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为什么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从各自的学科中被赶出去了？

心理系不讲弗洛伊德，经济学系不讲马克思，哲学系不讲黑格尔，这到底怎么啦？相反，这些西方思想的大师却出现在远离自身学科的地方。如今，弗洛伊德出现在文学系，马克思出现在电影系，黑格尔出现在德语系。他们是移民还是被驱逐出去了呢？或许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自身领域现在不景气，或许这些学科开始推崇科学性，把不合规矩的思想家剔除了，或许它们不过是通过抛弃过去来取得进步。

在三个随意挑选的大学里进行的根本不科学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放逐。对堪萨斯大学哲学课程的搜索发现黑格尔被一门十九世纪概论课提到一次；马克思被讨论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学课程里引用过一次；弗洛伊德在心理学课程中的根本就没有被提到。在亚利桑纳大学，黑格尔再次出现在十九世纪哲学概论课；马克思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像往常一样，弗洛伊德消失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黑格尔没有出现在哲学课程中，马克思没有出现在经济学课程中，弗洛伊德被心理学忽略了。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突出显示有根据的评论和学术智慧之间的分裂了。如果请一个受到教育的人列举心理学、哲学、经济学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出思想家的名字，弗洛伊德、黑格尔、马克思肯定榜上有名。但是他们却都从本学科中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单一的观点很难解释跨越几个领域的一些思想家的命运，但是，笼统的趋势能够指导不同的学科。首先，支配当今学术界的冷酷的反历史或者非历史视角鼓励人们把过去的天才束之高阁，这种心态肯定影响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协会关于专业本科生“学习目标”的特别工作组赞同讲授心理学历史，但是把这个学科降级到选修的等同于“群体动力学”的附属学科。专家顾问说“我们不鼓吹在本科课程中包括心理学史和群体动力学在内分开讲授的课程，由各自院系的智慧来决定学生们学习相关技能和角度的自由空间。”院系的智慧显然把弗洛伊德当作过时的人物而抛弃了。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一百五十名最好的大学的本科课程中关于心理分析思想的讲授”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观点在心理学系外繁荣昌盛。

同样的非历史指令在经济学系和哲学系同样得到有效贯彻，虽然可能程度上稍微逊色一些。笼统的概括再次只能在有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但经济学系像心理学系一样，倾向于强烈的关注现在。他们的基本伙食包括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博弈理论、统计学等。当然，院系常常提供考察从希腊到现在的经济思想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但是在这个穿越历史的走马观花中，马克思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比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在经济理论史课程中学习马克思的时间只有一周。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估计在美国两千多个经济系中，只有四个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德国革命。在一九三六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开设了关于马克思的讨论课，现在这样的讨论课也没有了。

和经济学相比，哲学更看重历史研究，通常都开设关于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思想家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往往在十八世纪的康德时终止，然后再从二十世纪讲起。关于黑格尔（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让人讨厌的十九世纪被刻意忽略或者掩盖过去。哲学系课程目录上可能列举了黑格尔课程，但是很少开。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很少讲授黑格尔或者黑格尔思想。

至少在一个方面，哲学系站在与心理学系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在很多大学，哲学系往往是比较小的系，心理学系往往是最大的系。但是像心理学系一样，哲学系同样排斥那些和主流观念对立的思想家。像理查德·罗蒂这样的严厉批评家因为对其狭隘性感到沮丧愤而离开哲学系来到比较文学系，还有大批教授离开哲学系到其他学科，让哲学本身成为思想上干瘪和枯萎。

这是研究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者约翰·麦克卡伯（John McCumber）的观点，他本人也从哲学系离开到了德语系。他的书《阴沟时代：美国哲学和麦卡锡时代》(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激烈抨击当今美国哲学界以及它们逃离历史的行为。比如，他注意到一九八七年里程碑意义的文集《作为批评的女权主义》出版十年后，从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到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的所有投稿者没有一个仍然在哲学系任教。麦克卡伯注意到迫使或者诱惑比如罗蒂和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大家离开哲学系的压力同样施加给那些远离公众关注目光的教授们。比如，他指控说高级编辑摈弃同行评审，就好像是自家庄园一样来经营主要的哲学刊物。个别大牌教授挑选能够出现在学科年度会议上的文章。专制主义和任人唯亲把标新立异者全部驱逐出去了。

对于学科拉拉队长们来说，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黑格尔的哲学证明了思想的进步。从前这些模糊不清的思想家让位给新的科学研究者。但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过去的改革者都表现出对历史的忠诚。黑格尔说“通过历史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对弗洛伊德来说，虽然存在生物学决定论的问题，但他相信人必须掌握过去才能掌握现在。如今，我们缺乏耐心来深入挖掘，我们没有耐心阐明历史对于发现的隐含意义。我们想一下子找到特效药品或者准确的基因。心理学蜕变为生物学，在一定程度上化学不平衡造成了情绪低落或者一种基因产生了肥胖，通过药物或者手术来恢复健康的努力被看作无可厚非。但是个人的历史可能在这些问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成功地把影响等同于起因，作为实际的措施，这个途径或许是可以被辩护的，但它回避了深入探索。

逃离历史同样体现在经济学和哲学上。经济学看着越来越像数学了，其中历史彻底消失了。有时候它甚至看着像生物心理学。《美国经济学评论》最近一期上包括了几篇文章，题目中有诸如“经济学决策的神经科学基础”、“经济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问题的历史渊源的话，我们真的能弄清今天的经济学问题吗？哲学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它主要集中在语言分析和攻击逻辑的做法把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作为晦涩难懂的劳什子给抛弃了。擦亮哲学的眼镜片是徒劳的，如果你很少用眼睛观察的话。

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步，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能够有进展吗？如果没有历史的指引，学者很可能像旅游者一样兜圈子。而且，就应该如此冷酷和机械地抛弃过去的大师吗？文化不像汽车，能够在破旧失修的时候扔到垃圾堆里。我看不出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关于战争的交锋、马克思描述的“商品的便宜价格”摧毁国家边界、或者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观点等扔到垃圾堆里，我们还能得到教育或者教育他人。那些观点应该被讨论，而不是回避，应该被讲授，而不是抛弃。

当然，其他领域接受了心理学、哲学、经济学抛弃了的思想家。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问题。不是按照人家自己的术语对待这些难缠的思想家，这些新学科把他们切成碎片。弗洛伊德成为文本阐释者，黑格尔成为艺术哲学家，马克思成为电影理论家。这让他们免遭遗忘的命运，但是却付出了被归化的代价。弗洛伊德不再挖掘文明及其不满，而是满足于拆解文字游戏。黑格尔不再探索自由的辩证法，而是以美自慰。马克思不再提出资本运行的提纲，而是在解构观众。

因为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太晦涩难解或者太过时而被赶出自身的领域，屈服于学术界的翻新改造。他们在教育的超市里获得了新生，不过成了华而不实的思想家。

译自：“Gone, and Being Forgotten”by Russell Jacoby

作者简介：拉塞尔·雅各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新著有《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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