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个普世价值之争，各种思想派别、文化主张再次登台交锋。
2007年谢韬文章激起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之争，2006年贺卫方发言引起西山会议之争，2005年刘国光发起“马”、“西”指导思想之争……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理论的作用是为人已有的行为找理由，为将要采取的行动找根据，为未来的努力找目标。我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思想流派，各有思想源渊、各有拥戴受众，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我参加了前面三场争论，这次也不想漏掉，就发表我的一家之言。这场争论是由司马南批评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文章引起的，嘲讽、挖苦、指责、扣帽，充分显露了他喜笑怒骂的才气、辛辣尖锐的笔调。
司马南说，他对南方报系“用普世价值的锤子，找茬敲打中国”的言论，早有不满，这次终于泄愤了。这位以反伪科学著称的“科学卫士”是冲着“普世价值”来的。我邀请他参加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希望就普世价值进行讨论，无奈他已有安排，只能作罢。
我在会上的发言发表后，司马南对我的回文十分客气，说本来可以回手一剑，但怜悯我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的长者，也就手下留情了。看司马南批南报文，他是一个有高度爱国心、高度责任感的人，普世价值之争系国家安危，正是从此出发，他又是写文章、又是做报告、又是接访谈，掀起了一场大争论。怎么能仅仅因为我是长者，而于国家安危之顾，笔下留情呢？所以，请司马先生，拿出批南文的勇气与才智，我们讨论一番。普世价值之争确系中国的前途、民众的命运，非常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司马先生说我没有认真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仅据只言片语推论，那错了。我仔细看了他有关普世价值之争的所有文章，才觉得事关重大。司马先生的意见并非一人之见，是很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中国改革系列方向之争的延续。
司马南笔下的普世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得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由国家政权认可、广大民众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形成道德规范、制度安排、法律规定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靠国家政权的强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来维系。那么，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吸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二是借鉴外国、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时的国情构建创造。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今天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中国用，这就是普世性，即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国界具有了普世价值。而我们现在构建的价值观也可以对外国、对未来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讲，一个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拒绝普世价值，一个起码的前提是不会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精神成熟的标志。
司马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却是混乱惊人。一会儿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说：“价值如果要普世，从时间上来说，今天的人怎么去普昨天和明天的世呢？从空间上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生活在已有的历史之上的，要象给计算机清零一样给人和国家清零是不可能的。”一会儿说：“普世价值”这玩意儿还是有的，只是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也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一会儿说：“普世价值是个复杂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普世价值也许不错，象巧克力，或咖啡，或卷烟。这玩意儿，摆着玩可以，尝尝鲜儿，也成。当饭吃，不靠谱了。”一会儿又说：“无论任何人，以什么漂亮的理由，引诱威逼我们贪爱罂粟花的美丽都可能使人民共和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普世价值被当做了毒品。另一处称为“木马病毒”，还有一处说普世价值是神话。总之，司马先生对普世价值愿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还真长了见识，能这样随意解释一个概念的人，还就数司马先生了！不过，你既然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你自己究竟怎么看，总得有一点谱，怎么能如此昏昏然？这决不是一个“科学卫士”的路数。
通观司马先生文，我感到情绪多于理性，意气多于分析。他充满着阶级感情与爱国热情，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是国际斗争的警觉。他之所以反对、怀疑、警惕普世价值，是由于美国的险恶用心与恶劣行径；同时，他坚决捍卫现体制，不满“反体制”的言论、行为，认为“有些精英，灵魂被人家收买了，他们把语焉不详的概念捧得这么高，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完成村长家某下人布置的一项具体任务。”他这里说的“村长家某下人”也许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路数，我是比较熟悉的。大凡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上是美国中情局派来卧底的，这是左派惯用的批判手法与逻辑思维。因为美国鼓吹自由、民主、人权，你竟然吹的是一个调，按阶级分析法与敌人拥护就必须反对定理，你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
所以，按司马先生为代表的左派逻辑，确实无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之都是属封资修之列。可是，司马先生却又主张“中华文明复兴”，那我也给你戴一个帽，这是公然鼓吹复辟封建主义，如何？
人的生命尊严不该维护吗
引起司马南激愤的是南报这段话：“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南报这里说的普世价值是指“国民的生命尊严”，而司马南恰恰反对“国民的生命尊严”作为普世价值。他说“有人说不杀人（尊重生命）是普释价值，君不见杀人的理由何止成千上万，要不要执行死刑成了问题，计划生育是不是杀人也成了问题……”他的逻辑就是世上还有“成千上万”杀人的理由，所以，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文明原则也不能成立。连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价值观，司马南都反对，那南京大屠杀，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说，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这顶帽子不是我强加于你的，是你反普世价值确实反过了头。
南报強调“国民的生命尊严”，有什么错吗？建国后30年间，镇压阶级敌人，从地富反坏，到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到走资派，到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以至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就成为反革命，数千万生命被残害，连同他们的子女家人遭连累。这个教训不惨痛吗？改革后30年，情况好多了，但是“国民的生命尊严”不被重视，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现象，依然大量发生，不断发生的矿难惨案、山西的窑奴事件、刑讯中的逼供讯、污染环境对健康的威胁……还有一个数据，尽管我一直在呼吁，但从政府到社会都不重视、不关注，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汶川地震死了6万多人震惊了世界。而近5倍的人自杀，却像没有发生的一样。我相信还有大量没有揭露的事件。难道呼吁尊重生命，有什么不对吗？南报后一句话“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引起异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普世价值存在不同的认识。
一般认为，普世价值指的是西方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把汶川救灾说成是兑现西方价值观，当然是不妥的。没有西方价值观，我们就不救灾了？或者我们救灾是做给别人看的？司马先生对此提出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司马先生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他要反的就是普世价值观。
民主是坏东西吗
司马给我的回文说：“司马小子并不反对什么普世价值……小子所论盖属政治价值层面，基本与个人道德价值层面无涉。徐老人家真真冤枉我也”。所谓价值观，一定涉及法律、制度、道德层面，也就既与政治有关，也与道德有关？哪有与道德无关的价值观呢？
他说的政治价值层面是什么意思呢？他花了很多的笔墨反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这确实是当今中国争议的一个焦点。民主的原则与实践、理念与事实、形式与内容存在矛盾、冲突，民主存在虚伪、造假等等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社会还存在势力集团，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使美好的东西变异。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原则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仁爱、忠诚、友谊、信任，哪一个没有被践踏过、玷污过、挪用过？能因此而否认、抛弃这些原则吗？用“法西斯通过民主的形式选举选出来，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通过了民主形式”这么两件事，就能证明民主不是好东西鸣？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世界上还有好东西吗？司马南极力推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不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欺骗、愚弄民众的口号吗？请向，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实行过“民为邦本”的原则？相比而言，实行民主，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至少给民众表达民意的机会与选择的权利，多少接近一些“民为邦本”的原则。而民众连表达民意的机会也被剝夺，更没有选择权利的制度，是“民为邦本”吗？我不能证明民主一定是“民为邦本”，但反民主一定不是“民为邦本”。请司马南举一个实例说明，人类历史上哪一国家、哪一社会实行了反民主的“民为邦本”？司马南称“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那就请给我们“案例教学”一下！
司马南反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举了美国为“案例”。从100多年前，美国对待可怜的印第安人，直到40年间美国先后出兵朝鲜、越南，以至今天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于是问到“普世价值，拿到中国来能干啥？”这是许多反民主人士的逻辑，美国是实行民主的国家，美国干了许多坏事，所以实行民主一定也干坏事！反传统文化的人士，也是这种逻辑，中国封建帝皇推崇儒学，干了许多坏事，所以儒学也一定干坏事！反社会主义的人士，也是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干了许多坏事，所以社会主义一定干坏事！于是，相互攻奸、势不两立。谁也不去认真分析一下民主、儒学、社会主义蕴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内核，提炼、继承对我们有用、有益的成份，只图批判对方的口瘾、笔瘾，除了哗众取宠、炒作舆论以外毫无益处。拿民主来说，其含义是治理公共事务，事先要充分听取民意，事中要得到民众的授权，事后要保障不同意见者反对的权利。这是“民为邦本”的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民主在实践中会被势力集团干扰、操纵，而打折扣，甚至也会强借民意而售其奸。这是实行民主需要防范的，而不是反对民主的理由。即使民主原则充分履行，也不能保证决策是正确的，不过在大多数人认识以后可以得到纠正，这也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实行民主并没有制止美国对外的侵略、干涉，也没有使美国国内一切事都美好，但实行民主的好处也有很多，其中一例是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阶级分析法，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怎么会把财政支出的2/3用于大众呢？这是因为实行民主，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拉选票，不得不给民众好处。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只占财政支出的1/3。尽管我们党一再强调，权要为民用，一心想代表人民利益，但是由于民主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公共财政不公共、不透明，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各级政府先占为己有了。这种数据太多了，尽人皆知，我也不想举了。日本发生地震，往学校跑，因为学校盖的坚固。而汶川地震倒的最多的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没有倒，这说明什么呢？没有民众参于、监督、授权的权力必然侵犯公共利益。当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实行民主的国家也问题多多。中国实行民主也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模式，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还是应该分清的。
司马先生嘲讽说：“相信美国民主导致美国富强，这和相信会登山造就企业家王石，会开车造就董事长马明哲一样”。然而，又笔锋一转说：“我没有否认民主，我们在探寻民主，中国真心在推动民主化进程”。司马真是妙笔生辉、游刃有余、峰迥路转、随心所欲，把民主批得狗屎不如，最后来一句“真心在推动民主化进程”，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此君玩的不知是什么路数？
如何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最让司马愤愤不平的是“凭什么共和国、执政党、政府、人民，被置于道德屈从地位……我们不断地被人家随意拷问”，“好像我们真没理了。难道我们真的没理了吗？不，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的鸵鸟政策，导致我们不去主动积极地讲理，使美国鹦鹉看上去像是振振有词。他们利用普世价值来反体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这是在复杂国际背景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谁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不了话语权，你就没理，就只有被动地挨骂。”“今天，挨骂的问题（意识形态话语权）还没有解决。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不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也是由打狗棍和话语权决定的。”
这段话讲得好！共产党人是靠意识形态起家的。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句口号推翻了旧中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被压迫人民，也曾让中国人自豪过。但今天怎么啦？美国咄咄逼人，向全世界推销价值观。而我们能说什么？以文化多元为由打起保护伞。在意识形态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那么，在国内呢？话语权是在国家手里，控制了学校、媒体，但说的话有人听吗？党员听吗？民众听吗？学生听吗？体制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风糜，体制外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泛滥，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非。政府号召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信仰挣钱第一，不择手段。精神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成了中国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今天，党用什么理念教育党员，政府用什么理念教育民众，学校用什么理念教育学生，家长用什么理念教育孩子？
司马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又很有经验，说他做过“评论逾八年，杂志社复三年”，更有一颗可贵的爱国心，理应在争夺国际上的话语权、国内的主导权上拿出办法与对策，这才是正道。可是用了洋洋万千言，挖空心思地数落他人，当需要指点迷津、解决难题时，他却寥寥数语。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社会不是价值观分崩离析的借口，党内更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不然，战斗力从哪里来？”这说的很到位。下面是他的秘方：“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脉相承，万世一系。”这么几句话就能带来“全民族空前大团结”，“复兴中华文明的坚定信念”，“13亿人众志成城”，“中国方有光明之未来”？
那我来评价几句：“为人民服务”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现如今几乎谁都在“为人民帀服务”，还有谁“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这句话非常好，但权威解释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又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起点，没有一点理论认识上的新意。“民为邦本”好像与“以人为本”差不多，没有听你提供什么新解释。最后“本固邦宁”，完美结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口号，不是理念，要起规范行为的作用，还需落实在制度、规章上。否则，口号再多也不过是一只鹦鹉。被你一点也瞧不起的西方假民主，人家还真做，又是制订宪法、又是成立护宪法院、又是弹劾总统、又是竞选演说、又是投票选举、又是议会辩论、又是通过预算、又是舆论曝光、又是这门哪门……台湾陈水扁也就报销上露出了一点马脚，弄得满城风雨。在我们这儿算个屁事！你就说一句“民为邦本”就“本固邦宁”啦？你就争夺到了话语权？你就不挨骂，可以骂别人了？你就可当爱国卫士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出这个命题是个巨大的进步，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反省与思考。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权威解释，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绕回去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来回倒没有说清楚。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是社会主义吗？美国也爱国，是社会主义吗？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这同样没有说清楚。
我发起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已举行了七次会议。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西方文明的精髓是倡导爱自己。爱自己，是人性的要求，是构筑现代文明的基石。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不鼓励、不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倡导爱他人。以仁爱为核心，由近及远、逐步扩展对他人的爱，从爱父母到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爱祖国、爰自然。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倡导爱大家。这就是要维护、照看好社会公共利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超越阶级、民族、国界，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认同。这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所提出的理念不为中国同胞、世界民众所接受，怎么解放全人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普世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而汶川大地震正是证明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普世价值观的胜利。
非常高兴，这得到了司马先生的认同。他说：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
司马先生表这个态也许没有来得及细想，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承认爱自己，就是首先要珍惜、尊重、维护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是普世价值的首要原则。南报将“国民的生命尊严”作为普世价值没有错。
第二、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维护自由，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而要保障自由，就要限制权力。南报赋有监督政府的责任。而你却把人家说成是别有用心地反政府，甚至是美国反华的内应。
第三、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实行民主，建立完善的表达民意的渠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而你却说人家“消解国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并用“国家安全问题”来上纲、相威胁。
第四、承认爱他人，就是要吸收儒学的孝道仁爱精神，作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文化资源。这好像与你没有什么分歧。
第五、承认爱大家，就是公共利益要合理分配、公共决策要公众参于、公共环境要共同维护。
第六、要真正实现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要改革现行体制，而你却极度不满“反体制”的主张与言论，反对“拿我们根本的体制制度开刀”。要说你紧跟党中央也不是，中央精神一直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号召继续解放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你批评人家“思想进入痴迷状态”，我倒认为你有点像。痴迷地攻击别人，痴迷地维护现状，痴迷地反对改革，痴迷地不知未来。你自以为对中国负责，热爱中华，却在中国最迫切需要建立改革共识、最迫切需要形成主流价值观的关键问题上带来思想混乱。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希望，是中国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思想保障。正因此，引起反改革人士的强烈不满，就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司马先生就拿南报来开刀。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司马先生这回当了反改革冲锋的裸体斗士。评价不当之处，恭候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