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到现在，我们和北大结缘已经24年，已经到了第二个“本命年”；从1988年离开母校，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在这20年里，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燕园，对那湖、那塔、那岛，对草坪、图书馆、文史楼、五四操场，对40楼、三教、学一，都无时不挂在心上。刚毕业那几年，我常做梦梦见北大给我们放了一个长假，假期结束后我们又回到校园，回到40楼开始新的学期；后来再做梦时成了我们8415的同学们都考回北大去读研究生，大家重新积聚在一起，重新开始学生生涯；再后来，成了我们先后调回北大工作，或者送我们的孩子到北大上学时重新聚首，给他/她介绍我们的当年；甚至梦见过我们都退休了，无事可干，干脆再集体重回燕园，再拿个博士学位……

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北大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梦想，这样的期望。

是什么使我们对母校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是什么使我们每当提起燕园、听到北大，亲切感、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每当听到、看到北大有什么失误、有什么缺陷，我们就觉得非常失落、非常郁闷，每当别人对北大有什么不恭的言辞或表现，我们就必然会奋然反击，形于心而发之于口？

北大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使我们如此钟情，如此思念，如此走火入魔？

不错，我们的校园是美丽的，在湖边任何一个地方转360度，都能看见360幅精美的山水画，幅幅情味不同；每移动一步，景致都会发生若干变化，显隐，明暗，虚实，浓淡，各有不同，我们情绪也会发生若干变化，产生不同的审美韵味。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都为我们所熟悉，都和我们青春的某一时刻联系在一起，简直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和那些最美的景致——如西湖，如拙政园——相比，燕园未必有太多的过人之处，为什么我们只能对那些地方说好，而对燕园则是深深的留恋、眷恋和依恋？

北大有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是中国文脉之所在，在这里度过青春年华确实是我们的幸运。但别的学校同样有大师，北大教师中也有尸位素餐者，有滥竽充数者，有人品低劣者，有不学无术者；我们在那里虽然读了4年书，但聆听过几个大师级人物的教诲？说出来不怕丢丑，上学几年我和那些大人物，如王力、朱光潜，如冯友兰、陈岱孙，如季羡林、李赋宁（韦岚的外公，我们陕西老乡），甚至法律系的那些名家，象王铁崖、陈守一、沈宗灵，是没有什么接触的，最多不过是“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最多是觉得和他们近在咫尺因而平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为此而对北大产生依恋，恐怕有点匪夷所思吧？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怀念的4年，我们的同学都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我们一起欢歌，一起苦恼，一起激昂；男生大气而渊博，女生聪颖而秀丽，男生女生之间还发生了那么多或美满或哀怨或欢畅或苦涩但都非常幸福、值得反复咀嚼的“故事”。但这些，在其他大学特别是其他名牌大学，也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发生着，并不独以我们为然，为什么我们对母校的情愫更真切，思念更浓烈？

北大使我们成为贴上“驰名商标”的“免检产品”，我们成功的喜悦中最重要的一份应该献给母校。别的学校也有优秀人才，但北大出来的没有不优秀的——即使卖肉也能卖出个气魄来，但这也许正如苏力说的，并不能证明北大教育的成功，只能说北大招到了高考学生中的佼佼者。北大在给予我们成功的压力、奋斗的动力、拼搏的实力时，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别人做好了，大家会交口称赞，我们做好了，人家会说北大的还应该做得更好，我们的不足却可能被放大；我们的学识会被当成自负、清高的资本，我们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践行民主与科学的行为可能被当成散漫、狂妄、目空一切，我们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可能被当成不安分、有野心——而这一切，说出来是没有人理解的，还会被看成矫情，当作炫耀，被认为是假模假样的惺惺作态。谁能理解我们拼搏中的汗水和泪水？

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使我们对母校如此念念不忘，既象是在感念母亲，又象是在思恋情人？

这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回味着。

相信每一位同学都记得我们当年毕业时谢冕说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给予我们的正是这种精神的魅力。我以为，这种精神的魅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开阔的视野。综合性大学有这样的优势，北大更是把这一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中国最高学府的头衔，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者的地位，对延续两千多年的太学传统的继受，文史哲和政经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馆和实验楼，课堂上知识的传授、阶梯教室里讲座的举办，大讲堂高品位的演出、演奏和办公楼二楼礼堂外国元首的演讲和演说，使我们惯于高屋建瓴地俯瞰，敢于势如破竹地睥睨，善于全方位地思考和多角度地审视。在刑法学界，出身北大的多长于使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事实，证明了北大给予我们的这一财富。

开放的胸襟。蔡校长当年提出的“兼容并包”现在仍在起作用，谁能否认我们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受呢？谁能否认我们对不同类型人格魅力的尊重与欣赏呢？

上下求索的执著和好修为常的志趣。在刑事法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我向研究生们提出：“健康的心理，完善的人格，诗意的境界，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当然，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这种期望就来自北大的教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屈原的话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都不愿意辜负了自己的大好一生，我们都希望自己对得起北大——当年毕业时很多同学都放言“现在我为北大自豪，以后要让北大为我而自豪”，很多同学现在仍没有实现当年的誓言，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混”的最好的，恐怕也不敢自称北大已经为他/她而自豪了，北大这滩水太深了；也许这一“理想”终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只是北大校友中很平凡的一群。但建功立业的不懈追求，提升人格境界的志趣，时刻砥砺着我们，督促着我们，使我们时时有一种“恐高辛之先我”、“恐鹈鴂之先鸣”、“恐年岁之不吾与”、“恐修名之不立”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勇于担当的责任感。记得刚上大学时学校领导在开学典礼上“北大是给国家培养总理的学校”的说法使我们心旷神怡、悠然神往，想像着这机会有朝一日也许就将降临到我身上——虽然到现在北大还没有出过总理，而这一机会也离我们渐行渐远；党史教授在讲到12·9时所说的北大学生高呼的口号“北大，北大，不怕，不怕”成为我们一个时期的口头禅；辅导员介绍“3·20”之夜时告诉我们当时喊出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使我们热血沸腾，入党宣誓时、每次支部生活会之后合唱《国际歌》都使我们热泪盈眶；而4年4次学潮的经历中，每一次学潮都使我们真切地重新体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所以在后来，我们都自觉地投身到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中，投身到共和国的法治进程中，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实现着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

这种精神的魅力给了我们幸福和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和失落。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欢乐还是失落，都实现着我们的梦想，充实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在这种实现和充实中回报着母校。将来，也许我们的理想未能实现，也许我们当年的豪言壮语、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将永远只是一种少年狂想，也许这将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和忧愁、苦难和伤痛，但我不悔，我们不悔。

2008年2月25日于西北政法大学

（原载《法学家茶座》第2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