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在藏文中称：“黎域”，即现在的新疆南部地区。它是古代东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亦是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曾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依据有关藏文史籍，仅对吐蕃佛教与西域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西域的概念及历史渊源

西域的概念，在藏文史籍中比较含糊。《黎域悬记》中的西域，特指于阗，即今天新疆的和田市，故《黎域悬记》汉译为《于阗悬记》；根敦群培则在他的《白史》中认为：“‘黎域’在西藏以北，俄罗斯以南，印度呼它为：‘冈萨夏’，它国则曰‘土耳其斯坦’，中国则称之为‘新疆’，此地之东界，与青海之北部相连，西界则为拉达克和商旅往还之叶尔羌也。”①这显然指今天新疆自治区全境。因此，可以断定西域在藏文史籍中，包括广义的西域和狭义的西域，从这个角度看，与汉文史料中对西域有二义，即广义和狭义的记载相类似。但汉文史料中的西域，其狭义为东则接汉地，以玉门关、阳关为限，西则限以葱岭；其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次大陆、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无论是广义和狭义，其范围远远超出藏文史籍中的定义。虽然藏文史籍中对西域存有二个含义，但鉴于吐蕃王朝在西域活动的范围，将藏文史籍里出现的‘黎域’限定为今天的新疆南部地区比较妥当。

对西域历史的描述，除了大量的汉文史料外，在藏文史籍中亦不难找到。据《汉藏文集》，西域原先是一片大海，后来大海涸干，便成为空寂之地。此时，印度王达尔玛阿输迦（当是法王阿育王）之妃生下一个相貌美好的儿子，相面人认为此子命相好，在父王没有转生前，会执掌国政。国王因此而大怒遂将小儿抛弃于于阗。由于此小儿子福德，地上生出了一奶头，小儿吮其得以长大，故名地乳。此后，毗沙门天又将此子授与汉皇帝，汉皇帝命乳率领一万兵士，寻找于阗。他向西方寻去时，正巧有达尔玛阿输迦王治其大臣亚迦夏有罪，将他和兄弟、仆从等七百人一起流放，向东方来寻地安身。二人相会于于阗，遂占据此地，确立王臣关系，并新立一国。地乳王与大臣亚迦夏，也就是于阗最早的国王和大臣。从释迦牟尼涅槃到地乳王十九岁做于阗王，其间过了二百五十四年。后地乳王之子叶吾拉继王位并建五城之城。在西域立国后六十五年，即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于阗国。这是由弥勒菩萨化身为尉迟国王、文殊菩萨化身为圣者毗卢遮那，先教给牧人之子以文字和语言，然后佛法才开始逐渐传布。尉迟森缚瓦王修建了札尔玛佛殿和佛像。②

上文虽有神话的渲染，但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域的先民、语言、风俗，特别是西域佛教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依据。在《宗派源流史》中，上述材料得到了进一步的的证实，“于阗在《于阗悬记》和《牛角悬记》等经文中有预示……。”③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藏文集》和《宗派源流史》里有关于阗的资料是同一来源。其实，藏文史料中有关于阗历史的资料很多，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号里亦有类似上文的记载。因此，上引《汉藏文集》所载西域历史，并非孤证。据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之“出律记”记载，释迦牟尼圆寂于公元前485年，那末，我们可以用上文提供的年代，将佛教最初传入西域的时间推算为公元前166年。这与两汉之际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相符合，因为佛教在西域得到一定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再传播到其它地区。其次，根据有关史料，印度佛教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至前232年在位）时，已开始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向周围邻国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由此可见，上文提供的年代不但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而且对研究西域佛教历史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据《宗派源流史》载：“王令毗卢遮那迎请十六尊者入于阗供奉。到了阗王七世毗阇耶毗罗玛王时，从天竺来了四位阿罗汉，遵从佛所授记，毗罗马上修建了迦叶宝塔，并在牛角山上建立格托善伽蓝，一王子出家得阿罗汉果，从此以后，佛教在此地大为宏扬，法王亦相继出世，建立的伽蓝及佛塔之多不可胜数。”。④可见，此时西域的佛教已进入兴隆时期。西域佛教自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王时，开始传播算起，经五十四代国王⑤的不断扶持，其间虽然也因战乱而受过挫折，但最终还是扎下深深的根，得到很大发展。其教义有小乘和大乘；其组织形式有佛殿、佛塔以及许多寺院、僧侣。这些都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因而是可信的。

据《汉藏文集》载：“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来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干尚、帕涅、比尔迦札、沃古以上、智里以下的地区，城内外有大寺院二十三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三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八百三十九处。在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僧伽四百三十八名。金河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十五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⑥据此不难看出，当时的西域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寺院和僧侣，它标志着这一地区佛教的隆盛与制度的完善。但从引文统计中出现的荒地小庙、佛塔等尽达八百三十九处看，这一地区的佛教，经鼎盛时期，正走向衰落。考查其统计年代，《汉藏文集》载：“从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在位之时佛法最初传入于阗国起，到统计资料截止的狗年秋九月，共计过了一千二百五十三年。”⑦如果这一资料来源可靠，其时间可推算为公元1087年左右。据此，公元十一世纪末，佛教在西域仍有一定的势力，至少也能肯定佛教在于阗一带还很盛行。从而说明了公元十一世纪末伊斯兰教势力在西域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但又不可否认，此时西域的佛教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

至于古代西域的语言及风俗，《汉藏文集》记载说：“于阗语最初是由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教给孩子们的。故称菩萨之语。西域的文字、宗教多数与印度相同，而世俗的习惯礼仪，大多数与汉地相似。”⑧据此，古代西域的语言及风俗，显然受到印度和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有着渊源关系。

“据在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此地在回教侵入以前，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这种混合的开始一个阶段，可以确切的说是同中亚交通在同一个时期。现在所得那种文明最古的遗物都不能比此地所得还早。但是我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当中国同西域最初交通之始，住在塔里木盆地沙漠田中的那些人民，同我们从西元后三世纪时废弃的遗址中所找出的那些用另一种印欧语的人是同一种民族，用同一种语言。”⑨这段引文更进一步说明了古代西域文明是由中国、波斯、印度三种文化混合而成，而且在古代西城居住的诸民族中有操印欧语的。日前学术界亦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古代西域确有许多属印欧语系的小国。

“帕米尔地区的各国作为唐和吐蕃两大势力的接壤地带，虽受双方的军事压力，却保持了独立地位。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西部突厥斯坦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变成了东方的唐朝，南部的吐蕃西部的大食，北部的突骑施这四大势力争夺之地，而且，该地在政治上伊斯兰势力占有优势，而人口却突厥放逐渐占据优势，从而印欧系民族的小国分立时期即将告终。”⑩正是由于诸强民族的争夺以及突厥族的兴起和伊斯兰势力的扩展，从中世纪开始印欧系堵小国才在西域逐渐消失。

二、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晚于中国内地、西域、克什米尔、尼泊尔等邻国地区。故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同时受到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也许，正因为吐蕃佛教吸取了四邻诸国家地区的佛教之精华，西藏的佛教才经久不衰，直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舞台上显露异采。

佛教何时传入吐蕃本土，据《青史》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有《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此为佛教正法在吐蕃诞生之始。对此，伦巴班智达又说：“由于当时本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空而降，实际是由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到了吐蕃。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因此班智达和译师也回了印。”⑾由此可见，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公元333年，⑿佛教开始传入吐蕃。但此时仅获得一些经函，尚未有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而佛教正式传入吐蕃，是在松赞干布时期。

《贤者喜宴》认为，松赞干布时，迎请了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等大师学僧，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佛经，此外还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二十一部。⒀此二十一部经典大多论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松赞干布时，在吐蕃开始出现佛殿。据《汉藏文集》记载，当时吐蕃兴建一百零八座佛寺，具体记载十八座。鉴于当时的佛寺只用来供奉佛教供品，而且其建筑规模较小，故称佛殿较妥。依据有关藏文资料，吐蕃当时还没有出现出家僧尼。《青史》认为，松赞干布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获得神通者亦复不少。这些所谓的神通者只不过是一些隐修者，不可视为僧尼。

从拉托托日年赞到赤德祖赞时断时续的兴佛活动看，这段时期佛教尚未在吐蕃真正立足，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本教一统天下，佛教只是趁隙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