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结合历史和当代两波乡村建设实践，在具体历史脉络下重新加以“复杂化”，反思“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分析讨论乡村建设具体行动背后的三类思想资源：现代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正是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思想资源影响下，当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冲击而急速转型时，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乡村建设、乡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多重冲突与复杂互动，这些矛盾混杂交错、相互转化。也因此，乡村建设存在着在现代化中“实践出”另类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乡村建设 现代化 资源 矛盾 双重运动
一、引言
本文借用“现代梦”这样一个比喻意向，暂时搁置现代化常见的“史诗”式宏大叙事的角度，而以“农民、农村、农业”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用同样丰富的脉络与充分的事实，尝试指出另一个不同的现代化，它之所以被称为“梦”，不仅因为其承诺与现实存在差距；也不止于其“美好、中立”形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殖民主义和都市精英主义之武力与思维暴力；现代化的更大“梦幻”，还表现在“叙述者”们浪漫化的表达与其所产生的接受效果上，似乎他们和“听众们”都已达成共识——存在着某种“单一纯粹”的现代化，因此“冲击”之后的“反应”也可能是共同的。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复杂的现实层面，现代化的来源和传播不仅夹杂着各种政治经济诉求与诸多来自内、外部的限定与“拉扯”，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自然充满着“差异”与张力，“冲击”所产生的“直接反应”与丰富多样的“另类反应”共存，它始终作为“现代化”百年史的内在产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不断地发生着。
本文所讨论的乡村建设实践也需要重新加以“复杂化”。非进行一般研究所习惯采取的“对象化”处理，而希望进一步讨论：乡村建设到底“包含 / 隐藏”着什么？如果跳出以往研究对乡村建设所做出的“成功或失败”的评价方式，[1]乡村建设本身的“两难”是什么？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暂时借用作为“‘宿命’的现代化（康晓光，2008：209）”这一概念，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二、“另类”的空间：乡村建设的不同资源
正如我们后来人所看到的，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罗荣渠，2008）而历史上的这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则同时是该讨论的发起者之一、实际产物与后续跟进。
类似讨论既让乡村建设实践的立场更加清晰，也让乡村建设不同团体获得某种“共同体”的感觉与命名。然而，正如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乡村建设运动遍于全国，却非自一个中心扩大起来，而是先后由各地发动的；彼此见解互相接近，而不无出入。” （梁漱溟，2005：591）
也即，除了乡村建设与各种主流发展思路不同，乡建团体内部也存在诸多的差异与张力，不同表现的背后实际则是支撑它们的思想资源与对未来理想社会（乡村）的想象不同，它们分别是什么？这些不同资源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实实践又是如何表现和回应着这些不同脉络的资源？
在近代百余年来“屈辱自强”的历史背景下，影响乡村建设的思想资源及其对话对象可能包括：
（一） “现代化”思潮
近百年来的中西碰撞与全球化进程，西方元素当然是乡村建设思路的首要来源与参照。（潘家恩、杜洁，2010）它为乡村建设打开思路并重建价值提供空间，同时还带来包括现代社团、社会（教育）“试验”等新的实践形式。具体又可分为：
1. 晚清以来的变革思想与“新民”想象
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既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更使不管“器物”还是“制度”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都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深入人心。
乡村建设也是产生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并因其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本土化实践而让这样“西化”风潮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正是因为让“新民”与中国乡村及社会变革进行了结合，它尝试跳出一直以来的“自我客体化”，而试图为社会变革寻找定位“主体”，而这些“主体”不再只是常见的能人志士与民族英雄，而是最为普通但却多达三万万的中国农民。
历史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晏阳初先生更是对“新民”赋予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期待，其自我总结早期在中国的工作是推动“作新民”，随后在亚、非、拉三大洲则是“作天下新民”，甚至还让“新民”成为他一个儿子的名字。在他的理解中，“新民”将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而中国的平民教育，则是使平民——民族的脊梁以适应现代工业和政治所必需的基础教育。（晏阳初，1992：101）
也即，这样的“新民”，是现代化所需要并更具适应力和竞争力的“公民”。
然而，“新”和“旧”永远都只是相对而言，只有存在着某种参照和标准（努力达到或努力摆脱），“新”才成立。可当“新”成为某种本质，并当“求新”成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时，我们是否已经不自觉地陷落到以“现代化”为图景的“线性”游戏中？
2. “五四”以来“科学、民主”思潮与“启蒙”情结
根据《中国现代化史》的分析，“如果说晚清以来的‘乌托邦’思潮保持着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认同和价值选择。那‘五四’后知识分子所焕发的乌托邦热情，则表现了其超越西化而重觅未来理想社会的热忱。”（许纪霖、陈达凯，1995：356）同时，“五四”以来更加激烈的内外刺激也让许多知识分子转向超越“书斋”的社会改造。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背景与基本环境。
这样一种对“五四”的开放性阅读，更在刚刚离世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那里得到充分的展开，在《另一个“五四”》这篇长文里，沟口先生专门谈梁漱溟思想与“五四”的互动，他认为正是梁先生开创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五四”，它“既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五四’，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压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沟口雄三，1997）
的确，丰富的“五四”不仅直接产生了北大平民教育宣讲团这样的“平民教育”雏形，乡村建设运动所大力推广的“合作社”基本思想也是那个时候引进的。而梁漱溟先生总结乡村建设最核心的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梁先生在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和他整套乡建理论的前提下，对“五四”所倡导之“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的修订与取舍。
如果说晚清产生了启蒙的对象——“新民”，“五四”则让停留在口号和理论阶段的启蒙与其行为主体进行了直接的互动和结合。同时，“‘五四’后弥漫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对西方的不信任情绪，为现代化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许纪霖、陈达凯，1995：363）而乡村建设正是被孕育与呼唤出来的其中一种社会实践。
（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除上述资源外，两场乡建的脉络和资源中都已包含着西方社会及现代化内部的自我质疑与反思元素，并同时与全球范围内革命思潮的兴衰和传播紧密相关。因此，这些带有“另类（Alternative）现代化”诉求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必须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种种历史后果的警惕）中解释。
1. 现代化的自我质疑与反思
根据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基于充分史料而做出的分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被沾满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同时在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温和地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罗荣渠，2008：代序第8、9页）
同时，正如学者汪晖所指，“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 （汪晖，2008：65）
也正是通过这些中国知识界“忽然”到来的新转变，外加随后1929 ～ 1933年大萧条经济层面上的严重验证，这些综合因素无疑催生出了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某种氛围。只有回到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新派”知识领袖梁启超在欧洲之行后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为何会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而梁漱溟先生何以在本应“自卑”的大时代里保持着如此高亢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梁漱溟，2005：152-157）
正因如此，“理想”和“对照”中的乡村建设不仅能使中国得到现代化的好处，同时还能“避免西方过度都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罪恶。”（艾恺，1996：248）
2. 革命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西方诸国近百年的掠夺外加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逻辑的传播，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潘家恩、杜洁，2010）继续“现代化”似乎提供不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伴随着理论界对西式“现代化”的质疑，也同时引入另一种尝试解决“现代性”所产生问题的方案与思路——革命，特别是从与传统“西方”有着一定区别的俄国传来的“共产革命”。而此时，作为现代化“抽取”资源之后某种“废墟”的中国农村，恰好为这样的激进变革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虽然“革命”最激烈并又最具规模效果地实践着“反现代性”，但正如汪晖先生早在1997年就已经提出并分析过的，这样方案虽然携带着“反现代”的特征和目的，但当其在具体脉络中演绎并受到各种现实力量限定后的结果，无疑也只是某种“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汪晖，2008）
而革命对乡村建设的影响则具体表现在：
首先，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北伐”，各地农民运动迎来了大发展的高潮，特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动员效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乡建派在农村的实践开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证明与舆论准备。
其次，因为共产党在各地发展迅速，出于争夺对基层控制的需要，同时为战争和现代上层建筑提取税赋与兵丁，这对国民党政权形成很大的威胁与竞争，而尚未完全统一和稳定的国民党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力来大范围地推广试验某种“稳定乡村”方案，这在客观上也迫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为“非共产党”的民间乡建运动“让”出一定空间。这一点在梁漱溟的意识里非常清楚，但与一般人以为“乡建派”被国民党所“利用”不同，他认为恰恰是乡村建设在“利用”政权给出的空间来做那些与政权目的相差甚远的事。（梁漱溟，2005：440）
再次，既然革命某种程度上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因此它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引起梁漱溟等试图更为彻底“反现代化”的“乡建派”[2]产生与之对话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并在实践中处处尝试与之有交叉、区分或互动。
因此表面上看，被称为“改良主义”的乡建实践似乎与革命格格不入，但除了明显的“竞争”与“对话”关系外，两者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如：延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农村方案中亦有梁漱溟当年尚未实现之计划的“影子”。[3]而晏阳初50年代则在台湾帮助国民党完成土改……
（三）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
作为一种尝试回归“三农”这样一个本土议题的努力，乡村建设实践除了受“现代化”/ “反现代化”这两方面思潮的影响外，还很大程度上尝试从本土和传统中获取资源。
然而从资源的角度重新进入传统和本土，并不等同于一般论者对其“复古、保守”这样不甚公正的指责。因为，正如最为“保守”的“传统派”乡建代表人物，都曾经指出：“中国文化到清代的时候，表面上顶光华，顶整齐文密，而内里精神顶空虚，顶糟；外面成了一个僵壳（指礼教），里面已经腐烂。……所以西洋东西进来，一下子就慌了。”（梁漱溟，2005：272-273）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又要处处与西方为“敌”？那是因为其有更为现实及操作层面上的反驳：“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前期之所为，乃欲举数千年土生土长之‘礼’而弃之，凭空采摘异方花果一西洋之‘法’以植于中国者，其事何可能邪？”（梁漱溟，2005：257）
因此，梁漱溟从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寻找“乡村（另类）现代性”的元素和可能土壤。比如其认为“礼俗”是建立乡土社会秩序最有文化基础，同时又是最低成本，不造成“分化”与人与人紧张关系的一种传统资源。
但他也反复声明：这里说的绝不是鲁迅所猛烈批判的“礼教”。因此才需要恢复其“僵化”之前的根本精神，并加以改造。因此他说，“不一定点头鞠躬算是礼。礼的根本、礼的重要、礼的大端是在制度，不过这个制度运用去行的时候，还是要靠礼貌之礼、礼节之礼。”（梁漱溟，2005：385）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不像一些“道学家”一样停留在纯粹的“道德教化”上，而是同时推动合作社建设、农业技术改良、乡村自卫武装等，因为只有系统成套的建设才能产生综合的效果，并为“新礼俗”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
不仅“本土派”从传统中获取资源，即使被普遍归纳为“西方派”的晏阳初先生同样也在回归热土中吸收运用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资源，这从他不断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便可窥见一斑。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名师杜威的洋博士陶行知，同样也在很大程度受明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影响。
以上充满差异甚至对立的思想来源充分说明：无论历史还是当代，乡村建设的主体和思路本身就充满着复杂的张力，同时这些思想资源往往也正是其“对话”对象，这既很大程度上挑战我们在评价时的某种“清晰 / 二元”倾向，也彰显出现代化对乡村建设的多重影响。
三、当乡土中国走进现代社会：乡村建设的矛盾与冲突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非常确凿和自信地提出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只有当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费孝通，1999a：316-321）正是在类似结构性冲突的限定下，乡村建设的内部和外部从来就存在着各种不同层次的矛盾。
《最后的儒家》副标题之所以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因为作者认为“梁漱溟的运动和他的哲学理论一样也是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保守的，也的确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一种‘革命的保守主义’……他幻想着一种民族化运动以反对国家化；他认为，政府天生就是乡村建设的妨碍；同时他也认识到乡村建设只有含混地和政府联合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并把权力抓在手里。”（艾恺，1996：280、284）
而梁先生本人则认识到，无论是自己思想中看似的“矛盾”，还是乡村建设的“难处”，其实都应先追溯其所面对之处境与问题本身的“不伦不类”——“……这些矛盾，使中国陷于左右来回的双重矛盾中。……中国在这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梁漱溟，2005，206-208）
除如此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基本脉络以及乡建代表人物个人思想内部的“张力”外，作为组织化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面对着无数充满矛盾的“评判 / 批判”，这些拥有挑剔眼光的批判者以现代性的标准对民间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了过多的期待。其中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民国期间，海外归来并带着现代化“真经”的陈序经在访问山东邹平归来后以胜利者的口吻得出了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梁漱溟仍然没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艾凯，1996：276）
与此同时，在强势的“单向”现代化基本背景下，乡村建设团体内部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许多受西方教育的乡建同行对梁漱溟先生就有微词，虽然他们对其个人的品格和学识也公开表示敬慕，“但他们基本上把他看作一个并不十分了解当代世界的‘非科学的’过时儒家。而他们自己则大多把乡村建设仅仅看成是一个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纲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生产率和教育水平。”（艾凯，1996：275）
总体上说，既然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希望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定下尝试寻求非主流现代化、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建设性方案。故这一实践本身及其所带出的各种相关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按照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不断地再现、限定与“无害化”，因此，可能存在着如下不同层次的矛盾与“难处”[4]：
（一）现代化与乡土社会的冲突矛盾
作为对《乡土中国》所提“乡土”命题的延伸，费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指出，“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进一步可以说，乡村和都市是相克的，都市克乡村，乡村则在供奉都市。”（费孝通，1999b：314-318）这当然也是乡村建设所直接遭遇的很大“麻烦”，但本文把重点放在其他一些易被忽略的“矛盾”上。
比如：追求并努力完成“现代治理结构”的行政体制与分散小农和传统社区自治存在着矛盾，并以大幅提高“治理成本”和“干（部）群（众）冲突”为两大表现形式。因为这套照搬自西方的制度对城市或许适用，但却不适应于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除了维持不了较高的“制度成本”外，它还将导致农村基层管理混乱，公共负债增加。这点在梁漱溟所处的时代，就被他敏锐地发现了：“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绝对不行……（因为）乡村是政府力量所不达的地方，因警察没有那么多。”（梁漱溟，2005：397）
而在2004—2006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后，当举国上下欢呼所谓“后税费时代”来临之际，虽然可能向乡村过分提取的“黑手”被“砍断”了，但那个“无手”却依然庞大的“怪物”仍内在地存活着。
比如，作为“后税费时代”进一步“惠农”举措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本应取得更大的成效。但正如有调查所指，“在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大多数政府主导实际上已经沦为部门利益主导，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普遍性的‘精英俘获’已经导致精英农户得益多，而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这既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更可能因‘大农吃小农’而产生农村进一步分化等新问题；……还可能造成合作社发展的虚假繁荣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9）
因此，即使这个已完成工业化并具有充足资源以“反哺”“三农”的政府，当其回过头来想真正回馈“三农”时，也可能无可奈何地受到条块分割与部门利益的限制，更受制于原有的“路径依赖”及以“都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强势逻辑之影响。
（二）乡村建设与现代化的矛盾
梁漱溟先生有个十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1932：288）因此，除上面分析的矛盾外，乡村建设与现代化也存在着不同方面的直接冲突：
1. 以乡村建设为“名”、实为国家 / 地方“政权下移”的现代政权建设与民间以“乡土 / 社区”为本的乡建精神相冲突的突出例子无疑是山西阎锡山的“村政”试验和国民党以“保甲制”[5]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政策。
根据张鸣先生的分析，阎锡山这位唯一的民国“不倒翁”，从辛亥革命获得山西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止，一直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即使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迫下野，仍能遥控山西。（张鸣，2001：76-84）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其“秘密”在于所谓“村政”——“阎锡山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经济上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迅速实现山西的富强……实际上，他一箭数雕，既把原来乡村存在的各种名目的独立和半独立的武装统统收在自己的名下，从根本上免除了乡村地方势力潜在的离心威胁，又建立起一套乡村准警察体系与预备兵部队，为日后扩军扩张做准备，同时，在这个偏远的小省，他迅速地从农村聚敛了巨大财富，用于主要是军工业的工业建设，……从这个意义上，阎的‘成功’体现在真正实现了从清末开始的国家政权下移，并以政权的力量完成了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而对农村的控制更强化到了极致。”（张鸣，2001：78-87）
然而，也正是这个被梁漱溟评价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梁漱溟，1991：892）却名噪一时的省级“村治”试验。有研究者认为“1927年以后，山西的自治系统堕落成为一种以控制为主的官僚政治，它不过是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地方。这样，阎的计划因不为乡建运动所承认而名誉扫地。”（艾凯，1996：244）
而对于充满“裂隙”的国民党来说，名义上的乡村建设可以从早期的“地方自治”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实验县（江宁实验县、兰溪实验县）”。但这个以“乡村 / 地方自治”为名义而实际却是“防共反共”的改革，“虽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一点加强，但农民的负担却因此而加重，既无任何促进乡村建设，，也达不到防止共产主义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张鸣，2001：108）因此，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的日益加剧，他们很快“放弃了‘自治’这块带有西洋味的遮羞布，直接斥诸传统最赤裸裸和冷酷的资源，恢复并强化‘保甲制’……1934 年，更将此制推广到全国，但又有碍于此制太过赤裸地违背孙总理关于地方自治的‘遗教’，蒋政府不得不以‘新生活运动’等做一些修饰。”（张鸣，2001：112-118）
如此自上而下的“铁钩帮豆腐”，不仅让那些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型”乡建实践遭遇尴尬，更可能因为影响深远的“保甲制”之推行而客观上导致“乡建终结”！[6]
因为，无论是哪一派的乡村建设，都希望乡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能尽可能减少被剥夺，并以此为基础以发展当地农民力量，重新恢复日益式微的传统乡土低成本治理与秩序。而自上而下“保甲制”的全国强制推行却导致了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因此有了“保障”而“正常化”，这既强化“劣绅驱逐良绅”，更可能让那些因艰苦的乡建工作而暂时离去的“劣绅们”重新归来。难怪，我们此处看到梁漱溟先生少有的愤怒：“我们要退出官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如不退出来，则乡村建设事业将缺乏活力。”（梁漱溟，2005：395）
2. 乡建之“地方本位”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国家本位”发生冲突
“地方—国家”一般会被理解为政治或军事上的对立，但同时其也可能是经济和基本发展模式上的分野。另一位通过经济“在地化”而构建“镇治”典范的乡建领袖卢作孚在建国初年令人扼腕的“自杀”则让我们充满遗憾地感受到其中的张力。
作为不满18 岁就参加同盟会并因创办民国最大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而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其所代表的产业资本通过乡村建设来支持农村社区的发展，创造性地实践出一种“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同时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交易成本的新模式。既整体改造城市郊区农村，让农民能够随着其企业化进程逐步改善自己生活，最终实现产业资本与乡土社会的双赢。”（温铁军，2005）
除了让产业资本与“本地”乡村建设相结合这样的大方向外，卢先生的具体做法更值得我们关注———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红利”，即让产业资本及各项建设的收益留在当地，既不上缴，也不自谋私利，以成为帮助“地方”开展乡村建设的原始积累，这样的累积方式颇似80 年代一些能将“利润”和“就业机会”留给本乡本土的乡镇企业，它不仅根本上挑战了那些让“资源”单向流往外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并凭此自我“造血”，为某种低成本的良性治理保障了基本条件。
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卢作孚，却因焦虑和困惑中的挣扎，于1952 年2 月8 日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促成如此悲剧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以下分析颇为大胆地从“地方—国家”角度提出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随着1949 年“开天辟地”的到来，横扫一切“旧势力”的国家力量空前强大，与此同时，虽然初期坚持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但随之到来的朝鲜战争残酷地将中国打入“苏联阵营”并以“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特征进行了战略调整，（温铁军，2009）虽然1953 年才正式提出有别于新民主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此前整个城市社会的“三反”、“五反”必将营造出充分的“剧变”氛围，可当如此自上而下的国家逻辑被套用到一个充分“社区化”的地方就可能存在问题（这就如80 年代那些合法经营又“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本村老板一般不会被本村人指为“剥削”，因为他们将主要收益“本地化”了。）———当此前还被国共两党和地方百姓普遍尊为“民族英雄”“、功臣”和“北碚开拓者”的卢作孚，迅速而突然地，因为国家的工业化和路线调整，而被一些他所热爱的“乡亲们”指认为可能染指“剥削”的资本家，而其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地方区域化发展也要在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面前不容置疑地“被牺牲”时，如此巨大落差，无疑给这位经历过风风雨雨并坚韧不拔的实业家以巨大打击。
作为“地方—中央”冲突的另一个例子，同样也是一位乡村建设领袖。曾任冯玉祥秘书并在豫西老家镇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彭禹庭开创了“自治、自卫、自富”为特征之地方主义，（徐有礼等，1999）并因此而拒绝中央政府的控制。结果，当蒋介石1930 年掌握河南的权力后，拥有地方武装并以“剿匪”威震一方的他却在1933 年被“土匪”暗杀了。正如分析所指出，“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时，象彭禹庭这样的事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费正清、费维恺，1994）可见，类似的冲突和“难处”充满着整部乡村建设史，它同样可以部分解释当代那些尝试“社区本位”的村民互助合作组织必将遭遇的内在困境。
3.“革命话语”与乡土社会及乡建的内在张力
如前所述，革命本身也是现代化和泛政治化所派生出来的一种话语和实践，其势必要将农民都建构成“革命化”的主体，然而革命却不能解决乡村中的所有问题，而且其深层目标正是内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乡村建设相反地提出可否暂时在某种程度上将乡村“独立（受保护）”于城市，以此尝试部分地恢复乡村“自主”。因此，革命无论与“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还是与试图保护“乡土自主”的乡建实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内在冲突。当革命成为最大的现实与氛围时，乡村建设似乎永远都是不够“先进”、脱离“实际”和不可被整体采用的“想象性方案”。
（三）乡村建设与乡土社会的矛盾
毕竟乡村建设多是由外部力量在某种预设判断与“愿景”指导下的社会介入实践，虽然力求“本土”与“乡土”，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科学性/ 外部性”仍然与“非规范”的乡土社会存在着某种冲突。比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具有“熟人社会”和相对少流动性并对外来文字需求不大等特点，虽不点名，但实际针对的是乡村建设“科学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的基本理论与认识。费先生巧妙地通过自己久居城市儿子在乡间的遭遇故事进而分析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乡土社会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费孝通，1999a：321-332）
费老当然不是将“乡土”本质化和定型化，而是提醒我们，“文字下乡”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强势力量，而“博士下乡”等外加的“道德光环”更容易强化这样的权力等级关系与“对象化”效果，并因此而遮蔽乡土社会的环境特点与差异性。这些提醒，同时也让我们敏感到乡村建设和乡土社会“既得利益者”所已经发生的实际冲突。如“定县平教会虽在生计、卫生等方面取得成效，但却因《债务调节法》的颁布而得罪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因严厉禁赌导致地主豪商的反抗。结果实验县刚刚成立一年多，力主‘实验’的县长就被迫辞职……表面上看，定县的试验是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但实际上，乡间保守势力已开始了对种种革新的反扑。”（许纪霖、陈达凯，1995：470-471）
（四）当代新限制：“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人类安全危机”
比起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虽然没有当年如此严肃的时代命题：“乡建救国”[7]！可当代现代化与乡建实践却同时面对全新的危机与挑战———发展的可持续。它不仅让我们看到近年来大面积发生和随时可见的“百（千）年一遇”自然灾害，它更伴随着农村生活方式的快速“非农化”，大大削解了如此相对于城市来说“低能耗”之生活方式对危机所具有的“缓冲”作用。而即将全面“对接”农村的“消费社会”与“（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成功人士”新意识形态更是无处不在，以致乡村建设推动者贺雪峰先生奔走疾呼的以“低消费、高福利”为必须的应对战略。
更加可怕的是，随着各种危机的纷纷到来，各种利益主体在“理性”和“识时务”的“两害相交取其轻”中不断博弈——君不见，前几年电视和公益广告还可以不乏“真诚”地谈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电池回收”之类，然而一场“金融海啸”，让“健忘”的我们又一次全民动员，为“过剩”资本寻求有效的“避难所”：“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不约而同地在美丽外衣下全面推开。而每一个都同样可以让我们毁灭的危机就如此合理地相互“转换”着，以“危机”解决“危机”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真正绝望！而“三农”又一次成为危机与成本转嫁的首选对象。（温铁军、刘海英，2009）
几年前，笔者曾经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多艰辛并饱受非议的生态农业实践基础上总结道，“乡村建设，来自资源的限制既明显又易被忽视。生态问题绝不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预言故事，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它意味着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物种急剧减少；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它意味着自己及子孙后代是否还有田可种（土地板结），是否还有水可浇（水位下降、环境污染明显），是否还能种的起地（种子、农资、灌溉成本增加）等问题。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是否还有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吃到健康无污染的食品！”（潘家恩，2007）[8]因此，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增加了很多诸如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市民农业、消费者教育之类的工作内容，同时将“可持续视角”和“环境敏感”渗透到每一项相关的工作中。
总之，我们呈现并分析以上多重矛盾与冲突，是为了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乡村建设所需要面对的是诸多直接或间接的“难处”，各个不同层次的矛盾混杂交错、相互转化。而当前我们所感知并观察到的社会行动，本身就已经是经过各种矛盾冲突与现实张力共同限定下的产物。故乡村建设不可以被简单的约化，而需不断地“再（历史）脉络化”。另一方面，如此复杂矛盾综合形成了乡村建设实践的“特殊环境”———既是“自毁”也是“他毁”，既是崩溃或瘫痪下的“废墟”，也是充满“诱惑”和“路径依赖”的“现代性战场”。曾经有效的一些“方法”和“资源”，却已多被指为“落后”或“过时”，一些曾经拥有有效动员力（诸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类似做法也因更大环境的改变而失效。
四、作为现代化“另类”反应的乡村建设
通过以上各层面的论述，笔者尝试将乡村建设放置在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50 多年前所提出“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卡尔·波兰尼，2007）的独特视野与框架下：虽然百年中国已经产生了各种影响深远的变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同时它也将催生出中国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前述复杂多样并充满张力的资源和矛盾正是这种互动反应机理的深层缘由。
因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判断：乡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超越现代化意识形态而延续至今的一种社会运动，是一个原住民人口大国的“三农”在追求快速现代化发展而被迫承接“负外部性”以及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崩溃的双重影响下，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寻找非主流现代化、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努力，以及因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斗争的过程。
是故，中国乡村建设正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产物与对应物。其同步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某种“另类现代性”，它的内部及其与主流现代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张力与冲突。因此，它同时在社区本土、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这三个层次的脉络进行着回应、反抗与互动。就像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恩格斯，1971）在资本主义及各种论述内部，“三农”问题始终无法很好地被回应与内在包容，故被派定为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只能模糊地指称为“落后/拖后腿”进而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转移”与改造。农民更是被线性进步的历史观排斥在历史之外。（张慧瑜，2008：530）
可不管怎样，农业作为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条件这一前提仍需被正视。因此，在资本主义逻辑内，一方面通过外部殖民或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以转移农业生产压力及现代社会所产生的过剩人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把希望寄托在“化学农业”、“石油农业”与“生物农业”所带来的新增长。然而，这些又十分现实地遭遇到当下“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人类安全”等诸多限制。因此，乡村建设的主要努力即希望改出资本主义体系与现代化发展路径以及其所产生的路径依赖，进而缓解其对“农民权益、农村治理、农业可持续（即‘三农’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乡村建设不应拘泥于具体对象或具体范围内的行动，它不仅直接面对“三农”，还应包括对背后所支撑之某种“现代化视野”的彻底反思——根据长期参与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及国际社会运动的香港学者刘健芝的总结，“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可以是一种不同的视角、立场和生活态度。”（刘健芝，2008：217）
本文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可以挑战“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将不等同于单纯的行动，它既是实践命题，更是理论命题。之所以是理论，因为它要对抗一种叙述；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实践，因为它要改变那样的一种现实！
* 本文资料收集、观点形成和修改讨论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和香港岭南大学许宝强、刘健芝两位老师的指导与启发，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各位乡建同仁近十年并延续至今的实践工作更是该总结反思的最主要动力与素材来源，在此深表谢意！但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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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例如，梁漱溟参与的河南村治学院、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都曾经被以非正常手段关闭，存在时间均不超过4年，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因日本侵华而中断，这些都被一些叙述作为他们各自“失败”的有力论据。
[2]需要说明的是，从来没有统一的“乡建派”这一“整体”，其内部充满着“差异”，其间也有十分认同现代化，而只是希望如此现代化能真正惠及“三农”的派别，但正因为乡建内部的多元，它也可能产生一些十分“微小”但却很有挑战性的“另类”思想，此处所指的更为彻底“反现代化”，主要指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思路和做法。
[3]如：梁漱溟早在30年代就认为，应“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同时并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则乡村工业自必勃然而兴。”（梁漱溟，2005：510）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完成工业化的“路径”有几分相似。当然，其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却是梁毛观点的根本不同，这也是1953年他们那场著名“争吵”的起因，但从1938年，梁访问延安并同毛谈话8次之多，可见他们的思路是有一定的交叉和互相影响。
[4]此处的“难处”源自梁漱溟先生的著名演讲《我们的两大难处》，笔者认为该篇演讲被广泛地“误读”，大多数人认为梁先生在此是“缴械”般地自我坦言“失败”。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字里行间，梁先生是用他的理论和分析来反驳这种“失败论”。所以他在文中强调，这“两大”不是 “危机”，也不是“矛盾”，而是任何事物发展都会遇到的“难处”。（梁漱溟，2005）
[5]保甲制是始于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种军事制度，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城乡居民采用保甲制作为基层政治制度。1932年，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以户为单位，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十甲编为一保，设保长。在保甲内，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动和征抽壮丁的办法。1934年，国民党政府将保甲制在它的统治区内全面推行。
[6]此处参考自温铁军教授的一个大胆判断，他认为与其说是日本1937年侵华的“铁蹄”中止了民国乡村建设，不如说随着1934年国民党“保甲制”的全国强制推行，乡村建设的空间已经不再存在，真正乡村建设也正因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走向尽头。
[7]这从梁漱溟先生谈乡建的书名即可看出，《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另一本乡建文集更名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8]更多反思请参考：潘家恩：《毛驴、传统与雪灾》，载《天涯》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