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我自己写作就是因为不善于言辞，只想躲进小楼安安静静的写作。但由于最近出了一些书，有一些好评，又不得不出来进行各种应酬，跟大家见见面。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矛盾的状态。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家常话，关于哈佛，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拘谨。

我的写作和别的作家一样，也是从身边的事写起。我比较幸运，我先生是一个还不错的化学家。大学毕业后受聘到康奈尔大学做了五年，之后又被挖到哈佛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嫁鸡随鸡，跟着他到了这两个非常有名的地方。这两所学校也是非常有名的。对名校的崇拜迷恋是中外皆然。关于这一点，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时代周刊》的总编辑，他是哈佛毕业的。当他大学本科毕业时，申请研究所，开始时他申请了密歇根大学，那时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他的准岳父对他说，要是在东部就好了，东部是主要的学术精英所在。于是他就申请到了纽约大学，他岳父对他讲可惜不是常春藤。于是他又改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岳父又说可惜不是普林斯顿。当他拿到普林斯顿的入学通知时，他岳父又说还是耶鲁好啊。就这样他继续申请，一直到了哈佛法学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法学院的偏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很多总统都出自于哈佛。政治人物在社会上是很受尊敬的。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经贸人物也是很有名的。于是当时我就想，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传记，大家都喜欢读，但这些传记主要是政治人物，经贸人物，而对于学院里的书生所崇拜的尊敬的师长、前辈却没有人来做传记，因此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据说这一做还做成了有原创意义的事情。

我的机遇应该是很好的，因为我身边就有这些人，而且我在哈佛生活了十九年，这都应该说是一种优势，至少要比那些临时造访的学者要方便一些。此外，我和这些人都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与他们不卑不亢的交往了许多年，自然而然的就亲如家人了，从而我可以比较容易的获得一些别人不是特别容易得到的资料。我是非常幸运的，得到了社会对我的很多好评，这种情况我想和我生活在哈佛有关，她毕竟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至于我写哈佛并不是第一人，我也很希望再有年轻的朋友再来写哈佛，我不希望我是最后一个，我也很愿意接受各种挑战。但写哈佛是需要很多原创的东西的。当我的书1995年大卖时，我们感到就出现了很多市场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写哈佛，不管是有关无关都会写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我想明眼的读者还是应该去辨别一下哈佛的品牌，并不是有哈佛的字眼就一定是好的。写作要讲原创，而不能跟着人家一窝蜂，就象我们搞学问是一样的。

我曾为这本书写跋，其中写到：“我们只要回过头去看，又有谁还记得托尔斯泰时代的帝王？或者司马迁同时的富贾？”可见思想学术人物的重要性。当然政治人物和经济人物也不是说不重要，这一点大家还可以讨论。我们学历史的对时间的无常感有深切的感受。我们觉得真实的掌握可能就是创作。

现代人都很忙碌，尤其对于女人更是这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写作就一定要选自己觉得有意义迫切要写的东西。于是我就先写了《哈佛心影录》。这本书类似于思想合传。包括了所有与哈佛有关的汉学大师和两个科学人物，比如李远哲先生和郑洪先生。郑洪先生是有名的物理小说家，他既研究物理，又写小说。李远哲先生和我也比较熟，因为他和我先生是同行。在他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前我们就很熟了，他回去做院长之前我还很担心，好象他从象牙塔上下来了，担心他不能适应台湾的政治社会，回去后会做炮灰。这本书中写他的内容很有意思，还有很多人在做李远哲先生的传记时还希望我能授权给他们用我的这篇文章。

这本书中大多数是曾在哈佛做过研究或是学习工作过的人。包括余英时教授，杨联升教授等，还有赵如兰教授，她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音乐学的专家，跨东亚系和音乐系，也是少数的哈佛前十名的女教授之一。因为哈佛还是很重男轻女的，尤其是在世纪初的时候。冰心老人早年在美国留学，还因为是女子而被哈佛拒之门外不能进去查资料。后来哈佛建校三百年的时候，冰心老人还代表曾在哈佛留学过的中国留学生为哈佛送去一个纪念碑，她当时还跟哈佛学校的人开玩笑说起早年被拒之门外的事。

我当时就想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没有人为他们记下来，那么后人如何能了解呢？早在1879年的时候，哈佛附近的一些商人就主动募钱到中国来聘请一位汉学教授，他们在当时中国人还很少的地方做了这件事，的确是非常有远见。他们聘请了一位叫戈鲲化的先生来到哈佛开始讲学。戈鲲化先生十分活跃，他甚至穿着清朝的朝服上课。可是不幸的是，戈先生只在哈佛讲了两年多的课，就在1882年冬由于肺炎而去世。当时校长还为他举办了葬礼，并把他的遗体送回浙江宁波。戈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到美国讲学的先驱。

这后来一直到赵元任先生才又开始在哈佛讲学。赵元任先生曾带领他的女儿女婿以及一些留学生在哈佛开了一个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训练的中文班。但当时他并没有获得教授的称号，直到去了伯克莱才得到教授的头衔。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夏志清教授，王登威教授都曾给过我很多帮助。现在名校中的华裔教授很多，这为我们开创了新的局面。不象1914年、1927年、1930年时，那些华裔教授在那里落地生根。这也是使我有一种把他们写下来的使命感的原因所在。我就想从自己的身边写起。因为学历史的缘故，我在写作中就有着很强的历史敏锐感。于是有的书评用形容胡适的“历史癖”来形容我，用形容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也来形容我，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总是觉得自己写书的时候非常幸运，因为我写的这些人物他们大多健在，不仅他们授权我进行写作，而且他们还亲自帮助我，指导我，给我提供资料。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因而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著作容易得到重视。所以我常常对年轻人说我们要尊重他人同时还要自重，不卑不亢的来争取我们的发言权。从天时地利人和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毕竟在哈佛呆了19年，结识了那么多人，这都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们常常套用通俗情书的说法来谈起哈佛，哈佛的过去我们没来得及参加，而哈佛的未来却一定有我。只有具有了这种深情，具有了这种想法，才可能努力去做。

我们在哈佛也不光是讲学，而且作为一名教授，我们也经常办一些中文的讲座，我还经常配合一些教授办一些关于文史哲的沙龙，讨论诗词人物等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在那里有一个哈佛18号教室，后来就成了哈佛燕京大礼堂，俨然成为用中文宣扬文史哲的道场。想想看，在以英语为主流的社会中，有一大群中国人在那里宣讲中国的文化和文学，那是一种多么有趣的现象。

还有一点就是我常常与这些诗友在一起，他们很信任我，于是我才能有机会采访他们，了解他们，为我的写作做准备。比如著名的余英时教授，他总是非常忙碌，我邀请他参加我举办的一些沙龙时，他也总是尽量推辞。他说年纪大了，不比年轻，像做生意，只有这么多本钱，一定要定做哪门生意，不能样样做。所以他从来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采访。还有很多别的教授也是这样，比如杨联升教授、傅伟勋教授都已经过逝，这么说来我还是抢救了很多比较珍贵的资料。我们也应该以这样的状态来进行研究。因此能够在哈佛这样的好环境中生活工作，我想是非常幸运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还有一点，因为我的文章他们都要审核，在审核的过程中我是非常有分寸的。我这本书是传记性的，但我并不只是记录了他们的思想，当然也会涉及他们的家庭。这说明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亲近。但我有一点是严格把握的，就是不过多涉及他们的个人私事。因为我觉的这和他们的学术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一般只是在他们审核的范围内略微写进一些。

这些大师有的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们最后还是成名成家。我想当我们大家遇上不顺心的事时，来看看这本书，看看他们的经历，我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自然也就会去勇敢面对挫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