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香港学术界为何如何保守》在网上流传后，我陆续看到一些网友的批评和质疑。小弟当初写作此文，即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激发一定程度的公共讨论，因此首先对众网友的回复表示感谢。我将主要的几条批评改写成提问，以“答客问”的方式作出回应。这样大家可以专挑感兴趣的问题看，我写起来也不累。
问：有些网友认为上海交大的排名并不可靠，香港科大的科研水平还在乔治-梅森大学之上。你凭什么说两者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答：我不是不知道交大排名的问题。大学排名不像百米赛跑，谁先谁后一目了然，而是取决于多项因素，其中每一项标准都有争议性。可是，我在文章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名次差异，而是数量级意义上的档次差异。上海交大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早就声明过，他们无法将200名以后的大学名次精确到个位，因此在203-304名之间不作区分，都划归同一类别。我们不妨作个极端的假设——科大在这一档次学校里排名第一，而梅森大学排名最后。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都属于第三梯队。这两所学校与世界前50名大学的差距，远大于两者之间的差距。交大的排名误差可能在50名左右，甚至在80名左右，但不太可能超出100名。
我的文章只是强调科大和梅森处于同一档次，并不否认科大在某些方面，甚至在整体上强于梅森。有位网友说他和他导师只听说过科大，没有听说过梅森。我想交大的排名问题再多，总比他这种道听途说来得科学可靠吧。还有位网友匆匆对比了两校的计算机系，就敢说“科大的学生不会申请梅大，梅大的教授如果申请科大也多半不会被录用”。他在批评中没有引用任何关于学生和教授的资历指标，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至少就我所见，梅林学生的平均水平并不逊于科大学生——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问：那么在你看来，科大和梅森的综合实力究竟如何呢？
答：我上前已经谈过，就档次而言，两者的差别并不大；具体到个别科系，有可能实力相差悬殊。就我所见，科大的硬件条件要略好于梅森——这里很多教室都没有配备激光投影设备，而科大几乎每间教室都有。软件——我主要指师资，就很难说了。比如我的导师以前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你不好讲哈佛要他，梅森要他，科大就不会要他。再比如梅森经济系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和弗农-史密斯，这两位老先生帮助梅森建立了公共选择和实验经济学两个研究基地。科大可能有那么几位教授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潜力，但到目前为止毕竟还没有得到。此外，梅森大学在脑神经科学和复杂理论（complex theory）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有人说“没听说过乔治梅森大学有什么让人称道的成果”，这并不令人奇怪。我能列出的美国学校也就四五十所，它们的闪光点我也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略知一二。同时，大部分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可能都听说过香港科大。
问：如果科大的学术实力并不逊于梅森，那么你说“保守规矩，差强人意”是什么意思？
答：由于多年意识形态教育，我们头脑中的“保守”成了个贬义词，跟“落后”几乎同义，难怪有些网友以为我就是想证明科大不如梅森；其实，我在文中使用的“保守”是个中性词。“差强人意”在汉语里的意思是“勉强使人满意”，也就是说，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肯定科大的学术成绩的，只不过强调它还有美中不足之处而已。
这里我必须纠正网友们的误解——我这篇文章的重点压根儿就不是两校的江湖地位，而是要讨论它们的武功路数。打个比方，德国球队的风格以保守稳健著称，巴西球队以大胆冒险闻名。这两支球队踢一场球，可能还是德国队胜出呢。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德国队保守的风格作出评判，也不妨碍我指出保守风格的代价和缺陷。如果我拿哈佛耶鲁和香港科大比较，科大的师生就会说我们的师资生源都不如人家，当然比较保守了。那么好，我现在拿和你水平差不多的学校比，你还是相对保守，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问：有些网友认为社会科学部并不能代表科大，你对科大的理工科专业也不了解。那么你凭什么判定科大，乃至整个香港的学风？
答：首先，我承认我的专业局限在社会科学领域，对自然科学并不了解，甚至孤陋寡闻。但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至少见过猪跑。我在科大的时候参观过该校四个科系的实验室，还有不少理工科的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我会不时问起他们的学术课题，所在学院的研究动态，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位置。我当然不懂人家琢磨的技术细节，但是仅凭这些交流，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学术的兴趣，他们导师的影响，和他们对研究工作的一般看法。
其次，我的观察主要限于科大的社会科学部，对那里的学风我是有亲切体会的。通过到其他大学开会交流，和教授们聊天，我对香港学界整体也有着间接的认识。这些见闻使我感受到，社会科学部的保守学风很可能不仅仅是这里的特色，而是“香港制造”的产物。打个比方来说，一位植物学家在沙漠中研究仙人掌，他经过分析，判定仙人掌上的细刺是适应干旱环境的演化结果。这时有人告诉他，沙漠中还有一种叫做骆驼的动物。这位植物学家即使从没有见过骆驼，也能蛮有把握地断定骆驼像仙人掌一样具有耐旱特性——虽然他想像不出骆驼的两个驼峰。类似地，我根据对科大人文社会学部的观察，总结出香港保守学风的三大成因：殖民遗风，文化隔膜和商业环境。从道理上讲，香港其他科系和其他大学也会受这些因素影响。我自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而非没有根据的臆断。
最后，我对香港保守学风的判断是不是能够得到其他学科的佐证，这恰恰我希望理工科同学参与讨论的，可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地位之争。如果理工科学生要反驳我，请提出以下三点证据：一、举例说明香港的非主流研究，以及主流范式内的边缘研究很发达；二、举例说明研究非主流的学者，或研究主流范式内边缘问题的学者，在香港得到了重视和肯定；三、举例说明香港跨学科研究的增长趋势。如果他们认为我的结论不能推广到其他科系和学校，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香港的社会科学界会比自然科学界更加保守，以及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像科大那样保守。
问：你能不能先举例说明什么不是保守的学风？
答：我举两个例子。2002年，我上面提到过的弗农-史密斯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干瞪眼，因为他们不懂得史密斯借以获奖的实验经济学。我记得当时媒体采访一位有名的主流经济学家，他只好说“经济学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研究”，其实他们只是抱着主流范式不放。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打倒了以前那套政治经济学范式，这应该说是巨大的进步。然而，他们自己又划为牢，建立了新的保守体制。史密斯当年如果像他们一样紧跟主流范式，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
我在文章中提到两种类型的学者——刺猬和狐狸，前者在单一领域内打洞，后者在众多领域内觅食。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是我最喜爱的狐狸型学者之一。最近他的《崩溃》一书在国内出版，更多的读者得知了他的大名，而戴蒙德的经典著作应该首推那本《枪炮、钢铁和细菌——人类最近一万年的自然史》。他早年是个研究鸟类的动物学家，但是他从没有将视野局限在动物学领域，而是广泛地从植物学、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甚至文学中汲取材料，最后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解释人类不同种族命运的理论。作者从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但这本史学著作还拿过普利策奖呢，很多职业的历史学家都做不到。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我在文章中谈到：“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这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原来的导师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也是个狐狸型学者，当然不如戴蒙德名气这么大了。他本来是做科技产业分布的，后来结合同性恋人口研究，提出一套“创意人才”理论（Creative Class Theory），对北美的区域经济科学影响很大。本来大学里开设各个科系，就是让各种学者相互争鸣，各种思想相互交锋。像科大教授们那样整天闷在自己的办公室，哪会产生这样有创新性的理论？
在梅森大学另外一门“国际政策”课上，我给主讲老师提交了一个古怪的题目——“论常规科学中学术天才的出现”。这其实跟国际政策没有多大关系，结果那位教授不仅接受了我的选题，期末还给了我A。他对我讲：“你的题目非常有意思，我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公共政策学院的课堂上。”我估计要是在科大，教授就会这么说：“你的题目很有意思，但不属于我们这门课的讨论内容。”我后来发现，梅森那位教授之所以能接受我的怪题目，是因为他知道我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两本重要著作，所以他理解我这个题目的意义。
问：你在文章中提到，香港学术评价标准漠视中文期刊。有网友认为，这是香港学者“用手投票”的结果，他们得到英语学术界——很大意义上也是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有什么不好的呢？
答：因为我在文章中说了两句梅森的好话，提到自己将华盛顿视为“第二故乡”，有位网友就说我一脸“崇洋媚外奴才相”。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什么背景，他既然认为香港那么好，干嘛自己不去“立足这一方热土”呢，干嘛还要不远万里跑到美国求学工作？我强调“中文期刊的整改提升”，他这样的网友又倒打一耙，说我抱残守缺，鼓吹“学术上的民族主义”。拜托，我怎么可能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价值观，这不是逼得我精神分裂吗？
总体来说，英语专业期刊质量好过中文期刊太多，你只要看一看什么人在上面发文章就够了。我去年为了写一篇关于中美高考录取政策的学期论文，托北大的朋友转寄过来十几篇中文文献。结果一看，发现只有两三篇能用，其他都是泛泛而谈，互相抄袭，有两篇还是一稿多投。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同一篇香港学者写的文章，用中文和英文发表在中英文两份期刊上，文章的内容和质量没有任何差异，为什么英文的就算数，中文的就不算数呢？这是因为评审委员会对期刊的质量的审查代替了对论文质量的审查，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把资格评定的权力交给了英语学术界。
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中国人都生活在英语世界。关键在于，美国有人家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纲领（research agenda），不一定和中国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合拍。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首先以中国的发展问题为主轴，其次再看怎么容易在英文期刊上发文章。举例来说，女权研究在美国是热门，容易发表，也容易拿经费。但妇女问题在中国并不那么严重，好多人为了评职称，就去搞中国的妇女研究，而把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放在一旁。
我在文章里提到清华的薛澜教授。我的文章完成不久，他就在最近一期《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学术评审一味向洋标准看齐，会威胁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 中国科学院过份强调英语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水平好的国内学者都用英语写作，不再投给中文期刊，这样中文期刊的质量就会进一步恶化。在英语期刊上多发论文固然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学术排名，也有利于我等年轻学者评职称。可政府花了这么多研发经费和教育投资，最后的产出就是给洋人看的英文论文。要知道，我国大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还买不起那些昂贵的英文数据库，大部分中国学者看外文期刊还是比较吃力的，为什么不能多写点中文文章为给中国人看，同时提升国内的学术水平？香港学者不是做不到这一点，比如《21世纪》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都是比较好的中文刊物。他们只是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这样做罢了。试问那些批评我崇洋媚外，又不写中文论文的人，究竟是谁在为中国国民的利益说话？
问：最近，薛涌在批评徐滇庆的文章里指出，中国学术界浮夸之风很严重，学者们忽视技术细节，结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技术性贫乏。这一毛病不改，中国的学术就无出头之日。这种状况下，像边燕杰教授那样的华人学者小心踏实地进行积累，假以时日，中国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大师式的人物。你为什么要以边教授为例子，批判刺猬型学者？
答：我其实很同意薛涌先生的观点。中国的学术规范现在是不成章法的，我们的主要问题还在于如何加强学术体制建设。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对那种什么都能来两句的“学术大师”深恶痛绝。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海归派经济学家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批评了国内另一位经常上媒体的经济学家：“某某什么都搞，债市、股市、汇市、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农业改革、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还有地方经济，all bullshit（全是牛皮）！”这样的学者很成问题，却总受到国内学生关注。我劝大家有时间还是英文学好，多看点洋书，这样你就知道国内那些所谓的大师都是什么货色了。
刺猬和狐狸本是两种治学风格，按理说并无高下之别。就算在美国，大部分学者也在主流范式之内进行研究，边燕杰在他现在任教的明尼苏答大学也是个非常出色的学者。我不是要否定主流研究和刺猬型学者，我只是想强调美国除了主流还有支流，而美国学术的活力就在于总有支流挑战主流，支流可以变成以后的主流，像我在梅森看到的实验经济学那样。跨学科的狐狸式研究并不意味着浮燥学风，你同样需要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提出扎实有力的理论。
香港那种紧跟主流的保守策略当然会见效，而且说实话，香港能做到这份上也就不错了。但是这么做永远不会摆脱附庸的地位。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刺猬进行学术积累，可像他们这么积累，一辈子也不会去关心狐狸们提出的新思路和新想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不能仅仅依靠跟着西方学界走的刺猬们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还需要别开生面的狐狸们从意想不到的角度给我们以启迪。就我个人口味而言，那种四平八稳的主流研究就像一个装扮体面而缺乏性感的淑女，你可能会欣赏她的美貌，但不会为她激动起来。勇于创新的学子最好还是趁年轻的时候来美国折腾一把，到大地方来见见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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