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主义各国“卡里斯玛”型政治领导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退出政治舞台，世界历史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各国开始通过改革运动实现国家-社会的全面变革，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政治上民主化和经济上市场化的一波新的全球浪潮。
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运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启动期；实施期；完成期。每个时期面临的情况不一样，需要解决的任务不一样，实现目标的方式不一样，持续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
在启动期，首要的任务是形成改革的思想共识：是不是需要改革？应该改成什么样子？怎样改？等等。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不然改革就无法启动。
当然，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尚未开始，很多问题还没有在实践中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认识只能是粗略的，有些思想仅仅还是轮廓，还有一些才只是原则，真正建立完整的体系尚需时日，因此，这个时期在认识方面的一致性基础并不牢固。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活跃的社会阶层在已经过去的那一段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受到压制甚至迫害，所以，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复仇主义”情绪浓重，在这样的情绪下出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不可避免的带有很重的“报复性”色彩，在这样的情感背景下设计和制定出的一些方案其实并不可行。其他还有一些思想和观念即便不是如此，也是在总结和批判以往的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仅仅是对以往实践的“反其道而行之”，是否科学，尚待检验。
启动期的第二个任务是形成改革的政治力量。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组成领导改革的政治团队；第二个方面是搬掉阻碍改革的政治绊脚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那些现有的、在以往政治发展中形成的、无论有什么变化都会影响其既得利益因而竭力反对任何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压下去，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搞掉那些不同意有任何改变的政治领导人，因为这些政治领导人是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
就中国来说，以上两个方面的任务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中共12大就已大体完成，因此，中国改革的启动期到1982年就可以说基本结束。
不过，由于现有的结果只是一系列妥协的产物，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
首先，原有的强势政治力量并没有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彻底消失的只是原有强势政治力量中的顽固派（“文革派”和“凡是派”），这只是一部分死守过时政治逻辑，在全新的世界大势面前紧闭双眼，一心只想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极其腐朽愚昧的活僵尸。而原有强势政治力量中的“开明派”则保留了下来，“开明派”是原有强势政治力量中睁眼看世界的聪明人，他们奉行“坚持并巩固原有基本政治制度为体，改革开放为用”政治原则，大得中国多数民心，因而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成为新的政治格局的核心。拿“总设计师”邓小平来说，他曾经就是原有的强势政治力量中的核心人物，并且在一段时期中还被毛泽东作为“接班人”在培养。其余如叶、陈、李、彭、薄、王等人，都是“老干部”，所以，当时的国家政治实际上是“老干部”说了算，“改革开放”的蓝图实际上也是按照“老干部”的意图绘制的。这个背景，对“改革开放”到底怎样搞，搞到什么程度有着决定意义。这一点也对我们理解什么是“改革开放”至关重要。
其次，在关于为什么要改革这样的最基本的认识方面也问题颇多。大家只是在“需要改”这一点上形成了一致意见，至于为什么需要改，则各有说法。“老同志”之所以主张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中国应该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基本上与毛泽东乃至“文革派”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举国上下都在叫喊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的想法基本上是：社会主义还是为“体”，“改革开放”只能为用；党内“少壮派”主张改革则有更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要使国家“崛起”；另外还有长期受到打压的“民主派”，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而这两者的前提是打破共产党的一统天下，1957年破灭的希望而今又复苏了；此外，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戴改革理由则很简单，那就是要过上他们刚刚眼见为实的、令他们万分垂涎的发达国家的人民所过的那样的富足、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不同的人在关于为什么要改革这样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盘算。
政治上不允许任何竞争的单一政治主体独掌政权要想得到长期维持，真正的难度在于如何在自己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出自于在选举这样的方式中多数人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表现出同意的情况下，不断使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保持和延续，历史表明，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除了充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外，还有一点是必须要做到的，那就是建立起一种能够应对各种质疑的理论来对自己独掌政权进行论证。封建皇权使用的是“天子论”，曾经的社会主义各国使用的是“共产主义终极社会创建者论”。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是这两论都不可能再使用：“天子论”不用说了，“共产主义”从理论上看漏洞百出，从实践上看也是屡试屡败，因而遭到了人们的极大怀疑。
所以，如果当时中国的执政者还想继续掌权，就需要一种新理论。由于在政治上搞掉“文革派”所使用的是非程序手段，新的政治领导上台得有些匆忙，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新的政治体系所需要的新的意识形态支撑——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的意识形态，那么就没有理由搞掉“文革派”。在这种情况下，以“现代化”这种大而化之、谁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意愿来解释因而谁都可以接受并且还充满“时代性”的概念作为内核的理论自然就成了新的政治领导层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虽然是出于“应急”，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借助于长期战争年代屡试不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游击主义”的行为方式的慰籍，“改革开放”就在这些深层次的分歧都保留了下来的情况下慌慌张张地开始了。事实证明，这些隐患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的实施阶段，这也是改革最具实质性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将要搭建出未来社会的最终框架，使未来社会利益格局定型化。而通过这一阶段建成的社会形态一旦定型，在想有所改变，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在这一阶段，各个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真刀真枪地展开了拼斗。
启动期的妥协最大成果是为改革开放制定了基本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后来被精辟地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总的原则规定。利益集团的博弈都必须在这个原则的框架内进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包含了各个方面的基本利益，也抑制了某一方面意志的无限扩张。每一方都在其中有所伸张，每一方又都同时在其中受到制约。这之后任何主体的任何行为，只要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就都具有了合法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表明，各个利益集团拼死拼活的搏斗中谁也没有占上风。
中国的利益集团划分比较复杂，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利益集团，但基本的划分有三种：一种是按所有制划分：公有还是私有？国营还是民营？一种是按行业划分：最大的划分是工农，然后是政治格局中的强势集团，如党、政、军，再就是国民经济的各个部类，如金融、交通、能源、外贸等等；第三种划分标准是按地域：以省为中心，然后是由省组成的区域。这里就有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的关系。目前的中国从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域集团：一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延及东北；二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三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目前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正在形成，但尚未成气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完全不可以与前三个地域集团相提并论。地区博弈主要表现为前三大板块的搏杀。当然，由于“大一统”目前还是国人的共识，华北集团由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博弈中自然处于上峰。不过，中国历来就有诸侯坐大目中无君的传统，中央政府在抑制地方利益方面也不敢做得太过，否则，在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地方轻而易举就可以寻求到外部支持力量，甚至干脆加盟某个国际集团的今天，地方——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相当经济实力、并且在地域上处于国家边缘因而“出走”也更容易的地方——一旦与中央翻脸，还真有些不好办！
中国目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斗争也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各个利益集团都在拚命地使自己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提升和保持自身在未来国家利益格局中的地位。这种情况使得在改革的这一阶段出现了矛盾十分尖锐，斗争十分激烈，形势十分复杂的局面，整个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一阶段的发展进程决定着改革的结局。目前的中国就处在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使改革的完成即收尾期。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完成改革的法律手续，使新的利益格局和政治格局定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这一阶段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时不晚了。
就目前看，已经完成改革的国家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俄罗斯式结局。中国最终也难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绝对精神”不可抗拒的规定。不信请拭目以待！
（200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