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下，不少学校中人及文教官员都喜欢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一语挂在嘴边，以显示他们亲和“大学精神”的人文情怀，尽管我们的大学校园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瞩望中的大师却迟迟不肯现身。当年被众多师生视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校长竟以其经典名言驻留人间，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不过，清华人对于梅校长的崇仰确乎一以贯之，历久不衰，正如一位校友所言：“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
当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大学时，梅贻琦即在教授会的选举中以47张有效票中获33票而成为该校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清华教授中颇多留美博士，众人却将信任给予一个仅仅获得美国吴士特工学院学士的人，足见梅贻琦历经13年效命清华的教学生涯，其人品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不过，当年校内学生会“权力膨胀”，不时发生驱逐校长、教授的风潮，梅氏也曾被激进学生内定为拟驱逐的教授之一，其理由据说是“亲美”。好在罗家伦校长到校不久，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做留学生监督，避开了可能发生的麻烦，也在随后清华大学接连不断地驱罗（家伦）、拒乔（万选）、排吴（南轩）的“大乱时期”置身事外，从而保留了事后平复乱局的“超然”资格。就此而言，梅贻琦颇为幸运。可是即使吴南轩校长被免职以后，清华教授代表提出的继任人选先是周诒春（曾任早期清华校长），后是翁文灏，梅贻琦此时似乎还在人们的考虑之外。直至翁文灏兼职繁重难以专任校长，屡屡请辞，李济、李书华（时为教育部长）等人终于慧眼识珠，推荐并决定由梅贻琦这位与清华渊源深厚却与南京政府并无瓜葛的“民间人士”接任校长一职。走马上任后的梅氏相当低调，一本其处世“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风格，审慎行事。他的就职演说较之罗家伦就职时的放言高论，显然更契合清华园的习惯心理。数年下来，清华不仅稳定住了局面，而且增设工学院，充实师资，声誉鹊起，至抗战前夕已与“最高学府”的北大比肩而立，毫不逊色。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后来评论梅校长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也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做校长的本领。
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相对宁静的北平城内执掌清华这样一所“得天独厚”的学府，又适值国民政府“发展实科，裁抑文科”的政策环境，办学成绩出色还比较简单顺遂的话，那么抗战爆发后，北方名校被迫南迁，临时组成联合大学，在西南一隅的昆明强力支撑，尽力维系国家文教“元气”不散，进而做到“弦歌不辍”，有始有终，则又谈何容易？！西南联大的实际主持人应是梅贻琦、蒋梦麟二位，而尤以梅氏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这是无庸置疑的。从1938年春到达昆明，至1946年9月辞别春城，梅贻琦在此地生活工作了近九年，他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而梅氏在教育史的突出“看点”，笔者以为也恰在此一时期：联大内部的纠葛与平复、战时“跑警报”及物价飞涨带来的生死困窘、“党化教育”和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的左右分化及其伴之而来的学潮汹涌等等，作为西南联大掌门人的梅贻琦面对纷繁局面苦苦应对的内心感受和种种举措，皆是令人关注的焦点。所幸的是，梅氏留下了有关日记，虽记述年份仅有六年（1941—1946）且若干月份漏记缺失，甚至有些事项可能曾作技术性遮蔽，但仍能从中窥见梅贻琦昆明岁月的方方面面，藉此亦可感知半个世纪前那些学府往事。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三校之间关系如何，将决定西南联大的命运。就各校师生人数、资金数额、学科配备等实力比重而言，清华居首，北大次之，南开较弱。当年一些清华人就认为，“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傅任敢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是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这并非仅仅是君子之间的谦让或梅氏年龄最轻理应多负责任，而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自然结果，质言之，管理操作更便于收到实效。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参与国民参政会事务，兼理南渝中学，大学事宜委诸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代理，黄乃清华毕业。梅贻琦则是南开学校首批学生，对伯苓师执弟子礼，而张伯苓、张彭春昆仲又曾先后出任过清华学校教务长，两校之间有着“通家之好”的渊源关系。故而在昆明南开方面始终平静如水。北大则不然，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当时均在梅贻琦之上，虽然蒋校长秉持“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刻意维系大局，但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全然不顾。问题在于，业已习惯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教授群体对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显然难以安之若素。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北大的“离心”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钩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下旬，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仅仅过了两天，蒋梦麟与梅氏之间就有如下的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随后，梅贻琦接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一樵）的电报，“谓八十万美金联大可分得三万八千元，同仁闻者大哗，……共商一代电稿，再试一争，恐或无结果耳”。联大三校在教育部经费分配中所占份额比预期的要少许多，教师们难免心有不甘要奋力再争了，可是梅校长心理清楚，回旋余地不大。而这更加重了联大的危机感，梅氏的心情此刻决不轻松。一个星期之后，他约请叶企孙、陈岱孙、吴有训、马约翰等清华元老及高层便饭，商谈“关于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作未雨绸缪之想。其后，梅贻琦又赴玉龙堆3号访晤南开教授王赣愚、杨石先、陈序经等人，或许也是通报有关的情况亦未可知。昆明西南联大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
事态发展更有急转直下之势。4月中旬，清华秘书长潘光旦自重庆归来见梅贻琦，“以蒋（梦麟）校长留与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办法’见示”，梅氏“阅之极为不安，不知应如何对付也”。翌日晚，即“作长信与顾一樵，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郁闷，不觉溢于言表耳”。蒋梦麟此前曾赴渝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八十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顾毓琇原本清华工学院院长，现居教育部要津，梅贻琦向其“恳切陈词”，自然也就直言无隐。蒋梦麟此举盖属事出无奈，而清华方面动用基金更是颇感棘手。上一年（1940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就曾提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清华大学各借美金一百万，“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遭到清华教授会的“绝对坚决反对”。此次北大“旧事重提”，清华方面的压力和反弹可想而知。数日后，梅贻琦再次召集清华校务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二原则：1、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2、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会议还商定由文、理学院院长冯友兰、吴有训访晤代理北大校务的周炳琳（时蒋梦麟到访香港），探明北大意向后再作决定。教育部很快提出了折衷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梅贻琦倾向于接受了这个方案，但必须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延至5月上旬，召开清华教授会，与会者四十余人，发言者十多人，“最后未有决议，但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议，惟对于蒋（梦麟）公之做法多感愤慨耳”。当晚续开评议会，“关于补助联大研究费事决定四原则：1、办法商妥后先由校提议再请部核准；2、尽校款能自拨为限，不另借款；3、出五十万分两年内拨付；4、三校依原预算比例领用”。事态峰回路转，似乎接近于解决。
其间，蒋梦麟自渝、港返昆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5月中旬，梅贻琦“至联大办公处与郑毅生（即郑天挺，北大秘书长，时任联大总务长）谈二事：1、告以清华拟补五十万事，因恐昨日与蒋君略谈者或未明了。郑谓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再行计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2、告以余愿蒋君继任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如此似较好耳”。梅贻琦希望与蒋梦麟轮流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其寻求平衡息事宁人的用意十分明显。不过，北大方面的主要诉求在预算独立，补助款项似尚在其次。所以两天后蒋向梅通报了北大校务会议结果，梅与清华同人商定：对于北大方面 “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则酌为办理耳”。对策方略既定，梅贻琦随即飞赴重庆，于5月19日见教育部长陈立夫，梅氏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谈话要点：
“关于研究费问题，陈问是否与蒋（梦麟）已商妥数目等点。余谓初已商有办法，后北大方面仍主成立独立预算，蒋谓日内将有信与部长详陈。陈问：是指研究费抑指整个预算？余答：是指每校整个预算；大约北大同仁意见欲有独立预算，然后由各校预算拨提一部作联大经费，而以其余作各校自办事业费。陈摇首，谓：如此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以拯救沦陷区高校，维持战时高等教育，既有联合办学的实际考量，亦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涵义。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惟有西南联大苦撑三年之久，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硕果仅存的“教育合办事业”就此解体。除了主管大员明确表态外，相应措施也紧随其后。梅贻琦从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处获悉，教育部已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一经核定即通知学校。5月30日，梅氏“午前发致蒋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三
抗战期间教育界流行一个官方口号：“战时须作平时看”，意思是要像和平时期办各类教育一样，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以求长远之计。这显然是针对要将学校特别是大学转入“国防体制”的主张而提出的。虽然各高校都力求办学的“正规化”，但毕竟战争严重波及高等教育，西南联大也不例外。为了尽量收容沦陷区青年，大批程度参差不齐的“特别生”涌入学校；为配合抗战，不少学生尚未学成即投入战地服务；学校教师也往往随流转迁徙而不时流动。学校管理难度大大增加。为此，教育部明显强化了掌控力度，先后实施全国联考、统一和规范高校课程体系、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内有传统有风格的各高校对此均感极不适应，梅贻琦公开请求教育部“在奉行部令中给予我校以参酌旧例之余地”，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变通执行”政府部门的指令。更有甚者，政府当局在思想和组织上也加强了对高校的“统制”，其突出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等校，并硬性要求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均须加入国民党。此举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它意味着政党势力通过“正当的”政府行为深度介入高等教育领域，有可能形成某种“政教混合”机制，消解和扭曲大学本来的存在意义。
梅贻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国民党员的，时间应是1939年，不久即被擢升为“中委”，还兼任一些党团训练机构的虚衔职务。不过，当初蒋梦麟衔命组建西南联大直属党部，其气氛和程序都相当的非正规：仅仅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通报此事，大家无异议（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除外），随后即分送来党证了事，其活动并不多。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忆述：1943年陈雪屏将往重庆，蒋梦麟大概觉得联大党部应对时局有所建言，遂开会责成冯氏拟就一信稿，大意是说：“照国内的形势看，人心所向似乎不在国民党，要收拾人心，必须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清朝末年，清室不肯立宪，使国民党革命得以成功，可为殷鉴”。该信稿经讨论通过，带往重庆。几天之后，蒋介石回复一信 “说他很注意联大区党部的意见，并且说现在形势虽然危急，但有像联大的这些党员，相信可以转危为安”云云。可见当年联大的所谓党部活动之一斑。当政者欲牢笼学界，学界人士亦力求影响当政者。有人观察到，梅贻琦虽然不期然而然地增加了新的政治身份，但其思想和人格仍保持着独立状态，此可谓见道之论。
作为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办学主张有着明显的美国教育的底色，崇尚自由研究。1941年9月，他在昆明举行的物理学会和新中国数学会联合年会上发言，提出“学术界可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及‘不切实用’的研究”的观点。整整四年后，他到重庆出席“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闭幕前，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召宴与会人员，“余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致答词，注重大学自由研究之重要，措辞颇好”。梅氏日记的简要记述，流露出他内心的欣赏倾向。1946年6月7日在南京，他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1、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2、（三民主义）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希望减少外来干扰，还大学以单纯和宁静。在离开昆明北返前夕，他参加滇籍参政员在兴文银行的宴会，“主人三位代表演词颇长，赵公望词中有对于学术界尊重有限度一语，不知其意何居？”梅氏的警觉不无理由，战后国内政治空气日益趋紧，复员北返后采取何种办学方针，至为重要。一日晚，他与傅斯年、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曾昭抡、吴晗等在潘光旦家聚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显然，这个由北大、清华教授中左右两种倾向人士均在场的聚会，引发了梅贻琦的深度思考，他记述道：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学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梅贻琦对政治相对淡然，但并非无主见。李济认为：“他很现实，不从事政治，但对政治认识很清楚”。他能够搁置个人所见，而从发展学术立意，主张兼容新旧左右，显示出教育家的胸怀和抱负，也因而与五四以来的人文传统真正相衔接。可是，蔡元培当年所包容之新旧，更多属于思想观念冲突，而如今梅贻琦欲包容之左右，则已演变为两大政治实体的生死对决，其可得乎？
事实上，西南联大同人在抗战后期对于时局的态度即已开始分化。1944年初夏的一次联大校务会议，“涉及时局问题颇有争论：有谓政府之不当应自由批评，庶有改革可望（张、周）；有谓目前空气不靖，且有倡国防政府之议者，吾辈言论宜多小心，勿为政客所利用（吴、梅）。实则并无衡突，只是激烈者与慎重者之别耳”。所谓激烈者应为张奚若、周炳琳，而所谓慎重者似为吴有训和梅本人。到了1945年10月底，梅贻琦对于此类“争论”的认识已更为本质：“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一种悲观思绪袭上心来。
仅仅一个月后，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正在北平筹划复校工作的梅贻琦紧急赶回，处理善后。面对学生罢课的僵局，他于12月14日“约（闻）一多来谈一时许。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几经波折，学生终于复课。其间，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颇示焦躁”，先期返渝，留下梅氏独自支撑乱局。傅对梅“专听潘光旦等人的话”私下曾有所抱怨，教育部长朱家骅在1946年上半年几次会见梅贻琦时“开口便提清华数教授问题，嘱想办法”，“对于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外界也一直有某些教授将被解聘的流言，梅贻琦承受着巨大压力。他在《学生报》读到张奚若的一段谈话，认为“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他认为闻一多等人“开谩骂之端，……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深感失望和不以为然。但是，在大关节处他仍尽力曲意护持这些本校教授。且看同年6月25日梅贻琦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对话，梅氏日记载述：
“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梅贻琦的肯于“善待”左派师生，并非为了迎合某党派，实乃出于一位大学校长守护学校的天然职责，仅此而已。
四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又在昆明滞留了整整一个学年，这个阶段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筹谋未来的扩展计划，隐忍和压抑了多年的发展欲求一朝释放，活力四射，几乎不可遏止。南开教授冯文潜、陈序经、孟广喆匆匆赶赴重庆与张伯苓校长商议“大南开”蓝图；北大和清华两校则为北返后接收“伪校”、增设医学院抑或农学院、复员迁移费的分割等事项进行着或明或暗地角逐。而同时昆明校内的教学工作又须如常运转，维持校务的责任依旧主要落在梅贻琦肩头。此时的维持工作殊为不易，一些教师已然归心似箭，无意勾留。1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教授会上，“先由余报告，后发言者八九人，多不赞成夏间开课者，其动机殊不同，说话亦多无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则了然也”。教师如此，学生方面也呈现自由散漫迹象，且学潮时隐时现。梅氏内心不免感到失落：“下午再整理花草，甚感兴趣，惜对于园艺无多研究，以后有暇当更致力。从事教育逾三十年，近来颇感失望。他日倘能如愿，吾其为老圃乎！”
然而，清华的复校事宜却丝毫不能怠慢。他从代表清华赴教育部交涉的沈履（茀斋）教授来信得知，“部中核定复员费有北大十三亿，清华十亿之说，使人不解，恐沈去已太晚，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矣。下午复沈一信”。4月下旬，他将清华的复员概算书呈送教育部，并函嘱沈履等人“请向部说明至少须给十五亿，否则实无办法”。当时联大最后商定发放给师生的迁移费数额为：教职员每大口25万，学生15万（当时币值）。可见组织三校迁移乃颇为细致繁杂的工作。同时，梅贻琦也开始物色复员后清华大学新的高层管理人选，他先后与李辑祥、吴泽霖两位教授谈话，请二人分别担任秘书长和教务长。这大概即是教育部长朱家骅所谓的“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梅氏更注重未来师资的聘任，他特意致电邵循正，嘱其约请陈寅恪返校，又利用先后到南京出差的机会，两度专程到慈悲社俞大维宅舍访晤借居于此的陈寅恪，敦请其回清华任教。办大学，既需要大楼（设施），更须有大师。梅校长可谓身体力行，落到了实处。同年9月下旬，已返抵北平的梅贻琦“赴松公府，做录取之最后决定，清华取最多，1356人，北大四百余，南开仅数十人，遂由二校再作录遗之收纳，其程度实将更低。清华处此境，未便多作主张矣”。三校分配联大的学生，清华可谓“盛况空前”，作为校长，其日记中的记述似也充溢着优越感。
西南联大校园内曾经流行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两句，形容梅校长公开演讲时喜用不确定的语气，不无调侃和揶揄之意。人们多以为梅贻琦寡言甚至略显“木讷”，其实不尽然。清华校友、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回忆：“凡是曾与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于发言，甚至与友好或知己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 清华同人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朋友则认为，梅先生“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便敏锐地发现：“月涵（梅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有人将梅氏常用不确定词语的习惯归结为他处事严谨的特性，叶公超忆述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人。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至于那首打油诗，他的学生这样解释：“先生在西南建校之时，环境困难，心情凄苦，致发言时种种顾虑，形成言语上之变态，但绝不影响内容和言词的绩效”。据吴泽霖教授的说法：梅校长抗战前在北平时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作决定，以至性急的人误解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而西南联大时期，则一改往昔做派，常常果断裁决，不拖泥带水，工作效率甚高。回到北平后却又“故态复萌”。清华固有的“教授治校”体制与昆明时期的战时环境，可能是导致梅氏行事风格变化起伏的外在因由。
阅读梅贻琦日记，除了会议、校务的记载外，宴饮频率之高，令人印象颇深。有的时期无日不宴，一夕数宴，如果没有跑警报的记载，很难想到是在战时。这些宴饮大多是公务或私人之间的应酬，也有一些外事交往场景。由北方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大的实际主持人，无疑已成为“社会人”：军政大员过往昆明、与当地党政军商各界的联络交往、大学同人间的聚会、喜庆的婚宴、美国空军的联谊晚会、联大常委会的工作餐等等，均是宴饮的由头。梅校长的家人与普通教授的生活一般无二，梅太太在最困难时也曾摆地摊、自制糕点售卖。但透过梅贻琦必不可缺的应酬，却使人看到大后方社会生活的侧面实景。特别是军政官员及富商们的“紧吃”和奢靡，梅氏每于饭后也不免感到“内愧”。形成对比的是，1943年1月15日梅赴重庆英国大使馆便饭，大使陪同在座，“饭菜极简单，应系战时规式。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2月8日在昆明，“晚六时吴春晗令妹浦月与宋汝纪结婚，仍由余证婚，喜筵坐客共六七十人，恐须费万元左右，实则可以省也”。战时避难边陲，困窘愁苦，更需满足口腹之欲，本属人情事理。然而，国人的宴饮铺排风习，虽战时亦不曾减弱，梅贻琦身陷其中，内心并不以为然。
战时昆明的生活毕竟艰难。1941年的1月和4月，梅氏记两次洗浴：下午“至太华浴室洗澡，盖又月余未曾入浴也”；“至爱群浴室洗澡，未入浴盆者已三月有余矣”。于此可见一斑。繁剧的校务之余，他也不时忙里偷闲读些英文小说和中国古籍，如“连日阅《徐霞客游记》滇游数节，深佩此公意志之坚，精力之足，观察之细，向往之余，愧弗能及也”。他虽是学工科出身，却能够与人文学者亲密交往。夜晚，他常带上一瓶酒，从西仓坡住所步行至靛花巷北大宿舍，与郑天挺、罗常培等人边饮边聊，尽兴而返。据郑天挺回忆：“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还谈过满族服装与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其实，梅贻琦对自然景物同样观察细腻：“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他喜欢饮酒，日记中时有醉酒记载，战时的苦闷和压力，莫非也要酒精来纾解和释放？他也喜好京剧，甚至收听沦陷区北平广播中的唱段。他还醉心于打太极拳，其日记载曰：“饭后要勉仲（查良钊）、茀斋打太极拳。吾酷爱勉仲打太极拳之姿势，盖其身体之雄伟与其意志之纯一，兼于此中表现也”。
闻一多被刺前后，梁漱溟滞留昆明。梅贻琦与联大同人邀其聚谈：“梁曾于月前往延安，谓系为与毛、朱等说明，将来渠将放弃实际政治活动而从事于理论之主张。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梅将梁的说辞记入日记，显示对未来局势的留意和关注。联想到前述梅向蒋介石的“故为此问”一节，可以想象，他内心是带着某种政治“悬疑”离别昆明返回北方去的……
（《梅贻琦日记》（1941—1946），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