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我应邀出席了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七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会议，之后，又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作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受益颇大，感触良多。
莱布尼茨国际学术会议是国际莱布尼茨研究领域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自1966年起，迄今共召开了7届。前6届会议均在汉诺威召开。由国际莱布尼茨学会、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和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主持的本届会议于2001年9月10日至15口首次在汉诺威以外的城市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的450多位莱布尼茨研究者和爱好者出席了会议，是历届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会议主题为“没有什么东西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莱布尼茨著作中的人，自然与技术”（NIHIL SINE RATIONE: Mensch, Natur und Technik im Wirken von G. W. Leibniz）。围绕着这一主题，大会设了57个分会场，主要涉及“莱布尼茨与其同代思想家”、“数学与形而上学”、“神学”、“单子论”、“莱布尼茨与当代思想”、“莱布尼茨的影响”、“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学与法学”、“逻辑学”、“语言与符号理论”、“连续性与动力学”、“莱布尼茨与中国”、“普遍宁符与普遍科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莱布尼茨与欧洲理念”、“莱布尼茨著作出版”、“伦理学与实践哲学”、“技术与形而上学”、“自由与偶然性”、“自然科学”、“可能世界”、“莱布尼茨的思想渊源”、“医疗与卫生事业”、“粘连说”、“个体性原理”和“历史”，有250多位学者作了发言。另外还有4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
对莱布尼茨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始于19世纪。当时的主要解释模式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三部比较重要的研究莱布尼茨的专著，即罗伯特•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1900年，此书在陈修斋先生策划下，由我及我的几个同学译出，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路易•库图拉特的《莱布尼茨逻辑学》(1901年)和恩斯特•卡西勒的《莱布尼茨哲学体系》(1903年)，基本上确定了上世纪莱布尼茨研究的主流与方向，即以莱氏的逻辑学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用莱布尼茨的逻辑学来解释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这次会议上出现了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与逻辑学揉合起来予以研究的新趋势。芝加哥大学的但尼尔•伽贝尔(Daniel Garber)，耶鲁大学的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以及明斯特大学的海思利奇•谢珀尔斯(Heinrich Schepers)等在他们的报告中都以当前再次兴起的身心问题的争论为背景集中探讨了莱布尼茨的“有形实体”概念，对“单子”即“心”(“我”)与“物质”即“身”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既顾及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又重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取向很有可能成为国际莱命尼茨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1997年武汉大学莱布尼茨研究中心的成立，中国莱布尼茨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莱布尼茨学会以及诸多莱布尼茨研究者的热情关注。本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会议除邀请我外，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其他5位中国学者与会。会议还特别安排了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登祥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德国几个大的媒体，如柏林的《日报》，法兰克福的《汇报》对此皆作了特别报道（其中还特别提及武汉大学建立了莱布尼茨研究中心这样一件事情）；我的会议论文的题目是《试论莱布尼茨的和谐学说及其同中国阴阳和谐学说的根本差异》，被安排在“单子论”分会场发言。由于原来指定的分会场主持人因故未能与会，国际莱布尼茨学会副主席、国际莱布尼茨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本届会议主席汉斯•波塞尔先生亲自主持该分会场。当天，参加该分会场的人也比较多，讨论的气氛也比较热烈。根据会议的安排，我还于9月11日担任了“逻辑学”分会场的主持人。意大利的斯蒂发诺•狄•贝勒(Stefano di Bella)，瑞士的安东尼拉•贝尔斯特拉(Antonella Balestra)，西班牙的莱蒂卡•卡巴那斯•阿格雷亚(Leticia Cabanas Agrela)和意大利的弗兰西斯科•皮罗(Francesco Piro)等先后就莱布尼茨的虚无概念、实存概念、充足理由概念和充足理由律作了发言。近几年来我们武汉大学莱布尼茨研究中心也特别关注莱布尼茨的这一方面的思想。这次我作该分会场的主持人，不知是会议主席汉斯•波塞尔先生的蓄意安排，还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冥冥”之中的“前定和谐”。
会议期间，在其召开的例行年会上，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特别邀请我介绍了中国的莱布尼茨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我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我国莱布尼茨研究的现状，并强调指出：只要中国学者像陈修斋先生等老一辈莱布尼茨研究者那样坚定不移地把莱布尼茨研究开展下去，只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同国际莱布尼茨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就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当时会场的气氛比较热烈。会后，明斯特大学的马丁•施奈尔教授、波茨坦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赫尔姆特•鲁道夫先生等邀请我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他们的学校和编辑部。
按照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汉斯•波塞尔教授的意思，我最好在会议结束后就留在柏林同他们进行莱布尼茨方面的合作研究。但是，一方面是我来不及办理有关出境手续，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有些事情需要回国内处理。这样，我便于会后的9月16日回国，至11月2日又乘机前往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合作研究。这次合作研究的主题是莱布尼茨的“物体哲学”或“现象主义”。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当前国际莱布尼茨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汉斯•波塞尔先生此前曾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有良好基础的现象”：莱布尼茨的作为现象学的单子论》，突出地强调了中年莱布尼茨的“物体哲学”或“现象主义”同其晚年“单子论”思想的一致性。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芝加哥大学但尼尔•伽贝尔将中年莱布尼茨的“物体哲学”或“现象主义”同晚年莱布尼茨的“单子主义”对置起来的作法的。我通过进一步阅读莱布尼茨的原著，认为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虽然历史地看有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逻辑地看有一个多层结构的问题，但从其思想的本质和主流看却呈现出一个前后一贯的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莱布尼茨并不是到了晚年才提出“单子”概念和“单子论”思想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在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题为“试论莱布尼茨的现象主义与单了主义的内在关联”的长篇论文(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曾同在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华人学者李文潮博士多次讨论过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文章写出后，他又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此文经压缩和修订后，发表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9期)。
2002年1月19口，在汉斯•波塞尔先生主持召开的柏林地区莱布尼茨学术研讨会上，我以这篇论文为基础，作了一个主题发言。时为洪堡学者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邓安庆博士、刚刚到达柏林进行学术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登祥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发言后会议气氛比较热烈。汉斯•波塞尔先生、来自波茨坦的赫尔姆特•鲁道大博士、来自柏林科学院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的哈尔特穆•赫希特博士等都对论文发表了极其中肯的意见。后来，汉斯•波塞尔先生在饭馆话别时以及在通信中还多次肯定我的发言对那次研讨会所作出的贡献。我自己也觉得通过这次访问我对莱布尼茨哲学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深了一层。一是对中年莱布尼茨的“物体哲学”或“现象主义”了解得要更具体些和更深入些，二是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本体论把握，特别是对莱布尼茨的“无形实体”与“有形实体”、“原初物质”与“次级物质”、“原初的力”与“派生的力”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比先前要准确些和深入些。
汉斯•波塞尔老人待人非常和善，他家里存放了不少“古书”。其中有狄德罗主编的旧版《百科全书》和培尔的旧版《辞典》。当他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时，还专门从书架上拿下来给我们看。他很喜欢音乐，也有音乐天赋，据说他的琴拉得很好。他还曾带我们出席过一个规格较高的音乐会。据说许多德国学者都爱好音乐。这一点使我想到了德国虽然不大，但是却出了不少世界级音乐家这件事。后来告别时，他还赠送了我一本他早年出版的经他签字的博士论文（这是他出版的唯一一部专著）。当时在场的李文潮先生对我说：波塞尔先生的这部著作由于出版年代比较久远他自己手上也不多了，他现在很少送人。他送给你，说明他非常珍惜你们之间的这份情谊。波塞尔先生之所以特别看重我与他之间的情谊，根本原因在于他觉得我们都是研究莱布尼茨的，而且，他对武汉大学注重研究莱布尼茨，注重培养莱布尼茨研究人才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经说过，武汉大学是莱布尼茨的一个家。
在德国柏林访问期间，还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是我曾经到柏林科学院参加过一个学术研讨会。柏林科学院是1700年创建起来的，是当时世界四大科学院（其他三个科学院为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罗马科学与数学科学院）之一。莱布尼茨不仅是该科学院的创建人，而且还亲自担当了第一任院长。坐在那里开会，感到分外亲切。第二件事是柏林理工大学的图书馆。我在柏林理工大学访问期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的。对于该图书馆的藏书的丰富，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莱布尼茨著作。因为我是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整套的大开本的《莱布尼茨论著和书信全集》（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的。《莱布尼茨论著和书信全集》的编辑工作是上个世纪初即动工的。1923年，出版了《全集》的第1卷。至2001年，共出版了32卷。但这也只是《全集》的一部分。据有关人士说，整个编辑工作要到2050年才有可能竣工。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大开眼界。那就是当时在柏林理工大学和自由大学任教的李文潮先生带我到波茨坦参观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据李文潮先生说，在德国有4个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在同时工作，它们是汉诺威编辑部、明斯特编辑部、柏林编辑部（李文潮先生后来接手该编辑部主任）和波茨坦编辑部。波茨坦编辑部在整个编辑工作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波茨坦编辑部主任赫尔姆特•鲁道夫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仅让我们参观了他的整个编辑部，而且还让我们品尝了莱布尼茨饼干（此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莱布尼茨智力超群，令许多大思想家倾倒。狄德罗在谈到莱布尼茨的智能时，曾不无激情地说到：“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来做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比较偏僻的角落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但是，通过对该编辑部的拜访，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莱布尼茨不仅天资过人，而且也勤奋过人。他以其不太长的生命，给人类留下书信竟达15，000多封，留下的其他手稿也多达55，000多件。
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第四件事情是我在柏林期间，曾经三次访问过汉诺威选帝侯的一个宫殿。我之所以三次访问这个宫殿，乃是由于莱布尼茨曾经在这里同选帝侯夫人苏菲讨论过哲学问题。莱布尼茨关于“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的话就是他在这个宫殿里或宫殿后面的花园里说的。第一次是李文潮先生开车带着我去的。当时，李文潮先生还在宫里买了一本《莱布尼茨在柏林》送我。后两次是我一个人独自去的。这个宫殿并不大。与我们中国同时代（清代初期）的宫殿相比要逊色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宫殿后面的花园，花园很大，各种各样的树长得都非常茂盛，与其说是一个花园，毋宁说是一篇树林。花园的另一边是一条河，花园内很安静。每当我在树林里转悠的时候，莱布尼茨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的话便总是在耳边萦绕。
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影响的第五件事情是我曾经出席了在柏林召开的一个关于基督宗教及其神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记得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的杨熙南先生也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组织者。这次会议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这次会议的会场设在临俾斯麦大街的一栋房里。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年)曾长期担任普鲁士的宰相兼外交大臣，是德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史称“铁血宰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也不时地提到此人。这次走在俾斯麦街道上，感到非常刺激。另一件事情是在会上人们讨论到耶稣基督究竟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究竟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并未深思过。经人们这么一提，感到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这就是我与李文潮先生和邓安庆博士一起参观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纳粹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在1936-1945年期间曾经关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多万名囚犯。许多囚犯都死在这里。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集中营的大门上却非常醒目地用铁片圈成了“劳动创造自由”这三个德文字。当时，邓安庆博士看了之后，非常幽默地说，德国人真是有意思，搞集中营也谈自由。他的这句话，如果剥离掉相关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仅仅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问题，倒是很值得玩味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句话至今我还记得。
我曾经在美国呆过两年，但是，尽管我呆在德国柏林的时间还不足4个月，但是，德国柏林留给我的印象似乎也不比美国少多少。其所以如此，很可能主要是与我本人研究莱布尼茨这件事有关。但是，这其中是否另有蹊跷，至今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当然，尽管柏林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从根本上抹掉的印象（其细节可能会越来越模糊），但是，从学术上讲，从评估中国莱布尼茨研究成就的角度看问题，德国柏林留给我的最大的印象还是：尽管在莱布尼茨研究领域，我们中国学者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为要在这一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还需走很长一段路，我们还需要作大量工作。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2002年春初稿
2008年冬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