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四本文学研究专著分别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四位主要批评家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的代表性著作：《阅读的寓言》（德曼），《小说与重复》（米勒），《荒野中的批评》（哈特曼）和《误读图示》（布鲁姆）。这四本书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一起推出，颇为引人瞩目，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四位主要批评家的批评实践确实反映了美国乃至整个英语文学批评界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种批评倾向，也即所谓的“解构”倾向。

确实，这四位批评家曾被人们称为耶鲁“四人帮”或“耶鲁学派”，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三点：第一，他们四人都著述甚丰，而且在70、80年代的美国批评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对文学批评的冲击力如同“黑手党”一般；第二，是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的影响，在其批评实践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解构倾向；第三，他们四人都曾在耶鲁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属于学者型的理论批评家。因此把他们放在一起统称为“耶鲁学派”是一个十分便当的办法，甚至有人把曾在耶鲁大学客座的德里达也归为“耶鲁学派”的成员。实际上，仔细阅读这四部专著或四位作者的更多著作后，我们便不难发现，所谓“耶鲁学派”并不是一个有着相同批评原则或倾向的批评流派，而是一个松散的、各自为阵的但却有着大体一致的解构倾向的批评群体。由于他们都曾经在耶鲁大学任教，并且时常彼此之间进行批评性的讨论和切磋甚至争论，此外，他们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里达的进入美国批评界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德里达算作“耶鲁学派”的一个“编外成员”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四位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自然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众所周知，德里达虽然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不少理论观点却最先被文学理论批评界所接纳，而且如同他的一些欧陆同行思想家，如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一样，德里达一开始崛起时并不为保守的法国哲学界所认可，甚至连他最终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动议也是文学系科的学者提出的，这项动议虽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最终仍以高票获得通过。可以说，正是由于德里达本人和他的理论“旅行”到了世界学术的中心——美国，或更确切地说，“旅行”到了素来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锐意创新而著称的耶鲁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美国高校，并通过美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中介，他才迅速成为20世纪下半叶北美文学理论界的一颗学术明星，他的解构理论也随即被上述四位耶鲁批评家奉为文学批评的一大法宝。随后，通过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准确到位的翻译和乔纳森·卡勒的精细入微的阐释，解构理论一度成为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主要批评流派。由于解构批评主要在美国风行一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德里达本人的参与下由耶鲁大学的一些批评家具体实践的，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德里达也归到耶鲁学派的旗号之下。另一个原因就是布鲁姆曾于1979年编选过一本耶鲁批评家的论文集，题为《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上述五位批评家的大作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体亮相的态势。倒是乔纳森·阿拉克等学者在这种表面相似实则各有特色的现象中看出了这五人之间的差异，在出版于1983年的一本论文集《耶鲁批评家：解构批评在美国》(The Yale Critics: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里，几位编者用了一个不太容易引起争议的名称“耶鲁批评家”，以说明他们当时的工作单位，这样才使得人们比较清晰地辨别出这五位学者型批评家的既有相同又有更多不同的理论来源和批评倾向。

今天，“耶鲁学派”或“耶鲁批评家”们叱咤风云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无论如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对除了德里达这位公认的理论大师之外的这四位耶鲁批评家的研究，应该是既有着批评史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更有着批评探索的理论意义。众所周知，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耶鲁学派”早先都是从事浪漫主义诗歌或小说研究的重要批评家，因此他们对新批评的那套细读和文本分析方法掌握得十分娴熟，对文本的阐释丝毫不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即使米勒受过现象学哲学的严格训练，但他的批评和理论阐释也大都基于对文学文本的仔细阅读。但是他们的批评倾向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致的：德曼和米勒是坚定的解构主义者，而布鲁姆和哈特曼只是解构主义批评的同路人，而且有时还是其激烈的批评者。四位批评家后来都由于各自的原因而各奔东西：德曼于80年代初去世，米勒于80年代中后期去了加州任教，哈特曼于90年代后期退休，只有布鲁姆至今仍执教耶鲁，但他早已与解构分道扬镳。他在当今的美国文学界和理论界一般被人们认为是保守派的一位领军人物，是各种文化批评流派的对立面和批判者。在这四位当年的耶鲁批评家中，德曼和米勒曾一度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兴趣，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写下了一些批评性文字，至今仍为学界所讨论和研究。

解构理论和批评在中国的登陆实际上也不是晚近的事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之后，对其他耶鲁批评家的评介也出现在一些单篇论文中。近几年来，一些年轻的学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以耶鲁批评家为研究对象，这当然是好事，它至少可以向国际学术界推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便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但是，毕竟国内大多数从事文学批评实践的人还不具备阅读英文理论著作的能力，因此，将这四部重要的著作译成中文并且一并推出，将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由于这四位批评大家曾同时活跃在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领域，他们的著作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不仅超越了国别和语言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界限，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因此也将给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即使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文学虽然受到商业大潮及各种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冲击，也不可能消亡，因为语言文字能够表达出其他传播媒介无法表达的深邃的思想和悠远的想象。作为以文学为批评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虽然不可能再产生出以往的那种轰动效应，但它依然能够在自己的领地之内发挥应有的作用。上述四位批评家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家，除了布鲁姆由于出了几部畅销书而成了消费文化的幸运儿之外，其他几位的影响也仅局限于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圈内。他们的这几部著作初版于上世纪70、80年代，但一版再版，大都经过了时代的筛选和历史的考验而成为公认的批评经典，成为后来的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这四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非常及时的和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