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去年六月，加拿大一电台请我找几个中国学生一起做一个现代中国的专题节目。在过去四年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我给几个学生发了电子邮件，他们很友好地接受了采访要求。我们在万圣书园（All Sages Café）会面，这或许是最好的一家销售中文学术著作的书店，我也常常把来访的学术界朋友带到这里浏览，向他们显示他们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为中文出版，不过他们也会发现很少中文著作被翻译成英语。

节目制作人要求我们围坐成一个圈，要录制典型的小组讨论的片断。鼓励我们就像平常一样相互之间用中文交谈。我还被要求拿着菜单，做出我在看备课讲义的样子，这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这种背景有点做作，中途需要停下来以便让工作人员更换带子，因为一次只能录制小组中一半人的话。不过我们的讨论仍然很活跃。

我提到了奥运会这个话题，希望能引发一些争论。就在清华东北门口外面，有个狗肉饭馆，大大的“狗”字非常醒目。东亚许多人喜欢吃狗肉，据说味道鲜美，滋补壮阳，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但是韩国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奥运会期间因为不愿意惹恼西方游客，禁止狗肉销售。我就问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是否应该禁止狗肉呢？

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学生说不。我在这里感到开心的部分原因就是不断遭遇惊讶。政府为什么要迎合西方人的情感呢？正如我的硕士生曾雪灵所说“对于忌讳猪肉的穆斯林和忌讳牛肉的印度教徒该怎么办呢？如果只禁止狗肉似乎对于这些人不公平。”一个本科生陈梦吉注意到吃狗肉是中国东北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自那些地方的客人的利益受到不公平的剥夺。而且，有些饭馆需要卖狗肉才能生存下来。

只有一个学生支持禁止狗肉：我的博士生武云，不过她的观点受到普遍的厌恶吃肉观点的影响。她认识到素食的好处，虽然她自己不是素食者。（在中国和法国这样有漫长丰富的肉食饮食文化的社会里成为素食者非常困难）。她没有提出特别的禁止狗肉的理由。她说“从古代以来狗就是人类的忠实的朋友了，是特别的动物，人们怎么能没有丝毫内疚地吃狗肉呢？”

接下来用英语和电视台工作人员的讨论涉及到常见的话题如中国的民主、人权、经济现代化等。采访者约翰·施莱辛格（Joe Schlesinger）或许是加拿大最著名的电视记者，文化大革命后就再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他在讲一个像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欧文的著名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经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和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国家的故事。

这种转变的部分内容包括重新获得的对于自己国家文化遗产的自豪，以及勇敢面对外来挑战的欲望。可以说中国的学生比中国政府更加具有民族主义情感，我们的讨论部分证实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就在我们这次讨论不久，政府宣布奥运期间禁止狗肉烹调。一个学生给我电子邮件抗议说这样的决定应该经过更广泛的讨论后才能决定。

有点民族自豪感有什么错吗？学生们不再如二十世纪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的那样，盲目听从西方政治理想或者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遗产。不错，它可能导致问题的出现，如民族主义可能采取丑陋的形式，“爱国者”清除异端观点，煽动对于敌人的仇恨等。但是我自己的学生没有这种思想：他们有思想，了解全面的信息。

西方人发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中缺乏对于西方民主的热情而感到困惑和沮丧，但是学生表示怀疑或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对于民主有理想化的信念，却没有民主的经验，因此民主能够代表他们最热烈的幻想。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当今的学生会为政府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行动动辩护。

但是因为许多学生留学海外，在中国可以广泛阅读国际新闻，因特网比印刷媒体受到的限制少些，国际新闻比国内新闻更少宣传色彩，中国受教育的民众更容易得到关于民主的优势和劣势的全面认识。比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就破坏了许多受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民主模式的影响力。

学生们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不再相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我班上的学生的理想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非常热衷于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另外一个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一个学工程的学生渴望建设更安全的建筑。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关心刑事被告人的权利。还有学生关心民工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问题中有些需要当地政府解决，还有些要求更加全球性的眼光，但是没有人相信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把改变中国的杠杆交给八亿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的前景感到犹豫不决的决不仅仅是政府。

或许最让人困惑的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生往往是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常常出现的是他们对于他人当今中国的错误观念反应强烈，比如中国存在对于思想文本的专制控制的观点。在国内猛烈批评政府的学生在消息不灵通的外国人开始攻击中国的时候，往往为祖国辩护。他们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辩护，因而被指控为政府的辩护士，这又往往产生更多的辩护。

我的有些学生成为在决心学习更多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与其他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确实遭遇到了思考自身文化根源的需要。这并不是说学生全盘否定了西方影响，许多学生仍然渴望出国留学，学习西方。但是今天的学生普遍相信要创立任何稳定和合法的政治安排都需要至少部分地建立在来自己传统文化理想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帮助解释了最近人们重新产生了对于儒家价值比如精英统治、和谐、文明等的兴趣。

如果和文革期间的专制时期相比，北京已经几乎彻底转变了。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建筑可能是北京唯一在时间上静止不动的地方了。或许天安门广场上还会发生学生领导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是激起人们热情和兴奋的象征更可能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自由女神像。

译自：“Chinese Students' Constructive Nationalism By DANIEL A. BELL”

http://chronicle.com/free/v54/i48/48b02001.htm

作者简介：

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新著《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译者注：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本文修改稿曾发表在2008年8月13日《环球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