符。对于国际大环境的改进，一个国家不应囿于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因为大环境的改进是一项对大家都有利的国际公益。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一个和平的、保护跨国经贸活动正常进行的国际大环境是分不开的，既然如此，中国也有义务来参与维护这个国际大环境，即便中国海员没有受到海盗劫持，中国也有义务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