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上课的教室就在一教。那时正值春暖花开，腊梅还在开放，树木刚从冬天甦醒，还只是枝枒婆娑。不久，教室外路边的银杏树就变得郁郁葱葱了。在所有的植物中，我最喜欢银杏树。这种古生物化石式的树种，迄今已经几千万年却没有变异，而银杏树可以存活上千年。后来，每当春天来临，我从西门进入校园，迎面就感受到银杏树的浓绿，在这一时刻，我就强烈地体会到什么叫生机，什么叫生长，什么叫顽强的生命。校园有着它无法替代的美好，北大校园尤其如此。

那一年我44岁，离开了我工作整整13年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如果加上读博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整整16年。也可以说，我的青春年华一大半留在了社科院。如果说不留恋，那不是真话。那里有我熟悉的学术环境，有很好的同事关系，有比较自如的工作平台。在这样的年纪，在这样的时期，选择另一个地方，一切从头开始，机会成本无疑太高了。但是，当我走在这样的道路上，看着两旁绿油油的银杏树，我会有一种感受，那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气息，有一种澄明。我想这种感受比所有可计算的规则都要有意义得多。也因为这种感受，我来到北大，仿佛置身于一个意境中，他象是我诉说的一个故事，而我并不真正在故事中。

我与北大有着多次擦肩而过的经历。1977年高考，不用说，两腿泥还没有洗干净，当然没有报北大。1982年考研究生，我考的是朱光潜宗白华二位先生合招的美学专业的研究生。考完之后，我从南方到东北哈尔滨去参加全国马列文论研讨会，回程在北大住下。当时想去拜望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听说朱先生身体欠安，不便打搅，就去拜望宗白华先生。那时年轻，或许是80年代初颇为盛行的访学风，居然如此莽撞，从未名湖畔一路问到宗老先生家，也没有预约，居然敲开门就进去了。宗老先生和老太太一脸和善，如此好客，让我颇感意外。我原以为只要能站在门口看上大师一眼，我就满足了。居然让我进去，老太太还给我递上一杯茶。我拿着成绩单给宗老先生看，宗老先生说，你成绩还不错，怎么没有录取？一时间我竟答不上话来。其实不录取已成事实，我也没有任何争取的愿望。只是想借机拜望一下先生。想起我在灯下诵习先生的《美学散步》，那里体会到的岂止是学问？那是一种人生意境。先生那时已经85高龄了，精神还是颇为矍铄。他得知我来自遥远的南方的某个城市，他谈起了40多年前躱日本曾经过那个城市。这个故事他叙述得颇为详尽，几乎是兴高采烈，又带着对日本的憎恨记忆，老先生是个性情中的人。我尙未来得及就美学问题向先生请教，一看已经有些时间了，我想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宜过久打搅，只好起身告辞，再谢了老先生和老夫人。

出来走在未名湖畔，回身望着那一片楼房，不知里面住着多少名师大家，只觉得湖光闪烁与树木葱茏之间，自有一种神气。那时正值暑假，校园里颇为安静，当时我住在北大中文系朱晓进的宿舍里，中午晓进拉我到燕园，要了二盘小炒，记得有一盘是炒猪肝，喝起了啤酒。晓进问我拜访成果如何？我只是说：得见大师已经十分满足了。说起来，多年过去了，我对朱晓进兄还是心存感激。那时我只凭着我的朋友高少峰的一封信，就找到朱晓进，高少峰与晓进是中文系七七级同班同学，晓进当时在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接过信，只看了一眼，就安排我吃住下来了。那时的学生生活都颇为清贫，但晓进却每晚请我到燕园以小炒招待，他的好客，对朋友之大方诚恳让我长久难以忘怀。那次住了一周离开了北大，我想，北大人真是好客啊。

后来，1985年，我又到北大，那次是拜访谢冕先生。先是参加了谢冕先生主持的关于“寻根文学”的座谈会，在那个会上，认识了刚读硕士的张颐武兄和余慈江兄。当时我也就寻根文学放了一通言论，使用了不少新概念新术语。谢冕先生一边记笔记一边说：“这是新概念汉语嘛！”先生此说鼓励着我后来不断地制造“新概念汉语”。谢冕先生颇重乡情，知道我是家乡福建来的人，又是他的同学孙绍振的学生，欣然答应了我要去家中拜望他的请求。那天下午在谢冕先生家中说得天昏地暗，先生不断地用他爽朗的笑声表达了他的好客情怀，鼓励我们畅所欲言。1987年，我考博，想投考谢冕先生，但那年谢先生还不能招博士生。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钱中文先生担任我硕士申请学位答辩的主席，他看了我的论文，对我十分肯定，表示欢迎我报考他的博士生，这一考，就到钱中文先生门下。又一次与北大擦肩而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呆就是十多年。

当然，此后有无数次踏进北大校园，不过，直至2003年到北大工作，其中的感同身受自然有所不同。我在这里说北大如何好，那几乎是套话，北大还用得着我来说的吗？况且我能说出什么呢？我有什么资格和资历来说这种话呢？我能想起我过去与北大的切身关系也就是上面那些事情。到北大五年了，要我回忆起什么大不了的事颇为费劲，大事仿佛跟我没有关系，小事一桩桩似乎也不值得多说。在学校的工作和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上课，指导学生论文，各种考试面试、改卷等等，至于自己写作则是猫在家中，几乎与世隔绝。日子如同流水一样，年年月月如此，冬去春来相似。

只是猛然间才意识到我来到北大已经整整五年了，又是春天，又是在一教上课。银杏树还没有绿，有一种早春的寂寥。说起来，我是喜欢这种寂寥的。即使看着一片浓绿，我欣喜的也只是那种辽阔而单纯的意境，平静、淡泊却有一种定力。在淡蓝的天空下，银杏树让你觉得离现实很远，有一种倔强的历史定力。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北大如此宽广，仿佛很深很远。也许那是因为历史的北大存活于书本中，存在活于记忆中，有它的背景在起作用，北大校园里自然有一种深远、空旷与空灵。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在如此真切的现实氛围中，却如同与历史的北大有一种私语，仿佛是历史的神话般的北大应邀来访的客人。确实，很多大学没有历史，有历史也已经死去。只有北大总是有着不死的魂魄，而魂魄总是在别外，在别处召唤、吁请、嘱咐……。以至于我置身于它的现实，总觉得如做历史之访客。过往的做客记忆与这种感怀重叠在一起，颇有些不易抹去，是因为青春年少时的记忆太深吗？

恍然意识到我已经是北大的一分子，走在这样的路上，就能走进浓绿深处，走向北大深处。

作者简介：

陈晓明，男，1959年2 月生，福建人。早年有过知青经历，文革后上大学（77级），198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 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

著有《无边的挑战》（1993），《解构的踪迹》（1994），《表意的焦虑》（2002），《不死的纯文学》（2007）等1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300多篇。曾获 “华语传媒文学大奖” 2002年度评论家奖项，获2007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

担任第十届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