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你崇拜着的人突然被指责要为某种不正义承担责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就是我阅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关于柏拉图的章节时产生的感觉。这种痛苦甚至在波普尔那里也存在。波普尔特别指出：“在着手讨论柏拉图的社会学和他如何把他的方法论本质主义用于该领域之前，我想表明，我对柏拉图的评论只限于他的历史主义，限于他的‘最佳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不要以为这是对柏拉图全部哲学的表述，也不要以为这可称之为对柏拉图主义的‘公正而正当’的评价……我很敬佩柏拉图的哲学，即我认为绝不属于苏格拉底的那些部分，但我现在的任务并不包括对他的天才的无限称赞。”（《开放社会及其敌人》P70）我想，这一定不是偶然的。

我在《柏拉图在笑》一文中表达了我对波普尔的理解，这样，不可避免就要伤害到柏拉图，因为波普尔猛烈攻击的正是柏拉图哲学中的消极部分。在没有全面强调一个人的思想的情况下，这个人有可能被片面化为与其本质相去甚远的东西。尽管波普尔强调了他的困惑与痛苦，但是仍然能够从他的批判中看到一个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承担历史责任的柏拉图，而我的那一篇短文也强调了这个东西。

事实上，柏拉图对人类精神发展的贡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在波普尔所攻击的政治哲学方面，他的思想从总的趋向上来说也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毕竟是这个人在奴隶社会条件下提出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理想国”设想，尽管这在当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设想。柏拉图当然无法想象他的这种进步思想会成为后代历史某种状况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对柏拉图的指责就显得很不公正了。然而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类的精神在成长，就像一个幼儿，一天天长大了，身上的一小块不被注意的瑕疵在青年时期、壮年时期突然引起了溃烂，甚至发展成为全身病证，幼儿不应当承担责任；而试图疗治人类精神伤口的人又无法规避对于病史的探究，这样，幼儿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问和审视的人，成为无责任的责任者。我想用“正义者的非正义”来描述这种状况。

柏拉图当然是一个正义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人的开启，人类的精神世界就不会如此丰富和宽广，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也不会积累起如此渊博的知识，但是，你又的确无法否认他的某些思想构成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渊源。这就是正义者的非正义——一种历史造就甚至可以说强加给他的非正义。

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历史人物都面对着这个无情的悖论。

在西方思想家当中，我从对《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了解开始，很早就成为卢梭的热烈崇拜者，孜孜不倦地阅读了我能够读得懂的他的全部著作（《社会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绮丝》、《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我们的精神现实都离他的思想十分遥远，他的社会契约思想成为我的一种期望，一种精神乌托邦。我甚至觉得卢梭就是一个社会的善所能够达到的终点。但是，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说，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牺牲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并且为后来的国家至上主义奠定了思想根基……你会做何感想？我当然赞同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这种赞同竟然要以对我所尊崇的思想的否定作为代价，我感觉太沉重了一些。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我想，就我自身来说，是所处历史位置导致的思想眩晕——当你站在河的下游展望中游的浪涛之时，河的上游突然涌来了排山倒海一般的巨浪，你难免不眩晕（甚至于某种程度的恐惧）。而对于卢梭来说，则是落到了与柏拉图相似的处境，即必须为他所不知道的后代的历史承担起不应当由他承担的责任。正义者的不正义成为他不得不推动上山的巨石，于是，这个人就成为了遭受惩罚的西西弗。

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恰巧是一个标志：人类思想在正义的道路上前行，发现了自己以前不那么周正的地方，这意味着人类仍旧在往前走，而不是在倒退。我们这些落在后面的人，面对的是更加醉人的旖旎风光，看到的是层峦叠嶂般的思想峰峦……我们的精神就是这样得到提升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尤其不要忘记那些正义的前行者，更不要忘记，是他们背负着正义者的非正义，就像西西弗那样，推动着人类历史和精神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无穷，所以，我们仍旧要对他们抱有一种感恩的心理——没有他们，我们甚至来不到现在呆的地方。

（200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