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留学归国，正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教师。某日我参加同学聚会，发现其他人都开车过来，只有自己乘公车赴宴。我心里不由得发问——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当我和一位师长谈起此事，他安慰我说：“你将来比他们混得更好，虽然起步晚点。”言下之意，我过去的确做错了什么。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一书中写过：“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了。……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看到大学时代表现不如自己的同学今天混得更好，我们尤其有理由抱怨这个世界。德波顿开出药方，建议我们与那些幸运的家伙保持距离，做到“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便好。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工蜂》，正是一本描述我“周围鱼儿”的书，它的副标题是 “大学青年老师生存实录”。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9月，如今读来仍使人感叹。尽管大学青年老师这一群体被戏称为“青椒（青年教师）”，此书却没有多少辛辣的味道，读罢只让我感到几分苦涩。根据该书提供的调查结果，仅有31%的高校青年老师表示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72%的受访者感到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相较而言，我拥有的物质和工作条件还算宽松。像德波顿建议的那样，知道这一点的确缓解了我个人的身份焦虑。
此书主编廉思曾创造流传甚广的“蚁族”一语。他才出“蚁穴”，又入“蜂巢”。他在一次受访时说，调查“蚁族”和研究“工蜂”的驱动力相似：他本人既当过“蚁族”，也当过“工蜂”，他1999年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半地下室租房住了半年；“蚁族”之后，又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回北京任教，成为”工蜂“。
《工蜂》一书沿续了“社会性生物”的研究思路，将视角对准了他自身所在的青年教师群体。廉思和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调查了5000多名大学青年教师。就我理解，“工蜂”一词 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青年教师工作繁忙，报酬微薄，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二是说他们缺乏人文关怀，逐渐变成了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工具。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良心也会患上心力衰竭或心血管硬化。我们就来看看廉思和他的研究团队如何诊断病理。
《工蜂》一书分三大篇章。第一篇“蜂貌”以新闻笔法记叙了十几位青年学者的生态状态和心路历程；第二篇“蜂骨”采访了一些知名学者，以对话体呈现了他们对学术体制的观察和思考；第三篇“蜂声”则是一份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报告，基于在全国所收取的5400多份调查报告，用统计数字描绘了青年教师的群像。三种不同体裁使此书成为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作品，缺乏统一的框架和连贯的分析。作为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专著，《工蜂》明显为大众阅读而撰写。该书甚至没有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却在书末附上一份会议纪录，类似某些电影片尾的“拍摄花絮”。
尽管《工蜂》并非一本严肃深刻的学术著作，这里我并不想求全责备。在学风浮夸的中国学术界，作者具有忧患意识，并躬身了解实情，已属难能可贵。此书的确反映出当前大学教师群体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不是不存在，可在中国尤为突出。例如，某学者申请一个科研项目，之前须打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其间须准备繁琐的报批手续，最后还要应付僵化的结项审查。在整个项目进程中，研究人员一半时间恐怕都没有花在研究上，难怪近八成的青年教师表示科研时间“太不够用”或“很不够用”。
过多的教学工作也占用了工蜂们大量时间。在被问及科研时间不足的主要原因时，一半受访者归咎于“教学任务太重”。我认识一位南开大学的教师，她自称一学期要教五门课；而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朋友每周的课时高达三十小时。《工蜂》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四分之一的青年教师每周的教学工作量在十一课时以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反对继续实施高校扩招政策。
肉体的疲倦尚可承受，精神的困顿则难以忍受。选择大学老师作为终生职业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理想情结。当他们为了评职称而去拼揍低劣的论文，为了讲课费而去教授平庸的学生，却依然追不上不断攀升的房价时，那种幻灭足以让人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并否定自己走过的书山之路。《工蜂》提供了一个侧面的例证：尽管高校青年教师还保留着学生时代养成的藏书习惯，这些读书人的读书时间却少得可怜。除了专业教材， 46%的青年教师一年之内读书册数在十本以下。亚里士多德曾言：“我们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自己。”那么我们不做的事情便消磨了自己。
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在他的著作《我的科大十年》中这样概括他的治校之道：“聘请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保持快乐。”《工蜂》书中接受采访的一位青年政治学者也说：“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中国的大学体制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廉思团队调查了一些有海外经历的青年教师，其中四成人对回国的选择表示后悔。
很多原因促使大学青年教师感到不开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学术机构缺乏独立性。正如《工蜂》第二篇的开卷语所言：“……在这个名为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却不再是价值的尺度，而仅是价值的工具。”今年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中国社会学年会，它算得上国内社会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会上共设四十多个论坛，大多紧跟“城镇化”的政策步调，还有一个解析“中国梦”。我并不认为社会学不应当研讨现实问题，可这个年会似乎将学科自身发展抛到了一边——你在会上甚至见不到一个关于社会学思想史的论坛。
市场力量对学术价值的侵蚀并不输于政治权力。清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时，将政治局成员的头像放在诸多大师之上，已广为国人诟病；而该校将一座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更是成为坊间笑柄。清华大学当然有权让企业为大楼冠名，可或许更应将冠名的荣誉给予学术大师，以彰显他们为该校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服务于商业价值的短视举措激励着大学教师走出书斋，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经世济民”。我在北师大的同事于丹老师，便是其中的知名代表人物。但法国学者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针对学者向媒体靠拢的现象批评说，那些看似民主的媒体评价手段取代了专业学术标准，从而赋予商业逻辑一种合法性。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摩根的还给摩根，把牛顿的还给牛顿，这应是大学争取学术独立的目标。
尽管外部环境目前不甚理想，工蜂们与其整日抱怨，不如多想想自己的修为。青年教师的工资虽低，体面生活尚可维持，而且他们享有教育医疗等若干福利，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特权阶层。国内的科研经费自然不比美国，可相对容易得到批准。说到底，现在的软硬件设施比西南联大时期优越太多了，可我们又做出多少成绩？《工蜂》的调查数字显示，就科学引文索引SCI或SSCI收录的国际期刊而论，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上发表过任何论文。除了诸事缠身，青年教师未能专注于学术工作，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工蜂》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有关职业满意度的报告最令我惊诧。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从事目前的高校教师工作时，近七成（68.8%）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换言之，三分之二以上的工蜂们被逼无奈地拾起教鞭， “公务员”、“企业管理者”或“金融从业者”才是他们的理想职业。可见，大多数青年教师的人生旨趣并不清高，反而与主流价值观高度一致。汲汲于名利而不可得，冷板凳自然也坐不踏实。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是工蜂们必须面对的价值选择。学术界尽管受到政治和商业力量侵蚀，毕竟还给青年教师们留出一些自由空间。人在江湖，难免随波逐流；钻进小楼，只管自成一统。政治学家萧功秦因而建议后辈们抱着“千山我独行，何必相送”的态度，“在体制内争取自我边缘化”。怕是要多读些圣贤书，年轻人方能练就这等淡泊名利的功夫。
回到身份焦虑的问题，德波顿的建议其实颇为消极。“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也算得一种自我激励吧，学术事业自有其趣味和价值，青年教师不应在空间上与同辈比拼，而应在时间上向前贤看齐。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焦虑，也将促进士林重振学风。我也希望在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国大学教师能够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既使他们仍乘坐公共汽车赴宴。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