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圈子”有许多形式：各种“编委会”、“学会”、“协会”、“沙龙”、“书院”、“研究所”、“讲习班”等等。至少在组织形式上，你不能说这些“圈子”都是反叛现存体制的。他们一般都“挂靠”在一个国营机构的注册管理之中；至于个人性的“沙龙”聚会，则都是联谊性的。当然，俗称“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政改办”、“农改办”、“中信研究所”等，也算京中一个著名的“体制内”“圈子”；被称为“民间操作派”的陈子明、王军涛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圈子”，也和上述各种文化“圈子”发生多方面联系。另外，也有游离在各个“圈子”以外的“独行侠”式人物如刘晓波、何新等。他们不被各个“圈子”所接受或者是自觉抗拒进入“圈子”的经历，我相信都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选择。
笔者仅就自己的经验范围，把八十年代北京几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圈子”和相关事件，作一点基本介绍。
人文学界的“三大编委会”
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大陆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都参与其事（一个时间里，印象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都曾是其编委会或顾问）。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
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由于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丛书后来逐渐出现粗制滥造，“翻译”变“编译”
直到“胡编胡译”，使“走向未来”在八七年以后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另一个原因是，“走向未来”编委会与当时的官方改革派关系很近，也造成了一部分强调独立的知识分子对它的疏离（就此而言，它的“体制内”色彩是很浓的，包括它影响、参与了《河殇》的创作也属一例）。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纯学术”圈子（笔者当时虽非“编委”，但可算“圈子中人”）。其特点是，强调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著作（由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两个系列。
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过去十年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又是其中质量最高、编选最严谨、数量最丰富的姣姣者。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题开展认真的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欢歌达旦。大家每以出好书、写好文章作为“较劲儿”的谈资，而大多为《读书》杂志（北京知识界最叫好的刊物）撰稿人的“圈子中人”，则每每以《读书》中发表的文章互相评点。八八年笔者在《读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胡言乱语”系列与赵越胜的“精神漫游”系列，曾蒙受读者偏爱；其实就是在“圈子”内的文章品评之中写出来的。至于春、夏、秋的郊游，于古长城上狂舞、大水库中裸泳；一直到八九民运当中一齐挺身而出，不避责任；都可以从中看出，在这个编委会中，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新的健全的素质、新的独立品格，在开始生长。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
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引发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和、渐进、包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参加过文化书院接待台湾作家王拓的活动（王拓当时不喜欢由官方作协接待），从方励之、胡风夫人，各界名流到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东方纪事》与《海南纪实》
“同人杂志”，是在各种“文化圈子”形成以后的必然产物。
八八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出版社连年亏损的纪实文学杂志《东方纪事》，移师北京，自搭编辑班子，决定由“圈子”中的朋友自己分担专栏的组稿、编辑。朱伟、李陀、戴晴和我几位熟朋友，便为这本“大有可为”的泛文化杂志忙碌起来。目前在欧美流亡的好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专栏主持人。
专栏计有：“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戴晴）、“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苏晓康）、“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志”（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俱乐部”（陈平原）等。
详细记下这些专栏人事，是因为，此乃所谓“圈子”的组成、运作的一个具体的实例。双月刊《东方纪事》新刊于八九年初甫一上市便造成轰动。除了刊出戴晴的长篇历史人物评传《储安平》震动朝野，使文化界交耳相告、争相传阅以外，杂志的编辑方式、人员组合的开创性也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它确是开创了一条在现存体制下，巧妙避开文化控制、挣大活动空间的“圈子文化”的新路子。《东方纪事》在出版了四期以后，于“六四”后不久被官方查禁。不过那时，上述专栏主持人大多数已经“不是在里面（监狱），就是在外面（流亡海外）”了。
与高水准的严肃读物《东方纪事》“南北呼应”的，是著名作家韩少功“下海做生意”（他的自嘲）以后，创办的通俗刊物《海南纪实》。
八七年后韩少功带领一批“湘军”（湖南作家群）到新建省的海南岛打天下，去实现他的“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理想主义抱负。《海南纪实》（原名《大参考》）是他计划中的“以商养文”的第一步；随后，他打算办一份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和一份具开拓性的理论刊物；还准备在海南买地建“作家新村”，创立了一块不受金钱、政治干扰的创作的静土。如果不是“六四”，韩少功的“乌托邦”之梦几乎就要实现了。因为，《海南纪实》走出了一条“严肃的可读性”的路子，既有“毛泽东与张玉凤”一类不无历史真实又不无可读性的“纪实文学”，也有探究西单民主墙运动得失的“走钢丝”作品，一夜之间成为南、北报摊上最畅销的刊物，“暴得大利”。
《海南纪实》的编辑方针也一如《东方纪事》的“同人式”，出版“挂号”在海南，整个组稿、编辑以至印刷发行都是全国性的，哪里有优势就在哪里编、印、发，使得本来偏于一隅的“海南纪实”成了“中国纪实”。当然，它也无法逃脱“六四”后被查禁的命运。
同在八九年创刊的“准同人”杂志，还有戴晴、吴国光等人筹办的《国情研究》（编辑班子主要由“赵紫阳智囊团”系统的“圈子”组成）；包遵信、远志明等创办的《太平洋评论》（以“走向未来”部分班底组成）；以及赵越胜、周国平等（包括笔者）创办的《精神》（人文杂志，以“文化：中国与世界”部分主力组成），大都因为“六四”而夭折。
“三峡建坝反对派”和“十二学者上天安门”
这节涉及的其实是几个似乎分量不一、无直接关联的大小事件，却又都与“圈子”有关，其中心人物，则是我愿意特别提及的作家戴晴。
八七年九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整肃批判的刘宾雁、刘再复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第一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左派”的攻击和世人的关注。我和几位朋友（包括戴晴）读罢深受感动。面对当时文坛一片压抑的气氛（刚刚又传来吴祖光、苏绍智等被“劝退出党”的消息），我和戴晴几位一商量，决定在我的西郊小家开一个“二刘作品朗诵会”，请“二刘”和文学界、社科界、文艺界的朋友们热闹一场，为宾雁、再复两位兄长解解闷，也给大家解解气。
我的蜗居小屋当晚挤进了将近三十个人。我请来了几位话剧演员、钢琴家和唱老生的朋友，他们在微弱的灯光下蹲着靠着，伴着琴声，把刘宾雁的作品集自序和刘再复的散文诗《寻找的悲歌》平静地朗诵了一遍。在当时的重压下，当晚凝重、真挚的气氛至今想来仍令人心动。台湾作家王拓和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稍后也赶到了（本来戴晴还请了方励之），他们后来把这个特别的家庭晚会实录，写成了连载登在台湾《人间》杂志上，使得很多人由此担忧我们这种“在天子眼皮底下的示威”（晚会上语）要“吃后果”。不过，至少在当时，当局无所表示。但这次在重压下的小小聚会所产生凝聚力，却反映到了以后迭起的各次事件之中。自此，我的京中小居，也就成了跨越两个“圈子”（文学界和社科界）的“沙龙”聚会场所而一时蜚声遐尔。
八八年十二月，“上头”传来了主事领导人要强行通过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方案，“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吹风”。我和李陀、戴晴等几位作家正在参加一次南方省市举行的笔会。在路上，戴晴和我们谈起这个话题（她显然对此已思虑良久），说：我们总应该有所表示。这么一件关系整个民族经济、地理生态的大事，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让全国老百姓蒙在鼓里，要把反对的声音公开出来。
“他们硬要把钱往水里扔，也不能让他们扔得舒舒服服的！”
我们一路上商量过好几个办法：开座谈会、发文章、搞签名等等，都觉得来不及，分量也不够。“出书，一定要把历年反对上马的意见出成一本书，这样才能面广，有影响力。”戴晴当时的主张，我们几乎觉得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按中国的出版周期，一本书出一、两年是常规，何况又是“反对意见”结集？而且，“反对三峡上马”已经开始被上纲为“政治问题”？可戴晴来了她那股犟劲：“你们支持，我就干！”
随后就是春节长假。本来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出活儿”的时间，岂料就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戴晴单枪匹马的，买书号（大陆特有的出版“缝隙”）、组稿审稿、向朋友筹款募捐，连同印刷校对。
当我从南方度假归来，《长江，长江》这本四九年以后第一本关系到国民经济大事决策的反对意见专集，已经开过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及时赶在三月全国人大开幕时与代表见面。《长江，长江》一书的出版，在出版史上破了好几个大记录。这种合理、合法的“一人挑头、一人集资、一月出版、一派意见”的态势，其意义确实早已超出了经济和出版的范畴。我向戴晴了解过一月成书的过程，发现在其中起作用的，就是社会上各个“圈子”（包括党内的“智囊团圈子”）在关键时刻的协调作用，而戴晴，恰恰是在各个“圈子”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朋友们曾开玩笑：要成立一个北京“搅和儿”协会，把善于把大家“搅和儿”在一起作事玩闹的戴晴选为“会长”，李陀选为“副会长”，鄙人很荣幸，“捞了个‘秘书长’当当”）。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北京知识分子响应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信的要求，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三封签名信，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很大的震撼。这是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群体发出的集体反叛的呼声。笔者当时不期然地作为第三封签名信的发起人，其“操作”上的原因，就是“拜”了“圈子”之赐（要在一、两天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发动起范围广泛的签名，只有依靠这种非组织的“圈子”力量）。随后，八九民运爆发，知识分子卷入学运，发生了“十二学者上天安门”，“五。一六”，“五。一七”宣言，“知识分子联合会”等一系列事件。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想这些事件已成历史，其功罪、意义、价值，还是交给历史评价为好；但是，就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十二学者”事件确实就和戴晴个人所涉入的“圈子”有关，有心者可以从上面的描述里理出它的线索。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傍晚，集体走上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并呼吁同学理性撤出广场的这十二位作家、学者的名字是：
戴晴、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李泽厚、刘再复、温元凯、李陀、苏炜、麦天枢。
文化“圈子”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与其说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正如我同意余英时先生常常强调的论点一样：过去四十年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社会造成的最大的毁灭性破坏，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那很可能会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损耗，再用一、两百年的时间也不知是否可以复原、弥补回来。
有两点可以更详细地说一下。第一，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主要是以一种“文人文化”的形态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的一翼，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题外话）。所谓“文人诗”、“文人画”，“清议”、“清流”的说法，都说明，中国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文明”（“士”的文明）一向是很发达的。从先秦诸子设坛讲学、“处士横议”、“学而优则仕”，一直到唐、宋以诗文取士、明清以朝廷直辖科举，都体现了一种“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独特的“士”的传统尊严。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唯一一个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可能有见仁见智的驳杂原因；但维护知识和知识者的尊严成为一种传统的“本体形态”，我相信一定是其中很根本、很重要的原故。从这一意义上说，“圈子”是一种文明的“生态环境”，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温床。
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几个大的创造时期，都处在朝代相交的“乱世”，已经有论者把这称为“法统虚而文统盛”的“文化转型期”（赵毅衡语）。先秦、魏晋六朝即是一个显例。一如陈寅恪先生言：“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而”文化圈子“这种东西，就是在专制者的权力控制无以企及的时、空条件下，才得以产生的。
今天，我们谈东欧知识分子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深入研究过的“公民社会”理论，自觉争取的“无权者的权力”（捷克哈维尔语），以及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的自觉意识迅速输送到工人和社会公众中去（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以至整个东欧的变革被西方史学家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面有许多深值反省的东西。比如，是否在只有发现了“公民社会”的理论以后，才算找到了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灵丹妙药？对于东欧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理论，不过是他们自古西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洛克、哈伯玛斯所形成的“传统资源”的一部份；对于在一个完全相异的历史环境之下的当今中国的现实改革，知识分子是否有可能从自己悠远的传统（比如上述提到的“文人文化”、“士的文化”传统）里头，寻找到一些什么新的精神资源？（这里毫无贬低“公民社会”理论的意思。）还有，捷克知识分子早在“七七宪章”运动前后，就逐渐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协调行动，从而使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得以产生；中国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以前虽然已“圈子”林立，却彼此沟壑森严，以致在八九民运五月前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形成能动的、理性的抗衡力量，这里面，有些什么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因素值得反省？是否值得深思“圈子意识”本身的狭隘性，深究“‘圈子’反被‘圈子’所误”的就里原因？
来自：学术中国 发布时间：2006-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