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文章写于09年。

学期伊始，终于选上了邓文初老师的课，课程名称叫《思想与社会》。与中学不同，大学的自由“选课”，有着很大的“概然性”。选课中，我算领悟到了 “名人效应”的力量，也对“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生活现实感慨良多。之所以说这些，乃是因为邓老师的课我就选了三次，到了大三总算如愿以偿，我把这称为思想上“迟来的冲击”。

”解蔽”无疑是这学期课程的关键词，邓老师用经过“简化处理”的语义学(语言学)知识，结合现实中许多具体案例，试图将我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与大多数“启蒙者”的遭遇一样，邓老师的课上，有为他深邃思想折服的“超级粉丝”，也不乏现行体制的“驯服者”。“粉丝”们从大一听到大五，驯服者们则选择“消极不合作”，在课堂上鲜见后者的身影。作为一个治史学者，邓老师总给我一种历史的沉重感，他的课，不管从内容还是思想上，也同样给人以带有忧伤的压抑感。我把这种沉重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原罪”，而那压抑，则是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在“双重人格”下名实不符所致。结合我自己个人来说，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在现实与思考这两条轨道上渐行渐远：面对就业危机带来的困惑，面对大学生“精英”不再的无奈，自己还是得一次次做出功利的选择，成为体制的合作者甚至“施害者”；翻阅书籍，走进课堂，在意识层面，开始接近“真相”，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体制的“受害者”。于此，真有种“精神分裂”的困窘，重复忍受着“不说出来”的“失语”折磨。

“思想者总是为思想迷狂，但思想者也为思想丧失一切，身体的与情感的”。是的，极权统治下的“思想者”，就连对自己都开始“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们不断地反抗绝望，收获失望。不可否定的是，现行体制下的思想者，同样传承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气质，也同样有着拿起思想这把利刃为“谎言”和“骗局”开刀的“血气”。只不过在成效显微的现实面前，难免感到“思想”的苍白无力，没有无产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来得决绝。其实，我更愿意将这种无奈看作为他们一时冲动而发出的“呐喊”，这种“呐喊”既是对残酷现实的控诉，又是他们内心“原罪”的写照。

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片土地上的“无产者”的全面胜利，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情乃是一种缺少秩序的“破坏”，他们的行动必然夹杂着“血腥味儿”。每逢“改朝换代”，中国人总会来一个集体式的“自我毁灭”，人口减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变态式的“常态”。且不说“重构社会秩序”所需的成本，单看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华民族宿命所付出的代价，就足以让人生出一种“上帝惩罚”的“天谴”的合理猜想。正因为知道了这些“罪恶”，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才有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原罪”。他们的罪恶在于非但没有帮助国人(暂用此词)走出“黄土文明”的束缚与灾难，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却去创设一系列规范来维护所谓“传统文明”式的体制，成为体制的理论原创者与最大“帮凶”。在这种窘境下，我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分化：不管是“御用文人”，还是“五毛党式”的官方学者，他们负责生产谎言，在他们眼里那些“不合作者”都是些“不识时务”的“穷书生”;而鲜有的少数“怀璧其罪”的良心“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成为“体制工具” 的命运，可他们不得不为前者“赎罪”，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捅破谎言。也许，我不该将前一类人称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算不上“知识分子”，可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实在摆脱不了这群“士”。

马克斯.韦伯在其传世名著《学术与政治》，曾告诫老师们不要尝试去做“意见领袖”，更不要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政治观念，以影响作为听众的学生。可我想说的是，他要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就不会发此感慨了。在一个将“政治正确”作为事业考核首要标准的国度，我们还指望什么纯粹的学术呢，这对国人来说乃是一种奢侈。如果连课堂上，思想者都不能说出存留于心的“真话”，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过，因为“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在我看来，若要瓦解极权主义体制，良心知识分子不仅要在思想上保持其独立性，而且要有一种为“无权利者”争取“自由”和“权利”(当然不是指哈维尔所说的“无权利者的权利”)的勇气。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讲课对他来说无疑是行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只有让其自由地言说，他们才不至于成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他们的职责在于培养一批“为权利而斗争”的斗士，一批在“思想和行动”上兼具反抗气质的勇士，而不在于继续制造“顺民”和“工具”。在我看来，邓老师所讲的课，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我甚至想说，现在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而非马克斯.韦伯。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这篇感想中产生“原罪”的知识分子，既不是托尔斯泰式“忏悔的贵族”，又不是“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主动向“下层人民”靠拢而扭起秧歌的晚年朱自清等为适应“大变革”而“觉悟”自己需要“教育”者(相关论述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也不是那些贴上“臭老九”标签的愧对人民的“被改造者”，同样不是“自己不说真话，而教别人说真话”的巴金式罪恶“反省者”。我所说的“原罪”，是一种沿袭传统文人“反抗传统”，而又具有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不服从者”特色的知识分子，所生的“罪恶感”。有幸的是，他们能接触到西方民主社会思想者的作品，能够结合民族特色去吸收那些瓦解极权体制的精华。大致来说，他们具有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因为知道和了解的多，思考的深邃而“自负”，同时也因为知道了不能说出来，停留在“思想的迷狂”层面而“内疚”。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这段话出自《以政治为业一文》的结尾，可在当前中国境况下，我同样读不到这是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所能做到的。他们不是在为这个“愚陋不堪的世界”献身，他们是在为自己为体制献身。相反，我倒从像邓老师这样的思想者身上读到了此种特质，他们选择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孤独的工作–思考–而这工作却是为了“赎罪”，赎这个“愚陋不堪”的国家的罪。愚民教育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放置了一块大石头，大得让人看不到前方，以教书为业的思想者所做的工作正是在这块大石头上凿洞–说出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