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玉门油矿是1949年以前中国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玉门油矿解放后,军管会采取“原封不动”的过渡办法接管油矿,生产得以迅速恢复。随着接管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扩大生产的需要,玉门油矿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管理制度革新。玉门油矿接管与改造工作的顺利完成,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拉开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的序幕。

关键词：玉门油矿; 接管; 生产动员; 民主改革; 管理制度;

玉门油矿是我国最早开发的油矿之一,在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1949年9月25日,“玉门油田和平解放,随即组成甘青分公司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2接管油矿,稳步恢复生产。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矿在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玉门油矿的研究多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发、运输和经营管理等方面。3“解放前,玉门油矿仅开发了老君庙地区4平方公里左右,打井48口,多集在浅油层的周围,或者在已出油的油井周围。油田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都还未搞清楚”。41950—1952年,“玉门油田增加生产井30口”,“三年共生产原油37.54万吨,是玉门油田1939年至1949年十一年原油总产量的73.49%”。5为何玉门油矿的原油产量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大的增长?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接管、改造工作有直接关系。为此,本文在相关资料及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玉门油矿的接管与改造工作,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采取“原封不动”的过渡办法接管玉门油矿

玉门油矿曾是南京国民政府倚重的国防工业基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马步芳和驻玉门油矿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不断放出风声,“要在解放前夕,将油矿破坏”。6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玉门油矿广大职工是如何对待的呢?早在1941—1944年间,玉门油矿曾有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职工们受到过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熏陶,有着良好的思想基础。当时油矿的主要领导人——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邹明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广大职工支持下,组织了护矿斗争,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7

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西北重镇兰州,乘胜挥师北进,一举解放了武威、张掖、酒泉。89月24日晚,第一野战军装甲战车部队由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从积雪茫茫的祁连山麓穿过戈壁大沙漠向玉门急进。925日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神速开到矿区,国民党匪帮的破坏阴谋无法得逞,这一宝贵的祖国财富,终于完整地保存下来”。10至此,玉门油矿获得解放,接管、改造工作也随之展开。

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不仅事关经济发展,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指出:“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11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充分认识到官僚资本企业的特殊性,因此在制定接管政策时强调要保持企业组织原来的机构、制度和人员不动。

人员接收是接管工作中极为重要且复杂的一环。早在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就下发了陈云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决定“批评了过去两年在接收东北一部分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工作中,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犯过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提出:“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要撤换法办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把头、部门主持人外,对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都要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的可能的照顾。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7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将该“决定草案发往中央。中央于次日复电东北局,称‘此决定甚好’,并作了几处修改”。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定”。12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各地逐步积累了接管经验,例如,1949年8月3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把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接收工作一般包括移交清点接收,主要求得不打乱,不影响军管时期工作与业务的继续”;“在管理阶段,主要是进行研究和考察,开始局部的改造和整编”;“在改造阶段,则着重全盘地或大部地肃清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巩固地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权制度”。13

按照“党的不打乱原企业机构、维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14同时借鉴其他已接管城市和企业的经验,玉门油矿的接管工作顺利推进。

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多产油品,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决定对玉门油矿实行军事管制,并派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15与此同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三军、大荔军分区、西北公安部、兰州企业处等单位调派近70名干部来军管会工作”。16这就从干部队伍层面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石油勘探开采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工人的专业技术要求相对较高。为此,“康世恩到玉门上任以后,按照党的‘不打乱原来的企业机构’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对原有的200余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予以妥善安排,动员全体职工奋战7天,将生产能力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为进军新疆的解放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油品”。17此外,军管会“实行‘矿区折实单位券’(临时货币)安定职工生活”。18这些办法的推行,既保证了矿区职工生活的稳定,也有利于接管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矿区生产的恢复。

接管生产物资是接管工作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玉门油矿解放前广大职工开展了一系列护矿工作,玉门油矿赖以生产运行的设备和器材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950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燃料工业部下达了《直属厂矿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工作计划》。7月,“玉门矿务局成立了核资委员会,制定了详尽的‘清产核资工作计划及说明’。清产核资的内容是矿区的土地面积、房屋、各类设备、工具、家具、设施、库内外新旧物资等,一律清点估价,编表入账”。19以库存器材为例,军管会对各仓库所存器材进行了初步地清理和分类估价,并从材料工中选拔材料员。20“1950年清理仓库器材,机器工具估价(按旧人民币万分之一换算金额)1096万元,原材料估价529.55万元”。1951年,玉门油矿开始全面清理资产。根据同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器材供应会议精神,玉门油矿制定了《玉门矿务局器材供应试行办法》《器材管理暂行补充草案》。21这些规章有助于更加规范、顺利地完成玉门油矿的清理资产工作,为随后推行经济核算和定额管理奠定了基础。

玉门油矿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平稳过渡的重要性。完整的机构、专业的技术员和工人以及较为齐全的物资设备,是玉门油矿迅速恢复生产的前提条件。采取“原封不动”的过渡办法接管玉门油矿既有利于其顺利接管,又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既支持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又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二、树立工人的主人翁意识

采取“原封不动”的过渡办法接管玉门油矿是接管之初的形势之需,但非长远之策。接管工作基本完成后,怎样快速恢复生产就成为玉门油矿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建设和物质激励等方式,玉门油矿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得以树立,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从而提高了油矿的生产效率。

(一)消除顾虑、稳定人心

玉门油矿解放前,油矿工人的地位低、待遇差,工人队伍比较复杂。为了消除工人的顾虑、凝聚人心,军管会以处理“四五事件”22为切入点,对工人进行了阶级教育和培训教育。

1.阶级教育

油矿生产主要依靠广大工人。怎样使他们认识到新旧政权的不同而转变思想观念?这是接管后快速恢复生产的首要工作。康世恩回忆说:“我们接管玉门油田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四五事件’”。23能否在短时间内妥善地处理这起事件,是军管会接管油矿后面临的一大考验。1949年10月,军管会“在广大职工中开展‘谈身世、吐苦水、辨是非’的阶级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广大工人要求对‘四五事件’进行公正的处理,军管会遵照彭德怀‘放手交给群众去处理’的指示,成立了‘四五事件’调查小组,并派专人将‘四五事件’中被捕的工友接回油矿。经过月余工作,先后写出了《四五事件参考资料》、《四五事件真象》等调查报告,搞清了事实,辨明了是非,对‘四五事件’的责任者,‘分别主要次要,分别轻重,区别检讨是否诚恳深刻,有无悔改’分别进行了处理,肯定了‘四五事件’是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通过这一运动,使油矿原来的一些负责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24

在“谈身世、吐苦水、辨是非”的阶级教育运动中,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控诉旧社会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一大批苦大仇深的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使命和地位,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一些知识分子和矿上负责人从中受到深刻教育,放下了准备挨整的思想包袱”,25从而共同推动了玉门油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培训教育

1950年3月12日,康世恩在玉门油矿作迎接“五一”开展生产立功运动报告时指出:“组织全矿职工的学习,这是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高涨的生产情绪和学习情绪是分不开的。各军事代表、工会干部必须认真组织职工学习,自己也必须参加学习”。对此,为了落实学习任务,军管会有针对性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习班,如工会会员采取上大课的办法,由工会干部中政治认识较高的同志担任教员,军事代表帮助组织讨论;组织职员学习,全体军事代表和工会干部参加,编成学习小组在一起学习,由军事代表负责领导;工会文体部的中心工作,以组织识字班、文化课、会员政治课为中心;各级行政、工会、军事代表把领导学习作为经常工作,定期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测验,了解学习情况。26据玉门油矿机电厂工人张江一后来回忆:“军管会办训练班、短期学校,我也参加了一期。听军代表讲‘新民主主义’、‘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学唱《国际歌》,学习歌词内容,慢慢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才纠正了不正确看法”。27

军管会通过开展阶级教育和培训教育,使玉门油矿的工人真切地感受到新旧政权对待他们的不同态度,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这为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加强基层党、团、工会组织建设

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上级党组织先后从解放军部队和地方选派“干部来油田帮助发展生产,并准备建立党组织。同年10月,油田已有党员22名,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甘青分公司总支部委员会,由康世恩任总支书记。下设军管会、四台区、矿场和工务组4个党支部。此时的党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1950年1月,“党总支按照‘从群众运动中建党’的方针,结合建立工会组织,在第一批会员中,择其优秀者,个别吸收入党。同月,开始公开的建党工作。2月9日,有40余名职工公开举行了入党仪式。8月,中共玉门矿务局委员会成立时,基层党组织已发展为1个党总支、11个直属党支部和15个党小组。1951年底,油田党委下设3个党总支、18个党支部、27个党小组”。28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为党员开展活动、联系群众提供了组织保障。公开的建党工作对于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之下,玉门油矿青年团组织建立得较晚。1949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进驻油矿,其中有30名团员。1950年5月,在保卫处成立了油田的第一个团支部,通过举办训练班,吸收了7名青年加入青年团。同年9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玉门矿务局工作委员会,孟富任书记,有专职团干2名,至年底,建立团总支1个,团支部12个,团员发展到161名。到1952年,有团总支3个,团支部26个,团小组152个,团员1013名”。29随后,各级团组织通过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等活动,对油矿团员和青年工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从思想上接受并拥护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责任更加重大,如何担负起这个领导责任?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建立职工会,团结职工积极生产,组织职工学习,提高政治觉悟。30同时,取缔了国民党在企业中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员工励进会”。311949年12月11日,玉门油矿总工会筹委会成立,下设矿场、炼厂、工务组、运输课、中坪区、福利业务组和酒泉7个基层工会筹委会。32康世恩十分“重视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发展工会会员和党员时,反复向军管会干部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说明工矿企业的职员是脑力劳动者,靠薪金生活,应吸收加入工会,先进分子也应吸收入党”。331950年1月,“各级工会筹委会按照‘参加过特务组织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的不准入会’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群众评议,筹委会批准’的方法,在3130名申请入会的职工中,首批发展会员1259名,成立工会小组130个。同年9月,玉门矿务局工会委员会正式成立。根据独立生产单位成立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有关要求,全局成立了钻探大队、采油厂、机械厂、水电厂、建筑厂、制砖厂、运输课、材料组、商店、医院、面粉厂、缝衣组、赤金农场、嘉峪关农场、文工团、矿务局机关16个基层工会委员会。按地区混合编制,成立了酒泉办事处、四台区2个基层工会委员会,学校成立了直属工会小组”。34

1950年3月12日,康世恩在玉门油矿作迎接“五一”开展生产立功运动报告时指出:“油矿从解放到现在,五个月来,经过处理‘四五’事件和建立工会中评议会员的两次群众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阶级教育,分清了敌我,打垮了反动思想在油矿存在的基础,培养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认清了新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同的地位及新旧劳动态度,批评了以往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不团结现象,全矿职工思想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初步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组织基础,成立了工会……并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运用组织力量来发挥主人翁的职责”。35工会不仅是工人群众运动以及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的组织,也是油矿进行民主改革、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工会建立后,陆续发起了以“五一”生产立功运动为标志的竞赛运动、以“流动红旗”赛形式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及“满堂红车间”竞赛活动等。36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也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工会组织在维护工人利益、激发工人劳动热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工资调整和职务晋升

1949年以前,玉门油矿职工的工资主要由底薪、福利品和奖金三部分组成。“由于物价波动很大,工资水平低,当时用实物形式减价配给职工的‘福利品’,是职工唯一的生活依靠;用货币形式支付给职工的工资还不能满足零花需要。如当时大学毕业的中级技术干部,一月收入除伙食费外,剩余工资只能买一条香烟”。37可见,玉门油矿职工的生活并不宽裕,这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军管会接管油矿后便着手调整旧的工资制度,具体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将旧的由底薪、福利品和奖金三部分组成的工资改为由以“折实单位”计算货币支付工资。1949年9月,玉门油矿刚解放时,“根据‘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维持解放前的工资制度。1950年初,改为以‘折实单位’计算货币支付工资的制度(每个折实单位含白细布1市尺,通粉2市斤,混合煤5市斤)。1950年6月,调整了职工工资,干部分为31个等级,工人分为26个等级,共增资15%”。38将工人工资分为26个等级仍是对旧的工资制度的延续。“旧的工资制度分为职员、工人两种等级标准。工人工资等级有26个,最低等级是26级,月工资为6元,每升一级工资增加1元。一、二级级差为5元,一级工资为40元,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升到一、二级的工人。当时工人中工资最高的才升到四级,月薪为29元”。39旧的工资制度无法进一步激发工人的劳动热情,因此迫切需要做出调整。

第二步,彻底废除旧的工资制度。1951年1月,玉门油矿开始“实行工人8级工资制和干部职务工资制,并以‘工资分’作为计算单位,用货币支付职工工资(每个工资分含细布0.2市尺、通粉0.8市斤、煤2市斤、食油0.05市斤、盐0.2市斤),另加地区津贴15%—30%。职工增资15.2%”。40新的工资标准,“工人最低工资是一级印刷、制砖工人,为120分;最高工资为8级钻井工人,为393分。干部最低工资为190分,最高750分。干部最高工资为工人最低工资的6.5倍(应为6.25倍——编者注);干部最低工资为工人最低工资的1.58倍,为工人最高工资的48.3%。这种工资关系基本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为以后职工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调整、提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41

与工人工资密切相关的还包括职务晋升。如前所述,玉门油矿解放前,工人工资分为26级。刚到油矿的学徒是25级,“正常情况下,学徒每年可以升一级,升到23级就成了帮工,再升到15级,才能成为技工。技工不但工资多,还可以带家属,享受的福利也增加不少”。这样算下来,从学徒到技工至少需要1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要保证不能出任何差错。玉门油矿解放后,油矿开始“从工人中选拔干部。在军代表的组织下,从班组开始,逐级提名推荐。这是工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有的人还有点半信半疑:难道真的能让我们工人当科长、厂长?经过一番学习、讨论,根据群众的意见,正式任命了一批从工人中选拔的干部”。据张江一回忆:“我们厂钳工房的吴师傅当了机电厂副厂长,还有几位老工人当了科长、股长,也有当管理员、技术员的。这时候大家才感受到,工人真的成了工厂的主人”。42此外,“郭孟和等一批优秀钻工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代工人出身的钻井队长,过去一直由工程师担任队长的局面被改变”。43

接管玉门油矿后,军管会摸清了矿区的基本情况,从工人最迫切的需要入手,消除了工人的思想顾虑。在建立健全基层党、团和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工会会员、组织学习培训并开展相关群众运动,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工人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工厂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通过调整工资和职务晋升,缩小了干部与工人的收入差距,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

三、玉门油矿的民主改革与管理制度革新

1949年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报告,指出:“不要急于改组和改革,这是为了生产、交通和各项经济活动不至停顿,使已中止的也迅速恢复起来,经济活动停顿一分钟都是人民的损失”。44因此,在军管会接管后,玉门油矿也在一段时间内延续了一些旧的企业管理制度。随着玉门油矿各项工作的逐步开展和生产的持续推进,改革旧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便提上了日程。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军管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油矿进行了系统的民主改革和管理制度革新,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一)民主改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成立矿区管理委员会

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一切国营公营的工厂企业中,必须坚决地改变旧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以启发工人的主人翁的觉悟,发扬工人的自觉的劳动热情”;“一切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的行政管理者、党的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必须明白: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工厂企业中以厂长为首的统一领导机关。必须以这种新的管理组织与管理制度去代替旧的管理组织与管理制度,把厂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提到工厂管理委员会上去讨论,真正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才能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发挥对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工厂中的职工代表会议,应当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相辅而行,成为在工会领导下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运动,传达领导者意图和吸收群众意见的组织形式”。45

2月28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发《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一九五○年的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要达成这一伟大任务,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必须把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改变其劳动态度,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46这些都要求改变旧的企业管理制度,提高工人的地位。

工厂管理委员会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是国营企业内部实行统一领导的行政组织,也是企业管理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制度。1949年8月10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47。国营企业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作为吸收工人代表参加工厂管理的领导机构,一般由“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及其他生产负责人和相当于以上数量的工人职员代表组成”,“实行军事管制的企业,驻厂军代表为工厂管理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当然代表”。48职工代表会议一般由“企业内各部门的职工代表组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公营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的一种形式”。“职工代表会议制度是与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相辅而行的”,通过这些制度,职工“既可以选出代表直接参加工厂管理委员会,参与对企业的领导,又可以通过自己专门的民主管理的渠道,对企业工作实行监督。这对提高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49

实际上,军管会并没有在接管油矿后立即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1949年初,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民主制度要逐步建立,决不能马上就实行民主普选,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50,进城后“不要马上召开代表会,先开座谈会,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51

根据此前经验,玉门油矿早在中央指示下达前便开始这项工作。接管之初,便通过阶级教育和培训教育使工人思想逐步发生转变。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团和工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使一大批工人参与其中,逐步认同新政权。随后,各部门通过召开座谈会,与工人谈心,选出了200多名职工代表52参加职工代表会议。1950年2月19日,玉门油矿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听取了《为加强企业化而努力》、《关于整顿干部作风,搞好我们生产事业》、《关于原甘青分公司管委会与职代会议的工作报告》几个重要报告。会上职工代表提出126份提案,议决了34项议案,其中经营企业化、管理民主化议案11项,生产计划议案11项,其它议案12项,选举出玉门矿务局首届管理委员会”。53

会议期间,工人们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例如,对建立成本核算制问题,会议“就决定由会计组拟定成本核算之各种条例与办法,交管理委员会核行。并确定以折实单位的计算标准”。再如,对节省材料及公用品的办法是:“全体职工共同负责,研究旧料的利用与处理,以及材料物品的保管,对物料之采购”;“对工具与物料的报销报捐均应有严格的鉴核,同时制定节约与浪费的奖惩办法。力求减少间接生产人员,减低成本”。又如,会议“对克服运输困难,提高运输能力,加速成品外运问题,也做了规定,决定将现有需要大修及中修车辆,经群众讨论,订出生产计划,按期完成,在工余时间利用废料,拟将已报废的旧车复活”。54这些建议和决定都经过了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有利于提升玉门油矿的管理水平。

这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矿区军事总代表康世恩、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焦力人、经理邹明、炼厂帮工欧阳义等13位同志为矿区管理委员会委员,55标志着油矿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玉门油矿迈出了民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

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矿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使工人切身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许多职工代表回忆了曾受过的压迫,更加增强了生产的热情和当家做主的自豪感,纷纷表示:“工厂是我们自己的,今后再没有饥饿和失业的威胁,一定要拿出全部精力建设祖国”。56

(二)管理制度革新

1950年4月13日,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在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由于过去敌伪与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石油工业生产中的盲目混乱与畸形发展的现象……在石油工业中还存在着器材、燃料油、劳动力的浪费现象和缺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两个主要缺点”;而且,“中国石油工业机构的职责是不明确的,致使生产效率低、浪费大。基本原因是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集中领导与分场负责制。今后必须依矿厂设备的性质实行分场管理,以提高各分场职工的责任心”。57长期以来,玉门油矿的“每一厂处均形成独立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协作,各种工作上的配合都很不够”。5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军管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推动了管理机构的调整工作,实现了管理制度上的革新。

1.调整旧的管理机构

1950年2月25日,玉门油矿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焦力人在油矿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要发挥全体工人的智慧和集体力量,用科学的方法,以少的成本,生产出数量多、质量好的成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精简繁杂的组织机构,克服过去因人设事现象”。598月5日,“玉门矿务局正式成立,军事管制宣告结束”。玉门矿务局“下设秘书室、保卫处、人事处、总务处、工程处、采油厂、炼油厂、机械厂、水电厂、建筑厂、制砖厂、钻探大队、运输大队”。60机构的调整结束了玉门油矿过去各部门分散的状态,重要的生产部门直接由矿务局领导,保证了指示的顺利下达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2.集体领导、分层负责管理体制的形成

1950年4月24日,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全体大会通过了《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决议》,要求:“建立分场专责制,严格实行定额管理、成本核算与预决算制度,并试行按件计件工资及超额奖励的工资制度”。611951年,玉门矿务局“局务第18次会议明确了生产管理实行集体领导,分层负责之责任制度”。62集体领导、分层负责管理体制的建立,既能明确生产活动各环节之间的责任,又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3.建立了规范劳动纪律、提高工人待遇等相关制度

为进一步激发工人的积极性,玉门油矿还建立了规范劳动纪律、提高工人待遇等相关制度,如新的考勤制度、八小时倒班制度、加班工资制度、夜班津贴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以奖惩制度为例,玉门油矿解放前,“油矿没有生产奖励制度,但有考勤奖金和年终奖金,作为工资的一部分。考勤奖以全年出满勤为条件,凡符合此条件者,年终加发一个月工资。年终奖金很不固定,也没有什么条件,主要靠工人斗争才能取得,发放标准分十等,最高为月工资的十二分之九,最低为月工资的二十四分之一”。631951年下半年,玉门矿务局建立起生产奖励制度。“开始在炼油、机械、运输以及炼厂新建工程队实行计时奖励制,1952年全面推行,有钻井提前完钻奖、炼油提高炼率奖、油矿降低油气比奖、运输节油奖、超额完成计划奖、降低成本奖等”。64这些生产奖励制度紧密联系石油生产,促进了石油生产的发展。

通过民主改革和管理制度革新,玉门油矿基本完成了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接管改造政策与卓有成效的生产动员工作的结果,也为后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玉门油矿的成功接管和改造,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矿区秩序的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过程中,军管会首先抓住了接管工作的核心问题,即油矿领导权和工人思想问题,为油矿后续的生产动员和管理改造营造了稳定的环境。其次,囿于管理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缺乏,军管会除通过多种方式稳定人心外,还通过阶级教育、培训教育以及生产动员使工人逐步树立了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最后,在组织机构、工人思想状况以及生产环境相对稳定后,玉门矿务局着手对油矿进行了民主改革与管理制度革新。改造后的油矿焕然一新,开采技术日益完善、产量不断攀升。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时间里,玉门油矿“共完成钻井进尺1.7万米,相当于该矿解放前10年里钻井总进尺的3/4。仅1952年,玉门油矿便生产原油14.3万吨,为解放前全矿最高产量的1.8倍”。65而且,玉门油矿制订的相关规章制度既为随后展开的一系列更加深入的生产和技术革新创造了条件,也为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石油普查、勘探等的顺利实施起到了支撑作用。此外,玉门油矿还在此过程中锻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石油工人队伍,支援了全国的石油会战。总之,玉门油矿的成功接管与改造,对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注释

1《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引言第1页。

21949年9月25日,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甘青分公司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决定将甘青分公司改组为西北石油管理局,局址设在西安。8月5日,甘青分公司撤销。玉门矿务局正式成立,军事管制宣告结束。参见《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3相关研究主要有《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紫竹:《抗战时期玉门油矿研究》,南京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陈紫竹等:《抗战期间玉门油矿建设中的物资运输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陈谦平:《翁文灏与战时玉门油矿的开发》,《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11期;李学通:《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中的政治权力》,《民国档案》2018年第3期;等等。

4温厚文等:《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5梁华等:《中国石油通史》卷3,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6温厚文等:《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7《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8《玉门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75页。

9《第一野战军装甲部队 穿过戈壁战胜严寒 解放玉门油矿》,《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1日。

10《玉门油矿职工爱护祖国财富 解放前英勇保护矿场解放后自动加工生产》,《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3日。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5页。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519页。

13《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14《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5康世恩,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参见《玉门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编印,第125页;《康世恩同志生平》,《人民日报》1995年4月27日。

16《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7《玉门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编印,第125页。

18《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9《玉门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20《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21《玉门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221949年4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国统区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而油矿却扣发工人工资,用来套购银圆,并操纵市场。当时已是4月,油矿仍扣压工人3月的工资不发,到4月5日早上发放时,酒泉的银圆牌价由13000金圆券兑换1银圆提高到21000金圆券。工人们提出抗议,要求把牌价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油矿拒不接受。傍晚,数百名愤怒的工人“分东西两路去找油矿当局讲理”,当时油矿协理戈本捷对工人代表提出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愤怒的工人便痛打了他。事件发生后,“油矿当局十分恐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策划镇压,发布戒严令。同时,反动军警立即在矿区布防。7日,矿警队先后逮捕32名工人。此即“四五事件”。参见梁华等:《中国石油通史》卷2,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23温厚文等:《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24《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5温厚文等:《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6《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7《甘肃文史资料选辑(油城玉门)》第5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69页。

28《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29《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30《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甘肃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31员工励进会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备案的官方组织,是国民党当局企图遏制进步力量、加强对工人控制的组织。参见《中共黄石简史(1919.5—2000.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

32《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33温厚文等:《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34《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35《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6《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37《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48页。

38《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39《甘肃文史资料选辑(油城玉门)》第5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79页。

40《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41《甘肃文史资料选辑(油城玉门)》第5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80页。

42《甘肃文史资料选辑(油城玉门)》第5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60、69页。

43温厚文等:《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44《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45《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

46《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47《中央劳动法令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48页。

48汝信:《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49《中国工会百科全书》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4页。

50比如,“在石家庄时,某纱厂选举代表曾选出国民党来,在东北某学校选举代表,曾选出三青团来”。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5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52关于职工代表人数问题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甘肃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一书中提到“到会矿区各单位职工代表二百七十九名,连同列席干部及来宾八百余人”;二是《玉门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一书中的记录为256人,本文以虚数记述。

53《玉门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54《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甘肃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6页。

55《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甘肃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56《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甘肃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57武衡:《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石油工业卷)》,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6页。

58《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59《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甘肃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60《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61武衡:《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石油工业卷)》,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62《玉门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63《玉门油矿史(1939—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64《玉门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65《光辉之页——新中国石油石化工业五十年光辉足迹》,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