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英国剑桥的冬天通常比其他地方来得早些，刚到10月下旬，没有暖气的房间就早早地生起了火炉。这是1946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一群哲学家正围坐在火炉旁举行会议。这是剑桥大学的道德科学俱乐部（也就是哲学系）正在进行一场学术报告会，也是他们的一次学术例会。会议的主持人是维特根斯坦，报告人是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波普。维特根斯坦在当时的剑桥以及整个英国哲学界都已经声名显赫，而波普在学术界则是崭露头角。波普的报告主题是“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他指出，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有些是经验问题或常识问题，但有些则是哲学问题或道德问题。比如，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死后去了哪里？为什么说精神是永恒的？等等。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经验得到回答的，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和逻辑的推理才能达到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对波普的这种观点却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一切所谓的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得到消除，最终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错误地使用或理解了日常语言的结果。在讨论中，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就是否存在真正的道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激动之时，维特根斯坦随手举起正在拨弄火炉的拨火棍，指向波普问道：“请你给出一个真正的道德问题？”波普随即反唇相讥：“请不要用拨火棍威胁一个受到邀请的客人！”维特根斯坦听后扔下拨火棍，扬长而去。这就是后来在学术界成为著名公案的“拨火棍事件”。2001年，BBC的两位资深记者在大量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一书，使得这个公案再次成为学界的焦点。这就是一个发生在冬季的维特根斯坦的故事。
冬日的挪威小屋
通常认为，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则是休养生息的日子。但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冬季却恰恰是他创作旺盛的时期，是他收获思想的季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冬日战壕里，维特根斯坦就身披厚厚的军大衣，蹲坐在战壕坑道的木箱上，写下了《逻辑哲学论》的初稿。这本后来带来了西方“哲学中的革命”的著作，又是在冬天辗转送到了弗雷格和罗素的手中。1919年的冬天，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荷兰海牙重逢，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逐句讨论《逻辑哲学论》的手稿。也正是在这个冬天，维特根斯坦开始意识到罗素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思想，虽然他与罗素的师生关系已经有了近8年的历史。有趣的是，《逻辑哲学论》的首次问世也是在冬季，这是于1921年发表在由奥斯特瓦尔德主编的最后一期《自然哲学年鉴》上。该书的问世不仅使维特根斯坦声名雀起，而且为当时正在维也纳形成的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特根斯坦生性离群索居。他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善言辞，内向腼腆。其实，他并不是不愿意与人交往，而是不知道应当如何与人交往。谈起哲学来，他会滔滔不绝，甚至不顾对方的反应和感觉；但说起其他话题，他就显得木讷，甚至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从与他交往过的朋友、学生和周围的人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在与普通人的交往中基本上还是比较随和的，比如，他和住在同一个楼里的邻居友好交往，互赠礼物，甚至一同散步聊天。但他与朋友们的谈话很少涉及哲学，他想谈所有的东西，而且总是怀有同样的兴趣。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断地把人们所熟悉的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好像他是第一个看到这些问题似的，这并没有为众所周知的观点所妨碍。例如，他的一个挪威朋友K. E. 特兰诺伊就曾回忆道，他原本以为自己对易卜生的戏剧还算了解。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对这些戏剧的理解，比如对《布朗德》的理解，都比他深刻，而且富有创见性。维特根斯坦曾对他说，虽然他在去挪威之前就读过《布朗德》，但只有当他在斯寇尔登生活了整整一个冬天，一个漫长寒冷而又非常黑暗的冬天之后，他才发现对易卜生的戏剧有了更为充分的理解。
这里提到的斯寇尔登是挪威西部最为遥远、最为原始、也是最为壮观的风景点。它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依傍深远蜿蜒的海湾，正是这个海湾使挪威最高的山峰形成一个大岛。这里的自然风景古朴原始，树木郁郁葱葱，一切都保持着自然原本的状况，绝少人为的痕迹和破坏。早在剑桥读书时，维特根斯坦就与好友平森特于1913年秋到挪威旅行，深深地被这里的景色所打动，使他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随后不久，他又独自回到挪威，在斯寇尔登的一个农场住下来，一直住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挪威语。1914年的春天，摩尔专程从剑桥到挪威看望维特根斯坦，记录下了他在整个冬天思考的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的《挪威笔记》。在挪威期间，维特根斯坦习惯于把自己思考的东西随时记在几个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成为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重要素材，其中被保留下来的部分后来以《1914-1916年笔记》为题出版。
在斯寇尔登附近的一个偏僻之处，维特根斯坦为自己盖了一所小屋。小屋的结构极为简单，主要利用当地的木材，整个房子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地简单淳朴生活方式的追求。小屋的地基建在高高的峭壁上，离斯寇尔登湖大约有80米高左右。从小屋可以看到特别宽阔的湖面景色和周围的农场，在形成湖面的低矮山脊之外，还可以看到更远的群山环抱的湖泊。同时，这个小屋又非常隐蔽，常人难以接近。从远处看去，小屋仿佛一座农舍，又像是不经意搭建的临时帐篷。的确，这座小屋建造得并不坚固，在维特根斯坦去世后不久，它就在风吹雨打中倒塌了。但当地的农夫还记得，曾经有位沉默寡言的隐居者在这里生活过。
1936年的夏末，维特根斯坦从爱尔兰的都柏林重返这座小屋，准备在这里隐居下来。他不仅与外界基本上中断了联系，而且与当地的农夫也极少来往。他在那里的主要工作是在构思和写作《哲学研究》。由于欧洲政局的恶化，他不得不于1938年1月返回剑桥，开始讲授数学基础问题。就在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由于不愿意成为希特勒的臣民，这时已年近50的维特根斯坦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奥地利国籍，申请加入了英国国籍，虽然他并不喜欢英国人刻板严肃的生活方式。
爱尔兰的冬季
爱尔兰的冬天比剑桥更为寒冷，所以，冬季去爱尔兰度假或旅游的人寥寥无几。但维特根斯坦却选择了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季去了爱尔兰。这是1947年的冬天，是维特根斯坦正式辞去他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之后。其实，这时他的教授任期并没有结束，但他感觉剑桥的教学生活并不适合他的性格，也不利于他的写作。他在1947年夏天给他的朋友马尔康姆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一个人到某个地方去写书，并且使我的书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出版。只要我还在剑桥教书，我决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我还想到，除了写作以外，我需要有一段稍长的时间单独地思考，不同任何人交谈。”他最后选择的地方就是爱尔兰，因为只有在那里，才会使他完全脱离喧嚣的尘世，安静地思考和写作。
1947年12月他住进了爱尔兰的威克洛红十字客栈。这是一个很小的客栈，从都柏林乘公共汽车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客栈里只有他一位客人。正是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使维特根斯坦开始重新动笔写作。从30年代中期开始，维特根斯坦就一直在思考数学的基础、意义问题、日常语言的基本用法以及关于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问题。这些思考的结果是使他完全放弃了早期《逻辑哲学论》中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语言性质和哲学作用的看法。虽然在1936年前他曾在挪威小屋完成了他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但在随后的10年间，他基本上是以口述的方式向他的学生们传递他的思想，同时也随手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些思想和笔记都没有经过整理，一直处于相当凌乱的状态。这也是促使维特根斯坦要放弃教学工作，专心完成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初到爱尔兰，维特根斯坦对那里的环境非常满意，工作进展也非常顺利。直到1948年2月，他还对自己的工作进展状况比较满意。但到了这年的春天，他开始感觉有些吃力。随后他就搬离了小客栈，到了一个名为罗斯的旅馆。在那里，他一个人住在西海岸边上，每天面对大海，远离文明世界。但这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工作状态，经常只能靠朋友给他寄来的侦探杂志打发时间。这年的秋天，他返回剑桥，向学生口述了他在爱尔兰思考的结果。但一到冬天，他就又回到了罗斯旅馆，感觉又找到了工作的灵感。他在1949年1月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感觉：“最近三个月左右我的工作进展顺利……我的工作继续得还相当地好”。他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工作成果就是《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该书的第一部分完全是由维特根斯坦钦定，准备出版的，所以他专门为该部分写了序言，并根据内容为这部分的各条编了号码。但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这第二部分的内容在他完成后还未来得及最后审定，当时也没有考虑要与第一部分放到一起出版，所以，在内容上显得比较凌乱。后来经过他的学生和遗嘱继承人的编辑整理，把这部分内容分作14个小节，与第一部分共同出版。
1949年的夏天，维特根斯坦接受了他的朋友马尔康姆的盛情邀请，前往美国访问，主要是在康乃尔大学与哲学系的师生进行大量座谈，并与其他美国哲学家展开了交流。其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关于摩尔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证明问题。他反对摩尔的论证方式，提出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确实性是不可证明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他晚期的《论确实性》一书的主要观点。美国之行返回英国后不久，维特根斯坦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1949年的冬天，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像以往那样令人愉快。虽然他得知了自己的疾病，但他担心的是不久于人世将会使他的工作半途而废。
与亲人们共度圣诞
自从1947年辞去教授职务后，维特根斯坦几乎每年都要回到维也纳与家人团聚，共度圣诞节。他说，这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他深爱着的大姐，特别是在大姐身患癌症后，维特根斯坦更加感觉家庭对他的重要性，只有在家庭中，他才能感受到亲人的温暖；也只有与家人在一起，他才真正感到身心的放松。但1949年的圣诞节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身患癌症，但又不愿意家人知道而为他担心。他原本想过了圣诞就回到剑桥或牛津，但他的身体状况又不得不使他在家里多留了一些日子。他的大姐在遭受了长时间的癌症折磨后，终于在1950年的2月离开了人世。维特根斯坦亲眼目睹了他最亲近的人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心中不免生出许多伤感。
当然，维特根斯坦并不畏惧死亡。他早在青年时代就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特别是他的三个哥哥先后自杀，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思想。甚至在他访问美国的时候感到身体不适，首先就想到自杀。他曾这样询问马尔康姆：“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他的才能，那么，当他开始丧失这种才能的时候，他应当怎么办呢？”其实，对待死亡，维特根斯坦最关心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自己尚未死亡之前，回成为一个只能卧床不起等待死期临近的废人。所以，在他看来，与其卧床等死，不如自己痛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过，维特根斯坦最终并没有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1950年3月底，他从维也纳回到了伦敦，住在里斯家里，后来又在剑桥的冯·赖特家里住了一个月，最后搬到了在牛津的安斯康姆家中。在牛津期间，牛津大学曾邀请他在该校的洛克讲座上做报告，但要求是必须办得十分正式，不能有讨论。对此，维特根斯坦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讨论的哲学讲座是十分可笑的。但他在解释为什么拒绝这个邀请的理由时，却认为是由于他并不相信自己给那么多的听众开设非常正式的讲座会有什么好处。后来，马尔康姆又在美国为他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帮助他完成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但对此维特根斯坦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认为自己无法接受这笔基金。他在给马尔康姆的回信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理由：
想到能够在我所喜欢的地方生活，不必成为别人的负担和累赘，而且当我的本性要我去搞哲学时就去搞哲学，这对于我当然是愉快的事情，就像任何一个想要搞哲学的人都会对此感到高兴一样。但是我不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受经费，除非董事们了解我的全部真实情况。这些真实情况是：（1）自从1949年3月以来我就不能做任何持久和有效的工作。（2）即使在那以前我也不能在一年中顺利地工作六到七个月以上。（3）因为我日益衰老，我的思想明显地变得没有力量，清晰的时候越来越少，而且我非常易于疲劳。（4）由于经常的轻度贫血使我容易得传染病，我的健康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这又进一步减少了我做真正有效的工作的机会。（5）虽然我不能做任何确定的预言，但我觉得很可能我的头脑再也不能像过去，比如说14个月以前，那样有活力了。（6）在我有生之年我不能同意出版任何东西。
我相信只要我活着，一旦我的精神状态允许，我就会思考哲学问题并尽量把它写下来。我相信我在过去15-20年间写的很多东西，如果出版的话，会使人们感兴趣的。然而完全可能的是，我将要写出的一切却只是平淡无奇的，没有灵感的，令人厌倦的。有的人年轻时做了杰出的工作，一旦老了，工作确实很不出色，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段表白真实地反映了维特根斯坦晚年生活的状况和心境。尽管他在这时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思考。他在1949年5月以后的哲学思考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问题上：其一是关于知识和确定性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写下的笔记后来于1969年被编辑为《论确定性》出版；其二是关于色彩概念的哲学思考，这部分于1977年被编辑为《论色彩》出版；其三是一些关于“内在”与“外在”问题的思考，这些内容被编辑为《心理学哲学最后著作》第二卷于1992年出版。该书的第一卷收集了他在1948-1949年间写下的手稿，于1982年出版。这些著作现都被收集在中文版的《维特根斯坦全集》中，该全集共12卷，涂纪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从这些著作以及其他大量尚未整理出版的手稿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始终在思考哲学问题。
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
1950年的冬天是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虽然他在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牛津的安斯康姆家中度过的，但他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在挪威的小屋。到了这年的秋天，他在牛津的朋友里查兹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挪威。他对这次挪威之行非常看重，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挪威之行，可能是他对那个他曾经度过美好时光的乡间小屋的最后告别。
维特根斯坦与里查兹在挪威住了大约5周时间。这次重返挪威给维特根斯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初秋的天气清爽宜人，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很好的款待；特别是当地自然宁静的生活环境，甚至使他重新产生了回到这里工作的念头。但里查兹身体虚弱，两次支气管炎发作，使他们不得不很快返回牛津。维特根斯坦在写给马尔康姆和冯·赖特的信中曾提到，他已打算在挪威一位朋友的农场里过冬，并且预定了12月30日去往挪威的船票。但严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1950年11月27日，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再次请冯·赖特的私人医生比万为他做了身体检查。这时，他的病情并不稳定，有时觉得很厉害，甚至难以下床，有时又觉得很愉快。他在第二年的1月写给马尔康姆的信中说：“我的心灵已经完全枯萎了。这并非在诉苦，因为我并不为此而真正感到痛苦。我知道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而精神的生命可能在其余的生命停止之前就停止了。”同时，他在给冯·赖特的信中又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在前几天我觉得非常好，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仍然呆在床上。”
1951年2月初，在比万医生的建议下，维特根斯坦住进了他的家里。冯·赖特经常去看望维特根斯坦，询问病情。但令赖特吃惊的是，4月21日，维特根斯坦居然到他所在的学院看望他。赖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这是在4月21日——我们最后的相见。我因为软骨组织损伤，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里。维特根斯坦推门而入。看见他使我大吃一惊。他开玩笑地说，我看见的不是他，而是四处游荡的“幽灵”。他给我带来了一些鲜花。于是，他坐了一会儿，我们谈到我正在读的阿克萨克夫的《家族编年史》。后来，他就离开了。他于8天后去世。这时，我才强烈地感到，他实际上是来向我告别的。
根据马尔康姆的记载，维特根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精神感到异常兴奋，甚至认为自己又可以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了。他在去世前13天写给马尔康姆的信中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约一个月前，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正好适合搞哲学的精神状态。我曾绝对地肯定我永远不能再搞哲学了。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我的思路畅通了。——当然，到现在我只工作了大约5个星期，而且说不定明天就会全部结束；但是现在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显然是维特根斯坦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信号，是通常所说的“回光返照”。正如赖特所说，维特根斯坦在与他告别后的第8天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在去世前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的冬天
冬天是属于维特根斯坦的：他只有在冬天才能独自地、安静地思考，只有在冬天才能梳理出他的思路，因为寒冷的气候使他不得不“躲进小屋成一统”，使他正好有了一个恰当的理由不与他人往来。当然，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完全反感与人交往。他在1948年初春从爱尔兰的威克洛小客栈给马尔康姆的信中就写道：“在这里我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交谈。这也好也有一点不好。如能时或看到一个可以与之谈谈真正的知心话的人就好了。但我不需要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不过，冬天也不完全属于维特根斯坦：他自己曾说过，他最喜欢的是4月份，因为他自己是在4月份出生，他的父亲也是出生于4月，他甚至开玩笑地说，4月份出生的人都是好人。巧合的是，他去世也是在4月份。
其实，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冬天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冬天意味着思想的凝结，冬天意味着心灵的宁静，冬天意味着写作的完成。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习惯是随时把自己想到的问题和得到的想法立即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或纸片上，然后再把这些笔记本和纸片按照不同的主题内容加以整理分类，最后形成他认为比较完整的或成熟的东西。虽然他的哲学思考并不受季节的限制，但他的这个最后步骤往往是在冬季完成的。这就使得冬天在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工作中有了特殊的意义，也使得我们对冬天的维特根斯坦有了一份特殊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