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22日至今，在我书房的案头上一直搁着慎之先生那篇传遍五洲四海、震动上下国人的《国庆夜独语——风雨苍黄五十年》，还有他的四张照片：两张是去年元月三日三联假东方广场“热带雨林”餐厅，盛邀京城学界、文化界、出版界朋友聚会，我负责接待他时留影；另两张是同年7月23日，我与三联编辑孙晓林去潘家园他的新居听取他对“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八辑初选文稿意见时所摄。照片上的李先生神清气爽、面带微笑直视着我，恍忽仍能听到他中气十足的侃侃而谈……怎能相信他会促然撒手尘寰?!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93年秋在我熟识并深为景仰的前辈李锐家。尽管当时我对慎之先生尚一无了解，但得知他与李锐是“无话不谈”的知交至友，从此，京城“二李”成为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生偶像。

1994年初，我接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责编任务。从此，在丛书运作过程中，在每一辑书稿经专家评审、最后提交学术委员会讨论时，我有机会与丛书学术委员之一的慎之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

从1994年至2002年7月我金盆洗手、告别三联时，经我责编推出的丛书计7辑51种。慎之先生对其中4本表示了特殊兴趣与关注，即：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和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他有感于“当代中国无信史”，认为《天朝的崩溃》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作，尽管作者明知它与官方的“定论”相悖，但是，本着一个史学研究者的理性、良知与求实精神秉笔直书；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旨在为“个人主义”正名，这正是慎之先生继“民主、自由”之后的下一个论题；《军功受益阶层》这一概念不仅作为一根首尾一致的主线贯穿于中华帝国两千年，实则迄今余荫尤存；至于白奚的《稷下学研究》，正如作者在他的悼文中追述：“有幸得到李先生的特殊关注，主动审阅后，他从当年稷下学宫汇萃诸家自由思想升华出‘百家争鸣的精神’这一主题，给以点拨并以此为题为之撰序，赞之为“百家争鸣探原的力作”。

为什么在丛书数十部专著中他对这几部情有独钟呢?一言以概之，就因为它们的主题正是慎之先生自己一生坎坷经历中深深积淀的“关注”与“忧郁”之所在。如前辈李锐悼诗所言：“学兼中外、思贯古今”的慎之先生“虽有奇才未遇时，晚来方得展雄姿”。纵然他是“敢逆潮流培气骨，岂依权贵弄胭脂”，但也深知岁月无情，因而他寄厚望于青年，有教无类，化雨春风，奖掖后进。而他结交学界中青年英才的凝结剂正是民主、自由、法治。

其实，这也是八十年代至今我在自己的编辑岗位上特殊关注之所在。1993年初我入北京三联后，四个理论系列一肩挑，日夕绑在“战车”上，使我少有时间与书稿以外的朋友过从交往，只是格外关注有关新著和媒体发表的相关文章。发现佳作，必阅读、剪辑、收存。我特别看重的文章还常复印向朋友寄发。

记得99年国庆节后，听说慎之先生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我向李先生求阅，隔了些日子，他电话告我：已有个打印稿。我立即到永安路他家中取回。

这篇不过八千字的文章，岂仅是慎之先生的“国庆夜独语”!它实在是传递了随共和国走过的两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

我是49年5月3日南京解放后一周参军入伍的。五十年后，我带着自己亲历的欢欣与激动、磨难与痛苦、迷茫与探寻、希望与失望、震惊和省悟，饱含热泪诵读，读到最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起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慎之先生这没有答案的发问令我再也忍不住失声恸哭!……这一夜，通宵达旦，我不曾阖眼，第二天，我以缩小的六号字三页五面篇幅复印了全文四十份，向京畿内外东南西北中的朋友们寄发。当时我曾立愿：待我离岗告退后一定要就自己最关注的问题，认真思考、读书并向慎之先生逐一讨教，争取有限余年不虚度。万万没想到先生以感冒住院，遽尔辞世，幽明永隔，我的心愿已成此生不尽的遗憾!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当牢记先生身教、言教，力争余年有所长进。

心香一瓣，遥祭先生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