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爆发在即，有关战争的舆论也不断升温。

两次海湾危机，面对同一个萨达姆，事隔12年，历史演出了极其相似的一幕。当然，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两次海湾危机就其性质而言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有关两次危机新闻报道上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对战争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媒体的特征、运作方式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两次海湾危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第一次海湾危机的起因是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1990年8月，通过两伊战争确立了海湾军事强国地位的伊拉克无端占领了弹丸小国科威特。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为了"解放科威特"，"建立国际新秩序"，同时为了维护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利益，美国敦促联合国授权以美为首的北约对伊宣战，从而发动了一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的局部战争。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惩罚了伊拉克，还科威特以公道，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东地区的秩序，因而其行为带有"维和"色彩。

第二次海湾危机的起因是"反恐"。２００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反恐"遂成为全国上下最强烈的意愿和呼声。"9，11"之后，布什政府即提出"邪恶轴心"说，伊拉克名列其中，且"邪恶"的程度不断升级，以至成为美国人的头号敌人，不"倒萨"不足以平民愤。尽管美国至今拿不出萨达姆同拉登"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进攻伊拉克的"合法认可"，但"倒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政府将"反恐"和"倒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后者为前者的重要步骤，可见其"倒萨"之战带有复仇色彩。

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为"他人"而战，那么这一次海湾战争（如果爆发的话）美国就将是为"自己"而战。这就是两次海湾危机本质上的区别。

由此而引发的媒体报道的区别在于：

首先，报道的热度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对伊拉克谴责性的报道，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弱到强，逐渐升温的过程；民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率也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最初的支持只有45%）。这一方面有着历史原因。海湾危机前，美国是伊拉克的盟友，两伊战争中始终站在伊拉克一边。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令美国始料不及。从朋友到敌人，舆论上必然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美国首次攻打伊拉克，为的是美国本土以外的利益，或曰美国的全球利益，这与美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度不是很大，因此他们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直到战争打响，战报频传，美国精神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媒体的报道和民众的热情才达到了顶峰。这一次则不同。由于"倒萨"是"反恐"的重要环节，与美国国家利益以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美国朝野对此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主要电视和广播网、《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主要的有线服务系统高速运转，及时传达着总统、政府官员、军界人士的声音。一些媒体还热衷于民意测验，渲染战前气氛。例如《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美国广播公司、有线新闻电视公司等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公布民意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支持率60%-70%）。此外，与上一次仅仅要求伊拉克撤兵不同，这一次媒体舆论升级为推翻萨达姆政权，摧毁伊拉克军事力量。

其次，报道的侧重点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可以说是一次不透明的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部署、武器装备以及地下工事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对未来战争的判断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美国内一些媒体对战争前景表示忧虑，甚至将海湾战争与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乃至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相提并论，暗示此战有可能久拖不决，陷入泥淖。这多少反映了美国人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战争的目的并不看重，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能否顺利结束，美国能否以最小的代价获胜。这一次则不同。12年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下，伊拉克已经无密可保。加上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网式的搜寻以及各国记者的蜂拥而入，伊拉克几乎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国家。因此，和上一次相比，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相信美国的军事实力，相信伊拉克不堪一击。与此相应，媒体的调子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媒体不无炫耀地介绍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高科技武器装备，以显示美军在快速反应、精确打击和适应战场能力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一些媒体甚至议论起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问题--如何建立新政府，如何追捕萨达姆的高级官员，由谁来出任新政府到领导人等等。《华盛顿邮报》2月2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不仅要赢得战争，不仅在伊拉克驻军，还要领导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

第三，对萨达姆的态度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是侵略者，是他国主权的践踏者。它本身就是妖魔，毋需媒体过分渲染。当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丑化萨达姆的漫画，无非也就是又小又脏的萨达姆头上盘绕着一群苍蝇。这一次不同。萨达姆被推断为美国利益的最大的威胁者。美国虽然指责伊拉克"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联合武器核查小组在伊数月收获寥寥，这使美国攻伊始终缺乏足够的理由。如果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攻打伊拉克，无疑将会面临道义上的谴责。因此，要变出师无名为"有名"，对萨达姆妖魔化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用心良多，美国媒体不遗余力。《纽约时报》曾以"外交政策智力测验"的形式，让读者在多个选择中指认"谁是对全球和平最大的威胁"，谜底是伊拉克（科学家）。合众国际社在分析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时特别强调他为伊拉克开列的罪状：伊政权如何为了逼供在父母面前严刑拷打儿童；萨达姆如何隐瞒拥有研制生物武器移动实验室的情况。美国白宫还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新闻渠道散发长达33页的材料，历数萨达姆的种种"谎言"和"罪证"。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下，萨达姆早已成为十恶不赦的魔鬼，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萨达姆会自动放弃武器，在他们看来，除了战争没有其他的选择。

第四，媒体介入程度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采取的是由美军战况报告员提供战况消息，由军方统一报道口径，统一发布新闻的做法。记者只被允许进入预定的圈子，不能直接接触军事行动。军方提供给新闻网的是剪辑过的轰炸录像，美国的大部分媒体也就依此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监埃里克.澳伯曾叹道：这种方法"让军方在新闻到达美国人民之前操纵和控制新闻"。由于当时信息渠道相对单一，才会有全世界人民收看CNN，萨达姆也躲在防空洞里看ＣＮＮ的情景。"９，１１"以后，尤其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获得了阿拉伯境内独家信息发布权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名扬天下，这使美国在新闻传播领域里的主导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面对萨达姆有可能发起的"宣传攻势"，美国政府和军方近期调整了媒体政策，他们将允许记者赴前线，允许他们随战斗部队做一线采访，并希望通过媒体的实地报道"向世界展示被藏匿的生化武器"，和"部队战士的英勇善战"。当然，记者同时也被要求不报道负面消息，不报道不利消息，以免削弱大众对海湾战争的支持。总之，美政府和军方已经认识到，"从舆论和宣传方面赢得战争和美军攻打伊拉克之战同样重要"。因此，如果美国进攻伊拉克，已经习惯于通过高空拍摄到的"精确制导炸弹"镜头了解战争实况的电视观众也许能够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画面：对部队作战行动的现场直播。

第五，国际舆论前后不同。12年前美国出兵伊拉克，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同时也得到反恐联盟的支持，参加多国部队的国家多达39个。尽管当时也有国家发出反战呼声，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海湾问题，但反战舆论不占优势。这使美国等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较为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这一次则不同。尽管布什力求获得联合国的支持，他的努力并未奏效――除英美之外的其余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反对对伊动武。欧洲也是如此。虽然一些国家支持美国立场，但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具有相当影响的法、德两国却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有关伊拉克问题的争论甚至引发"新、老欧洲"之说，造成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重大分歧，跨大西洋两岸关系也出现了新的鸿沟。总之，与１２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倒萨"，跟着美国跑的国家不多，愿意出兵出钱的更少。随着美军备战步伐的加快，国际上的反战示威此起彼伏，反战舆论愈演愈烈，以至在美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战浪潮。世界舆论的"转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至今没有拿出进攻伊拉克的有说服力的根据，同时也说明美国利益取代不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国际利益。对国际上的反战舆论，美国媒体有所反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在其论坛栏目中也刊登过批评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但从美国内舆论的总体走势看，美国政府并没有"屈从"国际舆论的迹象，美国的反战舆论远没有成为主流。

以上是两次海湾危机期间美国媒体报道（以及国际舆论）的差异。至于两次海湾危机期间媒体的共同点，那就是――美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与美国政府步调一致。如果按照《不可靠的信息源》一书的作者Ｍａｒｔｉｎ Ａ．Ｌｅｅ和Ｎｏｒｍａｍ Ｓｏｌｏｍａｎ的说法，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传媒与政府之间的距离缩小到几乎消失"的话，那么，经历了"９，１１"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其媒体与国家战略部署更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发表于《中国记者》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