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战争”这两个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多是血雨腥风、断壁残垣、流离失所乃至尽皆毁灭。几乎所有人都是厌恶战争的，但不应忽视的是，自人类诞生之初，时至当今，战争从未远离。在某种程度上，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史涉及的战术、战争组织、武器、战后利益分配方式等，深深地影响了文明进程，推动历史前进。
日前，中华书局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黄朴民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白立超、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熊剑平合著的《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一书，即以我国历史上的多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争为载体，回顾了五千年历史中的那些推动历史前进或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节点。笔者读完后深有感触，拟借此机会，略陈读后之感。
打下了中华文明的基石
一切文明都（部分地）植根于其战争缔造。
本著起于华夏奠基之战。这是我们民族成为传续千年不断文明的起点。
然而，这场起点之战是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依然存疑。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乃至更远的上古，始终缺少令人信服的年表，典籍之中也常有今人看到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因此对这类战争的真实性人们心中总会打个问号。
然而，虽为传说，终为民族“集体记忆”，这些圣贤来往攻伐的描绘，映照了部族融合进而形成统一的华夏族的历程。因生产力与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原始社会部族间的征战本不可避免，在彼时尚无精确记载人员与工具的情况下，人们凭借口口相传与想象，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瑰丽的民族“前传”，记载了民族形成之时的英雄人物——炎帝、黄帝，因而在这个民族的血脉里留下了“炎黄子孙”的烙印。
从几千年前产生到现在，这种烙印依然“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且未来也还会存在下去。我们不能因为历史记载的“未必真实”而忽视这场奠基之战的深远历史意义。回溯典籍之战，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体现，因为祖先认同是一种文化认同，祖先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很多民族共同认同的价值观。
本著所叙奠基之战，主要是指黄帝伐炎帝的阪泉之战和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两大部族之间的较量，黄帝打败炎帝，最终以黄帝为主导统一了炎黄两个部族，促成了两个部族之间的融合，是为华夏族雏形。涿鹿之战是炎帝和黄帝两个部族共同对抗来自东夷集团九黎族蚩尤的挑战，蚩尤被打败，巩固了炎黄两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更深远的意义则是，涿鹿之战促进了中原部族与东夷部族的融合，华夏族因而缔造。
奠基之战即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意义何在？就在于我们民族的先贤用两场如今思来都觉得规模恢宏的战争描绘了民族形成的壮阔图景。不管数千年前真实历史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相信，终究是几个最具实力的部族通过征战进而融合，从而奠定了华夏族在这片中华大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打下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基石。
战争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也是朝代更替的主要形式。
政权稳固的要素
中国人对战争一词并不陌生，这并不是一个外来词。战国时期的兵书《吴子》中已有“战争”一词。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因此，当历史运行到需要进行政治力量交替的时候，一场战争势在难免。本著记叙的第二场战争——周代商的牧野之战即讲述了促进民族形成之后，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作用。
王朝更替并非始自周代商，“商汤革命”是为迭代之滥觞。但如今回溯夏商周三代，说起王朝更替多谈牧野之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本著也在叙述的同时加入了这番讨论。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600年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意义。然而军事意义只是其深远影响的一层。
据我国典籍《国语·周语》所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曾与乐律于乐官伶州鸠交谈。伶州鸠说了一段话：“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这个乐官描绘的其实是此前典籍记载流传下来的牧野之战当天的星象排列，将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此进行解读和演算，提出了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的学术观点，也成为至今我国学术界提出的相对明确的牧野之战发生时间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在断代工程中要如此重视一个乐官未必权威的讲述？因为牧野之战对断代工程而言实在重要，根据司马迁《史记》乃至此前诸多古籍记载，商代存续年长乃至商代中一些重要节点，包括西周在共和元年前的一些分期年长，都可以推算，但这个时间表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基准点，而这个基准点就是牧野之战，因此断代工程的史学家、科学家不会放弃任何一点线索，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牧野之战作为历史节点的意义。
而更不能被忽视的，则是牧野之战显现的政治意涵。如果仅仅从姬发（周武王）时期商周双方的实力来看，周人无疑处于劣势，商朝当时控制的人口总数在百万量级，而西岐周人仅有十余万人。人口决定了战争基本单位——兵员的数量。然而，纣王的暴政，使各大小方国渐渐背离了商这个共主。因此，当战争真正在牧野之原发生的时候，双方的力量已不像想象中存在巨大差距。周人虽少但从者众，商军虽众但其中绝大多数却是早已痛恨商末暴政的奴隶，因此一触即溃继而倒戈不足为奇。决定牧野之战胜负的，绝不是双方的军事实力，而是人心向背。一场战争教会了统治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职责。
再回到那个名字很怪的乐官。伶州鸠讲述牧野之战的天象，是为了回答周景王提出的“何谓七律”问题。一国之君何以求教一个乐官音乐问题？因为对于西周而言，音乐不只是艺术，而是治国之道。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牧野之战中的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军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这里便强调了礼乐的神奇。西周礼乐制度是其政权稳固的基础要素。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秩序，天子、诸侯、臣子、官吏每一个层级都有自己对应的礼和乐，各司其职，使社会制度牢固、政权运行有序。
制度更替的肇始之一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则开启了战争的第三重隐喻——制度更替。本著所叙的第三场战争——繻葛之战即是。说到这一战，其实规模并不大，但却有一个让人屏息的瞬间——箭射周桓王。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派兵抵抗，两军战于繻葛，周王军大败。周桓王被射中肩膀。繻葛之战的意义在于，这一箭使有“天子”神化色彩的周朝君主威严一落千丈，此后周王室日渐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因而有了春秋开始“礼崩乐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旧的社会制度逐步被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的象征，经历诸侯争霸、变法、兼并最终统一的过程，封建制度替代了奴隶制度，一个新的多民族大一统王朝最终形成。繻葛之战远不如本著后面所叙的城濮之战、长平之战规模壮阔，但却是这长达700余年通过不断征战最终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肇始之一。
制度确立与更替，是一国最大之事，因此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战争之下的文化底色
改变历史的战争，在中外皆有之，且都有史书浓墨重彩记述。
西方历史学起于两部记述战争的史书。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希波战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记载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城邦集团间的战争。一部是天马行空、内容浩繁的“第一部世界史”，一部则是最初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其记述下的大国竞合逻辑一再为此后数千年历史印证，继而有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说。
中国是具有历史书写传统的文明古国，“二十四史”完整记叙了古代历史，战争记叙所占篇幅甚巨。然而古时殊少有以一部战争作为记述本体的专著，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很早就明白，文化与政治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特质，战争是植根于人性的文化现象，会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作为独立本体的战争，有的只是文化的扩张与收缩，进而出现文明的侵袭与融合。本著此后记叙的汉反击匈奴、明保卫北京等等，拂去战争表面的繁芜，内核竟皆如此。当代史学家基根即指出，中国人战争最持久的原因就是适度，目的是维护文化，不随外来征服者或内部革命一时的需要而改变; 中国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实现了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控制他们本性中的破坏倾向。
其中，反而有一场距离中原王朝核心地带很远的、我方参战兵员人数并不算多的战争最值得后世回味——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历史上的中国对中亚的影响一直有限。从汉地到新疆，必须经过河西走廊。河西走廊非常狭窄，一边是藏地，一边是北面的游牧民族。所以中央政府只有强盛的时候对于河西走廊才有真正的控制权，进而可以派兵进入新疆，然后再图中亚。751年，唐天宝年间，正是大唐鼎盛时期。当年四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7月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的怛罗斯，与阿拉伯帝国的军队激烈交战，史称“怛罗斯之战”。
战争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本著中有详细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本著中古代部分涉及中原王朝与外敌交战的战争，多为中原王朝获胜战例，唯独这场盛唐之时的战争以一场败仗的姿态极为刺眼地“钉”在全著中段。
记录一场败仗却是为何？因为此次战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亚历史发展，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怛罗斯的战败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向外传播。此役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由此可说，怛罗斯战役至少推动了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西传。
怛罗斯之战过后，唐朝无力染指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许多自汉代以来就已载入中国史籍并为中国中原王朝控制的古国均置于阿拉伯帝国控制之下，中国势力范围缩小了百余万平方公里。华夏文明从此退出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伊斯兰世界的兴起不仅与华夏文明勘定出界限，同期也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实施分野。那一时段的诸多军事行动与怛罗斯之战一样，在当时看来规模不算大，战果也都很普通，但结果背后却显示出历史的大格局。
此后，更高级别的对抗和冲击要等到地理大发现的另辟新径，乃至工业文明的隆隆机器声响起。本著所叙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即为工业文明对古老农耕文明的一场侵袭，也吹响了一个古老文明脱胎换骨救亡图存乃至走向民族复兴的号角。
最后想说的是，阅读本著或许会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说产生一些微妙的想法：用战争串联起的国史何谈爱好和平？对此，笔者想说，正是因为五千年战争相伴，如今的中国人更知战争之力与战争之苦，古代传播的闭塞与生产力的落后使历史的演进有时必须借助于战神的权杖，那么今日的我们，拥有比古人更多的避战条件与选择，也一定会有更丰富的不借助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智慧。
《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
黄朴民 白立超
熊剑平 著
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