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梅宁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如何认识我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片面观点和错误看法，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该文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也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强调树立“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的氛围背道而驰。作者关于一些专家学者“只看问题不谈成绩”、“矛盾和问题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矛盾问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用基尼系数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大是“洋教条盛行”等观点似是而非，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本文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
[关键词] 矛盾和问题；片面性；经济发展代价论；忧患意识
最近读了梅宁华同志题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思想武器不能丢――谈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文（载2007年9月3日《北京日报》，《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全文转载。以下简称《矛盾和问题》），感慨良多。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分析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其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读了文章之后，反而使人容易产生相反的感觉，甚至感到恰恰是作者自己违反了上述原则。由于文章涉及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我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包括如何确定我们的学术研究方针和路向，事关重大，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辨析。笔者尤其对文中如下观点不敢苟同，特撰此文，以求商榷。
一
文章认为，“当前，在如何认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时，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然后列举了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
――看问题不客观不全面，把枝节当主流，只看问题不谈成绩。不论什么事情，先讲问题和不利的一面，对成绩忽略不计，以为这样就是“客观公正”，而讲成绩似有“歌功颂德”之嫌。如果不在大好形势下挑出毛病，似乎就不够“客观”。比如，对我国发展形势不能说“大好”，一些专家学者看阴暗面多，看积极面少。
我不知道这些论断根据何在，只知道它与人们的常识是不大相同的。长期以来，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在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主流媒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政府文件还是领导讲话，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广播电视，从来没有见过“只看问题不谈成绩”的。即便在学术界，也没有“不论什么事情，先讲问题和不利的一面，对成绩忽略不计”的现象。至于有些专家在学术研究中社会问题谈得多一些，也不能认为是“看阴暗面多，看积极面少”。因为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舆论宣传，它要遵循自身的研究规律，需要有“问题意识”，否则就不成其为研究。况且，“讲问题”的从群体数量、主体地位、传导形式等各个方面与“讲成绩”的相比都处于弱势，如果连这一点微弱的声音也不允许出现，那就只能回到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形势一片大好”的舆论状态，难道这是文章作者所希望的吗？文章多次讲到对形势的认识和分析要实事求是，我看首先作者本人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就不符合实际，这怎么能算“实事求是”呢。
――对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不承认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不承认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有个过程，企望一下子就解决所有问题。这在对待收入分配差距、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
梅宁华先生这里既然把对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态度上升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就不能不提到看问题的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有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也要看到有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可以避免的；既要看到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有个过程，也不要把它作为拖延或者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借口。而梅文所谓“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云云，看起来好像十分辨证，实则似是而非。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有些地方因干群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地方频频出现的恶性矿难事故等等，大都是人为造成的，如果处理得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有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应当是抽象的、无限期的，不能以此为拖延或者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借口。如果有些矛盾和问题在解决过程中愈演愈烈（如腐败现象），那么人们对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方式方法提出一些质疑又有什么不对呢。又如文中提到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事实，人们提出来研究讨论，无疑会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由此而论，倒是那种不实事求是，不敢面对矛盾和问题，故意回避、掩盖矛盾和问题的掩耳盗铃式的态度和方法，应该得到一顶形而上学的帽子。
――社会心态失衡，对待问题抱怨情绪大，指责多。互联网上的博客文章和大量跟贴在很多问题上就弥漫着这样的情绪。
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文章对社会心态的比较客观的描述。遗憾的是，作者对此采取的是结论性的批评或批判的态度，而没有进一步思考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社会心态。既然是“大量的”“弥漫着”的情绪，就说明不是个别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原因。作为一名官员或者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见解，而不应当简单地武断地下一个批评性的结论了事。在我看来，上述“情绪”的产生，恰恰主要是因为有些矛盾和问题应该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正常的表达渠道不够畅通的结果。对此，只能采取“疏”而不是“堵”的办法，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和形式。你总不能把所有的博客乃至互联网强制性地关掉吧，即便都关掉，能解决矛盾和问题吗？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要真正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而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按照梅宁华先生的态度来处理，不仅无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而且只能适得其反。
二
文章在对上述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批判之后，接着就开出了一些药方。总的药方是：“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纠正错误的观点，消除不良倾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作者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界定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事物是发展的，防止静止地和孤立地观察问题”（我们姑且认为这种界定是准确的）。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问题在于，作者在涉及具体事物的分析时又犯了自己文章中所反对的错误。这里仅举几例：
第一，文章批评“近年有不少人总是抱怨中国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GDP增长对提高综合国力、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贡献置之脑后”，明确反对关于“绿色GDP”一说，认为“不能因噎废食，把保护环境绝对化。中国所经历的是所有国家要达到经济成熟必经的过程”。
首先，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大城市中，我国已占了7个。” [1 ]环保总局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污染率达到总水系面积的87％。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6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2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2]（为了免遭梅宁华先生“只讲问题，不讲形势大好”的指责，有关更多资料不再援引）。这里只是想说，难道“中国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是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吗？倡导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梅先生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环保人士”搞了个“绿色GDP”，既符合科学发展观，又合乎国情民意，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梅先生为什么对此十分反感呢？
其次，文章提出“中国所经历的是所有国家要达到经济成熟必经的过程”的论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北欧如瑞典、瑞士、挪威、芬兰等应该是达到经济成熟的国家了，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为此付出沉重的环境污染代价。“目前，挪威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位于世界前三位，是世界上少数的几个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之一”“2002――2005年，挪威连续5年被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评选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显示，挪威在生活水准、教育程度和寿命三方面的综合指数名列榜首。” [3]在梅先生看来，为了发展经济， “不可能不付出一些发展的代价”，“不经过这个阶段就直接走到高级阶段是不可能的。” 即付出环保的代价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发展已经并正在证明，这种“经济发展代价论”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这种观点及其行为的校正。
第二，文章批评“很多人简单套用国外的基尼系数来分析，得出我国两极分化严重的片面结论”，是“一种洋教条主义倾向”。而且也承认并列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然而，作者对“有些人据此认为，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的观点颇不以为然。梅先生的态度是：“关注但不要惊慌。”“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里至少存在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作者在没有任何理由否定基尼系数科学性的情况下，凭什么指责“很多人”简单套用基尼系数得出我国两极分化严重是“片面结论”、“洋教条主义倾向”？这种不作分析、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简单套用”过去某个时期的批判模式的“片面结论”。其二，贫富悬殊现象涉及到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人们对此予以高度关注是有理由的，不存在什么“惊慌”、“过度渲染”的问题。如果说“惊慌”，我看倒是作者本人对人们的关注表现得有些莫名其妙的“惊慌”。其三，承认矛盾和问题是研究、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前提，如果说“很多人”对贫富差别问题“推波助澜”的话，那也是为了尽力促成问题的解决，是一种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相反，那种对贫富悬殊现象视而不见，对人民的疾苦冷漠无情，只会说空话、打官腔的人，才恰恰“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顺便指出，梅文一方面强调GDP“是世界公认的标准，而并未见谁用所谓‘绿色GDP’来做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而在该文中另一个地方又批评“一谈收入差距必然要套用基尼系数”是“洋教条盛行”。这岂不是坚持双重标准，有自相矛盾之嫌么！
三
综观《矛盾和问题》全文，感觉作者不像是在研究和讨论问题，而是以居高临下之势，盛气凌人之态，在那里发号施令。可能梅宁华先生自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思想武器，坚持了主流媒体的主流话语。可是我们认为，该文有些观点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也不合乎党的主流声音，甚至还没有达到古代先哲圣贤的认识水平。
大凡一个阶级、政党、群体在最初执政时，往往雄心勃勃，励精图治，廉洁勤政，体恤民情。但时间一长，又往往为既得利益所困，惰性增长，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滋生腐败，只顾歌舞升平，不顾人民的疾苦。于是社会矛盾逐步积聚，日渐尖锐，遇到某种导火索，便会骤然爆发，轻者引发社会动荡，重者导致政权得而复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些有远见的、清醒的政治家、思想家，便经常提出警示，如：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4]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5] “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6]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7]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8] 这一充满辩证法的警世名言，更是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铭记。历史上“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上任之初，就重申了“两个务必”的思想。2007年3月“两会”以来，更是多次强调广大干部要树立“三个意识”即“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忧患意识被排在首位，足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意识源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规律性。忧患意识的可贵就在于，能够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古往今来，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国。历史的经验表明，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增强忧患意识。” [9] 而我们一些自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却好像对中央的这一精神置若罔闻，对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他们听到一点反面意见，见到一点所谓“负面”消息，便以为天要塌下来，便说成是“噪音”、“杂音”，动辄给人扣上一顶什么帽子。这就更加有利于某些干部热衷于制造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把戏。而长期以来，正是因为一些人从“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中尝到了“甜头”，才形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致使隐患丛生，事故频发，群众多有怨言。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哪里去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哪里去了？
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在于谈成绩还是谈矛盾和问题，而是在于在谈成绩或矛盾和问题时是否采取客观的态度，特别是在谈矛盾和问题时，是忧党、忧国、忧民的态度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是建设性的态度还是彻底否定性的态度。总之，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可以说，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在这方面都是坚持前者而非后者。否认这一点，本身就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正是梅宁华先生观点错误的出发点之所在。
最后，我倒是赞同文章的如下观点：“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批评太少，甚至没有批评，使得有些错误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得以恣意蔓延。”但是文章关于“既要提倡自由精神，又要坚持批判精神”，“在讲自由精神的同时，不能忘了发扬批判精神”等等提法，颇让人费解。在作者看来，似乎“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对立的，而常识告诉我们，“批判精神”乃是“自由精神”的展现，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看作者的口气，所谓“批评”、“批判”之类，原来是只对别人，而并不包括自己。这样一来，未免有失公平，所以这里也给梅宁华先生来一点批评。
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朱相远：《树立新的天人观》，转引自《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
[2] 张锐：《中国水污染的沉重报告》，《改革内参》，2007年第23期。
[3] 尚武：《挪威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中国改革报》，2007年1月12日。
[4]《易经·系辞下》。
[5]《左传》襄公十一年。
[6]《战国策·楚策四》。
[7] 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
[8]《孟子·告子下》。
[9] 人民日报评论员：增强忧患意识锐意开拓进取，《人民日报》，2007年3月20日。
张文军，（1957－），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