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发30周年。许多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大陆30年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成效非常显著，取得了连续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创造了世界上30年来最大的经济奇迹。同时国际地位一日千里，基本上已经迈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但是在政治领域，中国大陆的改革步伐明显滞后。政治改革的滞后，导致了贫富分化，腐败盛行，利益集团为所欲为，客观上给政治改革制造了更大的阻碍。

中央党校的李君如先生表示：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至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搞了三十年了”。“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而且事实上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标志，但实际上有经济改革吗？没有。实际上有的是解放思想、政治民主。中国真正的改革是从政治开始的，是民主政治打了头。先有政治民主，才有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 李君如称赞邓小平“是个战略家，同时也是个策略家”。“邓小平先生把政治改革结合到经济改革中，如农村包产到户是经济改革，但包产到户过程中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行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

李君如先生的观点有一点我完全赞成，那就是“中国真正的改革是从政治开始的。”此外，他关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其他看法我难以认同。为什么说中国大陆30年的改革进程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而非从经济改革开始呢？

首先，执政党政治路线的改变带动了大陆社会发展整体性的转折。“文革”期间的政治路线简而言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执政党果断放弃这条政治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了要“对外开放”的方针。执政党政治路线的转变，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中国政治的最大变革。它把大陆社会从探索社会主义的误入歧途和全民内战状态，拉回到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正常轨道。政治路线的改革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呢？毫无疑问，是政治改革。没有这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就失去了30年经济改革的起点。

其次，废除干部终身制和实行选拔干部的“四化”方针，为推进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生力军。按照执政党的党建理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在确定了干什么事之后，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就是让什么人来干。干部终身制是前29年的政治遗产，是继承这份遗产还是抛弃这份遗产？对于干部终身制，无论是邓小平个人还是广大民众都深受其害。如果没有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不至于延续到他去世，邓小平不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跌落。废除终身制就意味着在政治运行中增加了改正错误的机会。同时，如果不废除终身制，年老体弱、知识陈旧的老干部将无法承担国家现代化的使命，造就历史的遗憾。废除终身制和推行“四化”方针，让大批老同志退下去，让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一次政治权力的群体性大转移，没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胆识，谁都难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它在30年历史中的作用是显然的，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就是因为这次权力转移而走上领导岗位。不过，人们对于其历史作用的忽视也是显然的。当然，这也是政治改革。

其三，恢复高考和大规模的平反摘帽造就了改革开放的铁杆支持者，铺设了肥沃的政治土壤。“地富反坏右”的命运发生奇迹般的改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平等运动，“血统论”、“出身论”、“等级论”在事实面前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证中国大陆的改革始于政治改革，完全是笔者所同意的。但是要说是先有了政治民主然后才有经济改革，这是笔者有所保留的。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改革。政治改革与民主改革，前者包含后者，但两者的区别又是非常明显。将政治改革简单地等同于民主改革，实际上是将两者混为一谈，降低了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30年中间有没有民主改革呢？当然有，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但是，像这样的民主改革，它的实际意义难以高估。且不说村民是否真正自治了，是否能够抗拒某些公权力的不当干预，是否能抗拒外力对于村民土地的非法强制征用。单单问问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就一望而知。它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任何一个层级的政权机关。民主制度中最核心的是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吗？民主制度最关键的是国家公权力的民主产生及其接受民主的监督。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关注点在于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力运行是否透明、合法、公正。要判断一个国家民主改革的成效，最主要的判断依据是国家权力是否民主运行。权力是“纲”，聚焦了权力才能纲举目张。

至于李君如先生提到的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其遭遇和村民自治制度差不多。从各种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最严重的地区，恰恰不在大中城市，而在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城镇和农村。石宗源书记总结的、导致“瓮安事件”发生的那些深层原因，并不是瓮安的特例，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样的事实，谁又可以用“这是个别现象、大部分是好的”这样的套话来予以否认呢？

如果要对中国这30年的政治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有政治改革，欠缺民主改革。

笔者丝毫不想否定30年中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它所取得的成绩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中国人都为北京奥运会而自豪。需要正视的是，这些政治改革所积聚的资源已经基本耗尽，剩余的资源无力支撑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健康发展。因为上述政治改革而获得利益的群体，有的甚至成了国家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力量，这些人享受着垄断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对大众的民主呼声充耳不闻。

笔者也丝毫不想否认这30年来国家在民主制度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人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听证制度、信访制度、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考试制度……每一种制度的建立或完善都代表着向民主政治迈进的努力。但是，民主政治不仅仅只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一整套制度体系能够良性运转。不能良性运转的民主制度，不过是一件民主的外套。好比是不能实施的宪法，不过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人们认为经济改革成功，政治改革滞后，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而并不是说中国缺乏自己的一套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

有人认为要把美国那一整套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事半功倍。美国的民主体制对于中国是不是管用，能管多大的用，这是一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改革是要讲成本核算的，民主改革也不能不讲投入产出比。一部《联邦党人文集》讲了那么多的道理，其实讲的道理概括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怎样设计才是最划算的。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来，这需要多大的成本，会引起多大的反弹，用一台超级计算机估计也算不出来。实事求是讲，我并不认为中国现行的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从本质上有反民主的地方。中国目前最切实的民主改革任务是循“民”求实。这里的“民”是指中国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循“民”求实就是循着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之名，去求中国民主制度之落实。在落实的过程中发现制度设计有不周之处，可以再行完善。有的学者说，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所以，中国的民主改革应该不是重新设计一套制度，而是落实现有的制度。落实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落实。这样的改革既承接历史，又能看到清晰的未来，还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应该是成本最低的改革了。

经过这样民主改革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请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第一条读起。

人类对于民主的追求是有某些共通之处的。我一再引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当我们共和国的设计师们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中的美好词句时，他们是在签署一份美国人都要继承的支票……今天，就其有色人种公民而言，美国显然尚未按约兑现她的这张期票。美国没有履行她的神圣义务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注上“存款不足”被退回的支票。我们不相信公正的银行会破产，所以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一张可以让我们要求足够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的支票。

所以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并不需要太多的制度创新，最需要的是制度落实。这可能就是中国后奥运时代民主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