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祸从天降
被打成右派的人，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的确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二是有些自由思想，三是稀里糊涂，不问政治。我是第三种人。
1957年，正是我春风得意的时候。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和解》，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茹尔宾一家》，195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列宁夫人写的《列宁回忆录》，这几本书，在国内引起了热烈反响，特别是前两本。我当时年轻，不懂得要“夹著尾巴做人”，避免人们的嫉妒。我们的校长陈维帆就生怕我瞧不起他，在大会小会上蛮横指责我名利思想，只专不红。对大鸣大放，我根本不感兴趣，一是在忙著爲中国青年出版社译《普希金的故事》，另外也在谈恋爱。对中央政策没有意见，对学校工作没有意见，对校长陈维帆有些意见也不想提了，因爲事情都过去了：在我被高教部调到北京编翻译教材的一年中间他对我还不错。可是教务处长赵先生三番五次地到我的住处动员我谈谈，说什么“没有意见，总结总结经验也好嘛”。这样，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几点意见：
1）校长对干部不要忽冷忽热。
2）不要用新干部整老干部，应当加强新老干部的团结。
3）领导就像乐队指挥，我们大家都是演奏员，指挥好才能演奏好。
4）“肃反”肃董老师没有道理，只是因爲他给陈校长提过意见。
陈维帆见我给他提了意见，对我很是不满，但只是憋在心里。抓右派的指标下来了，他当然不肯放过我。他把我打成右派，我当然不服。我认爲我的发言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找市委，市委不管，省委、中央当然也不会管。当时形势已十分明显：说你是，你就是；越申辩，罪名越重。陈维帆见我找市委，也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再闹了，越闹处分越重。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除了“低头认罪”，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减轻面临的打击。
至于陈维帆究竟是根据什么把我打成了右派，我自己并不知道，因爲最后定案时没有让我看到结论，只是要我在一张一指宽两三寸长的纸条上写了意见，签了字。别人问我们系里的左派，他们也只是说是因爲只专不红。
二、残虐无辜
毛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是实际上却把右派当成了敌人。处理右派当时流行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就是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穷，生活上搞垮，理由是要不人们都不怕当右派了。正式文件处理右派有六类办法：最严重的送劳改，其次是取消工资，监督劳动，再其次，降职降薪，下放劳动。处理以后，更不容申辩；申辩就是翻案，翻案就会加重处理，直至送进监狱，不管你的申辩有无道理。
我是按第五类办法处理的：降职降薪，学衔保留。工资由106元，降到69元。在学校农场劳动了三年。然后摘帽，回学校教书。我算轻的。有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所在的学校辽宁大学歷史系有一位留德的老教授，因爲不肯低头认罪，被取消了工资，靠捡破烂爲生，捡了22年。
有一个女生，原是沉阳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还是抗联烈士遗孤，被打成右派以后，找对象就成了问题，好不容易嫁了人，因爲受不了夫家的欺凌，被迫离婚，带著女儿单过。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文革期间，她被分配给我们系扫厕所。有一次，给她跟另一个同样扫厕所的男右派开批判会，据说是他们谈恋爱被左派们发现了：不好好改造，还敢谈恋爱，这还了得！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学物理的右派学生派到我们学校来，一直劳动。到改正的时候，告诉他没法改正，档案里没有记载他是右派。不是右派，被当右派惩罚了22年！
改正的时候，按规定，被送到外地改造的右派是都应该回来的。大家聚到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变成了农民——原来学的专业已全荒废了。有的没有回来——惨死在劳改营里！当然正式名字不叫劳改营，据生还的人说那里有兵拿枪看着，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有许多人死在那里。辽宁省的凌源就有这么个地方，许多右派在那里受过折磨。
原来以爲只有自己冤枉，这时大家一讲心里话，我才明白原来大家都是冤枉的！
三、痛定思痛
在五十五万无辜的“右派”们蒙冤受屈遭受折磨的二十多年中间，没有人敢替他们说话。这是因爲毛的统治十分野蛮：对于不同的声音一定要赶尽杀绝而后快。同情右派当时就是一项可怕的罪名！你要替右派说话，你就是右派，而且比右派还严重！那个时候，人人自危，哪里还敢替别人说话！当然也有许多人是受到蒙蔽，相信了毛的谎言。
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说，一旦情况允许，人们还是要说的。“改正”以后，柯云路、丛维熙、张贤良、龙凤伟、邢同义等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如《天云山传奇》、《中国1957》、《走向混沌》、《恍如隔世——回眸夹边沟》等。这些作家据我所知大都是过去的“右派”。书里写的是右派的悲惨遭遇，基本上是纪实文学。这可以名之爲痛定思痛。写悲惨遭遇，写蒙冤受屈，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作爲右派，我看了是很高兴的。
不过最初这么写，人们也还觉得新鲜，但再这么写下去，就难免叫人觉得老一套了。
文学跟其他艺术一样，它的生命是创新。
那么，写反右题材的文学今后应该怎样创新呢？
写同样的题材，要想不重复，不仅需要新的手法，新的视角，而且也需要新的发现。我这是从读苏联文学作品得来的看法。苏德战争从战时就有人写，一直写了几十年，总有新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获得成功，因爲每部新出现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法、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发现。
我觉得，以反右运动爲题材的作品，今后恐怕也应该走这条路。新手法、新视角，是艺术问题，因人而异。我只想就新发现说点儿看法。我认爲所谓发现就是看到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说的这新发现指的就是看出运动的本质和某些人物的灵魂。
四、亡羊补牢
以反右爲题材的作品热了一阵以后，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听说，是最高当局不希望人们写这个题材。直到2003年，龙凤伟听说他的小说《中国1957》入围茅盾文学奖提名以后还只能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认爲他这部小说的题材太敏感，不大可能获奖。
然而，爲了亡羊补牢，使反右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我认爲我们的作家必须写下去，而且要从根本上铲除产生反右运动这种悲剧的思想根源。
文革以后，一些歷史学家认爲文革产生的思想根源是封建思想。1988年年末，《工人日报》在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先生逝世后发表了他的临终遗言，说中国应当继续反对封建主义，给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反右运动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封建思想，是全国上上下下人们头脑里的封建思想。
首先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头脑里的封建思想。
他所提出的反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是所谓“向党进攻”，“要共产党下台”。且不说当时并没有人要它下台（“改正”的结果可以证明我的论断是对的，即使现在我也认爲没有哪个党能够取代它领导中国取得比目前更加辉煌的成就），即使真有人要它下台，那又有什么错呢？华盛顿，别人不让他下台，他还是要下台，只肯当两届总统；美国共和党要民主党下台，民主党要共和党下台，这是正常现象。爲什么毛认爲这是大逆不道（况且他自己多次说过“言者无罪”），说穿了，无非是天下是我打的，因此就应当由我来坐，不许你牙崩半个“不”字，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这当然也只是借口，他搞反右，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深层的原因就是他的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1945年，毛在重庆发表），把自己跟唐宗宋祖等皇帝相比，其帝王思想已初露端倪。1943年3月毛任中共中央主席，同年7月刘少奇和王稼祥就相继打出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把全党的智慧都归在毛的名下。他不仅不反对，还欣然接受。1945年，根据民歌改编的《东方红》发表，这首歌把毛称爲“大救星”，开始宣扬个人迷信，跟国际歌唱反调——国际歌唱的是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自称爲马列主义者的毛，却甘之如饴（顺便说说，首先鼓吹“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和王稼祥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致死；把一首民歌修改成《东方红》的诗人公木在反右中也被打成了右派。鼓吹个人迷信者最终也免不了受个人迷信之害！”）的确，毛1946年曾给吴玉章写信，表示过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但这并不表示他不愿意，只是说明他识时务而已，因爲当时斯大林还活著——斯大林的威望比他高得多，斯大林都没有提什么主义，他能提吗？况且他已经有个“毛泽东思想”当大旗了。
毛通过拉帮结伙的手法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把同志关系逐渐变成了君臣关系。他的战友们也都心甘情愿或被迫地安于这种臣子地位。打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跟著摇旗呐喊，打彭德怀的时候，他们跟著摇旗呐喊，姑息养奸的结果，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反右运动是毛实现其帝王思想的重要一环。如果不先把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声音镇压下去（镇压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声音，其实他从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反胡风就已经开始了），他就不可能爲所欲爲，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以及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其帝王梦。我觉得要把反右运动写得更深一些，就应该深入研究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
其次，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富有感染力，震撼人们的心灵，我觉得从写心理入手不失爲一种好办法。我们的小说一般都是写故事，写人物、写心理的很少。写人物大都是好坏分明。我很赞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好人心里可能有恶的念头，坏人心里也可能有善的种子。人们的心里，既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理想，也不知不觉地有些封建思想、自私自利的念头，等等。这些愿望、理想、思想、念头无时无刻不在斗争。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上帝和魔鬼战斗，战场就在人的心里。”我们应当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挖掘人的灵魂。这样作品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写反右运动的小说，如果要写心理的话，我觉得各种人物的心理都应该写，右派的心理也应该写，也应该挖得深一些。右派是受害者不假。但他们在被置于绝境以后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宁折不弯，有的虚与委蛇，有的以告密诬陷等不正当手段抓替死鬼。领导干部里，也有人天良未泯，对反右运动加以抵制的。据说夏征农当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因爲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被降爲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我的同学们对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老院长王季愚至今感念，因爲她舍不得把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打成右派，结果当时被迫离开了对运动的领导。也有的领导干部不同意毫无缘由地把别人打成右派，自己被打成了右派。人们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应当把人们的复杂情况、复杂心理都写出来。
写出一部深刻反映反右运动实质的波澜壮阔的反右画卷来，塑造一些体现当代封建思想的典型大概是需要几代作家的努力的。但是这种典型一旦塑造成功对中国人的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的真正现代化将是功德无量的。我相信，随著认识的深入和写作技巧的提高，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海外华文作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应该当仁不让！
当然，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白过。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不是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了：它也在不断地改进。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凡事都有个过程，我们应该耐心等待，不能期望一个早上一切都变得完美无缺。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推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思想现代化。根除人们思想中的封建思想余毒，是思想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实现这个任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作家手中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