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有关民国文化人物的传记及资料书籍中，有一个人的文章经常被引用，而其所撰人物评语又确乎妙语连珠，耐人玩味，于活泼轻松中不失深刻严正，他就是温源宁。关于温氏其人的生平经历，世人似乎所知甚少，以至不少出版物在注释中对他的介绍多以“生卒不详”、“事迹待考”相搪塞，这就更令人难窥其庐山真面目。

其实，在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学，温源宁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名教授，以英语教学和写作见长，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该校英语系主任、外文系主任兼英语组长，曾开设《基本英文》、《作文与论文选读》、《英国文学史略》、《十九世纪文学》及《文学批评》等课程。与徐志摩、林语堂、陈源、张歆海诸人同在一系，此外，他还兼任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的教授或讲师。温源宁生于1899年，广东陆丰人，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25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据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张中行先生描述：温先生是位英国化了的“洋绅士”，中等身材，穿整齐而考究的西装，年岁不大，却因神态严肃而显得成熟干练，总是用英语讲话，语调典雅顿挫，透出某种古典味道。“他的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他却从来不坐，遇见风雨天气，夫人让，他总是说谢谢，还是坐自己的人力车到学校”。有的学生惊讶于他说英语的地道，甚而怀疑他是否会讲中国话，得到肯定答复后，愈加对温氏以一个留学生而达到如此高的英语造诣困惑不解。徐志摩于1926年初所写《戏烟与文化》一文忆述在英国留学的经历称：“我当年不是像我的朋友温源宁先生似的出了大金镑正式去请教薰烟的。”透露出温氏早年负籍英伦时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人们据此揣度他的英语造诣是“吸烟的时候学来的”，看来此说也并非全然不可采信。

不过，温源宁的英语不仅说得好，而且写得更好。1934年间，他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亲切写真”栏目里陆续撰发二十余篇评介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文章，对辜鸿铭、胡适、丁文江、吴宓、周作人、徐志摩、梁遇春、陈源、梁宗岱、王文显、盛成诸人“评头品足”，月旦时贤。林语堂随即将其中一些篇章译成中文在其主编的《人间世》杂志发表，引得文化学术圈内好一阵“热闹”。随后，温源宁又从这些文章中选出十七篇，辑成一册，交由上海别发洋行于翌年出版，书名当时有人译为《不够知己》。温氏在该书“序言”中谓：“这些对于我所知的一些人的一知半解是我闲散时候写的。自然，它们的合适的安身地应该是废纸篓。不过它们曾经给有些朋友以乐趣，也就是适应这后一种要求才把它们集在一起印成书。我相信这里没什么恶意，也不至惹谁生气。不过，也可能有一两位不同意我关于他们的一些说法。如果竟是这样，我请求他们宽恕。”

由于温氏笔下的人物多与作者有着直接交往，原有相当了解，加上敏锐的观察力，使得对“传主们”从外貌到内心的勾画大体说来颇为准确，乃至传神。如写“老顽固”辜鸿铭刻意地反常态、逆众意：“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鸿铭一定第一个剪去。”颇有点揭示其本质心态的笔力。又如写早逝的散文作家梁遇春的谦虚：“他没有一丝一毫夸耀自己之意。在人群里，他不出头，不露面，隐姓埋名，稍带笑容。若只有两个人，也不抢先说话。有什么分歧，他不反驳对方，宁可躲开正题。他有柔无猛，并非由教养而来，乃是出自天性。他太谦虚了，以至连谦虚之态也深藏起来。”人们从中看到一位天性淡然无争的谦谦君子风采。而写诗人梁宗岱的笑对人生，则又略带某种劝世意味：“无疑，他就是相信自己，相信人生可恋，文学可喜，女人可爱。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

可贵而耐读的是，温源宁写人物，不仅展其长，亦露其短，只是在技巧运用上颇为讲究而已。譬如评论丁文江：“只要跟丁博士谈几分钟，你就会相信其气质的高超，他的优缺点都是明显的，那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一个才智焕发的人的优缺点。不过，他是不是伟人呢?这里就有讨论的余地了。……他的特点是，敏捷伶俐，对现实富于接受力，对概念则不然。他的缺点是自信心极强，对别人的观点不大考虑。他喜欢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搜寻种种事实；他决不关起门来，把事实咀嚼和消化成为概念。……你应该把丁博士看作一部百科全书，可以从他那里取得正确的知识，不过，要想学到智慧，恐怕不如去请教一位知识可能比丁博土少些而幻想和沉思比丁博士多些的人。”

倘若觉得这种表述还比较直白，不够娓婉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温源宁对胡适的一番评议。温氏写道：在少数人眼中，胡适博土不是老练的敌手，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老大哥，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他有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从外表看来，他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谈话里，作风里。他一点不想有所隐瞒，他没有神密之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暗影。他的心灵像一座广阔的明镜一般的湖，没有神奇深邃的裂口，也没有超现世的倒影。对这么一座湖，我们并不关心它的深度，只欣赏它的湖面，那湖面映照一切，能把洁净齐整的宇宙的影像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不涉及精神风度、灵魂和宗教。”后人每每论及胡适的“浅显”，视为憾事，而当年温源宁只以“湖面”的借喻轻轻点染，足堪玩味。

温源宁的这类文章发表后，据说“气坏了好多人，同时也有人捧腹绝倒的”。这应以写吴宓的一篇最具典型性。温氏对吴先生差不多做了一次全息透视，由表及里，褒贬交加，虽有时令人忍俊不禁，却也不失客观公允。文章首先描述吴的外貌：“吴先生的面貌确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罩住眼睛鼻子，幸而每天早晨把脸刮干净，总算有所修整了。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长半倍的脖颈之上。那清瘦的身躯，硬邦邦，直挺挺，恰似一条钢棍。”由这样一派尊严之气，继而议及吴先生的处事为人：“他绝不小气，老是热心给别人帮忙；而又经常受到某些友人和敌人的误解。对别人的良好品质和能力，他有点过于深信不疑；外界对他有意见，他也过于敏感。这样，对自己也罢，对外界也罢，吴先生都不能心平气和。……他严肃认真，对人间一切事物都过于一丝不苟，采取了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然而，在众人中间，他是最容易相处的”。温氏特别对“作为老师”的吴宓作了专门评述：“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文章末尾，温氏就吴宓的“定性”发议论道：“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这一点，因为吴先生那么真挚，那么表里如一，所以谁都看得出来，除了他本人!”该文诚可谓亦谐亦庄，寓庄于谐。

温源宁的文章在发表之初并未署名，一些人不明内里，只从文风上推断，认定出自钱钟书的手笔。其时，钱钟书尚就读于清华，初具才名，在此兼课的温源宁对他格外赏识，曾主动介绍他到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任教；钱钟书也十分佩服温先生的才学，与之多有交往，曾作《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等诗。对于外界的误会，钱钟书不得不有所辩白，作七言诗一首，申明“大作家原在那边”，澄清了事实。不过，稍后为温源宁的这本小册子撰写书评的人，恰是钱钟书。他在1935年6月出版的《人间世》上发表评论说：我们看过温先生作品的人，那枝生龙活虎之笔到处都辩认得出，轻快，甘脆，尖刻，漂亮中带些顽皮；从侧面来写人物，同样地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温先生是弄文学的，本书所写又多半是文学家，所以在小传而外，本书中包含好多顶犀利的文学批评，其中名言隽语，络绎不绝；不过，“本书原是温先生的游戏文章，好比信笔洒出的几朵墨花，当不得现代中国名人字典用。”话虽如此，然后人对这些“游戏文章”引用率之高，却是温、钱两位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除了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之外，温源宁有无其他作品留存于世，尚不得而知。他于1935年离开北大，担任香港英文杂志《天下》主编，翌年成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7年夏，赴任驻希腊的大使；196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据传，温氏晚年“也是牢骚满腹”，不知是对时政存有异议，还是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他于1984年初去世，享年85岁。翻阅那段时期的台湾报刊，未见有何纪念性文字出现。或许他的后半生平平如也，无所表现，人们已将他遗忘，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