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渴望尽早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担心激进的民主化会带来社会混乱．中共选择稳步前进的方略是合理的，但如何恰当地探寻出具体的路径，仍需运用现代思维方式，认真地研究和解决．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政治　现代思维方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路径，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的情势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已成为国内外人士关注和议论的重要话题．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直接关乎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关乎整个社会的性质的改变和走向，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具有二难性质的最为深刻的，具有基础性的原因．恰当地总结执政党的历史经验，辩证地吸纳发达国家的有关优秀成果，正确地运用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或许对于在二难选择的过程中，探寻较为合理的具体路径，有所助益．

（一） 历史经验与现代思维

１９８１年决议

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进行总结执政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的重要工作，并在１９８１年的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该决议在回顾了党在执政前的奋斗史后，肯定了党执政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明了党在执政后的各个阶段中所取得的具体成绩和所犯的左倾错误；严肃地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彻底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确立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提出了改革具体制度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经济文化往来的任务，即初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该决议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决议所概述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需要结合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首先是＂问题＂实际，深入地进行理解和发挥．对于实事求是这一人们熟知的原则，应将其与解放思想这一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只有勇于打破僵化了的思维定势，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即从存在的问题出发，并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群众路线这一近年来提得不多的原则，应将其与发扬民主这一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只有着眼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相结合，运用法制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对于独立自主这一易于引起误解的原则，应将其与对外开放这一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只有敢于和善于与其它民族交往，吸纳其先进和优秀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才能融入于世界大家庭中，发展自己，并保持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很明显，这三个基本方面都是可以和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出重要的思想方法上的功能的．而当把这三个基本方面同现代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时，这种功能就会更加强而有力．

＂右派＂与＂反革命集团＂之说

人的认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重读当年那个决议，自然会看到它的不足之处．正象决议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精神资源一样，决议的某种缺憾也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挫折的思想源头．这种缺憾主要表现在对人性、阶级、社会主义诸问题的认识和对待上，仍有左倾思想的遗迹．这里以对反右派斗争和＂文革＂所做评价中的两个提法为例，做一简略剖析．决议批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被错划了．但决议仍认为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反击是必要的．这也就是此前一年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把这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说成是右派分子是否恰当呢？做为中共的老朋友的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即使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也不能说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它的＂设计＂，并不必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服务的．做为一名大学生的林希翎对党的一些政策和工作所进行的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或偏激的，也谈不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党克服了缺点错误，只会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实，在那个年代，全党和全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是清楚的，并有很多误解．章伯钧、林希翎等人的基本观点是在由党召开和政府允许的会议上提出的，是对党的＂大鸣大放＂的回应，将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而划为右派分子，至今不予改正，是不应当的．左派与右派之说，源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制宪会议．当时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持反对态度的做为第一等级的教士的代表和做为第二等级的贵族的代表坐在会场的右边，而主张革命的做为第三等级的资产者和市民的代表坐在会场的左边，后人便把保守派或反动派比喻为右派，把激进派或革命派比喻为左派．这种比喻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和书信中，只是偶尔使用过．在列宁的时代，这种比喻多了起来，但列宁主要用来比喻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派别．在当代，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常用此比喻，但其含义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曾把国民党划分为左派与右派．后来，包括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不再使用此种比喻．只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大鸣大放＂中，看到一些人的激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又想起了右派与左派这种比喻，并把所谓右派当成了＂阶级敌人＂．

决议严厉批判＂文革＂中的罪人林彪、江青等人，是理所当然和完全正确的．但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就不够贴切了．在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先后灭亡后，主流媒体曾把他们叫做＂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正是在他们当权的时期，那些早已在土地改革中被打倒并从事劳动的原来的地主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并无反抗的表示，却要在＂文革＂中，被反复批斗，惶惶不可终日；而原来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应得的＂定息＂，也在＂文革＂中被取消．说林彪、江青等＂文革＂中的掌权者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实在与事实相去甚远！决议不把他们叫做＂阶级敌人＂，而叫做＂反革命＂，似乎避免了上述叫法的明显不合理性．但人们会问：他们反对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是当年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文革＂？显然都不是．他们只是一伙利欲熏心、玩弄权术、践踏人性的投机分子和坏分子．不从人性这一视角，去剖析他们社会心理或灵魂深处上的丑恶，而仍然用带有机械阶级论色彩的＂革命观点＂来进行剖析，是难以准确地揭示林彪、江青等人的本质的．从历史上看，革命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社会进步有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既继续批判了改良主义，又着重批判了革命主义，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列宁在两者前面都加上了＂小资产阶级＂的修饰词是否准确，可另当别论．由于＂革命＂这一概念经常被泛化，中国共产党人往往把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乃至正义的事业，都称为＂革命＂，例如邓小平就把新时期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往往把严重危害或被认为严重危害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行为叫做＂反革命＂．这种概念的泛化，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合理性，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的．但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会起某种消极作用．在八十年代末使用＂反革命＂一词于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消极后果，是明显的．而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发展，这种概念的泛化受到了限制．１９９７年修订的刑法中，已不再有＂反革命罪＂一说，而此后的党的文件中，也不再有＂反革命暴乱＂一类说法了．

决议正确地谴责了同林彪、江青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分子＂在＂文革＂中的破坏活动，但没有谈到在这两个集团中，还捲进了一些品德较好，曾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积极工作，只是出于对毛泽东＂无限信仰＂，才成为＂骨干分子＂，并做了一些迫害老干部的坏事的人．所谓＂徐景贤现象＂，就是一例．徐在＂文革＂前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周围人的较高评价和尊重，在＂文革＂中，积极参加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造反活动，成为上海的＂徐老三＂．但当发现在造反派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与＂左派＂宣称的原则不相符合的现象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抵制．在党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一份文件的附件中，就有徐在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后写的一封信，信中批评了王洪文在生活上的腐化，认为这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背道而驰．这表明，即使在＂四人帮＂掌权时，徐对某些腐化行为也是能以抵制的，而这正符合他参加＂文革＂时想要建立的＂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的．对这种品德较好而又有才华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只要认识并改正了错误，就应当予以适当的任用．遗憾的是，他被判了较重的徒刑．扩展开来说，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后，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一些曾经抱有三民主义信仰参加了国民党的人，历史上未做什么坏事，例如没有参加过追杀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活动，也没有依仗权势欺压百姓，不贪污不腐化．在他们认识到由于国民党上层集团背叛了三民主义和腐化堕落并因而遭到失败后，留居大陆．然而，其中许多人遭遇不佳，在一些政治运动中成了挨整对象．他们的良好的道德品质未被认可，他们的聪明才智未被运用．有的还以＂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再扩展开来说，一些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是子女的子女，在七十年代中期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被列为＂可教育好子女＂，遭到歧视．这种基于机械阶级论的＂阶级观点＂，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在鼓励了一部分青少年的先天优越感、特权感的同时，压制或剥夺了一些社会成员依据宪法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并使一些人的聪明才智未能正常发挥发挥，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两极化

应该说，在解放前的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在影响着共产党人，这就是基于线性思维方式的两极化．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互相联系的公式上：＂剥削阶级＝反动阶级＝道德堕落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大公无私阶级＂．前一公式的依据是，剥削阶级占有大量生产资料与生产品，就必然反对变革和革命，就要对人民巧取豪夺．从这一公式出发，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便是一个反动政党，其成员即使不是穷凶极恶之徒，也是品行低下之辈．国民党的军队也就是反动的军队，到处抢掠民财，欺压百姓，甚至杀人放火．其领袖蒋介石也就是道德败坏的卖国贼．后一公式的依据是，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并受剥削和压迫，就必然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思想作风，甚至是大公无私的，并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个别人＂有了毛病，也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结果．从这一公式出发，做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共产党，便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核心，其成员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也既是英勇善战，又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子弟兵．其领袖毛泽东便是道德高尚的伟大革命家．这种基于线性因果观的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鲜明地揭示了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表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因果链条上的＂不同长度＂和矛盾双方的＂对称破缺＂，并把对立关系绝对化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无疑是应当铲除的，地主阶级做为一个阶级也应当消灭．但众多的地主分子并非＂天下乌鸭一般黑＂，更非＂黄世仁＂，其中一些人在解放前不久还是辛勤劳动的农民，只是积攒了一些金钱，购买了一些土地，雇了一些农民耕作，经营有方，才发家的．有些人还善于搞＂阶级合作＂，善待雇工，还有些人经常施舍，救济穷人．在他们当中还会出现少数开明士绅，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地主李鼎铭先生便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从总体上说是起消极作用的，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是相当普遍的．但在北伐战争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从总体上说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其中少数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普通老百姓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并且比较廉洁．至于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诚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代表中国反动势力干了镇压人民革命的坏事．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事业．但他并非从根本上反对三民主义，也不是反对民族独立的卖国贼．从他终能投身到抗日阵线中来，在从大陆败退台湾后，进行整党，重建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振兴小岛经济的活动中，即可看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虽然具有革命的愿望或潜在的革命要求，但并非总是革命的，如大革命失败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就消沉了一个时期．就其思想道德来说，更不能说是大公无私的．广大无产者首先想的和经常想的是自己的生存，是如何就业和养家糊口，而并非都是＂根红苗正＂，更非都是＂李玉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首先是党政军干部，比中国国民党的党员要团结得多，廉洁得多，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接收＂中，据＂东北一党员＂的揭发，一些人虽不象国民党接收大员那样＂五子登科＂，却也乘机私占＂逆产＂．而这竟被当时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所忽视和容忍，因为高岗本人就是一个追求个人享乐之徒．党内的一些斗争，并不总是原则性的是非之争或路线之争，而包含有个人权力、名誉地位之争，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或出于嫉妒，或出于报复，或为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而做给上司和同事看，向自己的同志开展过火的斗争．连在总体上具有较为良好品德（亲民爱民情结和憎恶官员腐败）的毛泽东，有时也难免从个人好恶和权力得失出发来进行党内斗争．他真的相信与他共事几十年的战友彭德怀、刘少奇会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吗？未必！在１９５９年春的上海会议期间，他说：＂彭德怀是恨死我了！＂（１）他确定了对彭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果然，在同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利用彭的一封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的信，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便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后来又在一些会议上被一些人妖魔化为＂篡党夺权＂、＂里通外国＂和＂伪君子＂．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和会后的一段时间中，刘少奇坦言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在中央，＂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就刺痛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显然，刘的讲话远不如林彪在大会上颂扬毛泽东的那些话受听．加之在１９６４年＂四清＂时两人出现了语言上的龃齬，毛便决心在＂文革＂中将刘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后来的一个决议中又将刘妖魔化为＂叛徒、内奸、工贼＂．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在哪里？灵就灵在当把对方说成是＂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时，无须多言，对方就得缴械投降，因为你是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嘛！世人常常只是把做＂一个纯粹的人＂和＂向雷锋同志学习＂视为毛泽东对人们的教导，殊不知这些话包含着他本人的自省和自励――他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察知自己与道德高尚者之间的差距．

当然，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善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从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出发，一再突破线性因果观和两级化的思维方式的局限，从而制定出一系列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例如他不把地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看成是反动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团结了广大的爱国的地主分子．他具体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划分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对前者采取了团结、教育和必要的斗争的政策．他对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也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与其中的优秀分子交过朋友．他还多次批评了无产阶级队伍和党内军内的一些消极因素．但在建国后，他尽管在理论上热心于宣传唯物辩证法，在行动上却越来越走向思维方式上的两极化．这一点，从他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认识和对待上，就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尽管他也讲＂对立的统一＂，但在实际上却总是强调对立的方面，无条件地赞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贬斥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此时，在他所直接干预的理论宣传和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将前者神圣化，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之于前者，将后者妖魔化，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后者的＂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形势或政策发生转变时，常常陷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尴尬境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倾向，得到了扭转．现实生活表明，无产阶级是有局限性的，社会主义也可能＂不够格＂．资产阶级仍在创造着人类文明，资本主义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诚然，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阶级之间的协调合作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这两个结论又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未必会取代或战胜发达的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性突出起来．既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人们甚至难以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生产关系＂这一视角，来确定某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以致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认为这种划分是不甚必要的，转而注意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生产力＂这一视角来确定某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总观当代世界一些国家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社会制度＂的因素已不是主要的了，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因素成了主要因素了．西方国家一些政要为什么敌视、遏制中国呢？主要不是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政策、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内就实行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制度、政策、措施（例如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主要是他们的民族利己主义，其中某些大国政要还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当然不满意不听他们指挥，不按他们的模式进行改革，而奉行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国政府，惧怕中国的发展壮大．由此可见，不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能简单地谈论＂无＂与＂资＂，＂社＂与＂资＂，并将其绝对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也不能轻率地谈论＂无＂与＂资＂，＂社＂与＂资＂，并将其绝对对立起来．不但在国内政治活动中不能轻率地谈论＂无＂与＂资＂，＂社＂与＂资＂之间的斗争，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不能轻率地谈论＂无＂与＂资＂，＂社＂与＂资＂之间的斗争．

现代思维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性、阶级、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某种片面认识，是同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科学社会思想理论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批判了费尔巴哈、格律恩、克利盖、海因岑等具有民主思想乃至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家的人性论，强调了阶级性，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性，这是完全正常的．着重指出自己的理论之不同于以往的理论，这是任何新思潮出现时都难免的和必要的．但他们在这样做时，有些提法显得绝对了．他们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已无任何积极的历史作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资本家的道德已经堕落到以互相诱奸妻子为乐事的程度，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管理资本家事务的工具，＂只有用暴力＂才能摧毁，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他们在正确地肯定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时，曾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曾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人的解放的＂心脏＂，恩格斯曾称无产阶级＂眼光非常远大＂．他们常常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化了，认为一旦建立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制度来，生产资料既归社会所有，商品生产就不复存在了，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按计划进行了．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被线性因果观和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束缚住．他们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后，又曾肯定了资本家＂被迫进行剩余价值生产＂（２）这一事实．他们在晚年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密切联系：＂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３）与此相应的是，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既有压迫无产阶级的一面，又有担负着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面．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认识到暴力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他们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恩格斯晚年甚至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现行法律来取得政权．他们还多次指出过无产阶级的局限性，在四十年代中期揭示了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种种道德堕落的事实，在五十年代初期恩格斯批评了法国工人＂彻底资产阶级化了＂，在六十年代中期马克思批评了英国工人＂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他们从未把＂大公无私＂一类道德语言用在无产阶级身上．恩格斯还指出过，无产阶级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有许多＂共同之处＂，道德的历史是在＂进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思维的大师，经常注意使自己避免陷入线性因果观和两极化．有一次马克思就要求恩格斯：＂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紧张的活动中还必须保持中庸．＂（４）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使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并把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一系列社会实际问题，经过几年的碰壁和＂试错＂，许多看法改变了．他原以为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会立即大干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工人中普遍存在着懒惰的情绪，即出现了＜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有人预测的＂消灭私有制会造成懒惰＂那种情况．列宁曾把这种情绪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失去了阶级性＂，要求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并在工厂中加强劳动纪律．他说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促使布尔什维克制定了＂新经济政策＂．这位辩证思维的大师带有自我批评意味地说：＂我们到现在还常常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他还把实行新经济政策说成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５）

人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站在时代的思维制高点上的革命家，但毕竟具有某种时代的和个人的局限性．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先进的人们尽管摆脱了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但仍流行着过分重视必然性，追求单因果关系即因果一一对应关系的线性思维方式．这不能不影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致列宁．而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思维方式上，科学界乃至思想界重视了对偶然性和几率的研究，并开始崇尚多元性和非线性．而这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去世，列宁虽然活到了１９２４年１月，但对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所引发的理论创新，或者很不熟悉，或是很不了解．爱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１６年分别发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时，连当时的物理学界都或未予重视或不予承认，当时正忙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列宁对此能了解多少，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相对论力学促使人们认识到：人做为主体，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设定不同的参考系，来观察客体，客体便会对做为主体的人，显示出不同的性质来．至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正统解释，即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关系＂和玻尔对此进行理论提升时提出的＂互补（并协）原理＂，则是分别在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２８年（一说是１９２９年）公布的，列宁时已去世，不可能知晓．在量子力学创立后，人们发现：＂量子力学在微观层次上所发现的某些性质在宏观层次上又出现了．＂（６）这里的＂测不准＂，表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这里的＂互补＂，究其实质乃是主体与客体的互补．现代心理学进一步揭示了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关系：＂客体本身一定是被主体建构成的＂，＂对主体来说，客体只能是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７）难怪海德格尔认为＂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８）呢！尽管在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爱因斯坦同玻尔这两位科学巨匠进行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争论，但在方法论问题上，两人却有一致之处．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从直接经验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精确的决定论．这一点大家完全同意．＂＂对应于同样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９）正是在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两大创新理论的启示下，面对科学界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在数学和逻辑学中以研究模糊性为特征的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发展起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无论是分析学派还是现象学派，抑或是实用主义、批判的理性主义，都凸显了对主体性、相对性、多元性的研究，都对所谓＂语言学转向＂，对语言表达、诠释和理解中的多义性、不确定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冲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１９４８年，美国的三位学者分别完整地提出了控制论（维纳）、信息论（申农）、系统论（贝塔朗菲）．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将这＂老三论＂统称为系统科学，这是一种综合科学或横断科学，深入地揭示了物质、能量、信息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一般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系统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这＂新三论＂，使物理学界开始的＂探索复杂性＂的问题在更广阔的领域中突出起来．正是在深入探索复杂性（混沌、分形等）的过程中，产生了非线性科学，使传统以来的线性因果观和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更为尖锐的挑战，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更新．这就必然给人们以启示，促使先进的人们在做任何一种结论时都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张力，促使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以新的眼光看待人性与阶级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运用现代思维方式，做出更为科学的选择．例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从面临的重大社会实际＂问题＂出发，善于兼容并包，择优互补，而不把不同方案绝对对立起来，不把某一方案神圣化，说得十全十美，而把另一方案妖魔化，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贴上某种＂阶级＂、＂主义＂的标签后，进行挞伐，就是十分必要的．

（二） 在改革开放中艰难前进

八十年代的曲折

中共十二大在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同时，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氛围中，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起来，使长期以来思想理论界关于人性、阶级、社会主义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得以在全社会展现出来．但这一讨论，却因１９８４年初一篇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所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而嘎然结束，媒体一时几乎全是这篇文章的观点了．这篇文章肯定了长期以来被执政党忽视了的人道主义的重要价值，在这一点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把人道主义区分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并把所谓＂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当成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加以批判，就不但在逻辑上难以成立，而且表现出了机械阶级论的影响．由于通过行政手段，把积极倡导人道主义同搞＂精神污染＂联系起来，该文的消极作用便显现出来．但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本清源＂工作取得了新进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新步伐和对外交往的新发展，强调人道主义重要性的文章，又出现在一些大学学报和非主流话语的期刊上，并与八十年代中期勃兴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反对执政党内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当时党的领导人胡耀邦虽然并不认同激进的民主化，但希望加速民主化的进程，特别是赞成加大反对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力度，并明确要求从中央机关做起．中共十三大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做为两个基本点之一，并专门把政治体制改革做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论述，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把＂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等，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令人瞩目．由此，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八十年代末，人们不难看到这样两种社会心理：一是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民主愿望强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很高，对一些官员及其子女的腐败行为极为不满，在言论和行为中，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其中一些人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甚至要求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他们还要求严厉查处腐败行为，甚至要求严查某些领导人的子女的问题．当时党的领导人赵紫阳虽然不赞成＂一步到位＂和＂照搬西方＂，但积极支持了民主化和反腐败的诉求．一是部分官员和某些理论家惧怕或抵制民主，害怕因此会带来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怀疑，造成社会动荡．其中一些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及其子女更怕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会削弱、剥夺自己的权力，暴露自己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在＂改革新思维＂的指引下，出现了政局动荡，政党纷争，民族独立的情势，而波兰的团结工会正在夺取政权，并出现了追随西方势力，改变国家性质的动向．这样，中国执政党领导集体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歧，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见占了上风，终于导致在一次政治风波中，以军事手段稳定了局面．

九十年代的反思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思想界，进入了反思时期．一些原来民主诉求过高过急的知识分子，大多开始认识到自己先前对国情之缺乏了解，甚至对西方世界也缺乏了解，盲目效仿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未必适宜．也有些人，特别是国内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从反面吸取了教训：既然自己的民主思想和反腐败的真诚愿望未被肯定，那就不要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的出路就行了．其中一些人出国留学深造或镀金，一些人乘市场经济大潮下海赚钱，也有些人看到做官好处多，便钻研官场的＂潜规则＂，决心走仕途．在人们物欲私念泛滥的同时，主流话语在＂反思＂中明显向＂左＂倾斜，在报刊广播电视中，到处是用＂阶级观点＂批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抵制＂和平演变＂的文章，完全否定了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方面．学术会议的质量也普遍下滑，以致成了公款旅游的机会．有位＂文革＂前的中宣部负责人在一家权威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现在不应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应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文革＂前载于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至多是被凝固化了的列宁主义．这类理论观点，似乎正是对此时国际上发生的苏东剧变的一种回应．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还在慢节拍地进行，但已受到他们这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的责难，而政治体制改革几乎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在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由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所引起的惊恐，转而为心安理得．其中的一些腐败分子和有严重腐败行为的人，看到自己的丑行，不必再受＂协商对话＂、＂不正之风生活检讨会＂的困扰，也不再有那些＂捣乱＂的知识分子的监督了，便胆大起来，以致利用不久到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大售其奸．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具有深切关怀情结的伟人邓小平，即被国外人士称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尽管此前曾有过某种失误，却毅然挺身而出，在１９９２年到外地视察时，坚决要求将改革开放的正确事业进行到底．他有力地批判了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从新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党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此就＂不要提倡本本＂，勇于打破传统理论的旧框框．他还具体地批评了那种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的观点．这就在事实上澄清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被主流话语混淆了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指明了＂左＂的思想理论给改革开放带来的危害．他所发明的＂不搞争论＂的方法，体现了思维的精确性、确定性、一元性同思维的模糊性、变动性、多元性相结合的现代思维方式．当然，如果说他的讲话有不足的话，可以指出的是，他对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仍然估计不足．在整理出的讲话的六个部分中，只是在第四部分中说了一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即使在这部分中，着重论述的也只是＂社会秩序、社会风气＂，＂要靠法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但瑕不掩瑜，邓小平的讲话打破了思想理论界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思想解放的进程．这一讲话的精神，为当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接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相比之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无重大建树，甚至从中共十三大报告乃至从邓小平１９８０年８月的有名讲话上后退了．无疑，大会再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上，主要着眼的还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法制化等人们早已熟知的诸方面，却不再提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协商对话等重要改革措施和要求了．不可否认，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中，已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分了，但两者毕竟不同．十四大在事实上设计了一条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后行这样的改革路径．这一路径的优点是明显的，即能以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前进，而缺点则是逐渐显露的，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消极牵制，对制止腐败现象的被动无力，埋藏了日后不稳定的因子．

发展中的思想观念

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七大的十余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和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连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也不得不承认．而这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愈趋明显的态势下，在国内诸多矛盾错综复杂地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无论在应对国际上出现的突发事件上，还是在解决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上，执政党领导集体都表现出了较高智慧和责任心，并且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创见．在打破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后，党的领导人江泽民跳出多年来流行的＂谁战胜谁＂的框框，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把列宁主义者长期避讳的人权问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要求＂尊重和保护人权＂．他还指出：＂人道主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道德规范．＂（１０）这与八十年代前期流行的所谓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含义的说法，显然不同．他在党内的一次讲话中，质疑了传统以来的一种说法，似乎中国出现的官员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做法，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结果．他以自己出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见为例，指出那里的许多官员和大企业家，是讲究勤俭节约的．他在得知山西省一位县委书记检讨自己＂虽然不是万元户，却是万元肚＂时，肯定他是一位＂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改变了长期以来那种在党内不敢使用＂良心＂一词，害怕陷入＂资产阶级人性论＂，只是谈论＂阶级观点＂、＂党性原则＂的偏执习惯．正是这些观点，为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纳入党章，提供了思想资料．人们有时议论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几句话，似无创意．但如果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曾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长期流行着基于线性思维方式的＂共产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公式，再联想到党章之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可以看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阶级观点＂的淡化．而正是这种淡化，在现时代才能彰显共产党人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结以及对人性的关注，才能更有力地表明共产党人对二百多年来世界进步人类崇尚的康德所说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１１）这一名言的继承和发挥．以胡锦涛为首的执政党领导集体，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用以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他们曾集体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决心继承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们经常深入到普通的工人农民中去，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抗击＂非典＂期间和抗击汶川地震期间，胡锦涛、温家宝等党的领导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行动，感动了中外！在处理某些国际纠纷和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时，胡锦涛所阐述的＂搁置争议＂的原则，与邓小平的＂不搞争论＂，江泽民的＂世界不能只有一种价值观念＂的思想一脉相承，表现出了一种不拘泥于传统思维方式所要求的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胜谁负的提问方式．无疑，这种现代思维方式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武器．

两大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和党政官员中的不正之风泛滥、腐败现象严重，成为两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两个问题相互作用，更使问题的严重程度加剧起来．前一问题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社会成员主体性的高扬和社会总能量的释放，是近些年来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因．但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与所处的环境、条件、机遇很不相同，这就使他们在财富占有和货币收入上区别开来，以致差别拉大．当然，由于执政党经验不足等原因，使这种＂拉大＂，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反映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而言，近年几度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正常值．执政党领导集体对此已有清醒认识并逐步加深，针对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了有关政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点．后一问题主要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执政党领导集体在事实上没有把廉政建设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实行．不可否认，执政党几屆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是真诚反腐败的，人们没有理由无端猜疑其本身的廉洁性，更不能无根据地听信某些政治谣言和不负责任的谣传．但是，年复一年地＂重申＂人们已经熟知的、面面俱到的＂意义＂、＂制度＂、＂规划＂，却不认真研究其收效甚微这一根本事实，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难以说是真正重视了廉政建设．诚然，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制度不是万能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的制度还少吗？但动真格的，却可谓不多．中央纪委屡屡要求在反腐败斗争中完成三项任务，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解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但在多年来的运作过程中，以致在人们的观念中，着力点只是第一项．而不正之风和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正是滋生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的温床，并成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阻力．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这里表现出来的决心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的，但人们要问：对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却有许多腐败行为的人，要不要去＂发现＂呢？须知，这种人是很多的．例如在领导干部中，＂财产来源不明＂，是相当普遍的．偶有问及，常遭反问：你有证据吗？所谓＂财产来源不明罪＂，通常是在它罪中被牵扯出来的．这里的＂发现＂，同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国民党特务的那种＂发现＂，是很不相同的．事实表明，相当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反腐败斗争，就是由这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却有许多腐败行为的人领导的．斗争中除了处理几个往往靠一些偶然因素才得以＂发现＂的腐败分子外，一切依然如故，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相当一些领导机关和组织部门，从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出发，把凡不是或认为不是腐败分子的领导干部，一律称做廉政干部，放心大胆地进行提拔．这些被提拔的干部甚至可以对熟悉自己的左右说：同那些受贿几百万的腐败分子相比，我廉洁得很，我的那点小事，简直不值一提！此说通常为左右所认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两头小，中间大

这里涉及一个对当代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的估计问题．长期以来，执政党领导集体对广大领导干部的估计是采用＂二级结构模式＂的，即认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能以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甚至＂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人民公仆．只有＂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或＂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作风不正＂，其中个别人堕落为腐败分子．长期以来，这种模式虽在用语上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基本模式未变．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表明，＂二级结构模式＂同实际情况有较大距离，坚持这一模式不利于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今天，有必要用＂三级结构模式＂取而代之，以便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这一模式可表述为：少数领导干部是＂好的＂或＂优秀的＂．他们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时，是出以公心，尽职尽责的．他们对群众、同志具有真诚、深厚的感情，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坚决以前者服从后者．他们只按制度规定享用属于自己的那份待遇，而不搞以权谋私，拒绝贿赂，拒收任何与工作有关的礼金、礼品．他们一身正气，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做亏心事．这个少数，是领导干部的中坚和榜样，在他们中间还会出现象孔繁森、郑培民这样数量极少的道德高尚的英雄，只有这类英雄才配享有＂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理想化美称．另一个少数领导干部是＂差的＂或＂不好的＂．他们把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视为自己做官、保官和升官的手段，因而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执行，或歪曲，或搁置，或抵制．他们私心重重，对群众、同志无关爱之真情，一有机会便以权谋私，损人利己．他们既向上级送礼，又接受下级、民众和企业家的礼品、礼金，行贿受贿之风，就是由他们刮起来的．这个少数，集中表现了领导干部中的消极面，在他们中间还会产生出象成克杰、陈良宇这样极少数的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这些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在不正之风的笼罩和掩护下，得以生存下来，而不被＂发现＂，甚至得以连连提升．多数领导干部可称做＂较好的＂．他们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工作是比较努力的．他们对群众、同志有关爱之情，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上级严格要求下，在众目睽睽中，在关乎自己的去留、升迁的重大自然灾害到来时，例如面对重大水灾、震灾，能以亲临现场，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做出应有的贡献来．但在平时，则习惯于慢慢腾腾，随大流．在工作中往往左顾右盼，畏首畏尾，回避矛盾，甚至掩盖矛盾，以使自己处于＂最佳位置＂．他们重视对上级负责，特别注意上级对自己的评价，尽量博取上级的好感．他们在人情风、关系风和权势风的影响下，把本来具有的正义感和对群众、同志的感情，淹没在保官和升官的理性主义的冰水之中．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不正之风，在监督乏力的地方和时候，也会在攀比效应的推动下，做出一些损公肥私的事情来．例如自八十年代末民主监督极度削弱以来，他们在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驱使下，做了些占国家的便宜却又不得不惠及左右和下属的事情．他们多有灰色收入，接受一些小额礼品、礼金，只是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不过分＂而已．他们中有人对同令的知识分子坦言：＂我调到机关工作后，别看没了职称，工资也降了点，但货币含金量高，收入还是比你们多．当今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嘛！但我决不会过分．＂若干年来，群众似乎也无奈地认可了这些＂不过分＂的领导干部，上级似乎也＂理解＂了这些＂不过分＂的领导干部，认为能做到这样也就算廉洁了,甚至他们自己也就是这样做的．执政党领导集体，要有勇气承认这个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染有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这一带有苦涩味的事实，不要再坚持＂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一类不实说法了，也不要怕因此而否定了这个多数是较好的这一客观事实，更不要怕被指责为＂承认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特别是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中，都应当把重点放到研究这个多数的实际状况上，而不能如通常做的那样，从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出发，只是着眼于那两个少数．

（三）在二难选择中继续探索民主与一党主政

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其它进步人类一样，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十三大上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政治好就好在易使决策科学化，易正确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意愿，易保证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民主决策），并使公职人员易受监督，较易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民主监督）．归根结底，民主表现了公民的权力、意志和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理应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人们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说，民主是打破所谓＂兴亡周期律＂的根本方法．但在中共执政后，长期未能很好践履民主思想与原则，一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新时期的领导人吸取了这一教训，提出并真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与原则．胡锦涛等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思维方式和全球视野的领导人，不能不给民主以格外关注．但实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历史的传统积习，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不但众多的农村居民缺乏民主意识，就是众多的城市居民的民主意识也不强，连一些知识分子的民主素养也不够，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不善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在民主运动中出现非理性行为．他们又看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令世界震惊的剧变．执政党领导集体具有根深蒂固的政党情结，决不愿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从他们的手中失去．当然，这种情结并非只是出于＂党的利益＂，而包含着他们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出现动乱和倒退，人民陷入不幸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制等制度，已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看好．而由于中国的腐败现象比多数西方国家严重，几个国际组织依据一些数据对各国廉政水平进行排队时，中国总是居后．更使一些知识分子关于取消或逐步取消＂一党制＂的政改方案，在部分工人、市民乃至干部、知识分子中，有了一定市场．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他们对急于建设民主政治的诉求，警觉起来．

的确，民主同世界上任何＂好东西＂一样，都不是绝对的善．就民主的含义而言，即呈现着某种复杂性．在古希腊城邦，民主是＂公民的权力＂，但那＂公民＂是指自由民，而不包括数量大大超过自由民的奴隶（雅典）．在近代，公民也是被划分为等级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制定的１７９１年宪法，就划分过＂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而＂消极公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在现代，大体说来世界各国都相继实现了普选权，但许多国家，由于选民之间在信息资源占有上的极不均衡而流于了形式．公民对决策和监督的参与，也受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制约，使民主权利的实现出现了不对称性．即使真的体现了公民――选民的意志，民主也每每＂自然地＂转化为专制．人们知道，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在民主选举中，以工人为主要成员的选民，多把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纳粹），而使两个著名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落败，导致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这种＂选民错误＂，既造成了对国内部分人的镇压，又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曾出现过由于效仿西方国家＂民主化＂而带来混乱，导致军人专权的现象．难怪当代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哈耶克，对民主制度心存芥蒂，担心运用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公认的民主原则，会造成＂多数的暴政＂，压制部分人的自由呢！即使是多数，其意志也未必总能得到实现，因为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都要有代议制或代表制，这议员或代表就能完全在行动中体现多数的意愿吗？未必！民主的具体形式也是多样的，即以政党制度来说，当今世界诸国政体中就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据有学者考察和统计，实行两党制的国家约有十个左右，由于其中包括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在内，人们往往把两党制视为标准的民主模式．诚然，两党轮流执政，便于互相批评和牵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有利于防止和揭露腐败现象．但是，两党在竞选中，到处游说，互相攻击，必然陷入片面性．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党派斗争也难免带有蛊惑人心的性质，并造成资金的重大浪费．两党制还易造成决策迟缓，使一些需要迅速决定的事情延宕下来．一党制则具有决策迅速，行动果断的优点，如果该党能以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制定并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种优点就会成为一种伟大的力量．当然，一党制也有缺点，即由于监督机制的薄弱，易产生怠惰心理，如果该党的指导思想不正确，或历史上曾经正确而今已不正确，只为少数人谋利益，陷入了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脱离了群众，便难以改正错误，并导向专制主义．可见，对两党制或一党制，都＂不要求精确的或绝对的肯定或否定＂（１２）究竟采取哪种制度更适合？这就要深入研究该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

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在蒋介石集团的领导下，事实上背叛了三民主义，民主革命只能由共产党一党单独领导进行．也许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中，中国有可能由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组成民主政府．据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说，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真诚相信蒋介石会赞同＂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蒋介石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利，凭借自己有强大的军队这一军事资源和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政府这一政治资源，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使两党制的预想化为泡影．中共凭借自己真诚实行民主主义，认真解决近代以来困扰仁人志士的两大社会问题――民族独立（＂抗日战争＂）和土地分配（＂土地改革＂），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终于用革命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中共一党主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共执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否还存在呢？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共执政七年后，一位领导成员就看到：＂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１３）尽人皆知，党在执政后犯过严重错误，又纠正了错误．如果人们不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就不能忽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执政党领导集体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对中国国情、世界形势的深刻了解，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制定并实行了一条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尽管在工作中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毕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是目前执政党的七千余万党员群体中，虽然有许多消极因素，但毕竟集中了大量优秀分子，各级组织的总体状况还是较为健全的．对于前一点，大体上得到了国内外广泛承认，对于后一点，则因党内至今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而往往不被重视，需要加以说明．当今社会，在广大群众看来，中共不但是个政治组织，而且是个道德组织，只有好人、有道德的人才能入党．当然，入党后做官了，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另当别论了．世界藻类界巨人曾奎呈院士说：＂比之院士这一称号，我更看重中国共产党员这一称号．＂一些个体经营者在带上了＂共产党员＂的标志后，便产生了一种圣洁感，要求自己诚实劳动，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拒绝假冒伪劣．歌唱家李谷一、彭丽媛、宋祖英在八九十年代积极要求入党并终于先后成为共产党员，连似乎与政治远离的奥运会冠军邓亚平、王楠、张怡宁也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基层组织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中有些组织在平时的＂软任务＂面前，显得涣散无力，但一遇抗震救灾这样的＂硬任务＂时，还会显出相当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来．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走访汶川地震灾区时，曾问一位村支书为什么要在杂有不同村民的混乱人群中组建临时党支部时，支书答道：因为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歌唱家才旦卓玛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歌唱家殷秀梅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至今仍能引起一些听众的某种共鸣．姑不论对此如何评价，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这种政党情结，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在讲党的组织原则时最初使用的是＂集中制＂一说，后来才采用了孟什维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一说）的列宁主义政党中，也是极为罕见的．难怪在苏东剧变中，执政的列宁主义政党纷纷下野和垮台时，对于中共各级组织来说，只不过是＂春风吹皱一池清水＂而已．国人今天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宜只从＂应然＂的视角出发，而有必要同时重视＂已然＂这种现实．

＂探索逼真性＂与兼容并包

可见，无论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来说，还是从选择具体的民主形式来说，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都面临着＂各有利弊＂的二难选择．的确，＂在人类事务中寻找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枉然的＂（１４），＂绝对正确是永远达不到的＂（１５），人们只好如中国古语说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或如现代管理科学所肯定的＂不求最佳，但求满意＂．中国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选择了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将民主制度有序推进，逐步放开的路径，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这是在明显的二难选择中做出的，需要不断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主义＂，要有辩证的理解和对待．英文字尾ism和俄文字尾изм都具有虔诚之意，既可译为＂主义＂，又可译为＂教＂．而人的认识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总要在某一阶梯上暂停下来，这就易将某种暂时的结论凝固化，将一些新现象硬＂塞进＂既有的结论中．正是这种排它性，使一些人把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视为需要虔诚信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为一种与其它的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的另类．加之人们对＂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上的歧义，和运用中的不同语境，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正象罗素说的那样：＂没有两个人用同一字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目中恰好有着同一的思想．＂（１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概念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做过区分，但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后便将这两个概念通用起来．恩格斯较多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以致晚年认为这一概念已使用了几十年，如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则需加以说明．马克思则较多地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时，他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人们知道，后来列宁把其中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而把其中的＂高级阶段＂叫做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喜欢具体地描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蓝图，用恩格斯晚年的说法，只要把生产资料交归全社会，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是他们一生追求的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基本条件．同样，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具有丰富内含的概念，也可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和解释，只要人们指向它的实质即人人参政议政，监督官吏和纠正官僚主义，从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即可．对于诸多具体制度，包括是一党主政制还是多党竞争制，都可在实践中检验和＂试错＂，不断逼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即ｋ•鲍波尔所说的＂探索逼真性＂（１７）p61．如果从先验的＂主义＂出发，并对＂主义＂做固定模式的理解和解释，在制度设计中搞出一个具体的模型做为绝对标准，用来制定或评判某种改革措施，那就会因脱离实际而事与愿违．

认真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包括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兼容并包，对于＂探索逼真性＂，是十分必要的．在主张加速民主化和实行多党制而被称为自由主义派别的人士中，多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民主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含有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主张维护或部分维护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对当前弱势群体的处境强烈不满而被称为新左派、老左派的人士中，多为具有平民情结和传统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含有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的因素，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在主张＂精英政治＂而被称为新权威主义和主张民族利益至上而被称为民族主义的人士中，多为希望我们民族尽快走在世界前列的爱国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含有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弘扬独立自主精神的因素，而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这里用得上当年黑格尔的那句话：＂每一个观点都有其正确的一面．＂（１８）诚然，其中有些思潮或派别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但其含有的永恒价值，却应为我所用．正如现代诠释学所揭示的那样，一些学者在将这些＂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已做了新的诠释，并如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说的那样，进行了＂重建＂、＂再创造＂，这就与原教旨有所区别了．如果从所谓的＂阶级观点＂和拒斥＂资本主义＂的观念出发，动辄谈论＂根本不同＂，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便会陷入误区．值得指出的是，在邓小平批评了＂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观点后，一些人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是需要认真澄清的．其实，当年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的一些政要，从霸权主义出发，适应冷战的需要，千方百计地试图瓦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国家，使之＂和平演变＂为美国的附庸，也就是实现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这些政要，尽管声称要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那里的＂社会制度＂，而是与美国的关系．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堪忍受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并未因此而干涉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公有制、工人自治、共产主义联盟领导等．当时的以色列在农村实行了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性质的＂吉布兹＂制度，如生产资料公有、按需分配等，对此，美国的政要也不干涉，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的坚定的盟国．正象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起劲地支持达赖分裂集团的破坏活动，并非看好达赖统治西藏时的农奴制度，也并非如他们标榜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是想要给快速发展着的中国制造麻烦一样．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政治变得更加民主，我们的人民变得更加自由，这正符合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这样的＂演变＂，没有什么不好，当然这已不是杜勒斯、尼克松所期望的＂和平演变＂了．

＂问题意识＂与发动群众反腐败

任何体制改革都不能绕开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例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在人类科学和决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ｋ•鲍波尔认为＂科学从问题开始＂（１７）p195,其实，正确的决策也要在直面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来确定．康德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被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休谟稍显例外）以及以往哲人忽视了的所谓＂先天的综合判断＂何以有效这一问题（ｋ·鲍波尔将其称为＂康德问题＂，而将通过有限归纳而得出全称结论的问题称为＂休谟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用＂划界＂（现象与自在之物）的方法加以解决，此＂方法＂虽有重大缺陷，不为当时和而后的哲学家们所认同，但却打破了此前人们在知识论问题上的独断主义迷梦，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从解决李加图在论述＂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时陷入矛盾这一问题中，提出了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科学概念代替那个含糊不清的＂劳动的价值＂的概念，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叶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竟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普选权取得议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一似乎矛盾的问题中，发现了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同时，＂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是有利的＂，从而最终补正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只有用暴力＂的结论的不足，并为而后工人阶级政党的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中从发现和解决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应用于运动物体时所引起的＂不对称＂这一问题中，否定了＂绝对时间＂、＂绝对空间＂这种传统的物理学概念，提出了时空具有相对性这一相对论的基本思想．中国政治领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什么呢？不是需要去考察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执政能力有什么原则性问题，也不是需要依据各种参数逻辑地演绎出一党制和两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党政官员中普遍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而又解决得软弱无力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少数腐败分子，而在于大量的、大面积的、属于较好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问题，和长期以来对此熟视无睹和麻木不仁．有人基于线性因果观的两极化思维方式，似乎怎么也理解不了＂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但在不同程度上染有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这一较为客观的结论，又无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似乎怎么也看不出腐败是对广大公民的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人权的最经常、最持续、时隐时显的践踏，对尚且够不上腐败分子的多数官员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恨不起来，只能对已＂发现＂的腐败分子恨一下．甚至把具有一定价值的＂自由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却对只有负价值的腐败现象姑息和宽容，还不时用＂反腐败是长期的＂来辩解防治之不力和进行自我安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绕开多年来没能很好解决的廉政建设、反腐败的问题．以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为突破点，或许比从某种美好的理想出发，进行完整的制度设计，更要符合实际，比只在那里做些技术性、程序性改革的工作，更为有效．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了，却不能从根本上搞好廉政建设，解决反腐败问题，不能至少是达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廉政水平，那就只是徒有民主虚名的改革，因而不能认为是成功的．

一般说来，人们已经重视了＂制度建设＂，重视了通过例如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避免权力寻租等来防治腐败．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国情和政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的政治资源，而这种资源对于已成顽固状的社会疾病，是一种有特效的良药．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中，运用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制定类似这样的制度，并将其纳入政治体制改革之中，或许是完全必要的：各级党组织定期（如每月）召开反腐倡廉会，由主要领导干部带头＂亮丑＂、＂亮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丑、无过可亮者，也要找出自己与廉政模范或英雄之间的差距，找出自己面对周围人的不廉行为时所采取的错误态度．上级纪委要派观察员进行监督与指导．要做好记录，除向上呈报外，还要向下传达到一定范围，例如省部级会议可传达到县处级，并鼓励下级点评．要避免过去常有的那种以＂工作忙＂为由拒绝参加会议的现象发生．其实，一些人所谓的＂工作忙＂，是忙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下去＂走马观花＂，并逃避自我批评．针对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有必要利用党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机会，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有声势，有震动，有群众广泛参加的活动，造成对腐败现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这种活动的重点不在抓少数几个腐败分子，也不在处分一批有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而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当然，这种活动成功了，腐败分子也就浮出水面了．这里需要解决一个流行了三十年的＂群众运动恐惧症＂的问题．这一病症，是在党纠正了左倾顽症后所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这种思潮把党的传统的群众路线，视为＂左＂的东西，而弃置一旁．谁最害怕在反腐败斗争中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就是那些腐败分子和有严重腐败行为而又不肯改悔的人！其实，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不一定就要搞群众运动，而搞群众运动未必都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建国后的诸次群众运动中，也有成绩是主要的运动，如１９５２年的＂三反＂和１９６３年的城市社教，就是如此．尽管当时有些提法和做法不妥，但对广大干部克服和纠正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多吃多占，通过＂洗手洗澡＂，干净做人，是有益的．＂文革＂这样的运动之所以是错误的，主要不在于它是运动，而在于它混淆乃至颠倒了是非，漠视乃至践踏了人性，破坏乃至抛弃了法制．人们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希望在党委领导下按宪法和党历来的好政策搞运动，反对打倒多数领导干部和乱整＂黑五类＂，乱＂破四旧＂的＂保守派＂占绝大多数，而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狠整领导干部和＂黑五类＂，大＂破四旧＂的造反派是极少数，只是由于毛泽东将个人崇拜与对群众自发性的崇拜结合起来，一再＂号召发动＂，而林彪、江青等人狂热地煽动打砸抢抄抓，一再＂运动群众＂，才使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横行霸道，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应当看到，当前，尽管在＂群众运动恐惧症＂的影响下，多数领导干部对发动群众来进行反腐败斗争心存疑虑，但他们还是习惯于听党中央的号令的．他们身上的种种毛病，是与多年来那种只看＂政绩＂，不重品行，治吏不严的做法直接相关的．许多人看到那些不廉行为比自己多的人，不但未受到批评，反而得到提拔，便在攀比效应和心理不平的驱使下，搞起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来，＂他都没犯事，不可能轮到我！＂只要中央有决心，有象承办好第这２９届奥运会那样大的决心，这些本质较好的人是会认真＂洗手洗澡＂，干净做人的．他们不至于因为在下级和群众面前＂丢脸＂而自暴自弃，而只会树起多年不见的与民平等的精神．通过反腐败斗争，使这些领导干部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是完全必要的．多数领导干部也不至于因为在＂洗手洗澡＂中触到了痛处而反对中央的决策，没有必要担心中央会＂失掉＂地方干部和基层干部的支持，造成不稳定．君不见正是腐败现象的泛滥，才造成一些地方的群体事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了吗？也没有必要担心由于＂洗手洗澡＂费时费力会影响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君不见正是一些领导干部用许多时间忙于灯红酒绿和私人关系(据说是”为了工作”)，才没有时间学习理论、伦理、政策、法律，只搞些表面上成绩显赫却经不起认真检查的短期行为，从而给经济文化事业造成了损失吗？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不等于不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象过去曾有过的那样，在开展对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前，急忙宣称＂不搞人人过关＂，以示对多数的＂安慰＂，是很难使这个多数受到深刻教育的．这种舒舒服服的＂正面教育＂，难免走过场，＂教育＂过后，多数人依然故我，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培养群众民主精神的过程．群众以极高的热情参加反腐败斗争，既会使腐败现象难以藏身，改善党群关系和政群关系，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权利，又会使群众在斗争中学会运用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防止和克服非理性行为．正是在这里，人们找到了现代民主精神与党的优良传统的契合点．沿着如何有效地防治腐败的思路去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各种民主制度、规则、措施，逐步使官员真正公仆化，使公民真正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这样的人民民主才有可能高于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不可否认，在专制主义政体下也有可能惩处腐败，但那从根基上就不牢靠，因而不能持久和彻底，这已为历史上一些开明君主的吏治史所证实．只有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这里不难看到这样一个具有因果互动和相辅相成性质的序列：（通过）发动群众反腐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政治清廉与文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立于世界民主政治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正是这棵参天大树，将有可能较好地回答这样一个人们心中长期存在的疑问：何以自称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集体主义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廉政水平上长期不如众多被认为是用自由主义理论、个人主义思想（指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非自私自利selfism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指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生长出这样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在以一党主政为一端，以两党制或多党制为另一端的天秤上，将发生不利于前者而有利于后者的倾斜！

一种意识、两股歪风、三句格言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具有民主意识，首先是公民意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所谓公民意识，就是公民对宪法赋予自己的应有权利和义务的意识．真正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就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意识是人性中所具有的两种心理机制的表现，即主体的自主性与主体的受动性的对立统一．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用萨特尔的说法就是：＂我的自由在自由选择时选择了对自己的限制．＂（１９）两者不可偏废，在高扬一种心理机制时，应兼顾另一种心理机制，即应在两者间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张力．但是，由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而又未经近代理性主义的认真洗礼，也由于党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高度组织纪律精神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之被片面的僵化，使得公民意识中的＂权利＂一面，长期被忽视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有必要强调这一面．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部分里提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其侧重点是明显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还是只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却把公民意识划入另册．这种片面性，不但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残缺不全，而且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工作，陷入被动、呆板的境地．历史教训表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只讲服从、群体、纪律，还要讲自主、个体、自由．只有全社会的公民都能站立起来，以平等的人格与自己的上司相处，既和衷共济，又互相监督，社会的政治才能清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实现．

当前一个时期，必须重视对与公民意识背道而驰的两股歪风进行认真地批判，并切实加以纠正．一是阿谀奉承之风，一是一团和气之风．以阿谀奉承之风来说，人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批评过的＂猫鼠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一个领导干部的犯罪事实在被揭露之前，其自私贪婪的思想品行已多有表现，其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活动也已为人所知，且不用具有多高的认识水平便可识破．然而，熟知内情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下级如秘书、司机、会计、主任、财政局长、人事局长、组织部长、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等，却百依百顺，一路绿灯．在事情败露后，这些人仍然能泰然自若地说：人家是领导嘛，不听怎么行？！在公务员中流行着这样的为官之道、升迁之道：属于顶头上司的问题，不但不能去管，而且不要去想！一些大学毕业生在进入机关工作后不久，便熟悉了这些＂潜规则＂．在群众中，以爱护领导为名，竟相迎合，破格照顾，自愿送礼，更是司空见惯，且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当领导的，能和咱们一样妈？总得多占点，只要能想着咱们，大家都得点好处就行．这种上下呼应的风气，得以使阿谀奉承之风吹进了大雅之堂！许多人或出于流行偏见，或出于眼前小利，或出于巴结权势，事实上是在容忍腐败，支持腐败，甚至怂恿腐败．可以这样说，由阿谀奉承，猫鼠关系，人身依附所造成的下级、群众监督之极端乏力，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从搞不正之风到出现腐败行为直至进行犯罪活动乃至一些腐败分子长期被掩盖下来，只是在调到异地工作或退休后，靠偶然事件才被揭露出来的客观氛围上的原因！二十余年来在众多地方和部门关于廉政问题的文件中，不见有鼓励下级、秘书、群众监督领导人的要求（有多少首长希望秘书监督自己呢？）报刊也几乎不见有批判阿谀奉承的文章，偶有此类稿件，一些编辑也以不屑一顾的神情，弃置一旁．人们还屡见因据实举报领导干部腐败问题而遭迫害之事，乃至有在该领导干部问题败露后，举报人仍被视为＂带刺的人＂而处境不见好转的情况，类似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的见义勇为者的不幸遭遇那样．再以一团和气之风来说．人们不难看到这样一种处世哲学：把与上级、同级、下级＂搞好关系＂，放在一切的首位．为此，彼此之间就要破格照顾，甲为乙的子女或亲友违规安排了工作，乙则为甲的子女或亲友违规提拔创造条件，且曰：关心同志嘛！领导班子成员对于夸大工作成绩和灾害损失的上报材料，常常是一致通过，偶有普通党员或一般干部提出质疑时，主要领导干部便出来解释说：都是为了工作嘛！别处也都这么干呢．在廉政建设中，从来不提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行业不正之风，更不愿纠正那些似已被认可的诸如年节给领导干部送礼，借婚丧嫁娶、父母生日、子女升学之机敛财等不廉行为．对于检举领导班子成员的违纪违法材料，常以＂没有充分证据＂为由不予理睬，或大事化小，少事化了，维系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难怪有的干部和群众，竟然害怕那里的领导班子＂团结＂，因为这类＂团结起来搞不正之风＂的班子，总是官官相护，损害干部和群众的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而又难以暴露，并常使受害者或知情者告状无门，有的班子终于走向集体腐败．许多领导干部不怕得罪一般人，而怕得罪上司、平级干部和直接下属，因为例如自己这个地厅级干部，不但需要省部级干部的提携，同时需要地厅级干部＂言好事＂，还需要县处级干部的选票．在干部和群众中还流行这样的＂潜规则＂：在上级对某人进行考核时，要尽量说好话，只对整过自己的人，才能说坏话．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些上级和组织部门把这种一团和气的的领导班子叫做＂团结的班子＂，予以赞扬，把只搞人缘的干部叫做＂善于团结同志的好干部＂，予以提拔．这两股歪风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抛开历史积习不论，可以说阿谀奉承之风是对＂文革＂时期＂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极左行径的一种反动；一团和气之风则是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左＂的运动中奉行的＂斗争哲学＂的一种反动．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实行的厂长负责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实行的首长负责制，本来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但在缺乏辩证思维头脑的人看来，这就是主张＂个人说了算＂．而民营经济的兴起，＂老板说了算＂的观念更流行起来．同样，在改革开放中，强调＂团结＂和＂稳定＂，明确要求建立＂和谐社会＂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缺乏辩证思维头脑的人看来，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谁最喜欢这两股歪风呢？当然首先是那些腐败分子和有严重问题的人，但那些总是要求别人迅速执行自己的决策和搞官僚主义的领导人，以及好行小惠的＂和事佬＂，也愿意容忍和利用这两股歪风，这就是为什么这两股歪风得以盛行的原因所在．

发动群众参加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也是培养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的过程．个人需要监督，政党也需要监督．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在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强调了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时代的主流话语，在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强调了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这显然是一大进步．人们有时也讲＂加强党的领导＂，但那多指＂加强领导＂之意，而非单指加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其中加强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也包括在内．今人是否可以在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改善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强调监督共产党的领导呢？也许这样三句格言会更能体现出时代的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监督党的领导．

一项重要的自由权利

人类社会这一自组织系统，最终要进化到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境界，不但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其他进步人士也热衷于此．中国共产党做为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包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事业，归根结底都是为达到这一理想境界所经历的步骤和阶梯．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步扩大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鉴于当前＂消极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一公认的事实，强调通过立法或建立制度来保证新闻自由，加强新闻监督，十分必要．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做为社会中较为敏感的部分，就总体来说，是一支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心的队伍．他们热情歌颂美好的事物，愤怒鞭挞丑恶的事物，其中的共产党员还注意把真实性的原则同党性的原则辩证地统一起来，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但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用党性原则否定了真实性原则，把他们对黑暗面的揭露，说成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造成了人所共知的恶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仍有人把党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对揭露党政机关中的消极腐败现象不以为然．其实，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但要求对光明面的颂扬，例如对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战胜汶川大地震灾害的歌颂，而且要求对阴暗面的揭露，例如对正在盛行的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的揭露．诚然，在我们的时代，对光明面的歌颂必然是主要的，但不能认为只有提倡歌颂光明面，才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以歌颂光明面为主．新闻单位和记者对黑暗面的揭露权，普通老百姓对事实真象的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自由权利．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呈现着一种复杂性．例如一个从总体上说有积极意义的真实报道，也有可能在某些人那里产生消极作用，线性因果观和机械决定论，在这里明地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当然，对于那些散布和传播谣言的报道（有些具有明显的政治谣言性质），那些渲染暴力凶杀和诲淫诲盗的报道，是应当依法制止和处理的．

对于理论文章和书籍的出版，应认真实施百家争鸣，各种优秀和先进的思想理论共存共荣的方针，并进行相关的立法或立制．对于同主流话语的观点有别的文章和著作，除了肆意攻击和污蔑謾骂乃至违犯法律者外，只要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能以开启智慧者，均应允许发表或鼓励发表．由于理论文章和书籍的时效性长些，读者数量相对少些，作品的社会效果更显出了复杂性．有些著述，看似与社会短期需求不符或无关，但从长期看，却有很大价值．从读者看，能够经常阅读期刊论文和科学专著的人，多为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分子，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多数干部，则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去阅读．一位工作成绩显著的省委书记就说他把时间都用到工作上和阅读中央文件、地方文件上，没有多少时间再来看那些论文和专著．谈论社会效果，不能不考虑＂读者群＂的情况．认为某种与主流话语的观点有别的社会思想理论的提出，就是在为＂推翻＂现政权做＂舆论准备＂的说法，是十分轻率、武断和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又是一个半世纪前创立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必然具有某种局限性．现时代，它要保持自己的青春活力，就需要用能以体现现代思维方式的科学理论来补充，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来补充．这就是理论上的＂互补＂．应当抛弃＂马克思主义正确，非马克思主义错误＂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定式．所谓＂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主张，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太＂纯洁＂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理论，如果太＂纯洁＂了，就要走向僵化和宗教化，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如果维护牛顿力学的＂纯洁＂，就不会产生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如果维护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纯洁＂，就不会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也要互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为主导理论，并不注定要排斥其它理论．在这一点上，拉卡托斯讲的＂＇理论多元论＇要优于＇理论一元论＇＂是有道理的．（２０）理论上的是与非，对与错，呈现着一种非线性关系，要通过认真地讨论，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而不能靠少数人在那里依据某种＂定论＂来进行评判和取舍．更不能在执行现行出版制度的过程中，造成期刊社或出版社的编辑们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提心吊胆地害怕由于发表不符合某些官员口味的著述而丢掉饭碗，便宁可发表一些低水平重复的＂著述＂．这正是一些期刊社和出版社已异化为评定职称与全力＂创收＂的工具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有明显错误的论著，只要其中含有价值较高的创意，也比那些没有错误的平庸之作，更有积极的社会效果．例如２００７年某刊发表的一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尽管在立论上有偏颇之处，且在说明历史事实时有重要疏漏（对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２卷所载１８９５年３月６日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９卷所载１８９５年３月８日信，即可看出），但在冲破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理论界多年的认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后又曾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支柱这一教条上，是有意义的．经过政治体制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新闻出版自由，不但要大大超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报刊出版界，而且应当超过众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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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培根·新工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１８６

（１３）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７４

（１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６０１

（１５） 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１０９

（１６）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６７

（１７） ｋ·鲍波尔·客观知识（M）·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８）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２５４

（１９） 萨特尔·存在与虚无（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６７７

（２０）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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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uling Party Seeking Ways Between

Two Difficult Choices

——The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In Chinese Structural Reforms of Politics

Sun Fengwu

（Professor of Hulunbeier College of the CPC）

Abstract: I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poli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longs for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quickly, but it also worries about social confusion brought about by radical democratization. It’s rational for the Party to choose the general plan of advancing steadily. But modern made of thinking is still to be used to make careful research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seek specific ways properly.

Key Words: Structural Reform of Politics; democratic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