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弼德（Peter K. Bol）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到1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士已经成为宋朝的社会政治精英。但是在10世纪30年代五代十国期间，这还不一定能被预料到。宋朝的立国之君将士从政府的所有政治群体中单独地区分出来，作为他们特殊偏爱的对象，并将对士的支持制度化。要理解为什么这些立国之君支持士，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目的以及当人们不再能靠好的门第而通行无碍的时候，士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社会群体，究竟发生了什么。

宋朝的立国之君，赵匡胤（太祖，960—976年在位）和赵匡义（太宗976—997年在位）兄弟是武将，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亲信）是武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长大，在这里，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显然与他们对军事力量的控制紧密相连。王赓武（Wang Gungwu）和埃德蒙·沃西（Edmund H. Worthy，Jr.）已经证明，一些对于统一北方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就产生于地方的军事政府或者那些允许非官僚篡夺官员权力的机关。王赓武已经表明，那些成为五代皇帝的藩镇是如何将用于管理地方行政的僚属转变成具有广泛的行政与军事权威的宫廷长官。他描述了藩镇私人部队向皇帝的军队（侍卫禁军）的转变，侍卫禁军能够吸收其他藩镇的部队，他还描述了皇室控制下的殿前军的建立，殿前军是为了防御禁军的威胁。追踪考察这两者在宋代的发展，沃西展示出两位篡夺了后周（951—960）政权却继承了它的政策的宋代立国之君，如何成功地建立起对这些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以此为基础，他们接着控制了南北方独立的国家，并重申了中央对地方政府和财政的控制。

宋太祖十分擅长在履行权力的同时保有对权力的控制，他靠着这样的素质从这些事件中脱颖而出。他对于军事的控制印证了这一点。在通过控制殿前军而篡夺了王位之后，太祖要保证今后不能有军队将领效法他的行为。他不是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军队组织来实现这一点，而是在军队中重建了上令下行的指挥系统，通过让关键职位空缺或者将它们任命给品阶相对较低的官员，以及将地方最好的部队抽调上来。他亲自审查他的将官并要求他们控制其下属。战役的战术在首都制定，而且奔赴疆场的出征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将领率领下的部队组成的混合队伍，部队中配有不受战地指挥官指挥而直接向皇帝汇报的监军。

分散权威的政策在朝廷也被施行：枢密院，这个五代时期的重要的宫廷机构，被剥夺了它在文事方面的权威，并且宰相被剥夺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力。对于残留的四十多个节度使，他不是将他们取消，而是将其调到新的地区，并逐步剥夺其下属的州郡，这个官职不久就只是徒有虚名。沃西提出了一条材料来证明他对于一个传统观念的怀疑，这个观念认为宋朝建立的最初阶段是文对于武的胜利，因为太祖对军事一方面削弱，一方面更多地利用奖励和任命之权来控制它。他喜欢实干家，而不是有文化的人。而部队正是优秀实践家的渊薮，他们的成就已经被实践证明。而且，正像沃西所指出的，当他的弟弟太宗继承皇位完成了统一，他表现出对“文”的特别偏爱。他比太祖更多地帮助促成士的回归。

要明白为什么太宗将“文”与士等同起来，以及为什么士也许看起来好像是致力于宋代统治制度化的人，我们需要明白他们在五代的政治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首先，在北方，尽管中央集权在增长，来自广泛背景的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跻身政治高位。个人和家族的关系，从军经历，财富，地方权势，行政专长，以及教育，都被那些希望享有政治权威的人利用。在节度使一级和在中央，战争和权力的频繁更迭，使仕途开放并保证其在有权势的家族之间流动。研究唐五代和宋朝历史的有关人物传记，都会印证这种流动性，并证明发迹掌权的绝大多数人拥有军事职位并来自那些有武职传统的家族。其次，那些在晚唐和五代为官的北宋优秀士大夫的祖先，多是低级的地方官员，州的僚属，以及在各个朝廷中的文官（civil-official）。换句话说，在朝廷和州一级，已经有了与军事家族明显不同的家族，他们具有这样的传统，即占有那些需要教育和文学才能的学术和行政职位。再次，那些由于及第或教育而担任文职的人，被看做士大夫，并且与担任武职和内诸司任命的各种人相区别，尽管武将和内诸司使在文事上有直接的发言权。军事领袖特别将士视作一个与之不同的群体。

但是，这些士是谁呢？我们可以推测，其中许多人来自那些在唐代出了官员的家族，而其中的一些是世家大族。但是除了后唐（923—936）这个沙陀人建立的王朝，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尝试，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政治权威试图建立世家大族的统治集团。家谱和有关家世的文字材料实际上是消失了，这表明即使这一时期的士的确将他们看作世家大族的后裔，他们也认为没必要记录下来，以便使自己士的身份文献可征。那些掌权者并不认为建立秩序有必要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这与南北朝朝廷形成对照，后者通过家谱的收集和新的士族名单的创建，过一段时间就要标明权力中的变化。那些声称自己是或者能够显示出是唐代世家大族后裔的高级官员迅速、急剧地减少。许多世家大族中的家族可能在动乱、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被毁灭，或者由于几乎没有入仕机会而转向其他职业。但是，也可能他们当中的一些家庭幸存下来，但不再看重家谱，因为门第不再是一个通行证。在传记记录的基础上，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证明势不可当的社会断序。远祖资料的缺乏以及不能利用旧的郡望（这些无论如何不能反映实际的居住地），都是由于家谱未能得到保存。

如果士不被看作是来自古代家族的社会精英，而且现在他们也不是政治中的主要成员，那么是什么赋予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此的惟一回答就是，一些人被看作士，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和教育。西川正夫的研究表明，文官的地位在五代中不断提高，在研究中，他征引了大量的文献例证支持一个观点，即士大夫等同于文臣或文人。他引用的文献在彼此可以转换的意义上使用了诸如“士”、“士大夫”、“文士”、“儒”、“儒士”以及“文儒”这样的术语。在许多不属于士的人的眼中，做一个士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商人、内诸司使以及武将让他们的子弟接受文学和经学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有些人甚至认为士大夫的异于众人是因为他们保持了非同一般的伦理高标准。也有证据表明，到五代末年，当权者鼓励人们接受科举教育，并且更加有效地利用及第者充当中央权威的工具。当然，也有掌权者排抑才学之士，也有文官去做武将。

因此，士作为一个概念和特殊的一类家族，通过教育和仕宦的结合存在下来，但是现在，仕宦越来越局限于靠文学式的教育而获得文官职位，这些职位权力较小。士变成一种文化精英，或许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唐朝的活化石，这些精英由那些重视保持学问传统的家族组成。他们有政治野心，但是，由于缺少政治权力，他们缺乏足够的手段来有效地将他人排斥到其等级之外。他们对那些缺少他们那种文学才华、历史知识以及全套的传统方式的当权者是有用的。他们是好的下属，愿意将他们的政治热情寄托在那些在上者。武将家族的存在进一步将士区分出来（这种区分是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那些从戎的士就丧失了做士的权利。也许我们应该把当一个士看作是某些有野心的人选择的职业，这些人没有武装力量，或者他们的家族无力支配乡里。在有些地方，他们是受欢迎的，比如在典雅的、崇尚文学的南唐（937—975）朝廷。南唐诗人和朝臣冯延巳就告诫他的兄弟：（士修饰文行）“勤恪居职，则宠光至矣，何用行险而图禄利？”

宋朝国初的君主支持士，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士是心甘情愿的下属，没有独立的权力，依赖于至高的权威来获得政治地位，而且他们是出于对文官文化的追求来履行职责，这对于中央权威的制度化，其价值之大，无法估量。我认为，利用士来统治，是皇室希望利用有能力却没有权力基础的人的一个例证。正像过去的经验所表明，武将有用，但有潜在的危险。僚属（retainer）和内诸司使以个人关系联系于他们的上级；用他们来统治国家就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僚属。持续使用地方豪强在其本士充当县级官员，这是五代期间常见的做法，这可能阻碍中央控制地方资源。进一步说，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野心，士倚仗更高的权威去重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统治集团，并把他们自己置于集团的顶端。这样一来，在所有的政治成员中，他们的利益最接近皇帝的利益：两者都相信他们将通过中央集权获益。

宋朝的立国之君们也许不会不意识到，重建帝国体制是获得稳定与统一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当士在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于道德与文化上的优越，他们是惟一能拯救赵氏兄弟的王朝的人，他们未必错误。这样一个判断需要重新撰写王朝起源的历史，以便宣称太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一个认识到文、儒和士的价值的统治者。事实上，太祖并非出于偏爱而将士大夫单独挑选出来，但是他创造了条件和先例，这些条件和先例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太宗的确提高了士的利益。

这些条件包括宋代领土、人口和行政单位的急剧增长。在960年，有111个州638个县总计967353户登记在册。在976年，即太祖去世的那一年，有297个州1086个县2508960户登记在册。982年，在太宗的统治下，有328个州1200多个县300多万户登记在册。太祖曾迅速行动巩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比如在962年，他重新设立了文职的县级行政长官——县尉，这个角色以前一直由地方驻军长官担任。在963年，他开始任命首都官员担任知县，并且出于从武将手中解除财政权力的特殊目的，扩大了对通判的使用。在962年，他下令死刑要在首都复查。这些措施实施的时候，征服割据政权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朝廷的文武官员不过二百出头，能否控制后周地区还成败未卜。但是征服战争使太祖不可能确切地了解地方的行政单位，以及亲自检查新的任命。我们不清楚在最初的两朝中有多少官位，但是一个可靠的统计计算出，在976年最少不低于1884个，最多不高于5755个。

太祖让一些亲信的下属担任了关键的州一级的职位。但是对于为数更多的县一级的职位，他继续保留了臣服国家的官员，并常常把他们重新任命到其他割据国家辖地的机构中。这是权宜之计，但是如果政府不想赋予州的官员和节度使以任官权，新的选官机制就是必要的。考虑到朝臣规模之小，门荫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人员值得怀疑，但是不管怎样，太祖都倾向于减少门荫，并限制他所继承的那个后周朝廷的影响。仍然有胥吏转为品官，但太祖对高级胥吏有疑虑，并削减他们的人数。这位开国之君需要有能力的人，有实际办事经验，并且他计划通过来自地方一级的推荐制度获得这样的人。在970年颁布的开创这一制度的诏令有一部分这样写道：“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乡曲之誉，为士庶所伏者，籍满万五千户，听举一人，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在975年，诏令知县“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文经武略堪任用者”。而在971年，据报告大约有800个空缺。

因为不能假定士大夫在10世纪70年代支配了地方的舞台，我们就不能假定那些被推荐的人来自士人家族（假如这道诏书颁布在1070年或1170年，我们就能做这个假定）。当然，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寻找那些不是士、没有政治地位的人，尽管士人家族的意见的确举足轻重。这部分是由于太祖已经有一项制度，特别旨在选拔士人为官：即科举制。太祖的科举政策的确宣称要革除过去的弊病，吸引缺少财富和裙带关系的学者。973年实行的殿试制度赋予皇帝决定去取的权力，使皇帝从希望建立他们自己提拔关系网的朝廷官僚手中，夺得科举控制权。这项政策只不过是太祖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又一例证。殿试明白无疑地是要确立及第由皇帝钦定。这样，那些因此而有资格晋升高级朝廷文官职位的人将明白皇帝是他们的奖掖者，而不是主考官或高级文臣。但是太祖在提高及第者人数方面的失败表明，他并不将科举制度看作选拔官吏以充实地方政府的有效手段。

但是，太宗在科举制度中看到潜力。他于977年宣布希望用应试者作为“致治之具”，这之后，他立即录取了109个进士。两天后，他以诸科重新考试落榜的考生，录取了207人。诸科是不太有名的考试，测试对某部经书、史书、礼典等等的记诵。他随后下令授予184位至少五次落榜的考生及第身份。还有，他立下这样的先例，授予成绩最好的考生“京官”品阶，并任命他们为州的通判；对于其余的人他保证委以优等的职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行为。首先，他一方面延续五代将及第者任命到地方政府的做法，一方面创下这样的先例，即授予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流内品阶，这些品阶有资格得到提升，就是现在所谓的“在首都和朝廷享有品阶的官员”（京兆官），而不是将他们定级为“有资格被选拔的人”（选人），选人还要颇费周折地争取提升到更高的流品里，以便有资格进一步升迁。（这种情况的背景是地方藩镇割据体制下文官等级结构的一个转变。在九品中，地方官与京官的传统区分被取代，所有九品官所构成的“行政阶层”与由有资格被选拔到高层群体的选人组成的“待选阶层”，构成了新的区分，这些选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地方职位。行政与待选官员的比例与8世纪30年代京官与地方官的比例相应，京官一般来讲是那些一至五品的官员，地方官则在其余的品级上。）第二，太宗创下先例，根据科举功名（进士及第最好）以及及第的等级，自动授官，担任实职。这意味着宋朝的及第者，与他们唐朝的先辈不同，不再需要逢迎吏部的要求。士对此作出了反应。在977年，只有大约5000人参加各科考试；在982年出现了1万多人，在992年超过了1. 7万人。

从977年开始，宋代皇帝不断扩大科举制，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太宗采取行动关闭其他通向文官的途径，并从整体上提高及第者和文官的地位。首先，地方荐士被取消。在976年，太宗即位，根据太祖的荐举政策而被推荐上来的740个人被“试其所学”，并且无一被认为可取。13世纪的历史学家马端临评论道，这表明仕宦之路向那些“拙于文词者”关闭。从吏中选拔官员实际上被停止，在989年，吏被禁止参加科举；正像统治者宣称的那样：“科举为士流所设。”这使得文官与担任吏事者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一个来自士家族的人从事吏事就会失去进入正规官员等级的权利。同时，具有武官品阶的人的政治角色越来越受到限制。太宗在保持宰相与枢密使的区别的同时，开始任命及第者到枢密院为官，并将武将置于文官的监管之下。在地方上，武将继续担任行政职位，但是现在这些是很低的职位，诸如税站，并从属于文官。最终，由于武阶的声望下跌，由武阶转为文阶的可能性被限制。

这些措施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让文官充当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群体，以及让那些由科举之学塑造的士作为文官的最大来源，士再度居于名望和权力集团的顶端。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现在有理由去追求教育。然而，在认为太宗出于需要而奖掖文士的时候，我们应该谨慎。一个挖苦的解释是，由于不能摆脱对太祖之死和其即位权力的怀疑，这位新皇帝需要选拔那些被认为代表了更为伦理化的政治风格的人作为他的亲信。但是，这种把太宗的举措理解为权宜之计的解释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太宗看待维护政治秩序的方式与他的兄长太祖极不相同，他相信“学”与“文官文化”对政治前途的意义。

对此，只要说一句话就足够了，那就是，在太宗的继任者中，只一代人时间，士就再度成为政治中的支配力量。表2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表比较了宋朝第一个世纪的不同时期，及第者的人数与文官的大概人数。但是，对那些以为宋代所有的文官都科举及第的人来讲，这张表有些消息也许很出乎他们的意料，甚至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

表2 文官的数量和科举及第者的数量（997—1067）

在太宗朝和真宗朝，科举制录取的人数比已知文官的总数要多。因此，1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文官供过于求。但是，随后及第者在文官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难发现：那就是门荫的扩大，门荫使一个亲戚有资格获得官阶和任命的特权，即门荫扩大了。按照梅原郁的意见，自太宗朝晚期开始，对亲戚进行荫庇的权力被放宽（逐渐包括了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外甥以及曾外甥——既有父系的亲属，也有姻亲——有时家庭教师也可以享受），而且这些特权能被使用的机会也增长了。例如，从996年开始，门荫能够每年在皇帝的生日时使用，这一措施1056年被废除，此前每年在门荫的名单上都增加300人。此外，门荫还在三年之丧时被恩赐。尽管有资格运用这一特权的官员人数，在全体官员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到11世纪50年代，它囊括了处在六品到七品位置上的人。这样，在很长的期限里，这个小群体能够为数倍于其数量的人保有官阶。而且，一个官员可以荫庇的亲戚的数量，以及他可以荫庇的亲戚的亲疏距离，会随着他官位的增长而增长。尽管一个官员拥有的职位严格对应于他的品级，但是朝廷官员经常持续提升其品级，即使当他们不再在朝廷据有要职也会如此。因此，具有荫庇特权的品级的人总是比朝廷要职的数量所显示的人要多，因为门荫与品级而不是与实际的职位相连，而且被那些临时卸任的人使用。这意味着如果向高品级的提升增加，不管怎样限制对门荫的使用，使用门荫的人数都会增长。这种膨胀，特别是从北宋晚期到南宋，由于门荫被用来为已入仕的亲戚提供升迁的机会而被强化。

文官对门荫特权的使用，最初并非要为文官政治带来如此的后果。抛开最高的品级，门荫最常见的是用于武将品级的任命（这使得接受者有资格被任命到文官行政的次要位置上）。但是到11世纪20年代，门荫的受益者接受文职任命的请求被许可。然而，武将继续以武官品级的形式接受门荫好处，而且对皇亲国戚所授予的门荫特权，一般采用武官品级的形式，有时这包括了100多人。因此，门荫反映了在文官、武官之间增长的分裂。

门荫制度的扩展是跟随科举制度的扩展以及及第文官成为政治的支配成分而出现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对门荫的使用，帮助了那些已经通过考试的士家族在宦海中立身，但不能促使在10世纪70年代已经入仕的非士之人保有文职。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些发展看作太宗与士做的一笔交易：作为对他们支持中央政权的回报，他将尽力让他们拥有广泛的政治领导权，而且让他们像唐代的先辈那样，能再次使政治职务成为代代相承的家族职业。后来有一则轶事：太宗向他的大臣宣称：“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卿等各尽心辅朕。”门荫使用的增长以及在这番评论中流露的态度显示出，那些已经置身于政治体制顶端的士家族，迅速行动起来保护他们的位置并将他人排斥出去。是否一种新的门阀制开始成型了呢？为什么这一点并未发生，取而代之的发生了什么？

本文选编自《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