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意识形态：政制建构的必然
政治制度既是政治思想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国家建构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更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制度变迁的历史告诉人们，当人类组织和生活在国家的空间和形态中，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因为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意识形态承载着许多历史的知识和思想的积淀，通常被理解为“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1]368。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存在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通过一系列理论概念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国家体制与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实现特定理想目标的途径的合理性。
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必需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32这里，马克思区分出了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就是“软国家机器”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以获取被统治的社会个体从心灵和情感上的认同；第二，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有效性，使得被统治个体认同统治阶级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发展；第三，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公正性，使被统治个体认为只有在这种统治中个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第四，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自然性，从历史规律中寻求政权不可挑战的解释。所以，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把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信念灌输给社会成员，创造最大的认同。在本质上，国家意识形态是现实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存在在统治阶级观念上的反映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国家的主导和主流政治意识，是整个社会的行动纲领。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就是从人类社会的精神、价值信仰层面提供一个社会共同体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和带有普适意义的道德体系，也就是从终极价值的角度规范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用真、善、美的基本符号体系约定生活规则。
二、意识形态担当者：中国政制中的干部
无论是解释、信仰的功能，还是行动的功能，意识形态本身首先需要一个承载、担当的主体。原因有三点：第一，因为意识形态的运作的第一步是需要嵌入到这个担当主体的思想和意识之中，这个担当主体首先要为意识形态的展现提供一个平台和空间，这样，意识形态才可以随后进入国家和社会领域发挥功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在它进入国家与社会之前，它的本质必是代表社会之中占统治地位阶级、阶层或集团、组织的利益、愿望和信仰。马克思在分析意识形态时，就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了“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将其与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被称为阶级的集团和一定阶级的统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3]5－6因此，统治阶级、阶层它首先必须要承载自身的意识形态，才可能借助国家或者政府机构中宣传、教育、研究等力量宣传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第二，意识形态被创设之后，其自身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与调适需要意识形态担当者的主观行动。意识形态的调适性是由其自身内在层次性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在形成后其认知解释部分和价值信仰部分是相对固定的，但其实践行动部分因为要考虑动员、指导社会行动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和可能，具体来说，是因为意识形态“在内容上表现为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广泛宣传和广为知悉的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即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规划、战略、路线、方针与政策体系。”[4]243所以，其实践行动部分则需要不断调适与社会生活的适应度和融洽度，这就促使了担当主体不仅仅是简单的承载，还要修整、调适意识形态。第三，任何意识形态的最高状态就是建立普适的认知解释体系，此过程需要意识形态自身的担当者借助特定的工具不断灌输和宣传。某种意义上讲，灌输和宣传构成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和机制，担当者成为社会化的主体。这样，意识形态的担当者就成为意识形态能够发挥其功能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可认为，是担当者支撑起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自身的意识形态为号召和旗帜的政治集团，干部是政党保持其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基于政党的一体化和领导、执政的需要，党必定要锁定和塑造意识形态的担当者，这就是党的干部。政党的干部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的担当者，这是由党的干部与党的组织结构、政权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的。(1)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定了政党的行动纲领，担当和宣传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机构体系得以正常运转。政党的本质是一种组织结构，它至少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是完备的理论纲领，二是相对稳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三是各级骨干组成的层级节制组织体系，四是上下相通的信息传输渠道，五是比较固定的组织成员。[5]44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性组织原则，干部具有强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它有力地扩展和壮大党员数量和规模，并且，党的干部带领党员深入中国社会，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以获取群众最大的支持。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它是以干部为核心和骨干支撑起来的组织体系。中共党内的职务组成是：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普通党员，干部成为党组织结构的骨干，由上而下履行不同的领导和组织职能。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组织层次是：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干部也直接构成党的组织层次体系。(2)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政权体系的核心。任何新确立的组织、制度或者经过再造的组织、制度，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围绕在党组织这个核心的四周，这样，“在党的组织网络渗透进各级政府以及各种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体制条件下，国家权力运行的制度组织体系所能产生的实际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组织网络对制度组织体系的组织控制和功能替代程度”[6]157。党组织体系对国家政权体系的控制和支配，其实际的行动者就是覆盖全国党组织的广大党的干部，党的干部广泛渗透和深深融入到国家政权体系里。具体的形式：一是体制内的领导，这主要通过其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的组织来实现；二是体制外的领导，这主要通过党对政府主要干部所具有的组织人事权，以及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制来实现。[6]164这样，党的干部就成为支配和支撑国家政权体系的内在结构要素。(3)国家政权体系建构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掌国家政权体系，领导中国社会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作体系中，干部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运行者。干部在新的政权体系里至少在两个层面发生作用：第一，社会的利益、要求和支持通过干部流入政治系统。从地方到中央，由干部支撑起来的整个政治系统具有层级性，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支持反映到各个层级的干部，而下级系统向上级系统传递利益表达信息，同时也进行一次又一次利益聚合，最后到达中央一级，形成最高层次的表达和聚合。第二，政治系统的命令和规则通过干部作用到社会，完成国家的治理。因为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在政治上被各种相互协调的组织结构整合到一个大的政治系统之中，这些组织包括各级代表大会、党政各级组织、居民区和劳动团体、青年、妇女、工人等的群众性协会。正是通过干部对公共权力的执行和运行，作为治理层面的国家公共权力才得以正常运行，从而保证了国家制度的安排和社会秩序的提供。
党的干部成为意识形态的担当者，也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的国家政权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由什么来创设和建构？马克思认为是“软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则直接提出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指出，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进行：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是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的；后者包括宗教的(各种教会系统)、教育的(各种公立、私立的学校系统)、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政治系统，包括各个党派)、工会的、传媒的(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①所以阿尔都塞的一个结论是意识形态绝不单单是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存在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非强制性国家机器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干部掌控和控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就是自身成为政治传播者，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政治传播，在传播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中夺取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②。正如汤森所研究，中国的公开传播网络几乎都是官方的(国家或党的)事业，其内容和管理都受中央政治权威的控制。[7]151其实这也是干部网络作用在国家层级体系的一个直接体现。实际上，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层干部，从政治体系的系统观念看，都承担了政治传播的职责，因为高层干部作为领导地方机构和基层干部的权力掌控者，在传播的过程中角色分工显得更为特殊。所以上级干部监督下级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工作，在必要时则通过亲自来访以支持他们的工作。上级要求这些基层干部、下级干部和积极分子掌握正式媒体所揭示的政治问题，并引起公众的注意，必要时向群众作说明或劝导，以便赢得群众支持。实现这一要求的方式包括：通过学习时事政治的定期讨论小组，就特别紧迫的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或简单地通过日常的问答对话。通过干部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作为，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随时接触和洞察群众的反应，并灌输其理论和观点，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大力量所在，也是干部作为政治传播者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的过程。
三、干部塑造：干部队伍建设与国家成长
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付诸实践，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对意识形态的担当主体进行培养和塑造。因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整合，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意识形态需要在同时的思想世界中取得优势地位；二是取得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4]248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执掌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复合性和重叠性。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一体化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一体化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是要使担当主体的思想、意识获得统一，并且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取得担当主体的真正同意和认可。实际上，在国家建设中，政党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相统一的，其本质就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
干部塑造与国家建设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方面是由干部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干部自身的内在特质决定的。干部既是政党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特定的社会群体，具有特定的社会角色和功能。中国的干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社会性。干部是一定社会关系要求的体现。马克思把社会看成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和复杂结构组成的巨大系统，创立了社会形态理论。他把人的本质看成现实的系统和结构，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60干部脱离不了人的本质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干部表达了一定社会关系。干部的社会性决定了干部必定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而不是虚幻和想象中的。第二是政治性。干部是政党的骨干，干部是政党按照自身的纲领、奋斗目标、组织结构等的要求挑选出来的。因此干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个体，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它肩负特定的政治使命，承担特定的政治任务。干部也只有按照这一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按照政党的要求发挥作用。所以干部的政治性就决定了干部必定表达和反映一定的政治关系。第三是复合性。干部的复合性是指随着干部从事社会管理活动范围的扩大、领域的加深，必定会涉及政治与经济、科技与文化、教育与管理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干部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干部的复合性也就体现了干部完成政党使命、政治任务的内在诉求。第四是时代性。干部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时代对干部的要求不同。这其实就是政治任务决定组织路线的具体化。比如，在土地改革中，对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具备说服群众、发动群众的能力，掌握土地经营和管理的本领；在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中，对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则就是要善于经营管理，有开放性思维，有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等。所以干部的时代性也是干部必须完成政党使命、政治任务的正常反应。
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发展中，干部塑造与国家建设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在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建设运动。在早期，中共基本上接受了苏联国家模式，不仅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了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还接受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不过，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从来就没有对苏联式的国家模式满意过。[9]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建设回归到正常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既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又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这种发展具有双重性特征，所以，我们把这一发展又叫做‘双重转型’”。[10]357正是这种“双重转型”，使得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具有双重规定性：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既要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追求现代化。然而，革命后的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牢牢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战略和方式是全方位的和多元的：发展的经济战略是集体化和中央集中计划；发展的政治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执政的共产党真正垄断国家权力；发展的最后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通过长期阶级斗争和反复努力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确立始终如一的集体主义觉悟；发展的世界环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斗争的战略形势。[7]102－103在其中，一个基本的策略和机制就是塑造自己的干部队伍，通过又红又专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以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稳步构建。但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的国家建设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维度展开的，其立场与在现代社会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国家建设有内在的冲突，结果导致国家建设的扭曲。[11]而党和国家的人才塑造则在“政治挂帅”的旗帜指引下，往往突出“红”而忽视“专”，甚至片面强调“根正苗红”，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废除，不仅造成了原有人才资源的浪费，也给后来的国家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人才资源不足局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路径发生深刻变化，将社会主义的实践建筑在现代化基础之上，并创造了全新的中国进步与发展。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因此回到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中来，并得到有效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在党员人才队伍塑造上，又“红”又“专”被“德才兼备”所取代。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将优秀的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指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12]407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其来源渠道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作为执政党与领导党的人才塑造标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首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议程还是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或者提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也具有政治意义。因此，党必须不断努力塑造懂经济善经营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针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江泽民曾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连市场经济的ABC都不了解、不掌握，怎么领导人民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学习，使我们的领导干部尽快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要领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13]88－89其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也表现在其他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尽管各民族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得到发展，但很难达到一个平均状态。很显然，要在这些差异中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其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尽管自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积累了一套成功的少数民族干部培育经验，也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积极作用。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及国内利益矛盾的多元化冲突加剧，国家建设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最大任务仍然是国家整合。因此，党的人才塑造也必须服务于民族地区国家建设的需要，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非少数民族但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其他族群的党员干部。再次，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各个方面正以加速度和国际社会整合，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即一个我们可以能够应付自如的国际社会。相反，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经常超越出社会和政府所能应付的程度，更不用说社会个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国际环境作出及时有效反应的政府。[9]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党员人才队伍建设就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必须大力塑造或吸纳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人才。最后，当代中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在国家整体实力得到有效增强的同时，其内部多元复杂的矛盾也使其发展具有脆弱性、高风险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事实上集全部责任与风险于一身。国家发展的脆弱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风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党的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其人才塑造必须建立起能“吐故纳新”的血液循环机制，确保党的生机与活力。
在现代国家成长中，干部塑造既要为党的发展创造空间，更要推动现代国家的建构，为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提供人才资源。首先，塑造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人才。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1]490作为民族国家范畴的国家要素，“是指现代理性国家，它形成于西方现代初期，是一种自立于其他制度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的社会制度，并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1]490因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其核心是主权，即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对外的最高代表权。自新中国成立后，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其任务还十分艰巨：祖国统一大业尚未最后完成，边疆不稳定因素也频繁出现。这在客观上要求作为领导党和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强大的涵盖科技、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优秀人才的干部队伍。其次，塑造现代民主国家所需的人才。当代中国不仅要建设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4]168，并认为“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4]176。中国共产党历来以“民主”作为其最基本的政治理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对于“民主”一词并不陌生，民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并不透彻。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民主就是不受约束，就是不需要任何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此种民主，邓小平曾告诫说：“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15]252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就是照搬西方的民主。事实上，“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15]284追求民主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民主的错误。林尚立指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具有三重规定性：一是社会形态的规定性，即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二是历史条件的规定性，即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三是中国国情的规定性，即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16]453如此重的民主建设任务，并不是任何一位党员或党的干部所能认识得到并能在实践中运用得当的。因此，在当代中国建设现代民主国家所需要的党政领导人才，必须是既懂得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又懂得中国的基本国情，还要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
四、红与德的有机结合：干部塑造的政制使命
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治制度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从党的建设实际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而言，树立高尚的道德人格、塑造和坚持先进的思想品质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能力就成为“红”与“德”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党的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用人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把德放在首要位置。”[17]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将党员干部“德”与“才”的塑造和权衡形象地表述为“红”与“专”的问题，提出党员干部应该“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18]309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党员干部的“红”与“德”。正是由于党员干部能够以先进和高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要求自己，才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革命胜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德才兼备”和“以德为先”作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标准，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忽略“德”与“才”的兼备，以及过分地强调“红”和“德”为先都是片面的，并不是发挥干部和党的先进性的表现，反而是对其的歪曲和削弱。强调红与德，并不是片面地追求红与德，而是在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基础上，突出红与德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功能。
“红”与“德”的结合，最为基础的内容是：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第二，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对于干部来说，其立场和观点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和党的政策立场上，站在维护党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划清基本界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所以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可以变物质”，“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8]226，他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所有干部甚至是全国人民的头脑，要开展“灵魂革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要坚持不懈。第三，严明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指干部在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党章和准则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干部必须完全遵守党章、党纪、党法，并有高超的政治能力。要求善于从政治上划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界限，增强对一切有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病菌的抵抗力、免疫力。具体地讲，就是要能够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议会民主；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学习西方先进与崇洋媚外；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客观地讲，无论是在录用阶段还是在管理控制阶段，对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上的塑造都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对“红”的重要要求就是要确保政治的纯洁性。
“红”与“德”的结合，最为关键的是忠诚于党性。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性，也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政党代表着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意志和要求，因而有着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特性的自觉表现，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而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刘少奇曾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19]94－95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员的党性有其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三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四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五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六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同一切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③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所培育的干部，不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圣人，而是融于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群众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劳动者。江泽民在《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讲话中就强调，一方面，“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20]540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新时期干部塑造的首要任务。新时期干部塑造需要培育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但其人才必须首先姓“党”。
“红”与“德”的结合，最为紧迫的是选人用人机制的创新。选人用人的实质是“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用什么标准评价人”的问题。必须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完善选人用人机制。(1)选什么样的干部。这实质是用什么样的标准选干部的问题。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选人用人标准。要打破人才的身份、背景、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拓宽党政干部来源渠道，广开进贤之路，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选人用人。既要注重领导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更要确立政治品德在“德”中的首要地位，把那些德才兼备、政治品德好、干事能力强、群众信得过、扎根群众、奉献人民的干部选到领导岗位上来。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选拔任用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炼、重大事件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2)用什么方法选干部。要拓宽视野，按民主公开、公平公正、优中选优的原则选拔干部；要立足全党，用差额选举、公开招考、竞争上岗的方法选拔干部；要尊重民意，用多元提名、责任明晰、科学票决的机制推荐干部。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竞争性选拔干部是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是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方式。要加大力度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干部，加大力度完善党内差额选举、竞争上岗，加大力度推进县、乡两级党组织公推直选产生干部的试点，加大力度推进地方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完善干部提名权机制。规范提名主体，厘清“一把手”提名和发扬民主的关系，构建民主的多途径的提名机制。既要确保主要领导的选人用人权限，又要克服初始提名权被“一把手”垄断的弊端；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解决推荐主体责任不明的难题；既要尊重民意，又要综合多途径多渠道的考核意见。坚持权责统一，明确提名责任，建立健全提名主体责任追究制度，增强提名主体的自我约束力，确保提名权有效行使。(3)用什么标准评价干部。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干部；用“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答应不答应”的标准评价干部；历史地、全面地、经常地考察干部。树立科学发展政绩观。树立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的科学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标准科学、内容具体、方法正确的考评体系。必须扭转唯GDP评价干部的导向，把科学发展理念、人本理念融入考评指标，注重工作实绩，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干部和班子的特点，建立健全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考评指标体系。加强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确立考察干部的民主导向，坚持执政效果问民意。将干部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转化为群众可感知、易判断的指标，用群众满意度来评价干部，引导干部关注民生、服务人民。
注释：
①转引自孟登迎著《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②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就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者它往往会‘清除’或者其至以武力来制服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参见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③参见叶笃初、卢先福主编《党的建设辞典》中的“党性”辞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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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