薜涌先生是我十分喜爱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材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独到。在他这一代中国学人中，薜涌自况评点美国政坛风云无出其右者。有些读者虽然不同意薜涌的观点，但还真想不出第二支健笔。
不过，薜先生这两年似乎有些偏离了一贯扎实稳健的文风。比如，反映薜涌思维倾向的一篇代表作《西方文明优越论》，就被他博客上的一位网友评为“罕见的败笔”。 此文收录在他的《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我粗粗看过，觉得这位网友反驳得还不够透彻，这里再闲扯几句。
说起中西文明比较，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则钱钟书的秩事。一日，某青年找到钱老，要跟他谈中西文化异同。钱钟书告诉他，你谈这个，我拔出手枪来。夫人杨绛在侧，补上一句：“没手枪剪刀也可以”。所谓中西文明比较，正是这种扎人的大题目。学贯东西的大学者用砖头厚的巨著也不见得能说清一二，薜涌先生却打算拿千把字就判定两文明体的高下。英谚说“规模的确重要（The size does matter）”，这样小的篇幅论述如此大的题目，薜涌注定一下笔就上演“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部。
薜涌当然也清楚这不是一篇小文能说清楚的事儿。他的策略是化大事为小事，在中西文明中各找一个代表人物出来作比较，中国是孔子，西方是苏格拉底。这好比美国大选，两党各自推出己方的一位候选人，选民只要瞧瞧他俩顺不顺眼就成了，不挺省事儿吗？问题是，薜涌选错了西方文化的代表。如果硬要从西方历史中选一位代表人物出来，我看只能是耶稣。想想看，有多少西方人读过《圣经》，又有多少西方人知道苏格拉底讲过什么——除了那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占西方国家人口最大比例的基督教徒对耶稣的言传身教耳熟能详，甚至每周在查经班上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学习。即使不信教的西方人也多多少少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苏格拉底的知名度，恐怕还排在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之后。
比较东西方两位思想界的大人物还是很复杂，薜涌接着又从两人的对话录中各摘出一句代表性格言，以说明孔子要人确信，苏氏要人怀疑，所以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尊从，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反省。可惜，比苏格拉底影响大得多的耶稣恰恰符合薜先生对孔子的描述：“有一点他与苏格拉底大为不同：他直接告诉你什么对，什么不对；他自信自己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权威。他要求人们遵照他的话去作。”耶稣比孔子更甚，他自居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他本人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明的一部分，你还敢置疑吗？这种天启般的圣言，“敬鬼神而远之”的孔老头万万讲不出来。《圣经》这本教科书两千年都没有变过，而且还不许改，请问这算反省的文化吗？
任何文明都有两幅面孔，甚至多幅面孔，尤其像中国和西方这样庞大的文明体，几乎什么样的文化因子都能从其历史中挑出来。以前有人（好像是季羡林老先生）说中国是融合的文明，西方是竞争的文明。其实西方人融合的能力也非常强，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号种族大融炉；中国人竞争的本事也不差，要不然不可能在东亚这块地盘经营几千年。一味讲和或一味打拼的民族都不太可能生存下来。薜涌的对文明定性分析的错误正在于以偏概全。若说尊从，农业时代的文明体大概都强调服从权威；若说反省，各文明体也都不乏另类思想者的异议之音。如果让我设计文明比较的游戏规则，中西两边至少应各选出“三个代表”，组成辩论队再唇枪舌战。中国这边儒家和道家各出一位，法家或者佛家再选一位；西方那边耶稣和亚里士多德各算一位，再从牛顿或达尔文中选一位。最逗的是，儒道法三家组团还相安无事，西方代表队没上场可能就先乱作一团了。可见，给文明定性很难，通过定性再比较高下就难上加难了。
薜涌文章后面提到钱穆访美时的高度评价，说是“三代之治也不过如此”。这条引证看上去非常有力，但仔细一想也有问题。拿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整个二十世纪）和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最近二十年）来比较中西文明——学过统计学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极值比较是最不可靠的。因为巅峰表现和平均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张三在一百次考试中得过一次满分并不能说明他的平均成绩就比从没得过满分的李四更高。如果我们回首过去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国文明的表现至少在很长时期内不输于其他文明，在某些时段还大大高于西方文明。按照薜涌先生极值比较的思路，如果地球毁灭于公元六世纪，他可能会为大唐帝国颁发最佳文明奖；如果宇宙时间定格在公元十一世纪，他可能会写篇“阿拉伯文明优越论”；如果乘坐时间机器返回大航海时代的十六世纪，他可能认为西班牙是最强大的国家，因为拉丁文明是敢于冒险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是固步自封的文明。薜先生不只选取了时间上的极值，还选取了地理上的极值——美国并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首先欧洲人就不答应。今天的西方文明是一个区域性体系，美国只是这个体系的领头羊。你总不能把拉美国家的落后归咎于印加文明吧？那可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开化”的地区。北非和近东历史上也是西方的一部分，今天的表现又如何？当然薜涌先生可以说那是受了伊斯兰文明的负面影响，但这正说明遵从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胜过有反省能力的西方文明。
如果说中西比较的题目有些不着边际，薜涌先生后来还在博客上提出过一个可以通过肉眼目测的命题：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亮。我承认，北京的月亮是不如波士顿的那么亮，可薜先生不要忘记，十九世纪雾都伦敦的月亮是怎样的光景。模糊的月亮是工业化的代价，中西皆然；清晰的月亮是后工业化的好处，中国经济发展到那一阶段，月亮也会重新亮起来。这也正是薜涌先生所主张的。月亮的明暗只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跟文明和国家的性质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西方文明真正厉害之处，是比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更早一步迈入了工业时代、科技时代和民主时代的门槛。具体原因见仁见智，奉天承运也好，走狗屎运也罢，这里不能详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可能源于中世纪原本不太发达的文明。所谓中西文明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异，科技发达与迷信落后的差异，民主开明与专制蒙昧的差异。不像文明，这些制度器物层面的“组件”都是可以比较，而且容易比较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近十年的发展表明，华人社会一旦拥有全部或部分组件，民众就可以享有不逊于西方人的高水平生活质量。这时他们愿意祭孔也好，拜耶稣也好，在家阅读苏格拉底也好，其实关系并不大。
链接1：http://blog.sina.com.cn/u/45f00ef4010006mh （西方文明优越论）
链接2：http://blog.sina.com.cn/u/45f00ef4010006ya （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