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目前我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应当做出较为准确的估计，找出影响思想道德状况的三大根源，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
关键词：三级结构模式 三大因素影响 四项教育措施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思想道素质的估计是，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表现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甚至成了‘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人民公仆’；而少数领导干部染上了违反党的优良传统的不正之风,以致于有人堕落为腐败分子。我把这种估计，称为‘二级结构模式’。在我看来，这种二级结构模式虽有一定的道理和功效，却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这种局限性已显得突出起来。我认为，有必要将这种二级结构模式发展为三级结构模式：少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体现了类如前述的优秀品质，其中还会生长出象孔繁森、郑培民这样极少数的楷模；另有少数领导干部是差的，经常在那里搞以权谋私，其中还会出现象陈希同、陈良宇这样极少数的败类；而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但却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其中混有优与劣，良与莠，虽以优良为主体，但却表现出不容忽视的缺点。从不久前对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三级干部所做的一项调查和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多数在政治生活、日常工作和社会关系中，在显示出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也表现着相当程度的道德缺憾。这种道德缺憾，又与一个时期以来普遍盛行的阿谀奉承和一团和气这两股歪风，相互影响、相会促进，带来了一系列应该使人高度重视的消极现象。本文力求对这个＂多数＂的思想道德做出较为客观、全面地剖析，具体地揭示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探索出较为可行的补正办法。
(一)
对当代领导干部中的多数的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较为客观、全面地剖析，就会看到以下诸点． １、 他们能出以公心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一方面，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这样的心理惯性，就是要跟着党中央走，‘服从组织是天职’。只有执行了上级指示，才有可能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乃至得到提拔和重用。不难看到，党在新时期中，运用了现代管理科学中的责、权、利三者统一的原则，在制度上做出了规定：做了官，就有相应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升了官，责任重了，权力大了，利益也多了。这种利益驱动，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是难以启齿的。那时，领导干部似乎只是在那里‘全心全意’为党的路线而奋斗，内心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杂念’。今天，人们已公开承认领导干部私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为事情的本质正在于这里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唯物辩证法总是在一致之处看到差别，在差别中看到对立的可能。本来，就当今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做官只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手段之一，而在私心做怪，把保官升官看得很重时，就不能正确和坚持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人们看到，在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闯中央文件红灯’和‘打文件擦边球’的氛围中，他们也常常陷入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泥坑。当然，在他们得知中央或上级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批评了执行政策、法令中的错误倾向后，一般说来，能以及时刹车，转入正确的轨道。
２、他们对自己担负的工作从总体上说是负责的。一方面，党的多年教育，使他们有了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而工作的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只有在其位，谋其政，才有可能坐稳官位，并有可能提升。但他们在私心影响下，平时喜欢维持现状，而在改革年代，他们虽然也想当个改革者，但总是做‘随大流’的改革者，既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又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措施办法，或浮在表面，或做些官样文章，或搞短期行为，以应付上级。他们吸取了‘枪打出头鸟’的教训，不愿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工作。他们期望工作中不出现矛盾，设法回避矛盾。遇到难以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不去判断对与错，正与误，从而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政策和法令，坚持原则，予以恰当的处理。而是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在各种冲突中，处于‘最佳位置’。他们或者因为改革时期一时难以判定具体是非，而听之任之，或者明知是非，却仍然使用模糊的语言，使自己有回旋余地，不致担风险，不致陷入‘捅马蜂窝’、‘引火烧身’的境地。这正是一些单位和地方，民众往往告状无门或屡告无人问津的原因所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工作作风，常常被一些上级和下级，乃至一些民众，赞扬为‘政治成熟’、‘老成持重’、‘工作方法好’。
３、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能表现出一定的正义感。一方面，人类精神历程中的美好方面总是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他们做为当代社会较为先进的成员，更是较多地受到了善恶观念的薰陶的。另一方面，就总的趋向看，不讲正义，是难以在领导岗位上长期生存，更难以持续升迁的，尤其在上级和群众敏感的领域中更是如此。但他们常常是私心重重，畏首畏尾．这样，公心加私心，使他们常常表现出两种心理状态：在一些紧要关头，在上级和群众都瞩目的地方和时刻，能够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和风貌，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例如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能以发扬‘抗洪精神’，＂抗震精神＂，乃至身先士卒，与群众一道连续奋战，给上级与群众以良好印象。而在平时，在无人监督，特别是上级不大过问的情况下，则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放松下来，乃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谋取一些额外的利益了。自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以来，要官给官之风，为子女和亲友说情之风，在他们中间刮了起来。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和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大大提高，贪图享受和拜金主义在他们中间抬头了。他们对自己还是有约束的：贪污盗窃、索贿是不能干的，公务活动中的特别贵重物品、礼金是不能收或收后交公的，而此外，如被相当一些上级默许或下级、群众认可的收受一般性礼品（如逢年过节时下属单位和个人送的礼品和少量礼金），以及用公款请客送礼，还是经常搞的。机关中县处级干部公车私用已属通常，公款大吃大喝被说成是‘工作需要’。九十年代中期山西省某县委书记每年公款吃喝已达万元，他曾自责说自己虽不是‘万元户’却是‘万元肚’，江泽民有感于他的坦诚，在一次批示中称他为‘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地厅级干部配有专车已属正常之事；为了获取本科或研究生文凭以利升迁而不按规定参加成人考试，也被广泛认可；为了本地区利益而上报虚夸数字，也常常是当事人均表赞成，皆大欢喜。省部级干部在内外交往中，特别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接受超标准、超规格接待和借机公费旅游，已属司空见惯。而追求高档专车之风，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在中纪委坚决督办下得以基本解决。
４、他们在处理同志关系时是注重维护团结的。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了一个几十年来人们公认的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经过左倾错误泛滥年代乱斗一气的教训之后，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们看到，闹不团结就难以保住官位，更难以得到提升。由于把团结同私心联系起来，同级干部之间往往是你安排了我的子女，我便安排你的妻子．在生活会上也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甚至是相互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在上下级之间出现了多年未见过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深知自己的升迁，主要取决于顶头上司的态度，下级对上级、秘书对首长的超标准的生活接待和服侍，以及绝对服从和阿谀奉承，已经公开化，乃至被相当一些党员和民众所认可，并被美化为‘爱护领导──尊重党的领导嘛！’还被解释为‘人家是领导，占点便宜有什么？战争年代长官还要骑马呢！’上级对下级，首长对秘书也常常是越格照顾，以求得支持，争得选票，和对自己不轨行为的谅解。下级和秘书犯了错误，只要不是群众反映强烈，不是中央或更高一级领导严厉督办的问题，也总是尽力袒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给予了处分，也是执纪不严，送了人情，图了‘关怀部属’的美名。在这种官官相护的氛围中，还出现了一种似乎是反向的，然而却导致组织涣散的现象：下级对其并不依附的上级领导表示不满，甚至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极不负责任的谣传时，只要没涉及到自己，便一概听之任之。更有人喜欢这类谣言，以做为自己搞不正之风时的‘参考系’和辩护自己不良行为的‘依据’。他们中还有人把不搞这种庸俗、有害的‘团结’的人，不搞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不会协调人际关系’，‘不注意维护安定团结’，甚至指责为‘不懂规矩’、‘不知好歹’、‘闹不团结’。
(二)
在揭示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时，应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分析方法，避免简单地使用某某‘主义’的影响，来进行抽象地说明。在这种具体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影响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的因素有三个，即几千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几十年来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的心理辐射及其演化历程，以及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心理撞击。
１、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文化传统虽然经过多次否定性的冲击和批判性的洗礼，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但它的主要内涵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来。人们已经熟知，这种传统的文化遗产，既有积极的东西，又有消极的东西，或如毛泽东所说，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这里可以补充的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提供的现代思维方式，精华与糟粕的界限是相对的、可变动的，主体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设定不同的参考系，在某种时空坐标中是精华的东西，在另一种时空坐标中便成了糟粕的东西，反之亦然。以‘忠’来说，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就具有复杂的内涵，它既体现为官吏、士大夫们忠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从而出现了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和谭嗣同这样的维新派英雄；又体现为官吏、士大夫忠于君王个人和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从而出现了一些渺小的‘愚忠’人物，甚至在岳飞、文天祥这样的英雄人物的行为中，也带有‘愚忠’的消极成分。以‘和’来说，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也有复杂的内涵，它既体现为官吏、士大夫在需要维护社会稳定，调节正义的人们的内部关系时，所应具有的谦让、团结、和谐、一致的宝贵精神；又体现为官吏、士大夫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对不义行为的容忍、妥协、退让的卑微品格。两者又混杂在一起，发挥着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效能。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忠’与‘和’等观念，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全社会来看，消极性是主要的，因而当时文化革命的勇士们对之所进行的猛烈批判，虽缺乏辩证分析，带有某种片面性，却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传统观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是复杂的，它们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而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当领导干部把自己的利益从公共利益中分离出来时，它们的消极作用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多数领导干部思想道德中的那种缺憾，即在‘保官升官’过程中出现的敬畏上司、人身依附、中庸之道、不讲原则等社会心理，就是同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忠’、‘和’等观念的影响有关的。
2、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在说到传统时，不能不提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奋斗所形成的革命作风及其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与改造，不能不看到在五十年代通过党和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宣教部门的强化宣传教育，党的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等作风已辐射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出现和发展，人们看到两种似乎相反的趋向，在共同污染和毒害着整个社会心理。一种是直接将古人的观念拿过来，当做一件美丽的外衣，给今人穿上。例如把‘忠’字搬出来，喊着‘忠于毛主席’的口号，就是这样。另一种则是将古人的观念翻出来，当成腐朽的垃圾，予以清除。例如在列举‘和’字的罪状后，鼓吹起‘斗争哲学’来，就是这样。党在坚决纠正了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之后，全党和和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历史性飞跃。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做怪，人们往往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忠于毛主席’的观念挣脱出来后，一些人同党的思想、组织拉开了距离，出现了‘信仰危机’。从‘斗争哲学’的观念挣脱出来之后，一些人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淡薄了，不敢或不愿同坏人坏事，特别是顶头上司的恶行做斗争了。可以说，领导干部在‘保官升官’过程中出现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之风与阿谀奉承之风，是对‘文革’时期人为制造的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紧张状态、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动．
3、传统的力量无论有多大，也无法同现实的力量相比。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和几十年来党的革命作风的心理辐射及其演变，都要通过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来起作用。当代哲学诠释学理论启示着人们：任何理论观念总是为特定时代、国度和具体的人、人群所加以解读和接受的，做为客体的理论观念必然要打上做为主体的解读者和接受者的主观印迹，并为解读者和接受者所利用。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心理撞击，从而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界，改变了人们的曾被僵化了的思维方式，增强了人们的曾被压抑了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人们为获取更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而奋斗的精神。多数领导干部在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大都会和发达国家考察的过程中，在观念得到更新，知识得到丰富，思维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深深被信息高速公路和灯红酒绿所吸引，人类天性中的各种欲望被呼唤出来。他们一方面警告自己:不能无限制追求个人欲望，不可做违法之事，另一方面却在可能条件下，寻觅较高的待遇和较多的收入。如果说美国学者布坎南曾提出‘寻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官员合法收入以外所得的话，那末，人们今天也不难察觉到隐蔽在多数领导干部内心世界的这样一种心理活动：按学历、资历和德才素质来说，我比那些富有的企业家要高，但收入水平却低得多；只要不太违法，不大过分，有点额外收入算得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货币‘含金量高’，而常常能为上级和民众认可的原因所在。难怪一位品行较好的副教授，宁愿月工资降低百余元，也要到政权机关去当一个副处长，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虽无恶行，甚至比周围的同级干部还要廉洁些，身体却由干瘦变得肥胖，花钱也变得随便起来呢！同时，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人们常常徘徊在是与非，对与错之间，一时不能做出决断。而自量子力学诞生以来，现代科学所引发的思维方式的多元性，及其在处理复杂事物时所显示出的功效性，又促使一些人夸大了是非的相对性。在改革时期，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种矛盾，如何在保证公共利益优先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私人利益，如何将发扬民主与保持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流行于他们中的一团和气、阿谀奉承的歪风，得到滋养，便显得可以理解了。
应该说，在八九十年代，党对领导干部的状况是有相当了解的，但由于没有深入到社会心理这一层面中去，并且教育目标定位得不准确，以极高层次的如‘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标准，代替了如清正廉洁，严格自律这种合理的现实标准，在教育过程中就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一段时间中，似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对象，只是普通老百姓和青少年。一些领导干部忙于应付业务，并不认真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在自律意识放松的同时，他律意识也削弱了。相当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参加组织生活，即使勉强参加了生活会，也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还对党中央提出的‘不搞政治运动’做了误解和曲解，以为搞点不正之风，没什么可怕的，反正再也不会发动群众来监督和批判自己了。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干部制度又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提拔了一批虽无昭彰劣迹和恶行，却只想‘稳当做官，力求保官升官’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使多数领导干部思想道德中的那种缺憾，更加难以补正，也就不显奇怪了。
针对当前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实际，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工作．
１、做为全党和全社会的领导中枢，必须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有较为准确的估计，不能在一般谈论时随意拔高，而在具体开展教育工作时又估计过低．我在十几年前所写的＜当代领导干部社会心理分析＞一书中，指出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和提出的＂三级结构模式＂，似仍符合当前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事实表明，对领导干部中的＂多数＂的思想道德状的估计不能过高．例如，人们似已习惯了这样的情况：他们多有＂灰色收入＂．例如家庭财产状况与其合法收入明显不符，或子女自费出国留学，或有两三处豪华住宅，或花钱大手大脚，却仍＂富富有余＂．偶有人提出质疑，便往往得到劝阻：＂你有确切证据他们的收入不是好来的吗？现在都是这样，当领导的，总要多占点嘛！不过分就行＂．以致在一般干部和民众中，这种＂不过分＂的干部就算是好干部了．遗憾的是，十几年来所规定的＂收入申报制度＂，形同虚设，人们往往只是在已经被揭露出大量收受贿赂的腐败分子的罪行中，才间或找到＂财产来源不明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面对这种大面积的＂灰色收入＂的情况，领导中枢几乎不去触动，担心这会得罪＂多数＂，失去众多的支持者，以致失去执政的基础．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在反腐败斗争一开始，就声称＂不搞人人过关＂，给这个＂多数＂吃上宽心丸，致使这个＂多数＂连自我批评、＂亮丑＂都不做，更不能相互之间开展认真地批评了．这就造成每场斗争除了抓住几个早已劣迹昭彰的腐败分子外，多数人平安无事，依然故我．许多地方的＂三讲＂和＂保持先进性教育＂，走了过场，这是毫不奇怪的．其实，对这个＂多数＂的不正之风的纠正，对其＂灰色收入＂的正确处理，归根结底是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的．因为他们毕竟具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服从中央决定的惯性，只是看到长期以来＂不搂白不搂，不占白不占＂，只要没有达到腐败分子的程度，就算＂廉洁＂，就不会受到批评，才在攀比效应的影响下，参与一些不正当的活动罢了．不应怕他们会因为遭到批评和纠正起而反对中央，不应怕对这个＂多数＂从严要求和管理会引起不稳定．
２、在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固然要提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但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解决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已讲了几十年，但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却不愿联系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缺乏对人民的真情实感。而缺乏感情的支撑，正是一些领导干部尽管在理论、理智上‘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而实际上却总是只为自己着想的重要原因。列宁当年在评鲁道金所编的一本书时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２０卷，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５５页）真情实感又是人类道德理性最深刻的根源，是一个领导干部在关乎人民利益的是非问题上，防止机会主义心理的最重的法码。目前要着重克服的是，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把本来具有的良好情感淹没在‘保官升官’的巨大的理想主义的冰水中的现象。只有使领导干部的喜、怒、哀、乐同人民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共命运，同呼吸，才会在为人民做事时，充满真情实感，而不使人感到勉强、做作。只有对好人好事发自内心地支持，对坏人坏事发自内心地反对，显出一身正气，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还要注意克服那种蔑视写在文件和书本上的一系列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的有害倾向。人们不难发现，一些知识分子刚走上领导岗位时，以文件、书本上写明的一系列思想道德准则要求自己和别人。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官场中的气氛使自己难以严格按这些信条办事，为了‘保官升官’，便开始摸气候、看风向、拉关系，按‘官场活动规律’和＂潜规则＂办事了。遗憾的是，世人常称这种转变为‘丢掉了书呆子气，会当领导了！’这自然更加强化了那种稳当做官的处世哲学了。
３、在提倡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这种人类崇高的精神生活，并将其做为领导干部永不停息的理想修养目标的同时，有必要将清正廉洁，以‘私’字服从‘公’字，做为现实修养的标准，加以硬性规定，做为考核的依据，以便于在实际中操作。如果将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混同起来，并以前者代替后者，如果理论要求只在高层次上徘徊，不顾实际效果地在那里重复高而又高，甚至是玄而又玄的口号，就会使多数领导干部感到高不可攀，放松努力，导致把理想目标当成口头蝉，也会使群众产生对领导干部要求过高过急并转而灰心失望的心理。(可参阅拙作：《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辩证统一的哲学方法论》第四节，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出版的《邓小平领导思想研究》一书)其实，领导干部即使没有做到‘无私’，只要在公与私的矛盾中，以私服从公即可；即使没有做到‘后己’，只要按制度规定该享有什么待遇才去享受什么待遇，而不以权谋私，获取另外的享乐，群众也就满意了。事实表明，即使达到真正的清正廉洁这一层次已属不易，尚需领导干部做出巨大的努力。值得强调的是，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发扬党内外民主，特别是党内民主，在上下级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含平等观：恩格斯当年就讲过‘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６４页）做点说明和补正。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如从洛克算起，已流行了近二百年，这种思想理论在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特有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在否定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民主观进行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观与之相对立。由于他们多次表示反对一般地谈论民主，导致在相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民主这面旗帜变得黯然失色了。到了列宁的时代，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提到了日程，列宁虽然多次阐述过民主的重要性，但他重点强调的还是集中和专政。他在１９０４年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中，把‘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做为党的组织原则，只是过了一年多，才采纳了孟什维克的意见，在集中制的前面加上了‘民主’一词。后来在同考茨基等人的论战中，列宁在正确地指出民主的阶级性的同时，又否定了一般民主的存在。他在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时，甚至认为‘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在科学上不正确。’（《列宁选集》第三卷，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４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忽视民主制度的建设，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缺乏民主的传统有直接关系的。他在１９５７年春季讲到民主做为上层建筑‘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便在公开发表这篇谈话的夏季修改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６８页）在九年后的《五一六通知》中，他甚至谴责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确提法。毛泽东的这类观点，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可参阅拙著《社会主义现象与哲学方法论》第五章第六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时，不能忘记我们是处在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有所不同的时代，来面对民主这一问题的。我们的侧重点应当是弘扬我们民族和我们党长时期以来所缺乏的民主精神，并补正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的某种不完全性。在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然带来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同时，加速建设民主政治的进程，是完全必要的。要在领导干部中克服相当流行的害怕民主的心理，认真批判正在吹进大雅之堂的一团和气之风和阿谀奉承之风，努力做到上级鼓励下级和群众监督自己，首长鼓励秘书监督自己（目前有多少首长希望秘书监督自己呢？）要使下级和群众在人格上自立、自尊，真正与领导者在政治上平等。有必要继续采用党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对话方法，因为这既便于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又便于培养领导与群众的民主平等精神。对于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脱离国情的民主要求，需要进行有说服力的引导和教育，使之认识到民主的发展应当有序地进行。不能轻率地把急于扩大民主的要求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观’，更不能以挫伤和牺牲他们要求民主和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积极性为代价，来维护虚假的、表面的‘稳定’。事实还表明，只有将公民意识、民主精神的教育，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并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来，才能改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生硬僵化、空洞无力、效果很差的局面．
４、把严格执行制度与发动群众进行监督和管理结合起来，在目前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邓小平的那句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３３页），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人们不难看到，我们已经建立了够多的规章制度．问题在于许多领导干部不愿、不能坚持执行，灵活性和随意性很大．这除了要求上级组织严格要求下级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人和事外，还要发动群众进行监督。建立、健全和执行制度，并不排除针对一个时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集中性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和历史经验，这种集中性教育，会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是一付重要的清醒剂和解毒剂。要充分利用党的政治工作中的重要资源，切不可把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一律视为＂左＂的做法．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并等于搞群众运动，而搞群众运动也并不注定会犯左倾错误．即使建国后的群众运动，也并非全错．如五十年代初的＂三反＂运动，就取得了很大成绩，即使是六十年代初开展的干部＂下楼＂、＂洗澡＂活动，对干部＂干干净净做人＂，＂夹着尾巴做人＂，也有一定积极作用．现在，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傲慢得很，自己一身毛病，却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以为自己的去留和升迁只在上级那里，更以为反正群众只知自己的表面上的一些小问题，大一点的问题也只是怀疑，并无真凭实据．须知，象＂文革＂这样的运动之所以是错误的，主要不在于它是运动，而在于它的方向和政策错了，不要犯＂群众运动恐惧症＂．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惩治腐败分子，更要教育一大片，并医治领导干部道德心理中的病症，补正其道德心理缺憾，使之健康起来。在群众面前，暴露自己的错误，是否会丧失尊严、丢面子呢？应该说，那种虚假的尊严、面子，早就应该丢掉了！这种＂丢掉＂，正是群众真正站立起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监督＂公仆＂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同现代民主精神的交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