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二十年，读了政勋君所写《北大给了我们什么》一文，不说心潮澎湃，倒也涟漪阵阵、浮想联翩，以至于想“跟风”说点什么、写点什么了。北大之于政勋君，若母亲之于游子、情人之于使君，这种情怀非我能与之比拟也。在我所熟识的北大人中，政勋君可谓“北大情结”最深的一个，他无时无刻不做着“北大梦”，心心念念挂着“8415”，魂牵梦萦的结果是，年近不惑的他，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重返北大，当起了北大的“博士生”。如果不是时不我待，我估计他会留在未名湖边，每天诵着经史子集，和那湖、那塔、那岛、那柳溶在一起，构成一幅新的北大风景。定居唐都，年逾不惑，拖家带口，那梦只好永远留在未名湖边了。那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大家的遗憾。
北大之于我们，往往是空间的距离愈远，心灵的距离愈近。毕业分配时，我几经周折，最后落户长沙，孤身一人，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高校任教，可以说，是北大四年的经历给了我从容面对生活中风霜雨雪的自信。三尺讲台，三度春秋，不敢有丝毫懈怠，那是怕辱没了“北大毕业生”的声名。记得有一年元旦，室友怡昕寄来一张贺卡，上写：“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曾经共度黄金般的岁月，你会踏着春天的脚步归来吗？我期待着重逢的脚步声。”那时，我正在复习考研，一年后，我们相聚燕园，问起别后的经历，忆起大一时的约定，真是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毕业于北大，如果没有同窗学友的激励，或许我会在长沙“成家立业”，偏安一隅，自得其乐，焉能有今天在学术路上的苦苦求索？
在法大硕博连读，离北大近了，反而不象以前那样对北大“情有独衷”，眼中比较和心中反思的成分渐增。60后的我们，求学北大时，正好是80年代，那时的北大是“精神象牙塔”，我们的脑海中只有国家民族大义，只有蔡元培、梁漱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冯友兰、季羡林……，再有就是从外国传入的罗素、萨特、尼采、叔本华、荣格……，那是一长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出思想贡献的“伟人”或“大师”的名字，在我们的世界中，其实没有我们自己，因为那个“小我”被那个“大我”完全淹没了。毕业分配，走入社会，我们仿佛一捧尘沙被抛入茫茫大海，有些找不到停靠点，便沉寂下去了。社会这堵墙，砸碎了许多人的梦想。北大没有教会我们在中国社会生存的“技巧”，我们沉浸在理想主义的幻梦中，只知魏晋，不知有汉，因此才有了初出校门时的跌跌撞撞。
北大四年、法大五年，时间相若，感受迥异。北大是“天下英才”汇集之地，在北大，我们从来不敢说自己“最优秀”，至多只能说“各有所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课，我在那里最大的收获或许是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砥砺，水涨船高，那种影响是无形的。在北大读书时，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北大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左右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选择与行动。有挚友说：“独特的眼光、宽阔的胸怀与内在的良知，是北大学生的基本要件”，我深以为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身居何地、身置何位，独立、自由、平等、批判、抗争，这些融入我们血液中的精神元素，让我们如此“与众不同”！
与北大相比，法大少了些“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以及“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浪漫，多了些“步步为营”的平实与甘作“沧海一黍”的谦逊，因而拉近了与中国社会的距离，法大学生融入中国社会，比北大学生要容易得多，不会经历巨大的心理落差，更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由游弋、左奔右突。北大的老师，常常距学生千里之遥；法大的老师，则每每成为学生的忘年之交。步入社会后，北大学生倾向于各自为阵，一如往昔；而法大学生则较为注重横向联合，携手进步。两相比较，差异毕现，不好说孰优孰劣，但对于改变北大人“惟我独尊”的心态，汲取他人所长，应该不无裨益吧。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北大、法大，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北大与法大，是我身处其中的北大与法大。
博士毕业后，到了有“翰林院”之称的社科院工作。对于我心中的北大，又多了一个可比的对象。社科院沉稳、大气，以构建社会主流文化为己任，其风范明显有别于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北大。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有幸受清华法学院之邀，在明理楼度过了一年的兼职教师生活，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清华、感受清华。北大与清华，同列中国高校之首，但校风、学风各具特色，北大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领风骚，清华则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样的比喻之于传统的北大、清华，很是贴切。不过，近些年来，清华朝着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迈进，着力吸纳人文社科方面的优秀人才，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北大恐怕难以等闲视之，在出思想、出大家方面，仍以“北大第一”沾沾自喜了。
中国在变，社会在变，北大也在变；物质在变、观念在变，北大焉能不变？！今日之北大，与我们在读时的昔日北大，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很难说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变。我看到，一向以崇尚真理、蔑视权威自傲的北大，在膜拜权力方面，与其他高校几无分别，在一些庆典活动中，以请到高官出席为荣，以毕业生中的高官人数自喜；我看到，一些北大的教师，其学术水准、敬业精神、诲人态度、职业操守在下降，学术讲堂日益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北大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在消失；我看到，一些北大的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求学生涯，在他们的身上，再也看不到理想主义的踪影……那还是我念兹在兹的北大吗？我还能将它视为“心灵的故乡”吗？
在我心中，对“北大情结”的最大冲击，来自于前年秋冬对于耶鲁的访问。北大是中国名校，耶鲁是美国名校；东方的北大有100多年的历史，西方的耶鲁有300多年的历史；北大与许多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相连，耶鲁是美国现代政治人物的摇篮……两所学校在精神与气质上，似乎蕴含着某种相似之处。让我意外的是，在耶鲁，我仿佛拾回了一些关于北大的记忆：质疑一切，努力学习，独立思考，是耶鲁的教育理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我们不也把它作为北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在耶鲁的课堂上，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那不就是我们当年求学北大时的场景吗？渴求知识、尊重教授、尊重学术、热爱真理，耶鲁校园中洋溢着的勃勃生机、流淌着的清新气息，与昔日的北大并无二致，这一切，我们曾经那样熟悉、那样沉醉其中……
“大学最重要的是通过自主、自由的学习，培育人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民族也不会独立和发展。人的独立、人的自由发展，本来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有学者如是说，而北大正是以“自由、民主、独立、科学”为旗帜，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大学不仅是获得知识、增强技能、练达人情的场所，它更是提升人格、养育灵性的家园。曾几何时，北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丢了魂魄，开始媚俗，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中，令人担忧：如果没有“生源上的优势”这张华丽的皮囊，北大将凭什么资本雄踞全国高校之首呢？隐约记得，刚入北大时，系主任张国华教授自豪地宣称：“全国其他高校法律系的力量加起来，也不及北大法律系”，可是，现在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有胆量这样说吗？
元稹有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今昔之间，沧桑巨变，如果我们一味地沉湎于昔日北大的辉煌，看不到今日北大的没落，是否会有些“白头宫女”的悲哀呢？06年央视记者在采访北大老校长丁石孙教授时，曾问他这样的问题：“您认为北大的精神是否会丧失呢？”我下意识地认为，他会回答“当然不会”，没想到他的回答却是“一种精神能否传承，那要看后来者能否将其发扬光大。”（我已记不清原话，大意如此）应当说，这是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在各种赞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老校长让我看到了北大人的风骨，难怪百年校庆时，季羡林先生将他与蔡元培校长相提并论。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是丁石孙先生喜欢的一句佛语，哪怕所有荣誉、地位都失去，哪怕经历再多的变化和干扰，山还是那样，还在那里，这是丁先生对北大精神的一种注脚。我曾经的同事且为北大校友的夏勇教授在《忆陈老 念北大》一文中说：“北大人有骨头，有个性，但是，他们更善于学习，更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权位、财富和良知这三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良知。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一种表现。”他还说：“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备，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备。”
夏勇教授的一席话或许对我们有警示意义。毕业二十年了，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北大人，但我们果真具备了北大精神并在漫长的、艰辛的、变化着的人生岁月中坚守了它吗？我们是否与今日的北大一样，在迷失、在沉沦，已经失去了拒绝蝇营狗苟、拒绝庸庸碌碌的勇气？在我们的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焰还在燃烧吗？它是否已被现实主义的大水所浇灭？我们还喜欢、还敢把“我们北大”时常挂在嘴边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痛苦与机遇、面对我们置身其中的那个不相信眼泪的社会，我们的确需要变通，但是，人生在世，有些东西不能变、不该变，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非金钱、权力这些外在之物所能比拟和衡量。
我们毕业于北大，应当清楚什么东西不能变、不该变。那蒙着岁月灰尘的群楼、那学子捧书的湖畔、那林木葱茏的小院，是母校留给我们的珍贵记忆，北大的情调蕴含其中，值得我们终生回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 “清而不排它，高而见愈广”的季羡林，“甘作前薪燃后薪”的冯友兰，“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朱光潜，“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只唯实”的陈岱孙，这些燕园名师以及那些“无名有尊，无位有品”的北大人，向我们昭示着北大的格调，那是润洁我们心灵的琼浆、修正我们品格的坐标。
北大的情调与格调，是一种永在的美。懵懂的青涩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春雨之润心；喧嚣的奋斗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清风之浴心；稳重的成熟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星辉之照心。我们是北大人，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北大的情调与格调，与我们形影相随。羡慕政勋君的“北大情结”，我们不妨也像他那样，继续做做“北大梦”，最低限度――我们不要丢了北大精神，不要丢了北大的情调与格调。
2008年2月27日于京都紫东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