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
本文从民主含义、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和制约、民族问题、政治文化改革、领导人与国家共赢、法治与强有力政府等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民主改革面临的六大世界性难题，最后提出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进行方法重大创新的建议。
一个国家进行某项复杂改革之前，至少必须回答四个问题：做什么？怎样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怎样解决？如果没有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或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获得多数共识，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结果只能是：要么国家不能进行该项改革，要么改革不能成功。
笔者在《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一文中指出，民主是西方智慧的一个产品，但迄今为止，民主还是一个只有大量成功实践，还无法使其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获得全球多数认同的“东西”。由于现有民主还存在很多缺陷，不但美欧国家目前面临种种困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改革出现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一些国家甚至至今不敢进行民主改革。
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国民性等，与美欧国家具有很多重大差异，既然美欧民主的缺陷之一是至今没有一个多数认同的民主科学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改革面临难题，也就无法避免。
为了寻找这些难题的解决办法，本文先对它们进行一个粗略描述。
难题一：“民主”至今没有一个既“简明”又能“精细化”的结构化定义
在企业管理或公共管理中，人们在进行目标管理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必须使核心概念的定义满足“简明-精细化”要求：既能用1-2句话对其进行简要说明，又能将其不断分解为具体指标。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符合“简化-精细化”的典型代表。马斯洛的“需要”不但有一个通俗易懂的简明定义，还有一个将“需要”分为基本物质需要、安全需要等五个方面需要的金字塔结构。
对核心概念给出符合“简化-精细化”定义的过程，是对核心概念进行结构化思考的过程。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有一本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培训的通用教材：《金字塔原理：思考、写作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很多世界著名公司和著名大学商学院，都采用该书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工作。在管理和IT行业，帮助人们对核心概念或问题进行结构化思考的电脑软件和相关培训已经很多，其中最著名的电脑软件大概要算东尼·博赞公司的Mind Manager。《思维导图》一书指出：结构化思考是人类思想的第二次进化。
“民主”概念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但世界各国关于“民主”至今还没有一个符合“简明-操作化”要求的结构化定义，人类还不能对“民主”进行结构化思考，不能使“民主”的定义既通俗易懂，又可操作化和具体落实。
到百度去搜索一下“民主是什么”，可以得到559万个结果，到Google上去搜索“民主是什么”，可以得到2200多万个结果，但是，其中任何一个民主定义或“民主是什么”的回答都不能满足“简明—精细化”的结构化要求。
对“民主是什么”的回答，人们常犯的第一个错误是：简单化。如：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天下为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选择，是一种社会制度；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国家；民主就是“普选”国家领导人；民主就是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这些简单化的回答，都将人民当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实际上，“人民”是由大量既有一定共性，也有各自特殊性的个体组成的。这些简单化的民主定义无法说明：在重大问题上，人民之间发生了分歧，怎么办？
大量事实表明：按照只能简单化的民主定义进行民主改革，往往引发社会动乱、军事政变或国家分裂。如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改革时，将民主看成只是选举国家领导人，一旦打破专制体制后，不去重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改造国民性，仅做全国大选一件事。于是，选举中出现贿选、作弊、暴力，由此导致国家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中。多次尝试不成功之后，人们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国家不能搞西方式民主。
对“民主是什么”人们常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将民主的种种现象或特点罗列在一起，使人眼花缭乱，不知道民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民主共同体”给出的民主定义就属于这种性质。2000年，美国和波兰共同发起成立了由100多个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民主共同体”，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华沙宣言》（Warsaw Declaration）列举了19条民主的核心原则。看上去，它们每一条都很有道理，但看完之后，却不知道民主的实质是什么，不知道这19条核心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在进行民主改革时，不能同时满足这19条核心原则，应该怎么办？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说自己国家需要民主。这说明，“民主”已经成了一种普世价值。但是，无论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改革，还是美欧国家对“民主”进行版本升级，都需要就“民主是什么”获得一个多数认同的符合“简明-精细化”要求的结构化定义。
有人说，对“民主”不可能给出符合“简明-精细化”要求的定义。这种说法是武断的、错误的，理由至少有二：1）管理学中的“目标管理”方法，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很多借鉴；2）如果以实用目的为依据就“民主是什么”举行招标竞赛，肯定会有很多人能够提交符合“简明-精细化”要求的定义，至少笔者已经准备好了一种参赛方案。
难题二：如何既保证老百姓充分享受公民权利与自由，又能有效防止他们滥用权利与自由
无数事实表明，在国家民主化过程中，老百姓获得公民自由与权利后，他们也会经常滥用这些自由与权利，如在选举中受贿、作弊、买卖选票，利用言论自由造谣污蔑竞选对手，利用游行示威罢工去满足自己不合理的要求，或以为多党制的目的就是为小集团争夺利益，不择手段去煽动民众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这些不当行为都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但是，法律是靠人来维持的，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或很多人都滥用公民自由与权利时，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法律还有什么用？
2010年9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 94.8%公众确认，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
人类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有深刻认识，并已有比较成熟的制约措施。但是，人类对老百姓滥用公民权利与自由还存在巨大的盲区，比如说，所有人权宣言都只谈老百姓应该获得哪些权利与自由，而几乎不谈如何制约老百姓滥用这些权利与自由，以及滥用之后，怎样处罚的问题。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主改革不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滥用公民权利与自由。比如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民主改革出现严重混乱局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滥用多党制，在莫斯科一个城市，就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整个国家怎么可能不乱？又如中国过去的民主改革，《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等书中，都记述了很多老百姓滥用选举权的事例与统计数据。了解大量事实后，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进行民主的改革的理由之一是：民主改革会导致社会动乱，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定道理。
1990年．颜真在美国的某中文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危险性警告：民主以后怎么办?》一文，该文的基本观点是：一旦中国进行民主改革了，所有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各种各样的人权，却不必受到有效的制约，中国非大乱不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自由平等公正的名义下，所有农民都拥进城市，要与城市人分享平等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中国怎么办？
难题三：民族独立的理由与战乱或国家分裂问题
当今人类的悖论之一是，一方面，“自由”、“平等”与“人权”等观念已成为大多数人追求的“普世价值”，在这些观念的启发下，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独立；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平等，如果让所有民族都独立的话，全球将会出现几千个国家，如中国将变成56个国家，俄罗斯将变成100多个国家，美国也可能分裂成很多国家。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人类至今不知道如何在“现实不自由”与“绝对自由”、“现实不平等”与“绝对平等”、“没有人权”与“人权至高无上”之间寻找最佳点。于是，一些多民族国家经常因为少数民族独立问题而发生暴力或战争，如俄罗斯的车臣，中国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
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能进行民主的改革的理由之二是：民主改革会导致国家分裂，或国家无休止的战乱。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换位思考，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中，马丁·沃尔夫说：为什么世界经济只能分裂为200多个片段呢？为什么不可能继续分解成1万个国家、60万个部落甚至60亿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个人？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层级的集体单位对人类才是“合适的”。假如让美国分裂为50个州，各州设立阻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进出的关卡，你认为人民的福利会得到增进吗？假如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让GE、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只能在其中一个州开展业务，你认为消费者会从中得利吗？
大量事实表明：民族独立运动也许是肢解专制体制的强有力工具。如果一个国家建成了成熟民主政治，国家则可能是越大越好，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出现WTO与欧盟？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由战争来确定边界的，国家是战争的产物。为了避免共同毁灭，为了创建一个可持续生存的地球，21世纪，人类需要全面深入探讨并获得多数共识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集体单位”（州或省、国家、地区、洲）对全球最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好的？自由平等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民族要求独立的充分理由？……
如果人类不能共同创造一个理性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机制，不但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不可能主动推进民主改革，而且那些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如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埃及、…… 都可能因为民族或部落独立问题，或宗教冲突问题等，使国家不但不可能建成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且可能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中。
难题四：将集权国家改革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应该怎样改革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
权力研究表明：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都是一种权力系统。将一个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改革为民主体制，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至少需要在四方面进行重大变革：重建意识形态、改革国家的组织结构、改变军队的性质、改造国民性。而“重建意识形态”和“改造国民性”两项工作合起来可以被称为政治文化改革。
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说：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特点是“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笔者接触过很多中国的“民主人士”，发现很多民主人士骨子里都是专制者，他们不能容忍不同观点，讨论问题时，他们总是采取“我对你错”的态度，而且不屑与你讲道理。
“民主”是一种契约、一种法治，需要所有（至少大多数）国民都具有契约精神，都具有遵纪守法的习惯。中国过去进行过民主改革尝试，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进行民主体制改革的同时，没有对国民性进行改造。
专制体制下生活的国民往往养成了说假做假的习惯。正如说谎的孩子往往是由家长制父母逼出来的一样，专制体制下的老百姓说假做假，也是体制培育出来的，并且久而久之，说假做假成了习惯，即使到了国外一时也改不过来。2011年1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结果是：“81.5%的中国人认为不守规则更易成功”。如果在民主改革过程中，不能使绝大多数人改掉不守规则的习惯，民主改革永远不可能成功。
但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人类一直面临一个难题：谁来改造？教育者谁来教育？
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民主改革第二阶段是训政，毛泽东曾经提出过改造人的思想，他们的共同缺陷是不能回答“改造者由谁来改造？”这个问题。大量事实表明，最需要改造的恰恰是掌权者。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说：“民主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领导人中对民主价值的真正信念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薄弱”。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中，黎安友引用Lucian Pye的话“中国人不容忍异己，但又害怕冲突，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缺失”。专制体制下领导人擅长的是权术，而建立民主体制最需要的是遵守法律。从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化过程中，很多领导人都成为阶下囚这一事实可以看出，长期专制或长期动乱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国家领导人如何将专制或动乱情况下的观念行为方式，转变为民主法治的观念行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在国家民主改革过程中，对政治文化进行改革的基本办法是：1）、就民主的种种认识问题举行招标竞赛，将多数共识制定成为老百姓的言论行为规范；招标竞赛的过程，就是互相教育、自我教育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多数人完成观念与行为习惯的转变。2）将“改革政治文化”与“对公民权利自由进行制约”紧密结合起来。《各国可从“招标竞赛”获得七大好处》一文，将会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难题五：在民主改革问题上，领导人与老百姓怎样获得共赢？人类至今没有总结出一些多数认同的经验。
国家领导人要为国家和人类做好事非常不容易，但要干坏事却非常容易。在人类所有职业中，国家领导人是能够给极大范围的人和社会造成最深重灾难的唯一职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干了坏事，不但给本国老百姓和自己带来巨大不幸，也往往给全球带来不幸。一个国家只要出一个这样的坏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往往要倒退几十年。人类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坏领导太多，而好领导太少。
朱星在《中国皇帝评论》一书中说：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皇帝最多（曾经出现过599个帝王），较可纪念的只有7位。考察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情况，“坏”国家领导人的典型代表有：慈禧太后、袁世凯、希特勒、……、波尔布特、马科斯、萨达姆、卡扎菲、……
大多数坏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坏，而是有一个从好变坏的过程。领导人变坏的过程大致可分三步：1）从草民到最高掌权者。他们往往出身下层，非常有才干，有远大抱负，表现人性的很多优点，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希望，获得民众支持，夺取政权，成为国家领导人；2）在执政之初也干了一些得民心的好事，得到人们的赞扬和进一步的支持；3）不能抵制权力的诱惑，迅速变坏。国家领导人取得了一些成就获得赞赏之后，个人的私心杂念开始膨胀，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如某些领导人想成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领袖，卡扎菲想成为非洲统一体的创始人，……），由于国家还不是民主国家，或国家的民主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国民性）还不成熟，最高掌权者可以通过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使自己成为终身领导人，如慈禧太后、袁世凯、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扎菲、…… 如宪法限制他们达到这一点，他们就利用执政之初积攒的个人魅力去修改宪法，如希特勒、马科斯、……
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从好变坏，并使自己最终也成为悲剧人物呢？根本原因是由人类整体的无知造成的。知识就是力量！无知也是力量！人类目前所有主要职业都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公认的专业知识。但对国家领导人这个最重要的职业，不但没有公认的专业知识的要求，没有像对企业CEO那样进行“工作分析”和给出《职位说明书》，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控系统。
世界各国领导人目前的状况，相当于这样一幅可怕的图景：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造出了汽车和高速公路，但国家这辆车都由一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在驾驶，而且是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着向前飞奔，每个领导人都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在掌管着千万、或数亿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无知盲点可以对全国或全球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一本励志书这样说：人类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他们有时候非常理智，有时候却非常的不理智，而且往往在大的问题上迷失了理智。
在《战争、枪炮、选票：危险之地的民主》一书中，保罗·科利尔指出：随着铁幕的倒塌，选举实际上横扫整个世界。但民主似乎没有兑现最初的承诺。令人吃惊的往往是，选举出来的统治者仍然用以前的方式管理国家。这是怎么回事？毛病到底在哪里呢？保罗·科利尔的解释是：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想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即“无知”），只好采取传统的方式去维持政权。
如果“无知”是很多国家民主改革失败或民主出现倒退的原因，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原苏联进行民主改革出现意外，普京使俄罗斯的民主改革倒退到半民主半专制，根本原因可能都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理性分析和一些事实表明，将一个国家成功地建成民主国家，对国家领导人和全国老百姓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但是，如果民主改革不成功，对国家领导人和全国老百姓则是一件双输的事情。由于人类至今没有创造出多数认同的民主科学理论，很多国家的民主改革往往不成功，于是，一些国家宁愿采取不改革的做法。
在国家民主改革问题上，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知识问题是，将“民主”变成像“管理学”那样的系统科学群，共同创造以各国民主共性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使用说明书》和《民主维修手册》，共同创造一个为各国民主改革的特殊性提供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咨询服务系统，以告知国家民主的改革者们：创建国家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和有关注意事项，民主改革出现问题后应该怎样解决问题或怎样维修，自己维修不好时，可以得到哪些咨询服务或维修服务等等。
难题六：一个国家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之前，如何拥有一个民主法治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人类目前的困境之一是：很多国家的民主改革不但没有建成民主国家，反而使国家进入了比专制更糟糕的动乱。郑永年在“坏的民主真的比什么都坏”一文中指出：“动乱不但不是民主，而且比专制还坏”。
任何国家要防止动乱或结束动乱，任何国家要发展，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必要条件。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唯一理由是：不民主的中国不可能有好的未来。但谁也没有想到，短短20年后，出现了一个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结果：中国不但存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很好，连美国这个头号民主国家都要中国政府帮忙购买美国的国债。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道理：集权体制并非一无是处，民主也并非十全十美。虽然从长远看，从总体看，民主比专制要好得多，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建成成熟的民主，这种坏的民主其实比某些好的专制更差。
中国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叶利钦之后，普京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支持，也是因为他能结束混乱，他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去发展经济。
但是，如果只强调稳定就是最大的政治，将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看成与民主不能共存，这也是一种错误。专制政府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这样的政府最终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动乱，如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2011年以前的埃及和利比亚。
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的人们有一个观念，以为一个国家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混乱或动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动乱是暂时的？什么样的动乱是无休止的？如伊拉克、埃及等国目前的混乱，它们是暂时的，还是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人类一直没有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国家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之前，如何保持一个既是民主法治的、又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多数人至今不把“保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看作民主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21世纪，人类应该全面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小结与建议：
1、如果以上六个问题的确是世界性难题，那么，它们将进一步证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一个观点：“专制不是掌权者的专利，而是老百姓与掌权者共谋的结果”。如果大多数人中国人不能一起去理性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大概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建成一个民主国家。
2、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以上六大世界性难题（尤其是第三大难题）表明：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必须将人类共同问题与中国问题一起进行研究和寻找解决办法。
3、当今人类的最大问题是：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世界各国，却没有一个民主法治的全球权威，以解决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认识冲突，其后果是，不但国际社会经常发生损人害己的战争、暴力，而且可能导致人类在一场核战争中共同毁灭。
如果中国能够将世界和平问题与本国的民主改革问题结合在一起，去寻找解决办法，则不但可能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可能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中国也可以摆脱目前在民主、人权、领海纠纷、民族独立等麻烦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4、为变被动为主动，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建议中国的一流大学，如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设置人类重大问题思想创新特区，借鉴1787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方法，招聘一批人，就发展中国家民主改革面临的共同难题，以及美欧民主的版本升级问题，在一起讨论、争辩、竞赛几个月，先拿出一个初步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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