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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思想者在精神上与它的时代总是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人与时代处于尖锐矛盾之中才能进入到思想者行列，才会真正有所思想，于是，庸人们活得很幸福，思想者却往往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人类思想史在大多情况下都是这样被书写的。
我想专门说一说卢梭。一般意义上，卢梭（1712-1778）一生很不幸福，这是因为他没有像常人那样苟活（苟活往往是一种舒适温暖的状态），而是用犀利的目光审视他所处的时代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招致统治者无休无止的迫害，即使身边朋友也纷纷远离而去，凄苦孤独始终伴随着这个为人类理性的健全和发展不懈奋斗的人——最初，法国大理院下令焚烧他的作品并要逮捕他，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同样不见容他，下令焚烧他的书籍，卢梭又逃亡到普鲁土属地莫蒂埃，而莫蒂埃教会马上发表文告，宣称卢梭是上帝最危险的敌人，卢梭只好流亡到圣彼得岛。
一个用思想活着的人除了思想还能够干什么呢？在莫蒂埃流亡期间，卢梭开始撰写一部在他看来十分重要的作品: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这部作品，就是大家熟知的构成人类思想史重要章节的《忏悔录》。
我们重温一下这部伟大著作的著名开篇:“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没有人敢这样说，因为并非所有被生活污水浸泡过的人都还能够像卢梭这样保持如此纯净的精神质地，更没有人能够具有如此敏感复杂的心灵和如此激扬而深刻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是苦难的思想者-漂泊者与活得很幸福的庸人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无法把他们归为一类，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生活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活得如意，另一种活得不如意,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如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如意的人各有各的不如意。在宏观意义的社会和微观意义的单位中，识时务的“俊杰”如鱼得水，与“常规”格格不入的人的生活却像浸了水的棉絮一样沉重。不能说与“常规”格格不入的人都是思想者，但是思想者必定与“常规”格格不入，就像卢梭那样，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任何用思想而不仅仅用肉体活着的人那样。
人各有志，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违背“常规”颠沛流离，正因为这样，考察思想者为什么会违背“常规”而成为漂泊者，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者连结在了一起，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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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中国单位制度的极权主义特性》中，探讨单位作为社会基本单元是如何运作以及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结果，篇幅所限，我不再重复其中的观点，但是，对于所谓的单位制度，还是要做一个提示。简单说来，我们目前的单位制度来源于政府权力对社会成员的高度控制，这种控制完全取消了私人空间，社会成员一切精神、物质所求只能从一个渠道获得（管仲“利出一孔”者也），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完全忠诚和顺从政府（单位）权力，否则你就会被“划入另册”，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漂泊者。
我们已经说过卢梭作为漂泊者的命运。有没有一种相反的情况，譬如思想者得到权力的庇护，不再是漂泊者了呢？我认为没有。为什么没有？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漂泊者的精神自由是思想者的身份证明，思想者如果得到权力庇护，一定意味着丧失精神自由，而丧失精神自由的人的漂泊者身份也必将随之消失，所以，权力可以庇护向权力归附的人，却无法庇护真正的思想者；二、作为社会学范畴的话题，我们必须注意到历史逻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权力即使心情最好的时候对思想者也总是充满了警觉，因为思想者永远都在妨碍权力，权力从本能上排斥和仇视思想者，除了《水浒传》里描写到的那种“招安”之外，权力不可能在任何思想的意义上庇护思想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逻辑。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古代的例子。
《战国策·赵威后》记述了赵威后（赵威后即赵太后，赵惠文王之妻，赵孝成王之母，公元前266年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以其年幼，故由赵威后执政）接见齐国使者的一次谈话，原文不长，引述到这里——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我现在用我的语言叙述一遍。
有一年，齐襄王派遣使者访问赵太后同志，赵太后同志还没有打开书信，就问使者：“齐国今年的收成还可以吧？人民群众的生活进入小康了吗？他们安乐吗？社会和谐吗？你们大王身体好吗？”
使者有点儿不高兴，说：“我是奉大王之命专门来向太后致意的，您不先问候和关心我们大王，却先打听自然年成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是不是有一点儿先卑后尊了？”
赵太后同志笑道：“话可不能这样说，同志。如果没有年成，人民群众凭什么繁衍生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大王又怎么能够在天下称尊呢？这可不是舍本求末，这是顺应历史和现实呀！”
使者无语，赵太后同志接着又问：“我听说齐国有一个叫钟离子的隐士，他最近情况怎么样？钟离子这个同志主张有粮食的人有饭吃，没粮食的人也有饭吃，有衣服的人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的也有衣服穿……你知道吗？他这是在帮助君王呀，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齐王为什么至今没有重用他呢？叶阳子同志还好吧？我知道他这个人主张怜恤鳏寡孤独，振济穷困不足，这是在替大王存恤老百姓呀，齐王为什么至今还不把他任用起来呢？北宫家的女儿婴儿子好吗？她不幸失去丈夫以后，摘去耳环玉饰，至今不嫁，一心奉养父母，用孝道为人民群众作出了表率，可是我没有听说她得到朝廷的褒奖……你看哦，这样的两位隐士不受重用，这样的孝女不被奖励，齐王怎么能治理好国家，怎么能够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呢？”
使者当然不好回答这些应当由君王回答的问题，继续沉默。
赵太后同志意犹未尽，话锋一转，突然问道：“我听说你们齐国的於陵有一个叫子仲的混蛋，目前难道还活在世上吗？这种从来不认真学习和领会齐王的思想，在上对君王不行臣道，在下不能很好治理家业的人，群众影响很不好，长久下去，会把人民群众引导向极不正确的方向，齐王为什么至今还不把他杀死呢？”
故事并不复杂，然而怎样解读这篇短文，却变得复杂起来——《古文观止》评价说，本文“通篇以民为主，直问到底；而文法各变，全于用虚字处著神。问固奇，而心亦热，末一问，胆识尤过人”，似乎颇为中立；当代人却比古代人更为激赏，我最近看到有人这样解读这个故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古人早已悟出了民主政治的精髓，一个国家是以人民为尊贵，而非君主、统治者为尊贵的，这是近代人民主权论在远古的先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主只是为人民所认可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可见，中国这种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早在先秦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真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文化典籍中总是津津乐道的贤明君主的形象。什么是“贤明君主”呢？就是懂得老百姓的收成好了吃饱了饭（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够稳固君主地位的人；懂得把最符合君主利益的人才（赵太后提出了几条重要的标准）及时选拔到官僚机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的人。有了这个定义，也就不难理解这个故事讲的归根结底还是君主统治术——君归根结底为君，民归根结底为民，不可变更，不可改动。
事情还不仅于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赵太后同志最后那句话：“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露馅了：那些对君王不行臣道，不能很好治理家业，脱离于“常规”之外的人，早就该杀死他呀！不杀是不该犯的大错呀！……我实在看不出赵太后同志“早已悟出了民主政治的精髓”，更看不出她有“君主只是为人民所认可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的见解。
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思想者都是赵太后同志竭力主张赶快杀掉的子仲，我们两千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结果，我们从当下的行政单位看到了一个当代“子仲”——这家伙无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信守正义，固守原则，绝不为了升官出卖灵魂，不贪不腐，遇到不义之事还喜欢非议几句……领导（君主）会怎么看？领导会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吗？不会。相反，这个“有些怪怪的人”反而会让领导觉得很别扭很麻烦很操蛋很不是玩意儿，这个所谓的子仲将会遭遇怎样的对待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们不说暴行，譬如赵太后同志喜欢的“杀”字，我们只说在上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呵护体贴中，这个人就像蛤蟆被放在逐渐加热的水中那样，不知不觉就会被窒息，被边缘化为“无”——结果还是被“杀”了。
“被边缘化”在我们今天具有一种残酷的意味：你的思想再有价值也不会被容许出现在主流期刊和媒体上，相反，会有很多种力量参与对你的围剿，仅仅因为你非法地持有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标准和规格的思想。具体到一个环境当中，你不仅升迁无望，还将面临评职称受阻的困境；即使你是某项学科的权威也得不到科研立项；你学富五车也无法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你像牛一样勤恳工作反倒拿不到年终奖金；你作为多余人到处遭受白眼：遭受最高领导的白眼，遭受中层领导的白眼，遭受基层领导的白眼，遭受办公室同事的白眼，甚至单位司机和掌握饭勺的炊事人员都对你施加眼色……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要知道，权力的野蛮力量不仅能够消泯正义，更能够扭曲道德，一个不被权力欣赏的人在很多种情况下都是不被任何人欣赏甚至于被排斥的人。
谁能够耐受住这种可怕的煎熬？
曰：思想者，仍旧是思想者，那些把思想看得重于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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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可以说糟糕的处境会成为思想者的温床，但不是说所有处境糟糕的人都能够成为思想者。事实上，有一些胆大妄为的人不但没有成为思想者，反而成了歹徒，譬如被逼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譬如最近因为杀死六个警察而名扬天下的杨佳；也有更聪明的人选择了妥协，竭力成为权力者的附庸和打手，以灵魂的小小堕落换取一种通行的活法，在这种活法中想方设法攫取物质和精神的利益……唯独真正的思想者大道当风，不改初衷，坚守着他的阵地。这出于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思想者成为对糟糕处境发出哲学诘问的人，他不仅想弄清自己糟糕处境的来源，还想弄清身边人糟糕处境的来源，更想弄清整个国家乃至于全人类糟糕处境的来源。我们前面说到的卢梭就是这样的人。
思想者的处境非得要如此糟糕么？能不能“和谐”一些，别让他们这么艰难？好像是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温习一下马克思的教导就更清楚了。我知道引用经典作家语录会让人感觉很枯燥，但是为了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引用在这里又似乎不可避免，我建议读者耐心读下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联系到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论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总结：一是可以总结为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著名论断，就像我们的教课书解释的那样；还有一种也可以总结为这是马克思对以前社会制度的观察结果，并不体现为永恒的社会规律，因为马克思随后还有这样的话：“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引文同上）
无论从哪方面总结都很能够确证我上面提出的观点。我个人更愿意把马克思的这种见解理解为教科书解释：“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思想者拒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精神自由的王国中吟唱用自己的灵魂谱写的歌曲的时候，“统治阶级”会怎么看？这个不识时务的思想者除了在社会主流之外漂泊，难道还会有其他的命运吗？
这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到个体——譬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卢梭的思想，是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呢？当然不是，不但不是，卢梭的思想还是当时时代、当时统治阶级的最为危险的敌人，是置放在统治阶级大厦下面的炸药。有了这种见解，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伟大的思想家卢梭为什么会有那样凄惨悲凉的人生处境了，也就不难理解这个本应当在思想巅峰大放异彩的人为什么在他的时代反倒如此暗淡了。
我们用同样的观点来观照前面说到的那个在中国单位制度下落入糟糕处境的人。不合常规的人往往会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人，哪怕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倘若这家伙再进行什么思想，再到处传播他的思想，当然就是时代、社会、单位最危险的敌人，就像卢梭之于他所处的时代那样，就像林昭、张志新之于她们所处的社会那样，就像千千万万我们无法记住姓名的人之于他们所处的不为人知的单位那样。
这些人都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即不断被赵太后这样的君主（领导）喝问：“此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于是杀——我已经说过，这里的“杀”很少表现为肉体灭失，更多的是权力把你消失为“无”，但这无法改变思想者被“杀”的事实：权力屠杀的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漂泊者的灵魂……如果你是一个正直并且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人，你就不会否认这正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大面积存在的事实。
然而，灵魂却又是无法被杀死的，它的精神质地决定了它的坚强，杀人者很少了解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的奇怪特性，所以，尽管屠杀一再发生，但是没有一个站立着的灵魂会轰然倒地，它们仍旧站立着——你看到林昭倒地了么？你看到张志新倒地了么？没有！她们仍旧像参天大树一样站立并将永远站立下去，她们将继续为我们留下一片遮风挡雨的绿荫；尽管我们经常看到鲜血，但是我们更看到了再生——思想者把苍凉无垠的荒原变成了精神成长的绿洲，所有证实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都在那里得到了滋养，那里一片葳蕤，生机勃勃。
我们就这样从过去走到了今天的，我们还将从今天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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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有的追求财富，有的追求女人，有的追求时尚，有的追求宁静，有的追求浮华，有的追求洒脱，有的追求安逸……精神自由只在有精神生活的人那里才会成为必需，而精神自由又往往意味着生存的不自由，这是所有思想者的宿命。
思想者-漂泊者在这里不仅具有精神涵义，很多时候还有更为严酷的现实生活涵义。当读者从网络上欣喜地发现思想，对表述思想的思想者表达敬意的时候，你想不到被你敬佩的人由于游离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外而被体制“抛”到一个让人极为窘困的地方，你想不到从常规意义上来说他们过的是一种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生活，他们孑然而立，所能倚仗的仅仅是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思索成为他们“在”的唯一证明，他们在对思想的阐述中证实自己为人。所幸的是这种思索产生出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使他们耐受住了寂寞，耐受住了痛苦，耐受住了可怕的孤独……感谢生活，让我结识了很多这样的朋友，让我知道了在晦暗之中还有如此耀眼的光亮，让我在文学世界中得到安放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的机会，让我无力而迷茫地踯躅于精神之旅时发现如此多的引路人，如此多的同道，如此多的后来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鼓励，得到支持，更感受到一种无法推脱的责任。
当一个人感悟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呢？你不需要了——金钱、荣誉、体制内地位对于你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远比这些东西更值得珍重，你知道有那么一些人秉持着纯洁高远的灵魂，不受任何常规价值的度量，他们由于自身的价值而具备无与伦比的价值，他们就是自身的尺度，一种我们必须仰视才能够发现的宏阔的尺度。
我曾经看到网友在一位思想者文章后面留言：“你是真正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你应当成为国家栋梁，应当在体制内为国家的健康发展发挥作用。”这句话既让人感动，又让人觉得天真——怎么可能呢？一个巨大的没有约束的权力系统是不会见容非议它的人的，这个系统既没有给非议预留程序，其自身也没有任何内在渴求，它不认为思想者的非议是在维护它而不是在诋毁它，不认为思想者的思想有什么社会价值，因为“社会”在它那里仅仅体现为一种权力形态和权力意志，除此之外没有人任何其他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下，当代的思想者与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思想者的处境必然相同——思想者必然会成为主流社会之外的漂泊者，这就是思想者的命定，无法改变，更无法摆脱。
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悖论。然而悖论又是无法把人打倒的，在站立着的人面前，即使再无情的悖论也无能为力，因为有一种东西可以战胜它，超越它，这就是：信念，强固的信念。
信念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认为这样而不那样活着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即使付出被社会常规抛弃的代价，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地进行思想更加宝贵，你珍重它甚于珍重自己的生命。这是所有思想者非同于常人的地方。
假如你想用灵魂站立，就不要害怕漂泊，倘若你确认了这种信念，那么，你在思想者-漂泊者之间就找到了一根宝贵的连线——在你作为思想者享受思想的快乐和愉悦的时候，漂泊者也能够与你分享；在你作为漂泊者体验痛苦与孤独的时候，思想者也能够给你孤苦的灵魂轻柔的抚慰……这样，你就是一个健全的人了，你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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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更可能比我上面列举的那种状况还要糟糕，即使是被誉为“心灵的力量压倒其时代的最杰出范例”的思想家卢梭在晚年也曾经感叹：“我感到纵使我有一切必须的才能用以抨击致命的谬误，也是毫不起作用的；即使我在斗争中胜利了，情况也未见得有丝毫好转。有的时候，我通过做一些满足心灵需要的事情以缓解我的痛苦，但是我对结果从来不抱奢望。很多人看了我的书，表示赞同，但是正像我预见的那样，他们却依然故我，毫无改变。” （卢梭：《致贝尔纳先生的信》，1762年）这是不是说思想者珍重并赖以存活的思想于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仅仅是一个奇怪的人的奇思梦想吗？
我曾经看到一位网友留言：“我很佩服你的学识和胆量，但是你说这些有用吗？”我凝视这句留言沉思良久，反复问自己：真的，有用吗？真的有用吗？我好像回答不出。我不知道卢梭是不是回答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的是，尽管卢梭有上述一番无可奈何甚至于宿命的言论，然而悲观主义的卢梭并没有说服战斗着的思想者卢梭，他没有回避时代要求人们回答的任何问题，他总是热情洋溢地抒发着他的感受，他仍旧听命于理性的召唤，尽一切可能向人们言说他的思想，他从来没有改变，上帝派他来到人间就是让他述说思想的。
卢梭的思想实际上也是所有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尽管它在大多数人心中处于蛰伏状态，思想者的价值在于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从这种状态中唤醒，让它显现为整个时代的思想。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今天，看一看思想者李慎之先生晚年作为漂泊者的际遇，看一看被他唤醒的人对他宣示过的思想的追随，不是更能够从中看到令人欣慰的未来图景吗？
现在，谁还会认为卢梭什么也没有改变呢？谁还敢于否认卢梭是光荣的时代之子呢？罗曼·罗兰说，卢梭“在大胆表现自己的时候，把自己剥得精光，这也就把他所处的时代成千上万人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暴露了出来。他解放了时代的灵魂，他帮助人们打碎了禁锢精神世界的枷锁，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思想。”卢梭是真正的胜利者，尽管他付出了惨痛的人生代价。
思想者卢梭和漂泊者卢梭最终欢聚在了理性的最高殿堂，他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可以面对整个人类坦然宣称：我做了我能够做的一切，社会施加给我的一切苦难都得到了报偿……今天，有资格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说这句话的机会，就像卢梭那样。
（2008-9-14，中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