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在一些方面遭遇困境。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河北唐山涉黑集团用装甲车敲诈事件，这些事件偶然遭遇在一起，它必然提醒人们认清一个事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已经失效。

什么是政治失效？就是政治没有认清自己是政治，在该起作用的时机和场合，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得应有的效果。山西黑砖窑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为什么能持续到现在？为什么河北唐山的涉黑集团以军用装甲车等军用设备敲诈八亿元的事件直到现在才查处？

政治失效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中央层级的政治失效，最直观的表现是权力部门化，各个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难以协调；另一种政治失效属于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成为常态，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政策在一些地方被视若无物。山西黑砖窑事件将政治失效用一种触目惊心、叹为观止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它赤裸裸地展现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惨状，它可以成为教师讲解奴隶制度的生动教材。这是一片权利和法律不能到达之地，其实就是一个自封的独立王国。令人困惑的是，这个独立王国的权威来自现有的合法政治体系，是村支书，是当地的劳动监察人员，是当地的警察。

由于政治失效，而且导致政治失效的主体往往是政治体系的内部人，所以其必然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合法」的恐怖主义。山西的黑砖窑对于那些被拐骗的人实施的就是恐怖主义，这些黑砖窑在当地又是「合法」的，是当地政治体系内部人所明许、所参与、所放任的。黑砖窑窑主、包工头固然丧尽天理人道，罪大恶极，但若从政治上追究责任，又怎能放过当地的政府官员呢？唐山的黑社会用装甲车来欺压当地民众，就更是恐怖主义了。凭常识判断，如果没有当地的政府官员的放纵甚至可能警匪一家，这个黑社会团伙又怎么能横行到今日？

在探讨地方独立王国、不执行中央政策问题上，人们一般是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强调要重申中央权威，具体办法就是一些重要的部门与地方脱勾，由中央直接管理，比如纪检、环保、审计等部门，这样就可以遏制地方政府的自行其是。但我们应该看到更为根本的事实，才能找到提升中央权威的可行道路。这个更为根本的事实就是资本。所谓中央地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与资本的关系；所谓政治失效，是政治遭遇资本而导致的失效。

笔者在此无意偏颇地诋毁资本。我只是想指出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我同样也承认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资本，中国经济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人民的生活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社会财富不会这样的丰富，国家也不会为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发愁，当然，中文也不会在世界上那么热。

资本从来就是双刃剑，这是它的本性，不必也不可能改变它。问题在于，资本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治效能的一个巨大变量，而中国政治的运行却只是被动地意识到它，屡屡被它侵犯而只能被动反应。它的常规模式就是：「资本惹出大祸—被媒体广泛报道—高层领导批示—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领命处理」。影响中国政治运行的因素因为资本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政治运行的方式没有相应作出太大改变。这是中国政治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导致政治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无法简单套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既是资本发展的要求，又是反资本过度发展的要求。这个强有力的政府所发挥的功能是既善于利用资本，又善于限制资本，不为资本所制。

一些地方的政治失效，就是政府完全为「招商引资」所驱驰，不能拒绝资本的要求，对资本的两面性照单全收。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模式下，GDP增长与环境污染、光鲜的高楼大厦与野蛮的暴力拆迁、企业的高额利润与工人毫无保障的权利，不可避免的「交相辉映」。所以，政治必须建立自己对于资本的权威，必须从与资本的暧昧状态中独立出来，必须结束对于不良资本的绥靖政策。否则，黑砖窑之类的政治失效就会日复一日地演出，唐山黑社会的装甲车也会开上其它城市的马路。

解决政治失效问题，一方面必须重新塑造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就是发展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到一股促使地方政治能够生效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实告诉我们，政府也是有惰性的，也是会偷懒的，也是会互相推诿的。现实还告诉我们，一些地方的政府完全有为资本拎包的嫌疑。所以，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人们有对抗资本发疯的权利。发展民主政治，就是要让人们有对抗资本发疯的权利，让人们有跟资本平等谈判的权利。同时，为了防止某些地方政府借用国家力量替资本开道，也必须发展民主政治，约束政府的不当行为。

该文原刊登于香港《亚洲周刊》（2007年7月1日），与该刊报道《揭开现代中国奴工产业链真相》一起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2008年度卓越人权报道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