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1月26日（星期一）晚7：00—9：00

地点：电教报告厅

主讲人：贾庆国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讲座内容：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中美关系。我前一段时间在美国作研究，这次回国能和大家见面，谈谈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机会难得。

最近我听到一个笑话，说布什在APEC会议上跟江泽民说：“你知道吗？本·拉登在河南。”江主席说，“本·拉登怎么会在河南呢，你有什么证据？”布什就拿来一盒磁带，放给江泽民听。磁带里嗡嗡地响了半天杂音，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喊了一句“拉登，上炕！”这个故事挺好玩的，为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这反映出美国太重视高科技了，而不太重视人的因素，倚赖它的高科技到处监听，把听到的声音都录下来，然后根据某种程序来追踪到底拉登在什么地方，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着。

当然，今天我要讲的内容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今天的题目主要是9·11事件对中美关系，实际上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讲9·11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改善，中美开始在一些方面进行合作。而这种合作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中美合作能否持久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一定会持续下去，他们认为，9·11事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基础：从今以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在于打击恐怖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基本政策都不会改变了。而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这其中当然免不了中国的合作，从而中美关系就会有很多合作的余地。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中美现在的合作只是暂时的，两国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事实上这些矛盾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美国是一个利益既得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迅速上升的大国，根据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一个快速上升的大国和既得利益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是迟早要爆发的。因为新兴的大国实力增长后就要求得到特权和利益，它只能同现有的大国来分享；而一般来说现有的大国都不愿意别国分享它的特权，认为这对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损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等拉登抓着了，塔利班被击溃了，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势头也就没有了，9·11以前的那种两国间矛盾和冲突不断的状况又会重新恢复。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曾经跟美国的一些官员谈过这个问题，其中又一部分人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观点：中美有可能继续合作，但现在不能对此抱有太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很快就会适应恐怖主义袭击以后的这种状况，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中美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对于美国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仍然需要对之实行所谓“改变和防范”的政策。

那么，中美关系到底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这就是今天我主要想谈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9·11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第二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美目前的合作能否持续的问题。我觉得要是不回答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似乎也很难讲清楚。

那9·11以前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我觉得92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分歧在减少，冲突在增加。“分歧在减少”，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变化，79年以来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导致了一些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了。从物质上来说，大家只要随便到外面转转，就可以发现有很多美国的象征物，什么麦当劳，耐克鞋，“泰坦尼克号”，这些东西到处都是；在美国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东西，中国饭馆很早就存在了，美国超市里中低档的商品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现在有些人到了美国，想带点美国的土特产回来都很不容易。从价值观念上来讲，差距也在缩小。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变化，有了市场经济，法制也发展起来了，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虽然同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在维护人权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异议，中国也赞成维护人权这样一个理念。过去人们觉得一谈民主就谈虎色变，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则认为它是一种形式，一种工具，资产阶级能用，无产阶级也能用，关键在于要根据不同的国情来实行自己的民主体制。可见，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上中美之间的差距也在减小。

另外一个方面，冲突在增加，这就显得很有讽刺意味。双方变得越来越相象了，为什么矛盾却越来越多：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售武问题，导弹计划问题，等等。中美之间的矛盾的确很多，而且在9·11之前有激化的趋势，比如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进行导弹袭击，以及后来的撞机事件，都引起双方情绪上的极度的冲突。在中国老百姓看来，美国是国际恶霸，在各处搞霸权主义，如果不听它的就要受到制裁和威胁；而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潜在的威胁——美国国内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国政府说他们的导弹防御计划是针对“流氓国家”的，所谓的rogue states，，不包括中国，但是谁都心知肚明，防范流氓国家根本用不着花几百亿、上千亿美元来发展一个导弹防御计划。

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意识到这种恶化的趋势如果导致直接的对抗和冲突很不利于两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双方政府都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来遏制这种恶化的趋势。国务卿鲍威尔五月份访华，想要缓和由于撞机事件所造成的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势头，布什也表示要到中国来访问，要参加APEC会议。

以上是9·11以前中美关系的走向：分歧在减少，冲突在增加。9·11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开始积极合作，低调、务实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事件一爆发，中国政府就迅速作出反应，江泽民主席马上给布什发电报，向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同情，同时谴责恐怖主义、支持美国政府为反对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中国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但在华盛顿总是有一些人还是不甘心，还要找中国的茬，尤其是《华盛顿时报》，它老是编造一些消息，说中国跟塔利班有关系，中国又跟塔利班签订了一个协定，诸如此类的，有很多消息。后来他们自己也发现很无趣，因为仔细一想，一开始是美国支持本·拉登，帮他培训军队以反对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没想到苏联垮了，本·拉登却长大了，给美国造成那么大的麻烦。如果说中国跟阿富汗有关系的话，美国同阿的关系就更深了。

接着中国政府又很会宣布要购买十六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这一点如果你不在美国可能感觉不到，我当时是感受很深。9·11事件爆发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处于极度的困境，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乘客敢坐飞机，如果乘客大幅减少的话，航空公司就不会买飞机了，那么飞机制造公司就会垮台。中国政府此举给了波音公司相当大的支持，这可能也是多年来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波音公司一直支持中国的回报。中国还跟美国在交换情报方面进行了一些合作，并想办法关闭同本·拉登，阿富汗或者塔利班有关者在中国银行的帐号。在APEC会议上，中国同意美国利用这次会议通过反恐宣言。

可见，中国在事件发生后确实给了美国相当大的帮助，美国总统布什也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在APEC会议之前，一位美国的官员发表讲演时，对中美合作的程度还很不确定，也布什那么积极；而在会议之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的确作了很多事情，而且中国对美国提供的一切帮助都是没有前提的，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当时有些人在说，既然中国要给美国提供帮助，它一定会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或者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他们都从最坏的角度来揣测中方的意图。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不要任何条件，反恐不光是美国的事，也是中国的分内之事。

这件事在美国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美国也作出了一些友善的表示：美国政府在APEC会议上公开表示要放弃使用“战略进攻者”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同时，美国领导人称中国领导人为“开明的领导人”（enlightened leadership）；表示要和中国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关系。布什总统在上海说，中国是一个强国，美国希望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可以说，9·11从根本上扭转了在此之前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势头，使两国关系重新恢复到友善的层次上。

双方在表示合作意愿的同时，也采取比较低调、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也好，人权问题也罢，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但至少在这一阶段美国没有人在这些问题上再作太多的文章，这种人只是极个别的，只有赫尔姆斯等极少数的老牌反共份子还在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

为什么9·11以后中美能够合作？先来看看9·11以前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原因。我认为之前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不是因为中美之间分歧多了，而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重心发生了矛盾。中国的对外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即国内的政治稳定，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中国在经历三个大变革，其中第一个就是现代化，即经济起飞，经济的快速起飞造成了相当大程度上的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经济起飞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很多对未来的期望，而人们物质期待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他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物质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差距，人们心中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同时，经济现代化是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这也使很多人产生了不满。再有，现代化还可能带来很多文化上、价值观念上的不适应。总之，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过程，特别容易出乱子，人们都焦躁不安，很容易造反。

第二大变革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转变。表面上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很容易，实际上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个过程也很具有破坏力，很容易出乱子，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就是领导类别的转变，就是从魅力性领导人向技术官僚领导的转变，而魅力性领导人离任后，剩下的是弱的领导人和软弱的体制，这时候也很不稳定。这三个转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产生极度的混乱，而中国现在是同时进行三个转变，所以政府必须强调政治安全，强调国内的稳定。在对外关系中，维护稳定也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而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是要改变中国。虽然中国由于面临诸多问题而不得不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国内，但美国认为中国是个实力正在迅速扩大的新兴大国。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以近10％的高速度增长，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可怕的。特别是当美国人考虑到中国政治上跟他们很不一样，害怕我们赶上或者超过美国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给他们。所以，美国把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或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越快，政治越稳定，对美国就越不利。于是美国就把改变中国当作当务之急，并作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改变不了的话就作好防范措施。一方面，美国在中国鼓吹人权、宣传民主，推行他们的那一套，另外一方面，也在加强军队建设。美国的这种作法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内的政治安全，实际上等于是对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对此中国政府当然要反击，而中国一反击，美国政府就觉得更不安全，觉得它改变不了中国，所以它就更要加大力度来改变我们，同时准备好对抗措施。于是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两国对外政策的重心发生冲突，导致国家关系不断恶化。

这是9·11以前的中美关系，9·11事件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意识到，美国国家安全真正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作到了现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作不到的事情——威胁到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冷战时期苏联都没有能够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能跟美国相匹配，就更没法挑战它的价值体系了。只有国际恐怖主义作到了这一点，并且是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现在在美国上飞机很麻烦；而且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允许美联邦调查局监听公民电话、查看E-mail，这对于美国人的自由是相当大的损害。现在他们过感恩节都不坐飞机了，或者干脆就连节也不过了，本来感恩节在美国是像咱们的春节那么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9·11改变了美国，使美国人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安全，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人都不太能感受到的。现在炭疽等都很令美国人恐惧，他们收到信后都要先看看是谁发的，有没有可能有白粉或者病毒什么的，如果没有注明发信人，就不敢看了。美国民主也受到影响：国会议员也不敢读信了，老百姓写了信也没有用，电子邮件他们又不会用。所以说恐怖主义才是真正的敌人，中国不能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限制美国人的自由，所谓的流氓国家也不可能作到这一点，恐怖主义对美国人的影响太大了。所以美国政府发誓要抓住他们，dead or live，都要抓住，而且要大打注意力集中战，打反恐怖主义战。

既然美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对恐怖主义上，它就没功夫去改变中国，国家对外政策重心就不在中国身上了，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挑战减少了，那么中美关系中合作的余地就大大增加了。同时，9·11以后，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美国要改变过去的一些作法。以前美国凭借自己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根本不把别国放在眼里，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条约它就退出，甚至压迫别国来服从它的意见。现在呢？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需要世界各国人民齐心协力，现在美国在其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要带头去打击恐怖主义组织，那么它对大多数国家的政策都将是缓和的，因为要集中力量反恐，需要他国协助，美国不想树敌太多，要保证自己后方的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总的说来，我认为9·11事件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的关系，此后双方的合作将不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