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一个怀旧的季节。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绻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的时侯，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侯，姨妈才将平日省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买一把小菜般拎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侯，她父亲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一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远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相约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大陆那场剧烈的政治动荡过后不久，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这一年中她常常感到尴尬，生怕有谁会对她提起一些难堪的话题。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象村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象许多年后的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结婚不到一年分手。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能力低下，她稍有一点不驯，他便身心俱萎又火气十足。他对她的二婚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两人都十分有兴致的时侯冷不丁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第一个丈夫没有孩子。她很奇怪，那个如种畜一般日日亢奋的男人竟然没让她怀上孕。她更奇怪的是，第二任丈夫一年中只有数得出来的三两次成功，却让她生了一个男孩。连那第二任丈夫自己也常常暗自思忖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隐隐纠缠了好几年，最后导致分手。因为它折磨他几年之后，有一次他竟要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她便说了，不需要做，那孩子是别人的。他这才如释重负。
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去大阪看望公公婆婆。公公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国，甚至到过她生活的那座城市，还顺口说出了几条老街道的名称。他说，那是支那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一家军工厂做电气技师，年纪也近三十，满以为能熬过这场战争了，没想都快结束了，还是把他给征上了兵。公公一副很儒雅的样子，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没想到竟是一个鬼子兵。她想，自己的父亲怕还和这位皇军打过仗吧。公公撩起和服宽大的衣袖，指着胳膊上一处稍稍凹陷的疤痕说，这是在那儿留下的。她想，也许在那纷飞的弹雨之中，那颗击穿了公公胳膊的子弹，恰恰是从父亲枪膛中射出的呢。半个世纪之后，这颗子弹冥冥中又将她引到那位中弹者身边，并让她成为了他的儿媳妇。这世界真是荒谬莫测又无可奈何。她再也不去接续这类话题。倒是那位老皇军又说了，听说你父亲也曾是一个军人，不知他当年在哪个战场？老皇军说这些，如同说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儿做生意一样。她说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后来她了解到，在日本，如她公公这般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过当皇军的经历，如同大陆上象她这般年纪的人都有过插队的经历一样。
父亲和别的老军人不一样，他极少谈战争经历。记得一次母亲开玩笑说，他一生杀的人，够在阴间组成一个连的。父亲竟对这话恼怒起来。从此母亲不再说他杀人的事。不过，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父亲会怎样杀人。他在家连鸡都不杀。
一丝凉意从脚头的被子缝隙中沁进来。这不是寒冷，只是雪天抽出的一丝丝意韵来刺激一下她的怀旧情绪。象来日本后常喝的一种温醇的米酒，只让你想象到一点酒意，便在你嘴里消失了。
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连母语也说不利索了。唯有那张床，不是日式的。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还睡地上。刚来日本那阵子，她极拮据，租了一间小房，家徒四壁，于是常去拣日本人扔的家杂。冰箱、彩电、桌椅箱柜都拣到过，就是没拣到床，一问才知道，日本人不怎么睡床的。结婚时，她坚持向丈夫要一张床，并且是中式床。丈夫迁就了她。但另外又布置了一间日式卧室，说是对付公公婆婆和一些爱挑剔的朋友。这样，丈夫在醉酒或别的什么情况下，便可尽情地睡他的榻榻米了。而这张中式床似乎成为她在异国它乡中的一块小小的祖国领土，维系着她和那一片风情万种又多灾多难的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并让她在梦乡里不时返回故土。
所有的冬天，都变作浓浓的乡愁弥漫在她的四周。来日本十年，从未象今天这样牵肠挂肚地让人想念起远远阻隔在大海那边的一切。
乡下的冬天苍凉又忧郁。一个男生在雪地里空旷地唱那首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她便会感到温暖又悲哀，感到心中淌下一片酸涩的泪。有一次她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堰塘去挑水，她用扁担去戳开冰层，然后人也和扁担一起栽了进去，冰水顺着她的领口灌进去，沿着她已发育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人抚爱过的乳房，流向腹部，流向大腿，小腿……如一盆滚烫的开水泼洒在身上，灼热，疼痛，还有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怖与快感。昏暗中，耳鼓里响着巨大又古怪的水花声，让人觉得正沉入极深极深的海底。她奇怪她竟然很平静，似乎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个结局。她不记得她是如何爬上坡的，只知道后来她穿着铠甲一样沉重的湿棉衣，挑了两桶浑浊的冰水回去了。
知青组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侯，那冬天便孤独又绝望。一灯如豆的夜里，西北风虎狼一样啸叫。鹅毛大雪猖狂地从瓦缝中冲进屋来，飘飘洒洒落在屋子里的一切地方，把黑黢黢的屋内装饰得与野外一样洁白。雪落在被子上，被子变成了白皑皑的山峦。她如一只冬眠的田鼠，紧紧蜷缩在这山峦下面。那是一种透彻肺腑透彻骨髓的寒冷。她觉得自己已经蜷缩成一粒透明又冰凉的玻璃弹珠甚至只是一个透明又冰凉的灵魂。有一次她在这山峦下面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犹如进入许多年后人们说的那种“气功态”。就在那昏昏然飘飘然的两天两夜中，她一直纠缠在两个男人之中，这是她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男人，至此之后，她认为她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了。
今天──以为已将这一切淡忘得干干净净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远离家乡，远离那间乡下小屋万里之外的东京都的一幢可以说得上是豪华的日式小楼里，在这寒冷已变成怀旧诗意的雪天，她又记起了在那山峦下的两天两夜中她所思想的一切。
在她姨妈自杀前的一个多月，她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这是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阅读时冥冥期求了多年的夙愿。所以，姨妈的死在当时几乎未给她的心灵留下什么冲击。真正又回到姨妈死亡这件事上来，是几年之后。那时她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并将死亡翻来复去想过了好几次。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让人悔痛的事情，无法补救甚至无法言说。她从来没想到去读一读姨妈这本书。这一定是一本让人迷恋又让人震憾的书。这本书也和姨妈那些信件日记照片一起灰飞烟灭了，如一个永远的神秘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年夏天，她和班上两位男生一起成立了全市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世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三个稚嫩新鲜的字眼，更没有想象到这三个字在数月后竟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般覆盖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飘散到法国、美国、日本、香港、非洲及东南亚几乎所有对政治有兴趣的国家和地区。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六月初的一个夜里，北京打来一个长途电话，是父亲一个战友的女儿。告诉她，她们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为最高也是唯一宗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接班的时侯到来了，不再只是唱唱歌。放下电话，她想也没想什么，便直奔学校，到男生宿舍叫出来两个男生，一个是班长肖，一个是校足球队中锋钟。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丝毫不加考虑地选择了这两个人作为自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战友。他们三个人在学校后山上的树林里密谋到半夜。她能告诉钟和肖的，其实只有北京那个女孩子在电话中的十几句话。但在那个时刻已不需要更多的话了。所有这一切，他们已等待了一生。所有这一切，在几个月来的报纸上电台上已讲叙得足够清晰。他们不是孩子，而是在一个浓烈的政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对政治抱有天然的热情与敏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树丛里有蚊子，还弥漫着一片腥热的暑气，蛐蛐在令人紧张地叫着。他们庄重地分析着国内国外和校内校外的形势。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她的革命史知识很清楚地告诉过她，许多杰出的革命家，特别是女革命家，都是在与她差不多大小的年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
第二天清晨，校园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巨大的《战斗宣言》，覆满了平日六个年级的一长溜版面。《战斗宣言》通篇文字激昂尖锐，从国内到国际，从党内到党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资产阶级到苏联修正主义……落款是××中学红卫兵小组。在一些平日麻木不仁的人们看来，这篇宣言几乎有点危言耸听。在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和同学看来，那简直就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端了碗盆准备去食堂的同学和匆匆赶着上早自习的老师黑压压将墙报栏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奇异地沉默着。她和肖、钟就站在人群中。她有些失望。她觉得不应是这种局面。应该是电影中一张传单贴上墙后，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沸腾。哪怕是有些反对的声音也好，这样她就可以上前争论，大声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更多的人们走上革命道路，一起冲决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当时许多人还不知道。她原先也不知道，是北京那个女孩子告诉她的。这就更让她感到时局的危险，如同化了妆的法西斯份子已经潜入并占领了整个城市一般。她感到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孤独、兴奋与豪迈。
尽管这个“红卫兵小组”是秘密的，但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老师们认出了是谁的笔迹。这份十几张纸的“革命宣言”，是他们三个人分头抄的，连做一个誓死不招供，保卫其他革命战友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学校的运动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象此前的许多次运动一样，按省市委文件精神，按部就班地进行。她和肖、钟很快被定为“野心家反党小集团”。
后来的变化，凡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会清楚，每个人都在不断串演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如一出长长的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电视连续剧。而对她和肖、钟来说，直到那次“处决”行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在当时的的形势下，凭人们对以往多次运动的经验，三个风华正茂的学生无疑被判了“死刑”。奇怪的是，她却一点也没有绝望。钟和肖也没有绝望。他们坚决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戏剧性的开头。他们相信自己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毫无条件的信念。
在对这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进行全校批判、各年级批判、高一年级各班批判的计划进行到第七天时，他们三个人潜逃了。她和肖潜往北京反映情况，了解运动进程。钟躲在这座城市中父亲的一个战友家，打探学校情况并与他们热线联系。
那一段如梦如魇的往事，许多过程，许多细节都如烟云般消散了，但她和肖潜往北京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躲避追捕（尽管这更多是想象中的），寻求真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性出门长途旅行，在紧张的革命中夹杂着纯洁又暧昧的情感（尽管这也更多也是想象中的），这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境界。那是个炎热的初夏，他们没有办法象电影中那些地下工作者那样化妆：戴上大口罩，竖起大衣领，或围上一条遮住半个脸的大围巾。他们不能坐客车，便爬上了一列货车。那几节敞口车厢装的是黄沙。肖事先打听到它的发车时间，俩人在夜里一点钟爬了上去，两点多钟货车出发了。她事先在街上买了几斤馒头，几块咸菜，用父亲的军用水壶灌了一满壶开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旅行。肖告诉她将沙挖一个坑，好让人藏得更低一些。因为紧张和激动，很长时间，他们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们两人的沙坑相距一米多，这样，在喧嚣的列车行进声中更不便说话。她突然很渴望靠近肖。下半夜，往北的路上气温越来越低，迎面的风象江水的洄流一样，又顺着车厢壁向背风的他们吹来。她将馒头和水递给肖的时侯，肖问她冷不冷，她说冷。肖说，你看我。黑暗中，她看见肖腰以下全埋在黄沙中。肖说，又舒服又暖和，象软卧包厢。她在肖的身边坐下，象肖一样也把自己埋起来。车厢晃动中，她的臂膀偶尔会贴上肖的臂膀。这是她长成少女之后，第一次与异性的肉体接触。尽管这接触是如此简单，但她却猛然感到了身子内部那奇特又剧烈的反应。那覆盖着他们的黄沙，在她的感觉中变成了一床神秘又温暖的棉被，这棉被可以让一个未曾做过新娘的女性生出任何浪漫的想象来。整整一夜，他们俩都没有再互相靠近。她等待每一个岔道口，每一次转弯，期求上天让她的臂膀触碰一下他的臂膀。每一次这样的接触中，肖那坚韧又有弹性的臂膀便将一种难言的刺激传递给她全身心。她感到自己两腿之间灼热潮湿，小腹如来月经那样隐隐疼痛，胸脯肿胀得发紧。风很尖厉，但她依然能知道自己的脸颊是滚烫菲红的。许多年后，她有了真正性的经历，却发现那些所谓的高潮、快感，远远没有她在那节装满黄沙的车厢中所体验的强烈。她甚至认为，一个女人的兴奋与快乐，绝不在于肉体接触的部位与程度，而在于你对那个肉体的想象与敏感。第一次婚姻的新婚阶段，她常常想起列车上的那种感受，以致使她对已经到来的真正性活动非常失望。因为这神秘又暧昧的接触，她愿意在这列车厢上一辈子往前驶去。她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几十个小时中，她一点也没动那些馒头和水。结果肖几乎将它们吃光喝光。快到北京的时侯，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她在享受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长久最浓烈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了。她闭上了眼睛。沉浸在一种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意境中。忽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被一块什么布蒙住了，并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汗味，直冲进她的鼻孔。她睁开眼，是肖的衬衣。透过衬衣纤维间的缝隙，她隐约看见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厢那一端走去，他走到角落边，又紧张地回头望望，开始小便。她这才想起来，上车之前，她和肖竟都忘记了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有异性同学在场时，连说说这一件事都是极忌讳的。女生间偶尔邀约一起去上厕所，便会悄悄举起一根食指，邀约者和会意者便若无其事地一前一后地走开。现在，这个男生就在自己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做着这样一件会让任何一个高一女生惊心动魄的事情。革命真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让平日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平平常常地发生了。
到了北京，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到了延安。她和肖每日每夜都溶化在一片眼花缭乱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四处奔走，象《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凭着《国际歌》的歌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的同志。在这里，凭着“红卫兵”三个神奇的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崇高又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去看各种批斗会，辩论会，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抄录那些浩如烟海的大字报。他们抄录了许多毛泽东的讲话，还有那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她一边抖抖索索地抄着，一边痛快地淌着眼泪。许多年后，当她在大陆、香港、美国或日本见到许多少女为那些歌星们嚎啕大哭时，她便会想起那个夏天中，自己许多类似的经历。她曾这样想过，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一种青春渲泄。如同半大小狗要撒泼打欢满地滚一样。在那早早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誓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如果当时有人支援中国这么一部片子，大约会胜过二十年后向中国贷款一百个亿或一万个亿的美元。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人物的精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让自己超越了它们，也超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罗普霍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毅、勇敢、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恋名牌服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袖标，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誓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马恩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侯也是本本分分的，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简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有时站在肖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钟和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鼓。
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楂树》。那怅惘的甜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楂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象那些坏脾气的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象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象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又觉得这六个月象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吒风云。但一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象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入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屁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常常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魅力，就象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上，象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侯，发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三反份子林××。那林××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对他说，你的伯伯是大地主，你去把他的头提来，我让你参加。当夜，父亲提来了他伯父的头，参加了赤卫队。那年他十六岁，差不多正是她现在的年纪。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二月初便下了第一场雪。白雪的背景下，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艳丽的革命海洋。工人起来了，店员起来了，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起来了。游行的队伍举着各种字号的旗帜、横幅、领袖像，在一条又一条大街上，呼喊着各自的口号。林林总总的革命组织从临街的窗口伸出自己的旗帜，挂出表达自己观点的条幅，向楼下游行的队伍鼓掌或叫骂。高层建筑上有人往下撒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所有显眼一点的墙壁都穿上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的衣裳。没有一面商店的玻璃橱窗还能看得见里面的商品。传统的锣鼓鞭炮和现代的口号以及放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此起彼伏。一堆又一堆的人们在寒风中站在街边甚至马路中间激昂地争辩着一些最具体或最抽象的问题。偶尔开过的几辆大卡车，押解着各自的批斗对象匆匆赶往某个大会场……
在这样的城市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已不能象夏天那样，戴着他们的袖标，威严而又神圣地走上街头。他们已成为为数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的攻击对象。短短几个月，他们便失去往日人们对他们的那种尊从与敬畏。运动的矛头已经戏剧性地指向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辈。这是几个月前，在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激情中，在大扫四旧的狂飙中从未想象到的一个转折。
一天夜里，她记得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司令部来人接她去开一个重要会议。她坐的那辆吉普车走了很长的路，最后钻进一片树林。有人将她领进树林深处的一座大院。那是一座外面看来很普通，但里面却非常辉煌的大院。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中，她见到了钟和肖，以及革司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一位没有被介绍身份的首长模样的人开始讲话。他很威严，首先命令大家不能做记录，一切只能铭记心中。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这样一次会议及会议内容。然后他开始讲形势。美帝、苏修、蒋匪特务，正在准备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机向我们进攻。一小撮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勾结党内的野心家打着红旗反红旗，准备篡党夺权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我们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已列在他们的暗杀黑名单上面。有些已经被谋害或失踪。为此，我们将实施一个绝密计划，保护一批我们的革命干部……接着，他宣读了一份名单，总共二十多人。这其中大多数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省市领导干部，他们几乎已经全部被打倒了。然后，他又再念了一遍，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背下来，经过验证之后，他掏出火柴。将那份名单烧掉。最后，他向大家讲了如何实施这个绝密计划。他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揪斗的名义，将这些人弄到手。抢也好，骗也好，绑架也好，总之不要向他们讲实情。然后，将他们秘密地送往几个地点。以后的事，就与他们无关了。不论事前事后，都不能泄露任何秘密。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大家很激动，因为名单上的好些人，就是他们的父辈。
突然，肖问了一声：“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做这件事。”
肖又固执地问了一声：“我是问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有点愤怒了，他硬硬地说：“这是我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间的事，你不需要知道。”
她看见肖的脸一下涨红了。她知道，那是肖在愤怒或激动时的反应，绝不是恐慌或难为情。
但肖终于没再说什么。
这次行动定在四天以后，也就是毛主席生日这天凌晨一时执行。名曰“１２·２６行动”。
会议结束前，首长模样的人带领与会者在毛主席像前宣了誓。
肖在会议上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她突然紧张起来。她不知道这是一次光荣的使命呢，还是一次可怕的阴谋。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丧失了判断力，常常处于疲惫与虚无之中。半年前的勇气与豪情已被瞬息万变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摧毁了。
从那个神秘的树林中出来，革司与会的全体成员乘坐一辆民用救护车返回。临近城郊时，一号勤务员让司机将车停在一座树林里。全体人员下来，到林中布署具体行动方案。一号勤务员是另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据说他父亲就是军队的一名高级干部。这是一个极有魄力又极有主见的青年，外表看起来又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瘦瘦的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情。他讲了他的想法：二十四个人，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处，有的人已经在对立派组织的关押与监视之中。其余的人，也应尽快查明他们的住处及活动规律。然后需要二十四个战斗小组分头同时行动。战斗小组和司令部不能直接联系，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组织身分。司令部通过下属兵团的核心份子来指挥这二十四个战斗小组。现在在场一共七个人，每人负责三到四个战斗小组。
就在一号勤务员准备分配“劫持”名单时，肖突然说：我退出这次行动。
她记得很清楚，肖说出这句话后，树林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如定时炸弹的秒针一样“咚咚咚咚”作响。
过了一会儿，一号冷静地说：不能退出。
肖说：革命要靠自觉，不靠强迫。
一号说：你宣了誓的。
肖说：我没有。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宣读誓词。
肖没有宣誓她是看见了的。当时，她和肖在会议室外侧，当大家转身向内侧墙上的毛主席像宣誓的时侯，她和肖就站在了最后。当时她只是认为肖还在生那个首长的气。
一号说：你撒谎。我们每个人都刚刚宣过誓。
肖说：我从不撒谎，我最痛恨撒谎。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
一号刹时定住了。黑暗中，他微微转动了一下眼光，想寻求其他人中对肖是否宣了誓的说法。
她想了想说：他没有宣誓，我在他身后。
一号终于暴怒了，她从未见过一号这样。一号吼着：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来刺探情报吗？
肖说：我是被接来的。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会议。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一号说：你没长耳朵吗？你没听见这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吗？是我们的军队在革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为挽救保护我们党一批重要干部的伟大行动。你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听吗！
肖说：我是从头到尾在听，但我没有听明白。既然是一次革命行动，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向毛主席汇报？连这次行动是哪个部门什么人组织的都不敢说——况且，这批名单中，究竟谁是革命干部，谁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清楚……
一号怒吼了一声：你混蛋——你凭什么这么仇视我们？
肖说：污蔑漫骂不是战斗。革命也不是你们几个少数人的特权。
事到这里，其他的人终于纷纷开口了。有的激烈，有的温和，有人甚至解下了武装带，要揍肖了。
肖站起来，稍稍退后几步，但依然很沉静。肖说，不要来这一套，我早就看不惯这一套了。我们的组织到今天这一步，就坏在这一套上。
一号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小人得志不知天高地厚的东面！你这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东西！没有这些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天下你和你爹还在给资本家做牛做马倒尿壶……
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那些以为打了天下便可以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的人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干部，他们早已走向了人民的反面。还有那些没有打天下也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的人──
一号打断肖，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多么熟悉的腔调，完全是一派屁司的口气──你是一个内奸！
肖也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你才是内奸，是工贼，是机会主义份子。我们革司就断送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人手上！
她一直紧张地哆嗦着。从道理上，她似乎倾向肖；从情感上，她又倾向一号。以前那种单纯，那种正直，那种热情，在近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中已搅成了一锅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与保卫亲人的安全，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也搅成了一锅粥。她没想到，革命竟是这样困难的。这时，她又听到一号在恨恨地说：你没有好下场的。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叛徒！我们现在马上讨论将你永远开除出革司的问题！
肖说：不用开除。我现在就退出革司。
肖说完，摘下袖标，从衣袋里掏出红卫兵证，放在她手中。然后朝树林子外面走去。
一号愣了一下，猛然喊道：回来──你不能走！
可肖头也不回地走了。很快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刚才大伙还冻得缩成一团，现在一个个内衣都汗湿了。大家沉默着。又沮丧，又愤怒，又恐慌。
一号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让那个狗崽子走！他会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于是有几个人追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公路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说：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
一号想了想说：这样，我们马上回到刚才开会的地方，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你立刻去找肖。一定要把他找到。你知道他的家吗？
她说知道。
一号说：一定要把他稳住。实在不行，把他关押起来，到行动结束以后再说。 一号让钟与她一起去找肖，其余的人上救护车，返回那个神秘的院子。她说她一个人去，这样不至于惊扰肖。一号想了想答应了。然后说：你应该知道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涉及到名单上的那些人，还涉及到更多的人，包括军队的同志。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你们女生的办法。
一号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时多了。一号说：你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到钟的家里，我们在那儿碰头。
雪中，她深一脚浅一脚向城里走去。
肖住在老城区的一条老巷中。那次潜逃北京，她到肖家碰头。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街巷，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宅院。肖告诉她这宅院是清朝一个盐官的家，三进，两层。就是进大门后，有三个联通的天井小院。就象三个连通的“回”字。每一个天井都不大，只有教室的一半，四周都是两层楼的木壁瓦房。当初只住这盐官一家，可以想见还是很奢华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已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挤了二十多户人家。所有的通道都排列着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煤炉，所有的空间都挂着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衣裤。肖家在第三进的二楼。那楼梯一年四季都是黑的，踩上去松松软软吱吱嘎嘎作响，象随时会掉进什么地方去似的。肖家只有一间房，那间房是他父母住的，兼作客厅、餐厅、洗漱室。肖和他那个读初中的弟弟则住在暗楼上。这房是斜顶的，所以肖的暗楼便是一个坡形。最低矮的一角就地铺上被子褥子，最高的一面墙上横挂着许多木板，成为悬挂式书架。下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用包装木箱搭的，一张是用木板搭的。这使她许多年来在电影中看见的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破坏。
走进那条谜宫一样的巷子，天已微亮，灰灰地衬出参参差差的屋顶与山墙的剪影。什么地方偶尔传来吱哑开门的声音或零星的带着回响的脚步声。
她在黑暗中磕磕碰碰地走到第三进那个天井。抬头一看，肖家的灯亮着，便摸着了楼梯的扶手上去了。肖的妈妈开了门。看来肖也回来不久。肖的父亲披衣斜倚在床上抽烟。肖已听见了她的声音，从暗楼上探出头把她叫了上去。
暗楼上只有肖一个人。那张木箱搭的书桌上亮着灯。灯下摊着一本油印册子，一叠稿纸，还有半碗正在冒着热气的面条。她问肖的弟弟呢。肖说又出去串联去了，几个月来没在家呆几天，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
她坐在书桌边的凳子上。她看见那叠稿纸上已写了半页字，标题是《重读“五·一六”通知》，副题是：给革司司令部的一封公开信。然后是抄录的《五·一六通知》中的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肖是革司的思想家，理论家，笔杆子。革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宣传部部长（钟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她先是三号勤务员，负责组织发展，父亲被揪出来以后，改任特派联络员）。肖和她都爱读书，但他几乎不读什么小说，而是读各种能弄到的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和各种政治，哲学，历史，人物传记之类的书。她极佩服他的毅力，那么艰深抽象的文字，他能狠下心强迫自己一页一页硬着头皮读下去，还不停地做笔记。
坐下来了，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对肖说些什么话。想了想才说：你们能不能更冷静地交换意见呢？现在形势对我们这样不利。
肖说：只能说对革司不利。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也不愿意这样。我的战斗生活一开始就是和革司连在一起的，我们都为它付出过代价。但现在我以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有利的。人民终于听见了毛主席的声音。多年来，人民并没有听见毛主席真正的声音，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私下执行着他们那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我们今天的敌人，已主要不是那些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而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可能也包括你的父亲，可能也包括×××、×××（肖说了几个省市领导的名字）。这可能很严酷，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不然，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干什么？
她无法抗拒肖的那种咄咄逼人，那种奇特的魅力。包括肖这个破破烂烂的环境，都让她激动不已。她每次走进这大院，走进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又贫困，又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便会联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那些走向平民的贵族青年，那些卡捷琳娜那些拉赫美托夫们。这使她几次生出坚决与父亲决裂的念头。但一看到父亲那突然苍老的面容，那气愤又委屈的目光，那极力想赢得子女们的理解与亲近的神色，一个女儿便战胜了一个女革命家。
他们说话时，肖的母亲站在暗楼的小木梯上喊肖。肖探下身子，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递给她。她的眼镜被面的雾气蒙住了，她便让憋了很久的眼泪涌出眼眶，让它们在里面荡漾。
她很奇怪，肖从头到尾没有去说服她该怎么怎么样，似乎认为她是天然应该参与这次行动的。
吃完后，她擦了擦一直是迷雾朦胧的眼镜。她问肖：你要公开这次行动吗？或者你会向某个部门汇报这次行动吗？
肖说：不知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毛主席知道这一件事，希望这件事是毛主席战略布署的一部分。
她问：那你这封公开信呢？
肖说：公开信不谈这次行动。只是发表我对革司及当前革命形势的一些看法。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和这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她问：对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守秘密吗？
肖说：不知道。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如果是我错了，我甘愿受任何惩罚。
她问：你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你能直接将材料递到毛主席手上吗？如果不能，又会可能泄露秘密……
肖说：我要去北京。我要赶在这次行动之前去北京。
她不能对肖再说什么了。正如她也不能对自己再说什么了一样。她最后说：你还可以和他们再谈一次。
肖说：他们谁也不可能再对我解释什么了。
后来她想过，如果当时肖对她说，和我一起去北京吧，她会答应的。但肖一直没有要她站在他一边的表示。或许肖已预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中午以前，她疲惫不堪地赶到钟家。钟家在军区大院内，革司落入低潮后，司令部的一些重要碰头会常在这里举行。她进去时，昨夜所有的人已候在那里。她简要地说了去肖那儿的情况，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肖要进京的想法说了。在她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不是叛卖，不是投机，也不是阴谋诡计。一号听她说完了，冷冷地说：他要怎么样，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批宝贵财富，也为保护我们的军队，保证“１２·２６行动”顺利进行，我们决定立即处决肖！
听了一号最后这句话，她如同五雷轰顶。她问一号：你说处决……是什么意思？
一号说：处决就是处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再看看其他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在她到来之前，他们已知道了这个决定。她仿佛自己将被处决一样恐惧起来。她努力平静地问：这是谁的决定？
一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决定。
她说：不能再有别的方法吗？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可以把他关押起来，等这次行动完成以后再说。
一号说：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已不可能改变了。希望你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再声明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１２·２６行动”的一切决定。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人被处决。
她一直在颤栗着，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一场可怕的梦中。
商议之后，决定处决行动在当天夜里执行。为了防止肖进京，让她立刻返回肖家，表示愿意与肖一同进京，然后找理由拖延一天的时间。执行者由钟担任。一来他熟悉肖家的环境，又不会引起肖的怀疑。二来他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因为肖家那个大院人多眼杂，空间又狭窄，执刑的人不宜多。处决的工具用手枪。一号从他的军用挂包里掏出一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支锃亮的手枪。他退出弹匣，给钟看了看，里面有六粒金灿灿的子弹。一号说：这是一支苏制六九式手枪，性能很好。散会以后，有一辆车来接你去一个地方试枪。一号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子弹说：这是给你试枪用的。近距离射击，准头是次要的，主要是习惯抠扳机。任务完成以后到指定地点乘车返回，立即将枪交给我。最后，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至死都不能说出去。如果发生意外，被人抓住── 一号望着钟，很少有地带了一些情感地说── 你只能说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的事会有人帮助你的。你如果说了别的什么，结果反而对你不利。也对大家不利。一号将弹匣推进枪柄，用包布擦了擦枪，抹掉自己的手迹后递给钟。
钟一直什么也没说，他接过那支崭新的苏制六九式手抢，，又拿过那一小盒子弹，看了看，盖上盒盖，然后，将这两样东西塞进自己军用大衣的口袋。她看见钟的脸上突然有一种苍老了的神情。在此之前，钟也组织领导过几次大的对抗性行动。如抢×××大楼广播站，冲击某次批斗大会，夜袭某大学并绑架了那三个著名的“小三家村”成员。那时，他总很轻松，脸上漾溢着英雄光彩，还常爱在行动之前喝一点啤酒。那时，中学生还很少喝啤酒的。
一号安排完处决的事情后又说：这次“１２·２６行动”的名单增加了一些，本来准备分两批进行。现在，怕夜长梦多，将两批合在了一起。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我相信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哪怕献出我们的生命。
她听见第二批名单中有自己的父亲，还有几个她熟悉的人。
一号说：这些人经过有关方面的审查，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解放后也没有重大错误。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是你们的亲人，也许是你们父辈的战友、领导或部下，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我们党的财富，是革命的财富。过去，他们是打江山的功臣，今天，他们是挽救我们伟大事业的中坚力量。
她来日本前夕，正是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那时，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她到日本是极偶然的，就象一个盲流随意扒上一列火车。那时她刚刚离了第二次婚。第二任丈夫和她在一个单位，离婚前已将她生了一个不是他的孩子的事嚷得满天下都知道了。这话是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她已无意辩解，也无法辩解。因为他还弄到了一份他不能生育的证明。唯一能为自己洗刷的方法就是如他所说的——去作亲子鉴定，她也无意为之。一次，在大街上偶尔遇见当年知青组的一个叫莫老爷的男生。当时，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和自己的现行问题，也被磨掉了几层皮，二十刚出头，就象一个小老头一样了。一年四季戴一顶破草帽，腰间扎一根草绳。这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头脸油光水滑，一身挺直西服，连眼光也变得热情又单纯。他说他很忙，但一定要请她吃一餐饭，说着就拉她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家大酒店。落座后极内行地点了几个她听也没听过的菜。他说他现在在日本。他没有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最后一班车，沮丧之中投奔了日本的一个亲戚，现在已加入日本籍，在一家什么株式会社做对华贸易。已有了自己的房子小汽车，娶了一个日本籍的华裔姑娘，据说是属于清皇室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这次回来，是想定购一批竹木方便筷，顺便了解一下有什么合适的投资项目。他又象自得又象自嘲地说，做一个外国人真好，那些原来只把鼻孔对着你的人，现在象狗一样跟着你转。听她说了她的经历之后，他说，你如果想去日本，我可以帮忙。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那几年去日本很容易。他回日本后给她寄来一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经济保证书，一份东京都某日语学校的表格。几番信函往来，然后办护照，办签证，将仅剩的一点家当变卖了几千元人民币，然后再换成日元。当时，这笔在大陆上够用两年的款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日元数目之后，只够在日本一个月的吃住。当她惶惶然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时，觉得自己象一个将一生都输得干干净净的赌徒，走上一条茫然虚空的不归路。行前，她回家向父母道别，那时父亲的病情已得到控制，医生说，调理得好，会很快恢复的。但她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恢复的。那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的父亲不会再有了，那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父亲也不会再有了，只有一个坐在藤椅上发呆，每天只有吃药这一件唯一可做之事的父亲了。１９７６年那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之后，年近花甲的父亲曾雄心勃发──用现今大陆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想再创一次辉煌。他又干起水利建设的老本行，作为全省负责水利建设的最高官员，他依然象当年打仗一样，收拾了一点行装，奔赴一个更大的水利工地。没想到疙疙瘩瘩曲曲拐拐地干了没两年，来了一个文件，让他休息了。他一生除了工作不会干别的。不会养花，不会画画写字，不会聊天，不会打太极拳，不会下棋，也不会写革命回忆录。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也不会串门。父亲的脑血拴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那天，她和父母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二十年来她已让父母操够了心。吃饭的时侯，父亲突然独自咕咕哝哝地说，这一辈子打了很多仗，杀了很多人，后来想一想，只有跟日本人干仗这档子事还值得提一提，往后，这事也不提了……她本想说，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的日本和从前的日本已经很不一样了……又发现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便埋头吃饭。母亲泪汪汪的，一边给她夹菜，一边说一些要好生照顾自己，不行就马上回来，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千万小心，日本人比美国人还坏的话。母亲家里好几个人都死在那场日军侵华战争中，一幢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掉了。后来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回来了，才驱除了这凄凄切切窝窝囊囊的气氛。他们几个争先恐后地向她预定着各种日本电器，帮她算着每次回来可以带几大件几小件。
她到肖家的时侯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一段时间来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满街跑的都是各单位自己插着各种旗帜、贴着各种标语的卡车。卡车上挤满情绪激昂或神色庄严的人，许多人就站在驾驶室两边的踏板上，象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
肖的母亲说肖刚刚睡下，问她有什么急事没有。她说肖要去北京，不知道今天走不走。肖的母亲说，没听肖说起去北京的事。正在这时，她听见肖在暗楼上喊她。肖让她等一下，他穿好衣服她就上去。肖的母亲看了暗楼上一眼，转身出去了。从肖的母亲那怜爱又无奈的眼光中，她似乎看见了对她打扰了儿子睡眠的不悦。她一下恐惧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温和慈爱的母亲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了，而暗楼上的那一个对此一无所知、对她也毫无戒备的小伙子——一个半年来和她日日夜夜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就要在几声枪响之后倒在血泊中。她一下觉得自己卑劣又阴险，象电影中诱捕地下工作者的特务，而且是那种叫人恶心的女特务。恐惧和自责之中，她几乎要转身逃去。这时，肖已穿好衣服从暗楼上探出身来让她上去。
肖问她有什么事。
她说：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肖说：我昨天晚上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不会收回我的观点，除非你们能用事实说服我。
她说：如果我求你呢？
肖有点奇怪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要求我？
她说：我父亲也在这次行动的名单中。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地说了。
肖说：昨天宣布的名单中，好象没有你父亲。
她说：今天又增加了一批。
肖想了一会儿说：如果你相信你父亲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接受革命的检验，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洗礼。你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群众不会冤枉一个好干部。如果你父亲确实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做出对革命大目标不利的事。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她说：如果这是一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呢？
他说：我感觉不是。毛主席要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是接受考验，不是逃避，更不是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去逃避。你如果认为你是正确的，不带个人私心的，你可以去。我不会去，我的决心已定。
她绝望了。她明白自己不能说服肖，再这样论争下去，自己还会被肖说服的。她想起一号的话：“不希望有第二个人被处决”。也想起了父亲，她实在不忍心看他每天被别人象猪狗一样拖来拖去，在黑压压的批斗会上，被人骂，被人踹，一整天一整天低头弯腰地站着。这时，她突然强烈地希望这一场革命，这一场被自己朦朦胧胧中渴望了多年的革命，象一场戏一样落下幕来。观众散去，重新又是从前平静的一切。她努力想从自己从前的阅读中找出与自己眼下的处境相同的故事来，让自己有个学习的榜样。竟然找不到。唯一有一点相似的，是亚瑟在革命与父亲——主教蒙泰里尼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革命。但毕竟蒙泰里尼是个坏人，是个残忍又虚伪的家伙，尽管他对亚瑟也有很真实的父爱，但他最后杀害了亚瑟。父亲绝不会杀害自己，哪怕她与他作斗争，反对他，他也不会杀害自己。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他出生入死打过江山。但彭德怀也打过江山，罗瑞卿也打过江山，功劳比他大得多。他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他为什么要反对？没有毛主席，他还在给他当地主的伯父扛长工呢。为了跟毛主席闹革命，他把自己的亲伯父也杀了。他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多革命群众，平日里与他无冤无仇的，连认都不认识，会这么激烈地反对他，要打倒他……这些问题，她已经翻来复去想过好几遍了，最后总是想得脑子嗡嗡作响，便再也想不下去了。
她问：你一定要去北京吗？
肖说：要去。
她问：什么时侯去？
肖说：晚上。晚上八点钟有一趟火车。
她说：我想和你一起去。
肖有些奇怪，问：为什么？
她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毛主席党中央是不是知道这一次行动，同不同意这一次行动。
肖想了一下说：你最好不去。
她问：为什么？
肖说：如果这次行动是正确的，我会马上通知你。我从北京给你打长途电话，或拍一个电报，那么你留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你对名单上的人要熟悉一些。 她说：我一定要去呢？
肖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她从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温和与喜悦。
她说：我还得回家一下，我们能不能明天一早出发？
肖说：来不及了。我们得越快越好。我们吃一点东西，马上出发。没有车，我们要走到火车站去。
她说：不吃饭了，我马上回去拿点钱，拿几件换洗衣服。
肖说：我等你到六点半钟，你要没来我就走了。你可以直接去火车站，我在右边那块大语录牌下等你。
她莫名地兴奋起来。她想，肖的提前赴京，会使他躲过这一次处决，她自己也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肖进京后，得知毛主席党中央是知道并同意这次行动的，他是会认错的。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样，他还会回到战友们身边。一切的不愉快将过去，这次恐怖的处决也会过去。
离开肖家时，她对肖说，她直接去火车站与他会合。如果到时没见到她，他就先走。
冬天天黑得很早，五点多钟，已经一片昏暗了。
她刚刚走出肖家那座大院，斜对面公厕里出来一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短棉猴，竖起衣领，戴着口罩，走到她跟前悄悄叫了她一声。她一看是钟，几乎要瘫软了。肖把她带到公厕旁的一条小巷。钟问她情况怎么样。她嗫嚅说，肖今天晚上去北京，没有办法留住他。钟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她站着没动。
钟说：一号想到了这些，让我提前来了。你可以回去了，这里再没有你什么事了。
她依然没动。她终于说了：能不能不这样做？我觉得，肖的动机是好的。她急急地将刚才肖对她说的那些说给了钟听。
钟说：来不及了。这件事不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也不是我们司令部内部的事。我原来也没想到会这样严重。来不及了。你赶快走开，以后的事与你无关了。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在现场。
寒冬中，她的牙齿打得“磕磕”直响，浑身象筛糠一样抖嗦。她说：我们三个人都去北京。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件事。
钟说：你怎么还这样幼稚，你以为这件事能对北京说么？如果能说的话，怎么会弄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
她抖嗦得更厉害，半天才问道：你是说，这件事是瞒着……做的？
钟说：事到如今，我们都不需要刨根问底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钟的声调苍凉又绝望。他又说了一句：北京那个人已经糊涂了，你还没有看出来？他把我们都逼到了死路上……
钟说完狠狠推了她一把，让她赶快离去。她急匆匆地如疯魔一般跑了起来。她听见自己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呜咽般的恐惧声。
处决的详细经过，是在以后长达一年多的讯问、审查、揭发、批判中才全面了解到的。其实极简单。
她离开之后，钟决定就在肖家外面执行处决任务。一是大杂院人多，不易下手。二是怕被人认出。大约六点半钟（这个时间是她告诉钟的），肖背了那只军用挂包从大院里走出来。没想到有一个老头也跟着出来了。肖站在门口，和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后，便分别朝巷子的两端走去。肖走得很快，前面不远是一家亮着灯光的小杂货店，再走出去就是一条热闹一点的小街了。钟已来不及追上去贴近肖，便隔了十多米朝肖开了一枪。肖被击倒在地。冬夜里，枪声在小巷里极响，马上有人从门里探头出来看。钟急忙跑到肖的跟前，对着在地上挣扎的肖的心口又开了一枪。此时又有好几家的人跑出房外来。钟便在一片惊呼声中趁乱跑掉了。
肖被枪击的第二天一早，全城便刷满了大标语：“严惩杀害我革司勤务员肖××的凶手”、“为我革司战友肖××报仇”、“坚决反击屁司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血债要用血来还”、“革司战士愿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多标语上，还用鲜红的颜色涂上斑斑血迹的形状。而造司及其他组织则纷纷刷出《严正声明》，《坚决辟谣》，“警惕糠司一小撮发出的武斗信号”之类的标语大字报。那天果然发生了一些武斗，特别是她那所中学，被压抑已久的肖那一派的同学，将本校造司所有的组织砸了个稀烂，两边都伤了一些人。
经过一个漫长的恶梦之夜，第二天早上在昏昏噩噩中，她听见大街上广播车在呼喊为肖报仇的口号，便在被子里如呕吐一般地痛哭起来。
肖没有死。钟的第一枪打在他的大腿上，另一枪击穿了左肺叶，离心脏三、四公分。一倒在地，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时他还清醒着。街坊邻居闻声出来，见是肖，赶忙叫来了他的父母。他对父母说，不要离开他，有人要杀他。他没有说是谁要杀他。以后便昏迷了过去。一直昏迷了一个多星期。他的父母将他送进医院，立刻为他动了手术。肖的父亲从工厂里叫了几十名同事，日夜守护着肖的病房，不让任何人接近肖。
一号和革司司令部当天夜里就知道了肖没有死。一号派人到医院探听了消息，得知肖正在抢救之中，人还昏迷着。他一方面将已经准备好的标语口号刷出去，一方面向有关方面请示，提前执行“１２·２６行动”，同时严密监视医院，伺机执行第二次处决。无奈那一帮工人们看守太严，没有机会下手。
她是第三天才知道肖没有死的。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一直高烧、痉挛、说胡话，也送进了医院。钟来看她时，告诉了她肖没死。她木木地盯着钟，觉得自己还是在高烧的梦幻中。钟以为她没有听见，又说了一次肖没有死。她一下觉得自己清醒多了。同时，她也看见了钟很古怪很怕人的笑容。钟后来说行动提前了，就在今天夜里。，因为她病了，就不要她参加了，他们会照顾好她父亲的。她和钟握手道别。她久久地望着钟，似乎觉得钟也要离开她了。她和钟握着的手在互相告诉，他们都为肖的没死感到释然。她呜呜地哭了起来。钟在她哭的时侯离开了病房。
“１２·２６行动”经过紧张调整，提前了两天执行。一切顺利。名单上总共四十三人，除两人病重住院，两人未被抢出，其余全部“押”往一个秘密地点。但是，他们很快就看见了这次行动──这次付出了那么大代价的行动──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太低估了这次运动的时间与规模，以为躲上三五个月一切便会过去，以为诺大个中国总还有几处刀枪不入的世外桃源。他们也太低估了这场运动对人的震憾与威慑。到了那个秘密保护地后不久，一些被保护者自己提出来要回到群众运动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触及灵魂，检查错误，改造思想，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些甚至指责那些保护者实际上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人民的反面，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抗。不久，中央来了文件，要求部队支持地方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那些原本以为身在世外桃源中，能如水浒中柴进那般收容各路落难好汉的侠义之士，自己也被打倒或撤换了。
肖在医院里躺了二十多天，终于活了过来。但那条腿瘸了。他的腿骨被打碎了一截，从此变短了，也变硬了。没等完全康复，他便躲得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去了西南一个很偏僻的林场，直到调查这个案子，才被有关机构多方查找捕了回来。令人不解的是，肖自从被枪击后，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１２·２６行动”及自己被害的实情。直到后来在学习班里翻来复去地诱导威逼才彻底交待清楚。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又成了狗屎。后来成了既不是英雄又不是狗屎的受害者，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牺牲品”。
钟是在那一位部队领导人被揪出来后被捕的。钟自始至终只说是这次处决是他独自一人的事，甚至还编出了他和肖是情敌这样的故事。当时，一号也已被捕，也供出了自己是决策者，但因钟的坚持，加上一号家里上上下下活动，他只关了一年多便放了，没有给他什么政治的或刑事的处理决定。钟是在市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那一年正式被判刑的。先判了死刑，后来改判十八年。
她则在对这个案子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前前后后进入过许多地方——看守所，监狱，各种隔离式学习班……然后，身心憔悴地到了乡下。由两个专案组的人把她押下去的。
从此，她和肖、钟──这革命又浪漫的三套马车再没有见过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恶梦或者美梦。后来便渐渐淡忘了。没想到，近三十年后这个雪天的早上，她又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比昨天、前天刚经历的事还记得清楚。她想，这些往事，怕是已刻在骨子里了，年岁愈大，那刻痕愈清晰。
她如醉酒一般，被一种浓浓的乡愁浸润着。她决定回国一趟。来日本后，从第四年起，她每一两年也回去一趟。那主要是看看父母弟妹，给父亲带一些日本的药，给弟妹们带一些他们期盼的各种物件。当然，还带一些钱，补贴休息后生活日益窘迫的父母。父母则把这些钱分一些给弟妹们。有一次，她在日本读到大陆上一些乡下女孩到特区卖淫，将所赚的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觉得自己也挺象她们的。
她回去后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什么老友熟人，象一个见不得人的潜逃者。
八十年代末的那次大震荡之后，她最终地迷乱了。就是在那不久，她嫁给了小岛。小岛人不错，起码比她那两个前夫强。也比她在大陆上见到的许多男人强。这世界的事颠颠倒倒的，当她和许多女孩在大陆上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挥拳顿足叱咤风云的岁月，日本女性正是最温驯可人的时侯。就象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低眉顺眼跪在门口迎候丈夫，然后轻柔说一句：“您回来了。”当她和她这一代铁姑娘们被折腾得灰头灰脑心力交瘁，一个个都忙着寻一个安全的小窝躲起来的时侯，日本女性又史无前例地疯张起来。所以小岛对她说，中国女人温柔、专一。小岛的前妻因为有多次婚外恋情，终于与小岛分手。
就在这个雪天的早上，在那很温馨的中式床上，她决定了春节回去。日本有许多节日，却唯独没有春节。因此，来日本的十年中，她很少能在春节的时侯回家。给别人打工的时侯，没有假。自己有了公司后，又没有了空。她不明白，这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美妙的这个节日学了去。
一个多月以后，她回到了家乡。
小岛说想和她一起回来，她拒绝了。她倒是想带儿子回来，儿子又不愿意。他说寒假期间已和同学约好去北海道滑雪。和小岛结婚的第二年，她将儿子接来日本。在日本的几年，最折磨人的是思子之苦，为了他，她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富裕与文明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几年间，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男孩，对大海彼岸的事情已全然没有兴趣，甚至连中国话也不愿讲了。这常常刺痛她的心。有一次他的同学来聚会，她对他说个什么事，他压低嗓子说，妈妈你不是会说日语吗？儿子和小岛说话的时侯比和她说话的时侯多。小岛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近两年来，儿子已不太会说汉语了。那次她正在看一部中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录片，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农民撩起衣服，让记者看他背上一块深赭色的伤疤。儿子从旁边过的时侯用日语嘀咕了一声。她听见了，儿子在说“真是恶心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很想骂他几句什么，气都冲到嗓子眼了，才发现不知该骂他什么好。
父亲已是第三次脑血拴了，一边身子已完全不听使唤，脸口也有些歪斜，说话嘟嘟哝哝，吃饭滴滴嗒嗒，大便小便都管不住。每次回来她都会伤感地想，这怕是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了。她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她加入日本籍的事。
父亲一再生气地追问她为什么不带儿子回来。她搪塞说儿子学校有事。她许诺暑假一定带儿子回来看他。她想，还是让父亲保留一个依畏在他膝间，听他纵横捭阖的外孙吧。
几天后，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了她们家原来的住所，三十年前的那一幢苏式宿舍楼已很破旧了。原来她们一家住的那一层楼，已住了三两家，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杂物，走廊里放着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她记起来，是父亲当年放黑牌高帽的。那时走廊没别的东西，这两个物件便特别触目。他们没有再进到里屋去，已经有一个妇人用警惕的眼光盯他们了。她和弟妹们出来，在门口照了一张像。
她又去了一次母校。那所中学已经全变了样。几幢两层的教室变成了一幢很气派的五层教学楼，只有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的一排平房教师宿舍还是当年的，再往上又新建了几栋那种方盒式的宿舍楼。食堂是原来的，当年还兼作礼堂用，曾有许多次批斗会在那儿召开。先是她和她的战友斗别人，后来是别人斗他们。操场上空空荡荡，积满了被踩得很脏的残雪。她曾在那儿跑过，跳过，做广播体操。那时她扎着两束丰满的短辫。操场旁边的那一溜砖砌的墙报栏还在，贴着一些被雨雪浸湿的庆祝元旦的墙报稿。三十年前的那个初夏，她和肖、钟经过一个激越的不眠之夜写出的那篇战斗宣言，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操场旁边的甬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教师模样的人，都已不认识了。
那天下午，她决定到肖家去。那天是正月初一，她特意选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的日子去肖家。她知道，这是她这次回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冥冥之中纠缠了她许多年的一笔孽债。她寻了许久，寻到了肖家的那条小巷。那条小巷已被拆掉了大半截，拆掉的地方正在盖一片楼房，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泥水砖石。肖家那所大院居然还在，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模样。她匆匆从门口走过去，远远地站着，百感交集。她不知道肖是不是每天还从这个黑乎乎的院门里进出，肖的父母不知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印象中，他们那时都已很老相了。站了许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朝那个门走去。从那个黄昏之后，她再没有来过这里，也没再见过肖。她不清楚肖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对她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知道多少。当年，她几次想去找肖，对肖陈述一切，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
她走进那座大院。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更暗了一些，更脏了一些。走道上，有些煤炉换成了液化气炉。她问一个在房门口摘菜的老太太肖家还在不在这里住。老太太说，肖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是肖的弟弟住这儿，一早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去了。肖现在在一所小学，当了副校长了，去年刚分的房，把他母亲也接了去。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她问是哪个小学，老太太叫来屋里一个中年女人，那中年女人告诉说是哪个小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象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象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肖却一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肖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复去折腾了多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以后，好象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上的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分向中国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是一个很棒的中锋。然后中国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我们又太快地忘记了过去，因此又失去了历史。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我为我的公司，为我儿子的学业。他为他的校办工厂，为他老病缠身的母亲。
肖一直把她送到大街上有公共汽车站牌的地方。她不好意思说自己本想坐出租汽车的，便上了一辆很拥挤的汽车。上车前，肖又对她提起他的校办工厂，让她尽可能地关照一下。
她在第二站便下了车，也没要出租汽车，朝了一个方向信步走着。
这个城市也不再是她当年的那个城市了。大街被那些廉俗又时髦的装饰材料包裹着，象日本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的那些街景。她很想寻见一两块那种厚重古朴、用很漂亮的中国书法刻写的店铺匾额，但没寻到。那一年夏天，她和她的战友们曾满怀豪情又满怀义愤地将它们一块一块摘下来，扔到马路中央的熊熊大火中。许多年后，当她在日本，在泰国，在旧金山，菲律宾，甚至在南太平洋一个闻所未闻的一个小岛国上看见这种匾额的时侯，才痛楚地感觉到那一把火烧掉了什么。而在大陆上，没等人再去刻写它们，那些花哩胡哨的塑料与金属便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被很快地遮盖，一切都被很快地替代，一切都被很快地遗忘。
突然间，她觉得眼下比在日本更加空落。那时还有许多回忆，许多思绪，许多的怅然与不宁……这些精神的材料在这次回国中一下都被消费完了，象姨妈家那座壁炉，几束小小的木柴轰然烧尽之后，只剩下空洞冰凉的炉膛。从此，那些多年来纠缠自己让自己酸甜苦辣半夜梦醒转侧难眠的往事，如过年的烟花，放出一阵短暂的光彩之后，剩下一个微温的壳。再没有往事了，也没有了对往事的牵挂。因为往事也被这么轻易地消费掉了，因一次探访，因一叠日元，因一次没有回应的对话。没有了往事的人才是真正漂零的人。她发现自己也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永远在追寻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对从前和未来都充满激情与爱的自己了。她只是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走在东京都的大街上，她和其他的日本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会在那个岛国上渐渐老去，并最后死在那里，那时也不再有人会真正记挂她。原来，她还曾有失去祖国失去历史的空虚，惆怅与痛苦，现在连这些也失去了。大家都在活着，在一个物种繁衍的链条上如一个孤零零的链环那样活着。过去的一年，人们都在指责着日本忘记了历史，她想，我们就记住了历史了么？不论是光彩的，耻辱的，卑下的或辉煌的，我们还记得一点么？历史如果不在心里，不在情绪中，不在血肉深处的精髓之中，而仅仅是图片，是物件，是一段文字或故事，那它们是和我们无关的。
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玄想中向前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她身边流过。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４日武昌大东门
中国作家 1997年5期 ， 小说选刊1997年11期 ， 《中国97优秀小说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