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来中国传媒大学演讲非常高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应该是同行。可我毕业以后，没搞媒体，但经常有机会接触媒体，不过都是就事论事，不能像今天这样比较敞开地谈。
媒体工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不知道传媒大学有没有这样的课，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教育，应该作为公共课。传媒工作者的基本职责是传播理念、推动进步、造福民众。具体来说，传播真的理念、善的理念、美的理念、先进的理念、文明的理念、积极的理念；推动人类的进步、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进步；给民众带来感官的快乐、情感的愉悦、精神的幸福。
媒体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公共的责任，代表社会、国家、民族的正义、良知和道德。当然，媒体也要赚钱，不赚钱怎么生存、发展？但是，媒体毕竟与赚钱为目的企业不同，即使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也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要赚钱，但毕竟与普通民众不同，更应重视社会影响。媒体工作者在社会职能上是有定位的，应该在符合职能定位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发展，就像医生的职能是治病救人，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赚钱。我前天去了一个叫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它在全国有许多家分所，美国也有分所。它非常重视文化和理念，其中有一条说：律师是乘人之危赚钱的，我们要凭良心服务好。还有一条说：律师要心存敬畏，规范自己的行为，好好做人。律师似乎是最不讲道德、良心的，谁给钱，就给谁服务。但这个律师事务所强调正义、良知、道德。结果怎么样？社会信誉好，赚了更多的钱。当律师也好，当媒体工作者也好，首先还是要好好做人。
媒体工作者有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无用的文字垃圾、影像垃圾，这是浪费生命；也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有毒的垃圾，毒害人的身心，那是有害的生命。也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影响社会、推动进步，那是有益的生命。
今天我们媒体的状况如何呢？
宣扬色情暴力。不少杂志、网站，就是靠这个来吸引读者。
宣传恶的理念。不少演播的电视剧，专门发掘人性中的恶，加以宣扬，好人是坏的，坏人是好的。
迎合低级趣味。庸俗搞笑、无聊打斗、造谣生事、专揭隐私。
追求空洞无物。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假话连篇。
收视率第一、发行第一、广告第一、赚钱第一，以至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视为媒体的规则，似乎不这样做，媒体就没法生存。当今中国真正有良知的、反映民意的、敢讲真话的媒体也有，但不多。希望在座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媒体工作者，用你们的良知、智慧和道德，克服媒体中的歪风，树立起正气。
正规的比较好的媒体，如果分类的话，大多热衷于抢新闻、抓热点，不太重视新闻、热点背后的深层原因，好像狗熊掰棒子，尝一口就丢掉，没有发掘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应该是三流媒体。发掘新闻、热点背后的制度、理念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这是二流媒体。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是一流媒体。现实社会中，三流媒体是大多数，但二流的要多起来，一流的应该有。一个好的媒体，总有几个战略性的记者善于挖掘冷点，研究热点，能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和报道。问题是媒体有没有这种追求？我遇到过不少记者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谈一点有深度的问题毫无兴趣，那一辈子只能当三流记者。
有人说，现在这种大环境，能发掘冷点、探讨热点吗？这不是让我们犯忌吗？中国的舆论环境不那么自由，要当一流、二流记者，一流、二流媒体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深圳商报做了这样一组报道：第一篇报道讲海水污染严重；第二篇报道讲，造成海水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生活污水。第三篇报道讲，用有磷洗衣粉洗衣服造成大量的生活污水。第四篇报道建议使用无磷洗衣粉。这个不为社会注意的问题，经过报道引起重视，深圳作出了禁用无磷洗衣粉的决定。发掘这样的冷点，怎么会犯忌呢？当然，触及敏感问题而不犯忌，是需要智慧的。
我建议媒体开辟三个栏目：一是热点背后，专门探讨热点背后的问题，比如凤凰卫视报道了范跑跑的问题，这涉及做人的道德底线，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二是关注冷点，我列出了十几个问题。比如中国人自杀非常严重，每年自杀28.7万人，自杀未遂200万人，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汶川大地震死了七、八万，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但是自杀死了28.7万人，居然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最近深圳龙岗发生的火灾事件烧死44人，中央派了庞大的调查组。可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却没有人关注。这就是冷点。在15岁至35岁的年龄段，自杀又是死亡的首因。我专门为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稿子都写好了，就是还没有找到“买家”，题目是“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自杀？”中国农业大学一个月连续4个人跳楼，有人写了一付对联：实验楼、科研楼、教学楼，楼楼可跳，博士生、研究生、硕士生前赴后继，横批是空前绝后。年轻人那么爱自己，怎么会选择自杀呢？这个问题不值得探讨吗？它只具有新闻价值，谁谁跳楼了，然后等待下一个跳楼，比谁报道得快、抢拍自杀的镜头，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这就是媒体的工作？我写的这个专题节目，可以引起年轻人的反省、父母的警觉、学校的重视、社会的关注，怎么没有收视率呢？预防自杀、关爱生命，符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怎么会犯忌呢？
媒体工作者的优势是见多识广，可接触政府、学者、民众所不知道的第一手素材，关键是要善于思考，抓住问题，发掘问题，然后向有识之士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在复旦大学学新闻时，一篇文章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文章最终取决于独特的、深刻的见解。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文字再漂亮，知识再丰富，最终取决于要有思想和见解。我就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并且注重联系实际。学新闻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想方法，就是关注实际、抓住问题。我学习理论著作，一定思考对今天有什么用。坦率说，我的理论功底不如专门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我善于抓住问题，分析问题。我大学毕业后从研究理论到政策、到体制，从研究经济到社会、到文化，从一个行业跳到另外一个行业。我已经参与了中国八大决策的制订和推广，现在又创造了三个第一：在2004年5月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即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二，在这本书中，针对中国人自杀率高、精神障碍严重提出建设“情感护理”的设想，并先后在浙江金华市、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公司、中集集团公司、金蝶软件公司推动建立了“情感护理中心”；第三，我提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正在传播这个理念。
作为媒体工作者要有良知和智慧，其次才是技能。搞传媒的，不光是有亮的脸、快的脚、灵的耳、敏的眼，关键是要有头脑、会思考，这就是智慧；还要有良知、良心，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也要有技巧、能力。有了良知与智慧，就能做好媒体，即使不干这一行，也可以做好其他工作。
良知和智慧从哪里来？需要改革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恰恰不重视良知和智慧的培养，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感悟和努力，提升人生理念，训练思维能力。
要不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提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人大都反感，还讲什么意识形态，有钱就行。其实，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理念、价值判断。不讲意识形态，重视利益追求，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讲国家意识形态，更有人反对，认为国家不应该有意识形态。现在提倡多元，讲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专制。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国家对外要维护安全，对内要保持稳定。为此，国家一定要倡导共同奉行的价值观，作为共同的行为规范。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才有制度、法律和道德。制度和法律是硬的，必须执行；道德是软的，但不讲道德要受到舆论的批评。所以，任何国家都有意识形态。号称自由主义的美国就没有意识形态吗？布什不惜采取战争的手段打伊拉克、阿富汗，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提法，分歧就更大了。思想界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利益调整、制度改革，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重塑。分配不公，确实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30年改革，我国经济总量跃举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但是利益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世界警戒线达0.47。据有关资料，在我国总人口中，占10%左右的贫困型劳动者没有解决温饱，占70%左右的温饱型劳动者，没有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也就是占总人口80%的劳动者没有解决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剩下10%左右为发展型劳动者，以及7%的中产阶级，2.1%的国家管理人员，0.3%的资本家，大体上也占10%。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二、三次分配，需要利益的大调整，必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我们奉行的价值理念是发展第一，也就是通过发展来解决，即通过做大蛋糕、不损害既得利益来进行调整。按照这种理念，一次分配照旧向资方倾斜，二次分配仍将加大建设投资，三次分配以发展大局为重，限制社团的政策制度不会改变。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分化越严重。
分配不公的背后是利益主体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力。现在网上激烈争论，土地是实行私有，还是集体所有？然而作为利益主体的农民却没有发言权。其实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民，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后来用集体化剥夺了农民。今天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就应该征求农民的意见。让各个村农民自己讨论，集体经济不好的、村干部不好的，农民就会要求私有，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再合作。相反，集体经济强的、村干部好的，农民就会赞成集体所有。
推进中国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几乎成为思想界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呼声。但是这项改革却推不动。司马南以反普世价值为名，把民主化改革扣上反华、反政府、反体制的罪名。政治改革是权力的再分配，同样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有什么理由推进这场改革呢？比较起来，反对的理由更为有力，新党章上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条文，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
利益调整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是权和利的再分配。要冲破阻力，一是需要支持的政治力量，二是需要正义、神圣的理念。而正义、神圣的理念是集聚政治力量的重要条件。今天，有什么理念支持这场权和利的大调整呢？没有。
30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既有政治权威的优势，又提出了不容争辩的理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国家要富强，民众要致富，上下有共识，没有利益受损者。今天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必须有不容辩驳的理由和共识，重塑国家意识理念成为当今中国的首要问题。
谁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我国曾经是泛意识形态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思想都要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领域，反资本主义复辟。社会领域，坚持全面专政。教育领域，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文化领域，为工农兵服务。思想领域，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所有问题都要提到政治高度，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农民种自留地，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文人写小说，民众听轻音乐，等等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遭批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民众,即使受怨、遭害、挨饿都不怀疑正在进行事业的正义、神圣、崇高。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不受二遍苦、二茬罪，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邓小平开启了去意识形态的时代。他提出“猫论”、“摸论”、“不争论”都是为了避开姓社姓资的争论，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没有邓小平的魄力，很难想象中国能从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走出来。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民众要解决温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也就具有了某种正义性和神圣性，所以，发展成了硬道理，推动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成绩的原因也就是问题的根源。政府以发展为第一，而不顾一切。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就不择手段。中国的官员与民众从此告别正义和神圣，以最快的速度、最低廉的成本获利成为最高原则。各级政府竞相压低劳动、土地、环境价格，创造了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天堂，商人则以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回报。官商结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带来了两极分化、腐败泛滥、犯罪严重、道德恶化。当今中国最“正义”、“神圣”的事业就是捞钱，没有多少人对意识形态感兴趣。即使在中国的思想界，也不把意识形态当作一回事，几乎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
新一代领导人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作为治国的新的意识形态。可惜，口号是新的，内容是旧的。“以人为本”解释为“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与为人民服务没有区别。“和谐社会”解释为首先是发展，还是发展第一，原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科学发展观”解释为又好又快发展，还不如毛泽东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达了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意愿。可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释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则要坚持社会主义，都是搬概念。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怎么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又怎么是社会主义？现在，名义上有国家意识形态，但只体现在文件中、报告上，党员不听、官员不听、民众不听、年轻人和大学生更不听。中国人除了对钱感兴趣之外，其它都不顾了，成为没有精神、灵魂、思想、道德的民族。我称之为空意识形态的时代。
现在，道德领域继承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倡导为人民服务；经济领域坚持邓小平理论，奉行发展第一，就是为人民币服务。重塑国家意识形态陷入困境。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句好话，但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作为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无法考量和评判，解释权在政府，官员做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行动权也在政府，提供什么服务，政府说了算，人民不需要的服务却提供，需要的服务又不提供。比如过去提供全面专政服务，现在喜欢搞形象工程，人民不想要能拒绝吗？人民真正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却不到位，人民又能怎么样？被服务者不能选择的服务，能称为服务吗？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理念，就更有问题了，恰恰为不服务提供借口。我凭什么为你服务，你代表人民吗？服务者铮铮有词，被服务者无言答对。过去的中国服务水准低、服务态度差是出了名的。改革以后，服务水准、服务态度都有很大的提高与改善，靠的是邓小平为人民币服务的理念。现在，谁还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人民币服务。问题也就出来了，为人民币服务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事大量发生，毒奶事件不过是暴露的一个个案而已。怎么办？有人怀念过去，那有这事，此话不假。但为人民服务没有动力带来的城市发票证、农村饿死人，是不会有多少人想退回去的。在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中很难作正确的选择。在体制内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胆识突破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超越邓小平的为人民币服务。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落在了体制外，民间的思想空前活跃。
我发起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已举行了九次研讨会。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重塑国家意识形态。有人质疑，这是知识分子的虚骄和狂妄。凡新文化都是体制外创建的，孔子创建了儒学，释伽牟尼创建了佛学，西方文明是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创建的，他们都在体制外。创建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也是在体制外。体制外没有体制的约束，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所以，新文化都是体制外创建的，体制内只能是阐述、解释。但没有体制的约束确实会虚骄和狂妄。今天我们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重塑的国家意识形态一定要被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现在很多文人、学者提出的这主张、那意见，眼里没有共产党。那你创建的绝不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能是俱乐部的宗旨、清谈馆的话料。要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先知、先觉者提出，国家政权推广，广大民众接受，缺哪一条都不行。
如何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思想界绝大部分人赞成重塑，但主张移植，反对创新。
一种意见认为，西方文明很好啊，应该把自由、民主、人权移植过来。西方人认为，人生而自由、天赋人权，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神圣、正义的事业来追求，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尽管我们国家逐步接受了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口号，但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理念。而反对者则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来反对。改革派找了一条理由，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观，这就触动了反改革派的敏感神经。于是，爆发了普世价值之争。对民众来说，当然要自由、民主、人权，但维护的是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忽视甚至侵犯人家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缺乏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缺乏意识形态的正义性和崇高性，移植过来相当困难。
另一种主张恢复儒学传统，只要按孔子的教导做，固守道统，中国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孔子的理想是复辟周礼，回到西周，中国能退回二千多年前？仁、义、礼、智、信能不能搬来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呢？其背后是中国古人对祖先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光宗耀祖是价值追求，不给父母丢脸是道德底线，靠这种理念支撑，要做好人，不做坏事。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有对祖宗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吗？现在掀起了国学热，国学的真谛是修身、克己，是做人的规范。可现在教国学，是为了赚钱，学国学是赶时髦。信奉金钱第一的现代中国人，凭什么讲仁、义、礼、智、信？
还有一种主张就是回到改革前，计划经济、公有制、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很好啊，没有黄、赌、毒，没有小偷、强盗，搞了两弹一星，建起了工业化的独立体系。但是，付出了严重代价：经济比例失调、民众普遍贫困、人身自由丧失、数千万人不正常死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600万人，是抗日战争死亡人数1800万的两倍。这是自然灾害吗？明明没有生产这么多粮食，层层虚报，结果超购征粮，断了农民的口粮。农民可以去讨饭啊，但必须有证明，没有乞讨的自由！政府的粮库里还有403亿斤粮，为什么不拿出来救济啊？不敢上报真实情况是重要原因。这是一场人祸啊，是计划经济加专制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农民宁愿饿死不抢粮？为什么文化革命中被整死还呼毛主席万岁？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都有神圣、正义的理念支撑，有对毛泽东像神一样的敬畏。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还能恢复这样的信仰吗？
这三种主张之间水火不容、互相攻奸。批西方文明是丛林规则、弱肉强食，批传统文化是专制、愚昧，批社会主义是专制、落后。移植哪一种主张都难。所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创新。说创新，不是不要继承，而是继承中创新，创新中继承。
我提出了三爱理念，即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就不允许爱自己，那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不爱自己呀？
传统文化是爱他人，孔子的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
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资本才有主义，按资本股权来分配。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来出主意，社会来参与，按社会公共利益来分配。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古为今用，又洋为中用，还坚持社会主义，既继承，又创新，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需要终极理念的支撑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有终极理念的支撑，才有正义性、神圣性，才可能被大家所信仰、所追求。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终极理念是什么？为什么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人类的信仰都有终极追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给人来世的幸福，传统文化、共产主义是给人现世的快乐。大多数现代人不信来世，对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也不感兴趣，那怎么办？我就创造了第六种信仰，即幸福学。
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这就是人要追求幸福。与动物不同，人存在对物质的无限性追求和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不管是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都有共同的动机、愿望、目的，那就是追求幸福。很多人认为，幸福是主观的，各人有各人的幸福。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满足了人的需求。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那是精神病。所以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我们就可以抽象、概括出幸福的主要来源。
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买了一套别墅，看着大海，哇，幸福感油然而生。这种幸福感是真实的，不能说是虚假的。这就是人发财、赚钱的动力。但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是短暂的。住别墅、看大海，时间长了就没劲了。这就必须有新的刺激，不断刺激产生的幸福感是递减的。现代人吃的、玩的太多了，但总感觉不好吃、不好玩。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有可能是有害的，鱼翅、鲍鱼吃多了，就会犯糖尿病、血压高。所以，人单单追求物质幸福是不够的。
来自情感层面的幸福。这就是人和人真挚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信任、拥护、爱戴，都会带来幸福感。来自人和人的真情所产生的幸福感，比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感长远得多、持久得多。而且多多益善，没有害处。更重要的是不会破坏环境、不消耗资源。现代人恰恰忽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幸福。一颗柔软的心、一个纯净的笑、一个尊敬的礼、一个亲切的问，都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带来愉悦。
来自精神层面的幸福。什么叫精神呢？人是要死的，总想生命怎么无限延长。人希望永恒，所谓精神就是永恒，超越生命有限的永恒。人想永恒，就信教，这就是宗教精神。我做好事、做好人，将来到天堂，这就是永恒。把孩子拉扯大，虽然死了，我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这就是母爱精神。中国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培养自己的孩子，这是对永恒的一种追求。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我的有限生命，通过奉献在许多人身上得到延续。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工作、提供服务，受到顾客的认可、尊重，也可以实现永恒，这就是敬业精神。还有牺牲精神，你掉到了河里，我把你救上来，我虽死了，但我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得到延续，所以叫重于泰山。
人怎么获得幸福呢？那就是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首先要爱自己，身心健康。成天上网、喝酒、打麻将，心脏病、血压高，身体不健康，能幸福吗？还要心理健康，一受挫折或刺激，就受不了，就跳楼，能幸福吗？其次要规划人生，实现价值，不能白活一辈子。那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呢？吃好、玩好算不算？那只是自我需求的满足。所谓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满足。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对他人的效用，也就是能给他人带来幸福、愉悦。所以，真正爱自己，必然爱他人，光爱自己不爱他人，就不会幸福。你有一大堆的钱，谁也不愿意跟你讲真话，谁也不愿意跟你来往，你幸福吗？最后还要爱大家，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遵守公德。
幸福是门大学问、是门大知识，需要普及、需要推广。懂得了这门学问，不管你是老板还是员工，钱多还是钱少，男人还是女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会活得愉快、快乐、幸福。如果没有学好，再多的钱、再大的官、再有名，也不幸福、不快乐。可是，现代人重视谋生的技能，不重视谋幸福的知识，这是误区。传媒要担当传授幸福知识的重任，我设计了《幸福你我他》栏目，有幸福故事、幸福论坛、幸福警示、幸福信箱、幸福指数、幸福竞赛……希望找到合作媒体。
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以幸福为终极目标，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这需要为共产党和广大民众所接受。
以幸福为目标，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就是让所有人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为人民谋幸福。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就是让民众幸福。以幸福为目标，也符合民众的愿望，谁不希望幸福？
具有信仰所需要的终极性、神圣性、正义性，具有理念所必须的严密性、现实性、实践性。我正在地方、学校、企业推广，得到领导、师生、员工的认同。
普遍幸福应取代发展第一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目标，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为推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领域改革的新共识，也可以作为修身、治家、治企、治校的新理念。
综合了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既符合现代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既继承传统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既坚持社会主义，又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既是创建中国的新文化，也是为世界探索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