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中国的历史，常用三大块时间来表述，一块叫‘十七年’，也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一块叫‘十年动乱’，就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再一块，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前些年常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如今。但细一想，其中却有点小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８年底开的，那么，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之间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这两年到哪儿去了呢？当然，这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时间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断裂，它总在哪儿存在着。马虎一点，算到前面一块，算到后面一块，都行。

“当有一天，我无意间碰见葛师傅――葛麻之后，忽然想到了，那两年原来在他那儿！那一段亦新亦旧，亦左亦右，躁动又空洞，热火又惶惑，暧昧不明，似是而非的岁月，大约只配属于葛麻一类人。果然，后来葛麻自己也说，要是没得老子，他们那两年么样过哟！”

上面的那些文字，是拙作《葛麻的1976－1978》开头的两段话，不知怎么发出来后就没见到了，题目中的“1976－1978”几个字也没见到了。看来，这几个数码字确实有点吊诡不祥。感谢《中篇小说选刊》给了我一个机会，让这篇小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恢复了原貌，并有机会再说一点闲话。

从广阔天地返城之后，加入了工人阶级行列，在一家企业待了十多年，对葛麻们很熟悉，对许科长杨主任们，也很熟悉。其实，许科长杨主任们，源头上大多和葛麻们差不多的，普普通通的家境，平平凡凡的资质，既不是皇室贵胄，也不是旷世英才。只是偶然间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权力，并渐渐学会了护卫权力和运用权力。于是，渐渐地，许科长杨主任们与葛麻们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我们在前数十年看得很清楚，在近十多年看得更清楚。这些都无须多说了。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如何能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中，一直牢牢握住了手中的权柄，一直牢牢坐稳了屁股下的交椅，便是在1976－1978这样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也能将自己的前前后后补缀得如此天衣无缝，让自己永远有理。河东河西，永立不败之地。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卓著超凡的中国式的政治才华。能与这些人相比的，我想只有大自然中的变色蜥蜴――俗称变色龙。该土黄则土黄，该死灰就死灰，该红该绿时，便如山花烂漫一般。

1976－1978那段日子，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指望对历史有一次认真的清理，对未来有一个认真的规划，数十年，中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人们心灵的伤痛太多，在这样一种极其难得的历史时刻，人们抱有太多的期望。但是，人们确实小看了许科长杨主任们，不管历史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程式，他们都可以按自己的定律去解题――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一当他们掌握着对真理的解释权时，他们便能将葛麻们押上台去，而绝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依然神气五六扬地留存了下来――携带着他们的权力和欲望，携带着他们对葛麻们的轻蔑与调戏。在往后的日子中，更加变本加厉，更加有恃无恐。如果说，当初他们还只是安插一个亲信到舒适一点的岗位上，还只是利用职权搞一车木料，那么他们后来的作为，常常是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毁掉一个企业，把千百个葛麻推上绝路。这样的事实，今天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

由此，我又想到1976－1978，想到那个时刻留下的后遗症，从理论上讲，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然而那时，我们许多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恰恰来自于要清理整肃的对象之中――当我们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结束阶级斗争，当我们用极左的方式去解决极左的问题时，一些许科长们杨主任们便轻车熟路地留了下来。今天，我们民族正在品尝他们酿制的新的苦酒。至于葛麻们，他们失去的当然不是一两级工资，而是一种更宝贵的东西――对美好与公正的信心，这是一个民族强盛须夷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还来得及再作一次努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