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最重要的就是落实科学和民主。自“五四”以后，科学和民主被虚化和异化，甚至是正好搞反了。但在名义上，即使在“文革”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也还是在讲“大民主”，还是在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科学”，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民主和科学当成完全反面的东西，可见这两个概念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生命力。实际上，科学后来变成了教条，民主后来也变成了专政的作风与手段，科学不像科学了，民主也不像民主了。在今天，科学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了，所以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使之得到落实?
一、怎样才能使科学得到落实?
这里首先需要追问的就是：究竟什么是科学?我认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五四”时期，所谓“科学”的主要内涵、最核心的内涵，实际是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并不是指现成的科学理论学说。这种“科学”概念，也正是最符合科学本质的正确概念。然而，“五四”之后，人们所说的“科学”内涵，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全都变味了。科学的核心不再被理解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是变成了现成的学说体系。由此，教条主义也就开始盛行了。自然科学就是把牛顿力学之类的条条背下来，科学精神没有了，科学方法论缺少了，这种情况很严重。
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更大。我觉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缺少的就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我们一讲科学，含义就是现成的、成套的“科学体系”，甚至说这个体系就是真理，就是“科学的圣经”，我们对其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怀疑讨论，只能加以运用，不能予以修正，只能使之丰富发展，不能给以深刻扬弃。普遍真理都是进口的，也只能是进口的，国人则只能有使之“本土化”的份儿。甚至原本需要反复检验的理论也都被当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在崇尚科学的旗号下把科学变成了信仰和宗教，完全忘掉了科学学说(科学假设也是科学学说的一部分)背后的最根本的东西——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
在这种科学宗教化的普遍氛围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好几种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复古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对西学的顶礼膜拜。这三种原教旨主义，实质上就是当前的三种反科学思潮。这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共同根源都在于古代“注经主义”的深厚传统，这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共同本质也正是在于它们在骨子里都缺少作为科学灵魂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论。所以说，我们现在把科学落到实处，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古代“注经主义”的传统中真正解放出来，就是要重新肯定和真正确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在整个科学中的至上地位。
二、怎样才能使民主得到落实?
我认为，这里有六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点，重新着力推进最基本的思想解放。在“什么是民主”这个根本问题上，现在又重新设置了一些禁区不让碰，这就很难深入讨论民主的实质性问题，更不要说使民主落到实处了，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解放思想。
第二点，严厉批判无节制的“民主条件论”。我们既要强调民主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要继续努力夯实这个基础，因为“五四”以后民主发展不起来，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少这个基础，但我们现在也应特别强调，随着这些基础的不断夯实，我们也要把它们利用起来，把民主逐步地搞起来。我们不能赞成那种认为只有民主的基础完全夯实后才能开始搞民主的观点，因为民主基础的逐步夯实本身就必须以民主的逐步发展为条件。无节制的“民主条件论”可以休矣，拖延民主就会导致社会动乱。
第三点，特别注意落实和保障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要实现普遍幸福，那就不能只是吃好穿好就行了。人还需要自由，自由也是幸福的基本源泉，所以社会主义也要追求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富人圈子里的自由化，不是有钱人就不能享有自由。我们所要的自由是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就是普遍自由，就是无论钱多钱少大家都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都能享有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都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社会主义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落实和保障社会主义自由，从而逐步夯实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基础。
第四点，纠正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漫主义倾向。民主本来就是主要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服务的，所以搞民主必须紧紧地抓住公共财政这个核心点。公共财政制度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财政制度，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具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因此，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应当是建设公共财政制度。
建设公共财政制度，首先就要在财政收支结构方面使传统财政转变为民生财政。在这个基础上和过程中，最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能够切实行使财政决定权和财政审计权，并为此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进行一系列的深刻改革。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并进一步落实司法独立。
我深信，如果能够紧紧地抓住公共财政这个核心问题，让人民都知道没有自由民主就没有民生幸福的基本道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一定能在民间获得强大的呼应力量和巨大动力，因而也就能够获得其本来应有的扎实进展。
第五点，解放利益观。现在改革究竟难在哪里呢?不就是难在难以撼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吗?所以现在讲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利益观上解放思想。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培育和传播关于利他与利己、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个人幸福与普遍幸福相统一的现代价值理念。我们要让那些腐败得还不是很严重的人知道，搞民主对于他们也是有利的，这种利益倒不是多弄几个钱，而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同时也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逐步深入的民主化改革究竟能不能搞得起来，实际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有一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观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在于他们能否从民主的阻力转变为民主的动力?
第六点，强化公共意识。我觉得“五四”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公共利益。“五四”时期的那些人都是考虑公共利益的人，都是具有很强的公共意识的人。现在弘扬和落实“五四”精神，最重要的一点也正是要普及“五四”的公共利益精神。解放利益观不仅在于对于个人利益的认识上水平、上档次，从小农的、老地主的、暴发户的、葛郎台的、贪官污吏的、小市民的、物质主义的、极端利已主义的利益观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中外土包子级的过时利益观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在于在这个基础上再上一层楼，逐步走向、推动和实现公共意识的普遍化，并使之得以逐步深化。若能如此，能够自觉自愿地、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就会越来越多，因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就会愈有动力与希望。
原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