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差异矛盾论”即“差异就是矛盾”是一个错误的理论，这个错误的理论与另一个错误的理论——“斗争绝对论”结合后，给原苏联和中国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导致7000余万人死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差异和矛盾没有什么区别，差异就是矛盾，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差异矛盾论”。30年代中期，“差异矛盾论”通过苏联哲学教科书传入中国，经过毛泽东的肯定与倡导，后来成了中国哲学界一个不容置疑的“经典”，直到21世纪的今天，许多中国人仍对它笃信不疑。2012年4月，作者在《差异不是矛盾》[1]一文中对“差异矛盾论”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作者认为，差异和矛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反映了事物之间两种不同的关系，二者在性质和特征上也各不相同，所以差异就是差异，差异并不是矛盾。拙文揭示了“差异矛盾论”的理论错误：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把非矛盾的差异也列入矛盾的范畴，犯了矛盾扩大化和矛盾极端化的错误。

“差异矛盾论”的错误不仅仅表现在理论上，当人们用这种理论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实践的时候，这种错误的理论有可能导致个体行为和社会实践的挫折与失败，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朋友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差异矛盾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哲学观点，一个普通的哲学观点怎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斗争绝对论”，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斗争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矛盾只有通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才能够解决。既然差异也是矛盾，那么，解决差异的方式也必然是斗争，互相差异的事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够达到一致或同一。按照“差异矛盾论” 和“斗争绝对论”，假若对非矛盾也进行斗争，那必然会打击、伤害同志、朋友以及无辜的人，必然会导致行为、事业和社会实践的挫折与失败，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差异是否是矛盾”的争论，哲学家德波林（1881—1963）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到达于极端的矛盾——都经过之后，‘解决矛盾’的时期就到来了。”[2]他认为矛盾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即“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到达于极端的矛盾”，由于矛盾是这个过程的“极端”，所以，处在这个过程中间阶段的差异还不是矛盾。根据德波林的观点，苏联的无产阶级与一般农民以及富农之间只存在差异，并不存在矛盾，所以对一般农民和富农应该团结，而不应该打击或“消灭”。然而，由于德波林的观点不符合当时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所以他的正确观点受到了批判，而错误的“差异矛盾论”却占据了上风，当时许多人都相信，矛盾是从过程的一开始就出现的，差异就是矛盾，解决差异的方式同样也是斗争。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开展了“消灭富农”、打击农民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苏共组织了几万名干部下乡，采取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打击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大批农民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粮食被政府夺走。通过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苏联突击组建了大批“集体农庄”，大约2000万户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从表面上看，苏联的农业迅速实现了集体化，苏联无产阶级与一般农民以及富农之间的“矛盾”也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却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数百万农民被处死，许多“富农”家庭甚至绝了户！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对苏联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锐降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局面。由于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苏联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450万！[3]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差异矛盾论”是完全错误的，而德波林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苏联无产阶级与一般农民以及富农之间只存在差异，并不存在矛盾，差异并不是矛盾，解决差异只能采取团结、合作的方式，而不能粗暴地斗争、打击与“消灭”。

“差异矛盾论”在苏联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当它传到中国后，同样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937～1952年，毛泽东根据苏联哲学教科书写成了《矛盾论》，他在文中大肆宣扬“差异矛盾论”，把这个错误的理论捧为圭臬，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由于毛泽东用错误的“差异矛盾论”和“斗争绝对论”指导自己的行为和“革命事业”，于是不可避免地也造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1959年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试图纠正“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在会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实事求是地反映“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问题和教训，建议及时纠正。彭德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要职，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完全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而他所反映的问题也不过是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反对“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也认为“成绩伟大，问题很多”，所以，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分歧只不过是问题多与少的分歧，彭德怀认为问题比较多，而毛泽东却认为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彭并没有与毛对立，更没有反对、批判毛，所以从哲学的角度看，二人的分歧充其量也不过是认识上的差异，根本构不成矛盾。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差异矛盾论”，于是他很自然地就把他们的差异定性为矛盾，定性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并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来解决他与彭德怀之间的差异或分歧。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毛泽东还把斗争推向全党，在全党范围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有360万不愿搞“假大空”的党员干部被错误地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自以为通过斗争的方式就可以彻底打倒彭德怀，彻底解决他和彭之间的“矛盾”，然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反右倾斗争”不仅未能解决他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反而把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小分歧扩大成为全党的大分歧，不仅造成了中共思想和政治上的裂痕，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严重后果。正如著名哲学家邢贲思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批判彭德怀等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重大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假大空、两面派的一系列不良倾向的滋长，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在斗争中，实行所谓‘老账新账一起算’，甚至‘私仇公仇一起报’，既不能弄清是非，又必然伤害同志。1959年反右倾斗争，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党外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重大升级。”[4] 更为严重的是，这场错误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两场大灾难的发生，第一场大灾难是1959年～1961的三年大饥荒，在这场大饥荒中近4000万人被活活饿死，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第二场大灾难是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这场灾难导致2000万人死亡，1亿人被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遭受了一场浩劫。[5]

这些血淋淋的、惨痛的事实说明，错误的理论有可能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

“差异矛盾论”者是一些典型的极端主义者，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存在矛盾一种东西，一切都是矛盾，而所有的矛盾都需要进行无情的斗争。正是由于这种极端主义思想作怪，他们几乎变成了“矛盾狂”， 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矛盾，所有的人都是对立面，都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他们不允许出现一点不同的意见、观点、思想和行为，把所有与自己稍有差异的意见、思想和观点统统打成“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言论”，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统统打成“革命的对立面”、“阶级敌人”和“反革命”，统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把他们迫害致死。无论是普通群众，无论是知识分子，无论是“革命同志”，也无论是彭德怀、刘少奇、布哈林、托洛斯基那样的高级干部，只要你与我稍有差异，都逃脱不掉被斗争、被打击，甚至被消灭的厄运。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差异矛盾论”和“斗争绝对论”已经成为“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也成了独裁者压制不同意见、铲除异己、维护独裁统治的得力工具。

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王元化先生在《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中对“差异矛盾论”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我们跟随苏联的理论界批判德波林的差异说，断言差异就是矛盾，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承认非矛盾的差异存在，抹杀了多样性的统一，必将导致斗争性的绝对化。”[6]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判德波林，是和当时斯大林整肃布哈林、德波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有关。但毛反对德波林的差异性，认为只有矛盾而无差异的哲学观点，对于以后思想界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后果，即提倡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使合二而一成为反革命理沦。从此哲学教科书中再也没有‘多样性的统一’的观念，甚至连这一词语也绝迹了。取消了‘多样性的统一’，也就取消了思想多元化，而使之定于一尊，实现舆论一律式的一元化统治。”[7]

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深刻的，“差异矛盾论”确实是一个极其片面、狭隘的理论，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单调的矛盾世界，其实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存在着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差异与同一，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我们就应该全面而又客观地看待矛盾、差异与同一，既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矛盾，也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差异和同一。我们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去处理各种不同的矛盾、差异与同一，决不能像那些极端的“矛盾狂”那样，手中挥舞着斗争的大棒，妄图用一种方式去解决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差异与同一。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差异与同一，假如我们不问青红皂白，教条主义地采用固定的斗争方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问题不仅难以解决，反而有可能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差异矛盾论”和“斗争绝对论”曾经给原苏联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的教训，彻底批判这些错误的理论，防止悲剧重演。

2012-6-11于郑州

注释：

[1] 陈定学：《差异不是矛盾》，见爱思想网-哲学-科学哲学。

[2] 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5页。

[3]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4] 邢贲思：《中国哲学五十年》，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5] 见《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元化：《清园近作录》，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7] 王元化：《小品三则》，见《财经》杂志/总第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