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的西方地缘战略理论，是从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争霸史中总结抽象出来的，演绎为现实政策后，往往又造成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新的地缘战略对抗或安全利益冲突。安倍内阁提出日中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仍受到传统“海陆对立”地缘战略思维的束缚；福田内阁与中国就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签署了联合声明，并提出着眼未来30年的亚太战略蓝图，但似乎仍缺乏新的地缘战略理论支撑。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而如何处理地缘战略矛盾则是实现这一理想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提倡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海陆和合论”，对建立“和谐世界”和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海陆和合论”的基本概念及实现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日战略互惠 海陆和合 和谐世界 地缘战略
中日关系经历了21世纪初的一段曲折之后，终于踏上了新的起点。其重要标志之一是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暖春之旅”的历史性访问，并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面向未来的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如何使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受领导人更迭的影响？如何在中日“两强并立”的格局下，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环境而实现和平合作？建立和谐世界和实现中日战略互惠的地缘战略理论应如何构建？仍值得中日两国认真研究和思考。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与制约
（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由来。最初，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在2006年8月3日东京举行的一次中日关系研讨会上提出，日中应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笔者当时在场聆听，并在会后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对安倍演讲的基调给予了好评。安倍晋三于同年9月当选首相后立即访华，实现了“破冰之旅”，正式提出日中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主张，并得到中方赞同，由中方压缩概括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写入两国联合新闻公报。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时，中日双方进一步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达成新的共识，并就此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两国共同为亚洲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是：“1、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交流与对话。2、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3、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4、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媒体、友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5、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双方赞成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在开放、透明、包容等三项原则基础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上述内容后来被2008年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所吸收。
（二）安倍执政期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受到的一定制约。安倍执政时期，日方提出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积极面是主要的，但也有突破“日中友好”这一两国关系基调的考虑。安倍首相曾表示：“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未必。外交与各自国家利益相关。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关系。例如北朝鲜的问题，恐怕也是彼此合作，建立相互得利的环境才是重要的。友好固然重要，但是为了友好而当国益相撞时却不言语，则是本末倒置。该主张的当然必须提出自己的主张。”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也称：“光说友好，对双方没利也白搭”。“日中共益”才是目的，“日中友好只不过是手段”。他在2006年11月末发表演讲，在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近邻关系这三大日本外交支柱之外又增添一大支柱，即“价值观外交”和“建立自由繁荣之弧”设想，并把这称之为日本外交的“新轴心”。也就是说，日本外交的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新轴心来转，“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也不例外。
2007年8月，安倍首相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宣称，“目前日本外交正为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形成一圈所谓‘自由繁荣之弧’而到处推进各种设想。日本与印度的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正好可构成这一进程的关键” 。日印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在一起，正出现东亚和南亚相融合的‘扩大亚洲’”，“它将把美国和澳洲卷入，成长为覆盖整个太平洋的广大网络”。“日印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两大民主国家”，“同为海洋国家的印度和日本在海上航线安全方面拥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强大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欢迎印度崛起”。
所谓“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战略涉及台湾问题。作为地缘战略，“自由繁荣之弧”包括日本至印度洋，再延伸到东欧地区，日本伙同美国、印度控制亚洲大陆边缘的“弧形地带”，并把台湾视为其中重要的战略枢纽。尽管日本政府对此讳莫如深，日本右翼学者和政策智囊则对此津津乐道。日本有人主张建立“海洋联邦”遏制中国。他首先对中国海陆兼备的地理特点加以歪曲，宣扬中国分为“大陆中国”和“海洋中国”，甚至称台湾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但只有在网络里的相互依存中才能独立。21世纪日本的目标应该是，“在促使‘海洋亚洲’和西太平洋小国组成的松散的海洋联邦，从而在牵制大陆中国的同时，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
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50年，历来认为台湾海峡是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和商品运输的生命线。冷战时期，日本亲台势力曾宣扬蒋介石战后对日“以德报怨”，故不能放弃台湾。冷战后，日本舆论又对台湾的所谓“民主化”大加赞赏。无奈2004年岛内选举以来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丑态百出，于是日本又出现强调海洋国家必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所谓“海陆对抗论”，并把台湾定位为日本海洋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2007年1月安倍首相访问比利时，一方面表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存在国防费增加且不透明等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二、中日战略互惠与日本的地缘战略认知
（一）传统地缘战略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曾影响日本对外战略制定。安倍内阁在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上的上述内在矛盾，反映出日本某些决策者仍未摆脱传统地缘战略思想与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有关意识形态偏见暂且不论，所谓传统地缘战略思想，主要是发轫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各种地缘战略学说。这些地缘战略说虽彼此对立，但核心都是为谋取世界霸权服务，因此实质上是一种从地理学派生出来的战争理论和霸权理论。它们根据经过筛选的历史片段，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必然要发生权力之争。
其一是马汉提出的所谓“海权论”。马汉（1840-1914年）作为美国的海军军官和历史学家，首次提出“海权”概念，认为海上力量至关重要，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主宰世界。他主张，为围堵俄罗斯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向外扩张，美国应与海洋国家英国和日本结盟，并防止俄从印度实施中间突破。二战后，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大西洋和太平洋部署海军力量，也是基于马汉的“海权论”和美国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日本帝国海军曾把马汉的《海权论》一书翻译为日文，作为军事必修课，并在珍珠港事件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说明海洋国家之间也会爆发战争和霸权争夺战。
其二是麦金德（1861-1947年）提出的所谓“陆权论”。他作为英国地理学家提出“世界岛理论”和“大陆心脏说”，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他视人类历史主要是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斗争史。纳粹德国的豪斯霍夫利用这一“陆权论”，提出为德国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所谓“生存空间论”。
其三是斯派克曼（1893-1943年）提出的“边缘地带论”。他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提出处于大陆和近海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全球战略中最重要。主张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从此，美国便把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能够对美国霸权地位进行挑战的大国或国家集团，作为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安全战略目标。美国冷战时期对华遏制战略、现在从东北亚到大中东的战略弧形地带的控制，以及上述日本的“自由繁荣之弧”战略设想，都与这种地缘战略思维有关。
西方传统地缘战略经常造成“海陆对立”和激烈的地缘争夺。21世纪初，旧的地缘战略理论仍在起着严重的误导作用。日本便有人提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在结盟美国的基础上，推行包括中东、中亚在内的所谓“大亚洲”战略，在更大范围调动国际力量牵制中国。他们认为，对于日本这个在大陆边缘的岛国来说，“最好的战略应该是：第一，继续维持亚洲大陆内部的‘实力均衡’；第二，绝不能深入大陆腹地；第三，维持海上交通线，靠自由贸易保持繁荣。而要实施这些措施，最为奏效的手段就是寻求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同盟和军事同盟。”日本应“建立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大亚洲”概念，在这个概念内考虑维持‘实力均衡’，构筑崭新的对华外交才是当前最为妥当和紧迫的任务”。针对中国崛起，日本的最佳战略是“与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结成的军事同盟”，“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包括中东和中亚的‘扩大’亚洲的亚洲大陆‘实力均衡’，重新构筑对华外交”。安倍内阁便似乎接受了这些主张。
然而，这种地缘战略说很可能对国家战略造成误导。如果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视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日本必然会在亚洲乃至全球构筑制约中国的战略。这将是一条严重破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反华地缘战略歧途。早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美国就推行过类似的对华遏制战略，到头来只能以失败告终。21世纪的今天，日本若开历史的倒车，再挑头扛旗制约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只能加深中日矛盾并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国际上自我孤立。
（二）福田的亚太战略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首相及其政见支持者，大多反对安倍和麻生提出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构想。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紘一明确指出：“‘价值观外交’的骨子里潜藏着反共意识”，业已过时，并奉劝麻生、安倍“需要跟他们的外祖父吉田茂、岸信介的时代保持距离”。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指出：麻生的“自由繁荣之弧”构想在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有争议。“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冷战时代早已结束。在国际关系被民族、宗教等多种复杂因素驱动的今天，仍以价值观为外交基础来描绘出的所谓‘自由繁荣之弧’只能是一种虚构的幻想”。“假如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按照“自由繁荣之弧”的主张日本就应该支持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台湾，但在这个问题上国民自然没有形成共识。”
福田康夫当选日本首相后，日本喧嚣一时的“价值观外交”就此戛然而止。福田首相处事为人的特点之一是，不公开批评自己所反对的政策提法，而是着力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内阁的外交相比，福田内阁既有继承也有修正和调整。福田首相在首次施政演说中，继承了安倍内阁与中方达成的共识，表示要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共同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贡献”， 同时提出开展“创造和平外交”，而不再提“价值观外交”或“自由繁荣之弧”。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经过精心准备，实现了访华的“迎春之旅”。从那时起，福田对华外交战略逐步清晰，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福田首相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强调，日中和平友好是两国的唯一选择。这是福田首相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点上，对那种把“战略互惠”与“中日友好”对立起来的看法作出的明确否定，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使两者统一起来。2008年5月签署的第四个中日政治文件中也写明：“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其二，福田首相从小学过《论语》，他认为“两千五百年后孔子的话还有生命力”；“不仅是日中，今后世界都要好好学习《论语》。若孔子的话能成为世界的常识，世界就能和平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福田访问曲阜的文化之旅，也是同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一次“求同之旅”。他用自己的方式对麻生提出的“价值观外交”作出了回答。在2008年5月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表示，“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一条主要是日方提出的，但其内部意见未必一致。部分人强调中国应接受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另一些人则认为中日之间也有基于文化渊源的共同价值观。针对中日迄今从未涉及的这一领域，今后如何具体落实尚待探讨，而保持宽容、兼容、善意和平衡尤为重要。
其三，福田首相提出了他的亚太战略设想——今后30年日本的亚洲区域合作构想。这主要体现在2008年5月22日福田首相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讲中，其核心思想是，要使亚洲各国以太平洋为“内海”彼此开放、相互合作，包括日本、东盟、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直到中东的广阔地区，形成不断扩大、开放、相互连接的网络。日本将作为和平国家履行责任，与各国建立相互信任，“共同前进”。福田的亚太外交战略与安倍提出的“四国联盟”、麻生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设想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对待中国，即在战略上不是把中国作为多方牵制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环境的合作伙伴。另外，福田还强调，俄罗斯若能加强同日本的关系并与亚太地区联系起来，将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这篇演讲被一些媒体称为“新福田主义”，它不再把日本孤立地视为海洋国家，而是把太平洋视为“内海”；强调环太平洋的国家不应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应成为共同前进、和平合作的伙伴。
这堪称日本迄今地域包容性最大的亚太战略设计。中日两国表示，要“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这表明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大国，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也将迈出新的步伐。
三、“海陆和合”：中日战略互惠的地缘战略新概念
福田首相的亚太战略设想似乎比较容易得到亚太各国的接受，但与日本传统的“海洋国家论”相比，还显得缺乏足够的地缘战略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大陆国家，如何同海洋国家日本建立地缘战略互惠关系，也有待探讨。因为，无论在东海问题还是在台湾问题上，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都可能继续对中日战略互惠与战略互信造成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中日两国，亟需共同树立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的地缘战略新概念——“海陆和合论”。其主要根据是：中日战略互惠堪称是“海陆和合论”在中日双边关系的具体体现，而“海陆和合论”也可构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地缘战略理论基础。早在30年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已明确规定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不称霸。30年后的今天，中日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未来30年乃至整个21世纪，中日两国也应遵循上述精神，实现战略互惠与海陆和合。
“海陆和合论”是中国谋求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选择。何为“和谐”，中国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2600多年前的管仲。《管子》一书中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 。其意为，执政者要通过“道”使民众和平和睦；通过“德”使民众团结合作。和睦合作就能达成和谐。管子的治国之道是中华民族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本文所述“海陆和合论”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即是把管仲的和谐思想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实践的一种结合。
“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际与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基本内容应包括：第一，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第二，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第三，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第四，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划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第五，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仅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
21世纪的地缘政治告别战争、转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海陆和合”是亚洲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和各国共同利益决定的。亚洲各国山水相连，既有海洋岛国，如日本、印尼、菲律宾；又有内陆国家，如中亚国家、蒙古；还有海陆兼备的国家，如中国、朝鲜半岛、越南、泰国、印度等国。它们之间完全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海运、空运和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联接，形成若干次区域经济圈彼此相通的亚洲广域经济圈。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马来西亚时建议中国和东盟确定新的重点合作领域。在深化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基础上，建议将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中国——东盟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探讨建设中国-东盟信息高速公路的可行性。近年来，日本也对横贯湄公河地区的东西经济走廊建设提供援助，使东盟内陆国家也纳入太平洋网络，并通过缅甸到达印度。而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可以避免中日在东南亚的地缘争夺，形成中日各自发挥特长，共同振兴亚洲的局面。
“海陆和合”是亚洲各国变亘古天堑为国际通途的必然选择。在亚洲，战争与政治因素，造成了人们在交通往来方面许多人为的障碍。例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从东京到北京曾须绕道香港；朝鲜半岛至今依然被“三十八度军事分界线”所分割，韩国人无法利用陆路到中国或俄罗斯；中国内战造成台湾海峡半个多世纪难以实现直接通航，最近马英九当选台湾都内领导人后才刚开始实现旅游包机直航的历史性突破。伴随冷战结束，中国和韩国关系迅速发展，中韩两国地方政府计划在山东烟台和韩国仁川之间建立跨海列车轮渡。由于韩国釜山和日本下关之间轮渡业已开通，所以中韩列车轮渡如能开通，将使从欧洲鹿特丹经欧亚大陆桥开来的火车直接跨海开到日本的东京。中日韩的大型专用汽车也可乘轮渡跨海，奔驰在其他国家的高速公路上。要保证这一美好远景的实现，没有“海陆和合”的国际环境是不想象的。
只有“海陆和合”才能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的挑战。根据“海陆对立”观念制定国家战略，根本无法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如今，国家安全已超出传统安全的概念，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需要跨国合作才能得到解决。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美国国务卿赖提出“转型”外交的动因似乎并非出于传统的大国地缘战略对抗，而是出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的形势所迫。赖斯在2006年1月18日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还将把新的重点放在我们的地区和跨国战略上。在21世纪，地理概念上的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更趋于一体化。产生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特别是诸如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贩卖人口和疾病等国际性威胁。建立地区伙伴关系是我们当前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基础。”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共同合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非传统安全领域内各国的国家安全目标。针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能源及粮食问题等，都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合作，才有解决的希望。
“海陆和合”是实现“和谐亚洲”的必由之路。只有真正做到“海陆和合”，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亚洲的共同家园，并与世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亚洲实现“海陆和合”的范例之一是东盟10国的成功实践，以及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的发展。这些都证明了海陆国家之间具有和平与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只有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才能为发挥这种潜力提供必要的国际平台。日本、韩国也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印度政府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反映冷淡。印度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说，中、印、日关系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8年1月访华，与温家宝总理共同签署《中印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政治文件，双方决心通过发展两国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很重视亚洲。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上任前的2005年曾发表演，呼吁澳大利亚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2025战略”。他执政后访问中国，并积极推动澳中关系健康发展。
“海陆和合”体现着海陆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互补性。俄罗斯是亚洲重要的地缘经济合作伙伴。亚洲地区既有中、日、韩等油气资源进口国，也有中东、中亚、俄罗斯等诸多产油国，可以通过海运和铺设管道运送能源，建立比较稳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网络。维护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也是不分海陆的有关国家的共同任务。俄罗斯认为，俄外交“最有前景的努力方向是参与大型多边组织的活动，致力于建立对亚洲、美洲和欧洲都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指出：“在21世纪，把国家竞争力提高到首位的地缘经济将会取代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的容量、在市场上的地位、商品、资本、服务、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经济一体化和协作关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学会有效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教育资源、一些技术水平高的部门和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他还强调：“我们把东方视为一个战略方向。因为从外部环境来讲，这里有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日本和韩国，有市场庞大、工业化潜力巨大的中国和印度，有雄心勃勃的东亚国家。从内部环境来讲，这里有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这两个地方依靠西方极为困难，光运输费用就吃不消。”据俄官方统计，目前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储量达64.3万亿立方米。《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2020年俄东部石油年开采量应达1亿吨，天然气达1050亿立方米。俄罗斯正计划通过输气管网，向中国、韩国和日本输送天然气。据推测，2020年，亚洲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增至30%；天然气将从5%增至25%。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安全、稳定与发展是我们亚洲外交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目标”，这表明，俄罗斯正朝“海陆和合”的正确方向迈进。
“海陆和合”是避免“海陆对抗”、实现“海陆共赢”的最佳途径。伴随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海洋霸主很难再通过侵略内陆国家来建立殖民地统治，内陆国家也难以通过扩张的方式谋求本国利益。冷战后的国际实践证明，只有和平、合作才对各方都有利，而人为制造“威胁”与“对立”，到头来只能对本国不利。那些陈腐的国际政治观念和地缘战略学说，已远不适应21世纪地缘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真正与时俱进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利于各国和平与合作的国际政治学原理，才能充分发挥上述亚洲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在优势，造福于人类。中国是陆海兼备的亚洲大国，可以在“海陆和合”方面发挥桥梁作用。中国同14国陆地接壤，同8国隔海相邻。为维护本国陆地和海上安全，中国必须拥有坚实可靠的国防力量，同时也应以“海陆和合论”作为周边安全与发展战略的理论支撑。无论是海洋邻国还是陆地邻国，在亚洲区域合作进程中，中国都应一视同仁地采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的政策。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战略文化和21世纪中国国家的总战略——和平发展战略所决定的。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朝、韩、俄相望。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其他6800多个小岛屿组成。中日的地缘战略态势决定了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日本的石油通道经由台湾海峡；中国到太平洋彼岸的商船需经日本的海峡或琉球群岛；中日围绕东海划界的矛盾也可能影响两国关系；中日能否共同开发东海有争议地区是检验两国能否真正实现“海陆和合”的一块试金石。2008年6月，双方根据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精神，已就东海共同开发问题达成原则共识，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海陆和合”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日双边贸易额由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360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中日两国友好城市达到236对，人员往来达到544万人次。目前，在华常驻的日本人超过12万人，而在日常驻的中国人约有35万人。两国青少年交流更加活跃，2007年日本派遣约两万人组团访华；作为“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型交流计划”的一环，中国2000名高中生也访问了日本，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日双方决定，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从这一年起，连续四年，每年实现总人数四千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伴随中日政治关系改善，两国防务交流也取得进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2007年8月访日后，中日防务交流出现四个“第一次”：一是同年9月，中方首次邀请日方派员赴华观摩“勇士-2007”步兵师进攻战斗实兵实弹演习；二是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响乐团首次在东京太阳剧场登台献艺；三是同年11月，“深圳”号中国导弹驱逐舰访问日本，受到日方热情接待；四是2008年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访问中国湛江港。今后，双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的青年军官还将实现互访。
“海陆和合”也可为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带来良机。美国是面临东西两洋的世界超级大国，本来可以成为“海陆和合”的主导力量，但妨碍美国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之一恰恰是传统的地缘战略观念。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仍把中、俄作为地缘战略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9·11”事件以来，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增大的压力等迫使美国开始鼓励中、俄“在解决共同安全挑战方面充当美国的伙伴”。美国军方也认同“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为经济伙伴，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美国政策智囊着眼2020年战略前景也提出，亚洲的最佳格局是美国持续主导下的多国参与体制，“所有努力都要伴随扩大同中国合作领域的措施，同时在有分歧的领域与北京坦诚相对”。“美日对抗中国的两极化格局无效，因为那将迫使该地区其他国家在两极间进行选择。一些国家可能会站到美国和日本一边，但大多数国家会选择严格中立或与中国结盟”。“最终，让该地区回到冷战或19世纪势力均衡状态，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也不会增加中国作出积极转变的可能性。东亚的稳定将依赖美日中三国关系，尽管美国和日本是亲密盟友，但华盛顿还是应该鼓励三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至于台湾问题，美国也是把它放在美中关系的战略框架内加以权衡的。从中国的地缘环境看，只有实现“海陆和合”，才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和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综上所述，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殖民主义时代完全不同，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空前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与协调合作日趋深化，使海陆和合成为可能。然而，无论在欧洲、中东，还是在亚洲，地缘战略对抗与争夺仍然是国际政治交锋的一条主线。俄罗斯同美国及北约的矛盾、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美伊矛盾，中国同美日同盟的战略矛盾等，都与此相关。中东地缘政治因素已导致国际油价迅速飙升近150美元1桶，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而中国同日本、美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则有利于形成“海陆和合”的共赢局面。因此，从长远看，“海陆和合论”不仅应该成为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地缘战略思想，而且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普适性地缘战略价值观。它不仅有利于避免海洋大国与欧亚大陆国家的战略对抗，减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争夺与冲突，还有利于发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桥梁作用，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中日两国应该为此作出亚洲人的历史性贡献。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